母亲刘赐福和她的革命往事
傅维康
责任编辑/刘宏星
刘赐福40岁照片，1936年摄于汀州。
贫民之女刘赐福，苦学成师教妇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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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坎坷多磨难，坚毅大度贤慧母。
童年和青年时代
1896年9月29日，慈母刘赐福诞生在福建汀州城内一个贫寒人家，出生七天即被隔壁傅家抱去做“童养媳”。而在相近的日子，家境贫困的傅家，也把刚出生没几天的女婴送给其他人家当“童养媳”，因此，母亲到傅家后还吃了婆婆半年的奶汁。母亲七岁起跟婆婆、公公到工场帮忙，赚取微薄的工钱贴补家用，因为从事体力劳动，所以她没有被缠足，成了此生的一大幸事。
1932年12月，王观澜和李伯钊接到中共中央调令前往江西瑞金。考虑到日后工作任务繁重，无法抚养出生仅3个月的幼婴，因此在调离汀州之前，他们央求我父母亲帮助将孩子送给家境较好、没有儿女或者只有一个小孩的人家。母亲按照王观澜和李伯钊的要求，物色了一户官姓人家，这户人家离我们家很近，夫妻俩编制竹篮、竹箩、斗笠、竹椅等竹器出售，不愁日常生活开销，而且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儿子。母亲把这户人家的基本情况告诉父亲，父亲也认为比较合适，于是把情况转告王观澜和李伯钊。母亲陪李伯钊到这户人家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他们便委托母亲帮助办理此事。王海汀送给这户人家后，改名官木生。王观澜和李伯钊自1933年到瑞金工作，已经17年没有和官姓人家及儿子联系过。
我的父亲傅连暲，原名傅日新，1894年出生，他和母亲分别在一岁时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1907年母亲进入汀州英国教会创办的六年制华英女子学堂半工半读，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1908年6月第一学年学习结束，校长、教师等特地与考试成绩前四名的学生合影留念，母亲当时排名第一。1913年母亲又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留校担任初级班教师，直到1932年底。
一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惨遭诬陷，被强加“三反分子”“反革命”“国际间谍”等多种罪名，母亲和我们全家都被打成“反革命家属”，3次被押送到街道陪斗。我们在上海的住处也2次遭到“军宣队”“工宣队”的“抄家”。父亲写给我们的日常家信，在第一次抄家时就被强行搜走，而且根本不写收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没有归还。在遭受迫害的那几年里，街道居委会和居民小组长，一直虎视耽耽地监视着我们。面对种种迫害，母亲坚强地挺住了！
1933年初，为支持中国工农红军的医疗事业，担任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的父亲，将医院搬迁到江西瑞金，所有的医疗器材和药品献给红军，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央红色医院”，被任命为院长。母亲被聘为该院总务，直到1934年10月，父亲随红军主力转移而终止。红军走后，为躲避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家属的抓捕，母亲带着14岁的二姐维清、11岁的哥哥维光和4岁多的我，辗转流浪在江西瑞金、于都一带，历经千难万险直到1935年5月回到家乡长汀。
与父亲的书信往来及重逢
虽然父亲与毛泽东主席都是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但他们也有一年多时间未曾见面。1936年11月重逢后，毛主席曾关心地向父亲询问母亲及儿女们的情况。父亲回答说：离开瑞金两年多，无法和赐福及儿女们联系，听说国民党政府四处通缉我，不知赐福和儿女们是否受连累而遭到残害。毛主席当即建议父亲写封信回汀州探询，并说可以托周恩来带到西安投递。当晚父亲就写了信，次日把信送到毛主席处，请托周恩来副主席带到西安寄汀州伯父转母亲收。1937年1月上旬，母亲收到父亲的信后，按照他所写的地址，把家里的情况一一回信告知父亲。
母亲自1955年退休后，在上海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然而，1966年至1972年间，却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迫害与劫难！
1939年秋，父亲的来信内附有男、女脚样各4张，要求母亲按照脚样做布面布底男、女棉鞋各4双，寄重庆市小龙坎下土湾某号刘一清先生转傅日新先生收。为赶时间，母亲请人帮忙一起做，然后按照父亲所写的地址寄出。父亲收到后回信告诉母亲，说他和朋友们穿了布棉鞋后感到很暖和、舒适，朋友们都很感谢她。1940年春夏之际，父亲又一次写信给母亲，要求按照上次寄的脚样，再做8双布鞋，收信地址照旧。母亲按要求再次做好后寄去，父亲收到布鞋后回信给母亲，照例提到他和朋友们穿了布鞋后感觉很舒适并表示感谢之类的话，但始终没有告诉母亲鞋子是送给谁的，母亲也从不多问。
1960年5月，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由贵阳返回北京途中，在上海停留了几天。一天，邓颖超关照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时任上海中山医院外科主治医师、中山医院办公室主任的维光哥，说次日下午会派车到他住处接母亲和我们兄弟俩。次日下午，邓颖超派的车子接母亲和维光到锦江饭店见面，我当时因病住院，所以没有同去。后来，哥哥告诉我，邓颖超满姑（1934年春在瑞金时她曾住在我们家养病，称呼我祖母为“干妈”，我们都称她“满姑”）见到母亲时即和她热烈拥抱，说自从1934年分别至今26年才得以重逢，十分高兴。她们到会客室后，邓颖超关照工作人员去请周总理同母亲和哥哥见面，大家交谈了约10分钟后，周总理告辞去办理公务。邓颖超和母亲、维光又继续交谈了半个多小时，话题主要是分别26年来各自的情况。邓颖超知道我因胃、十二指肠溃疡住院，交代维光说：非到不得已不要动手术。并说维光哥虽然是外科医生，却没有首先主张采用手术治疗，很好。母亲、哥哥告辞时，邓颖超执意要送母亲和维光到楼下乘车处，并对母亲说，以后到北京一定要告诉她，约时间再见面。
1943年，是母亲在乐育小学（华英女子学堂1925年改名为乐育小学）任教30周年纪念。她所教的第一批毕业生为感谢母亲的教导之恩，于6月间为母亲举行小型庆贺活动，并赠送一枚金戒指给母亲。这年暑假，母亲带我到江西赣州看望二姐一家。在赣州期间，母亲请瓷器店制作了可镶嵌在戒面上的父亲小瓷像，并请金匠把它镶嵌在金戒指上。这枚特殊的金戒指，母亲虽不常戴，但一直珍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保存富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汀州福音医院，上级委任母亲为院长，进行恢复医院的工作。母亲对福音医院十分熟悉，因为当年她经常到医院义务护理伤病员，还烹调过许多美味营养的菜，送给在医院产下婴儿的贺子珍、李伯钊、张亮等坐月子的同志补养身体。
有一天他临时早回家，孟丽不在，厨房中高压锅里的排骨汤却是热的。这太反常了，难道是孟丽在外面有了相好的？周恺忍受不了，他决定跟踪孟丽弄清真相。
中排右1祖父傅贵成（60岁）、右2祖母官福娣（58岁）；后排右1伯父傅雷新（39岁）、右2父亲傅日新（20岁）；后排左1母亲刘赐福（18岁）；前排左1堂姐傅维钰（6岁）。1914年摄于汀州。
1952年11月29日贺子珍字条（影印件）
1952年5月，我因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休学一学期，回长汀老家养病。在此期间，我看到母亲整天为工作忙碌，每天中午回家匆匆吃过午饭后，又急急忙忙赶往医院，就连星期天也顾不上休息。当时她已56岁，我劝她要注意健康，劳逸结合，可她总说以前在学校教书也都是如此，早已习惯了。我知道自己的劝说根本不起作用，只好写信给在北京医院工作的哥哥维光，请他写信劝说母亲，但同样不起作用。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我写信告诉哥哥说我想提早回校。哥哥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把母亲的工作情况和我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要我陪母亲到北京一趟，主要是详细面谈汀州医院的院务和办好该院的规划，顺便让她在北京休息一些日子，也借此看望住在北京的老熟人，并关照母亲启程前妥善安排好医院的工作。
我们9月22日从长汀出发，一路乘汽车坐火车，几经辗转，于29日到达北京。哥哥、北京医院副院长张庆松博士、军委卫生部财政处石济时处长等到火车站迎接，然后安排我们到张庆松博士家住宿。9月30日，父亲到张庆松博士家看望母亲，这是父亲、母亲自1934年10月分别后时隔18年的重逢，他俩交谈了约一个小时。父亲离开后，母亲告诉我，她把镶有父亲瓷像的金戒指给父亲看了，当时父亲的眼眶湿润了！
10月1日至3日，母亲和我观看了国庆游行、拜访了军委直属机关保育院丑子冈院长和陈赓副司令员的夫人傅涯同志。10月5日，我乘火车返回学校，母亲则继续留在北京。此间，父亲曾数次看望母亲，并陪母亲拜访了军委卫生部部长兼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母亲向贺部长专门汇报了汀州医院的院务和发展设想，贺部长当即表示将通知福建省卫生厅给予大力支持。后来，福建省卫生厅先后安排了数位福建医学院毕业生到汀州医院充实医护队伍。母亲在北京期间，父亲还陪她看望了陈赓副司令员、中央农业部王观澜副部长等。
与贺子珍的重逢
1952年11月下旬，母亲取道上海回长汀。启程前，父亲写信给当时住在上海的贺子珍同志，告知母亲将由北京到上海小住两周。11月29日上午，贺子珍收到父亲的信后，写了一张字条让堂侄贺洪到上海第一医学院找我，贺洪自报姓名后，把贺子珍亲笔写的字条交给我：“维康同志：你父亲来信告知我，你母亲已住上海，今特派贺洪来接刘赐福院长，请她将行李带来，我们好畅叙久别心情。你如空请和母亲一块来玩。贺子珍，十一月二十九。
2.4 年龄对围产儿死亡发生影响 围产儿死亡的发生率，在经产妇中随年龄组的增高而增高， RR值更高。见表5。
看了贺子珍的字条后，我即带领贺洪到淮海西路华东卫生部招待所接母亲。我们三人一起到贺子珍住处，贺子珍见到我母亲，立即快步走到她面前紧紧地拥抱她，两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贺子珍说：一直没有忘记20多年前傅医生和你在长汀、瑞金对我和毛泽东、小毛的照顾与帮助。当她发现母亲没有把行李带来，就问：“为什么不把行李带来？”，母亲回说：“我们见面畅叙后，我还是要回招待所的。”贺子珍说：“不行，你一定要在这里住几天，好好畅谈久别之情。”然后对我说：“维康，你要回学校上课，和我们一起吃过晚饭后可以回去。”我吃过晚饭后即回宿舍，母亲则被贺子珍留下，住了半个多月才让回招待所。
帮助寻找王海汀
1950年至1952年间，父母亲分别和我谈起过帮助寻找王海汀之事。
1949年11月，母亲还在长汀担任乐育小学校长期间，先后有两人从北京到长汀访问我母亲。一位是当时担任中央农业部副部长的王观澜派来的；另一位是当时担任中共北京市文委书记兼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的李伯钊（女）派来的。他们两位都持有父亲写给母亲的介绍信，两位访问者的要求相同，都是请求母亲帮助寻回1932年12月在汀州送人的当时3个月大的儿子。
1932年，王观澜担任中共汀（州）连（城）县委书记，李伯钊从事县委文艺宣传工作。那年秋天，两人的孩子在汀州福音医院降生，因为是难产，当院长的父亲亲自为李伯钊接生。王观澜和李伯钊给儿子取名王海汀。李伯钊坐月子期间患乳腺炎，发高热，身体虚弱，母亲每天烹调美味营养的菜品给她补养身体，一直到她儿子满月。
目前，高校一部分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对本专业学习兴趣不浓厚，每天按照学校的管理要求，机械式地上下课，没有真正了解到计算机专业的优势，只要不挂科就好，每天得过且过，荒废了美好的大学时光。
1966年后，我们家遭遇逆境。直到1975年5月，父亲获平反昭雪后，我们才和一些中断联系的亲友恢复联系。1976年1月8日，母亲从广播中惊悉周恩来总理不幸病逝，已经八十岁高龄的她，好不容易购到了l月10日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硬座票，次日抵京后，即火速写信向邓颖超致以深切的问候。邓颖超的秘书从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悼念周总理信件中，发现了母亲的来信，即向邓颖超汇报。1月15日午饭后邓颖超派车接母亲参加周总理追悼会，邓颖超没有想到母亲会专程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十分感动。追悼会结束后，还派车送母亲回到住处。
我的祖父母本是离汀州城50华里伯公岭的贫农，有一年因天灾歉收无钱交租，两岁的长子被地主抢去抵债。在遭受如此残酷压迫的情况下，祖父只得举家搬迁到汀州城，靠做挑夫、杂工等维持生活，并入了基督教。
但由于此时二人早已各自组建家庭，母亲不能决定王海汀是回他父亲处还是回他母亲处。母亲在征得他养父母同意后，除了把王海汀的情况和养父母的住址分别告知王观澜和李伯钊外，也把他1932年出生后的情况以及他亲生父母的住址告知王海汀本人，让他自己决定究竟回谁身边。最后，王海汀选择回到父亲身边。李伯钊坚持王海汀必须回到她的身边，但王海汀却坚持要回到父亲王观澜家。为照顾李伯钊的激烈情绪，王观澜不敢立刻接回王海汀。在双方僵持的半年多时间里，王海汀只得继续住在养父母家。
The frequency parametersandwhich are estimated independently,should be paired when more than one signal impinge simultaneously.To perform the pair-matching procedure,we need to consider the output signal vectorof the orthogonal cross array such as
这段时间，母亲果断地为王海汀办了三件事：一是向长汀县人民政府报告，证明王海汀是红军老干部王观澜和李伯钊的亲生儿子；二是向长汀县人民政府申请生活补助。结果县人民政府每月只补助王海汀10斤大米，一个青年每个月10斤大米显然远远不够，因此，母亲每月用自己的工资购买20斤大米送给王海汀；三是帮助王海汀接受教育。但此时王海汀已经17岁了，不适合从初小一年级开始读。作为校长的母亲和学校教务主任商量后，专门为王海汀召开了校务会议，决定对王海汀进行特殊教学，为他另外制定学习规划。为了让王海汀有更多的学习时间，母亲和学校决定让他住进单身教师宿舍，这样他可以在课外随时得到住在单身宿舍教师的辅导。王海汀在乐育小学初小二年级读了一个多月后，紧接着插班到初小四年级读了三个月，然后又插班到五年级读了两个月。在进入六年级就读时，李伯钊考虑到长此以往，对王海汀的成长不利，最终作出了让步。随后王观澜派人到长汀接回王海汀，给他改名王远，并安排他到北京某中学学习，后来王远考入浙江大学。由王远妻子笔录整理的《奋进、磨练、奋进》的自述里也曾提到母亲为他办理的这三件事。
与邓颖超的深厚情谊
拿人钱财，替人家行凶，这事大多数人不会干；拿人钱财，说出某个秘密，这事大多数人都会干。一来，所谓秘密，不过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不会因为大家的隐瞒而消失；二来，爱道听途说，传小道消息，是多数人的天性。
1961年9月，我因慢性胃、十二指肠溃疡急性发作以及高血压等病，经中西医会诊后，建议除服药治疗外，宜休养一段时间。父亲和陈真仁妈妈得知后，要我到北京他们住处休养并陪伴维暲弟。因为父亲和陈妈妈要去广州，而在北京读小学六年级的弟弟维暲需要有人陪伴。父亲要我到北京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帮助整理他撰著的《养身之道》一书新一版增加的文章和他的若干回忆录初稿。我9月底抵京后，父亲对我说，我母亲自1952年到北京后，已有9年没有再到北京了，这9年北京发展变化很大，他和陈妈妈商量，叫我写信请母亲也到北京住些日子，母亲收到我的信后，于10月8日来到北京。
母亲到北京后一周，即写了一封信告诉邓颖超满姑（母亲写给她的信均称她为“满姑”）。邓颖超收到母亲的信后，于10月18日写了回信，信中写道：“亲爱的赐福同志嫂：我收到你的信，知道你已到了北京，我非常地高兴，真想很快的见到你，但不巧，我这几天正在患咳嗽，只好等几天好了以后，我必和你联系，我们会见谈谈。现先送上一些小菜给你佐餐（详见另纸），另送连暲同志一点酒和苹果，聊供他的需要，望代我问他好，匆草，余留面谈，祝你旅安！你的满姑，1961.10.18．维康是否仍在北京养病？好些么？念念，又及。”
10月22日下午，母亲和我到中南海西花厅同邓颖超见面。周总理也从办公室过来和我们见面并交谈了约5分钟。母亲考虑到满姑咳嗽刚好，不能太劳累，所以不到半小时即告辞了。这次见面时间虽然不长，但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件事是说抗日战争期间，赐福嫂送给她和恩来的棉鞋和布鞋，十分舒适合脚，当时没有机会致谢，现在要当面感谢！原来1939年和1940年父亲两次请母亲做的鞋，其中也有她和周总理的。第二件事是她对母亲说，1934年住在我们家养病时，母亲做的酱猪肝、酱猪肚、酱猪舌都很好吃，做法怎样，请母亲回上海后口述，让维康详细记录下来，然后寄给她。母亲当即告诉她，不是用酱油腌渍，而是按汀州客家的做法，用盐水和经母亲自己调配的其他几种佐料制作的，称为卤猪肝、卤猪肚、卤猪舌。回到上海后，母亲即把上述几种卤味食品的用料和做法详细对我讲述，让我完整记录下来，并誊抄一份由母亲寄邓颖超收。
10月8日早上7点40分，运钞车来了，从储蓄所营业室走出两名刚上班的女员工，她们从运钞车上取下一个密码箱。运钞车随即离开，两名女员工拎着款箱走向储蓄所。就在她们走到门口的这一瞬间，郭启明冷不防从她背后冲上前去，想从她手里将款箱抢走……
1982年9月，邓颖超因公到上海。9月16日下午，接母亲和我到下榻的西郊宾馆叙谈，并与母亲拍了合影，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照片。
“文革”中历尽磨难
1937年2月，父亲到延安后按照上述方式又与母亲通信数次。1937年10月，国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父亲的信可以直接寄回汀州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的来信都是用中式长方形信封，信封中间印有红色长方形框，框内写“傅刘赐福老师收”，框的右上侧写我们在长汀的收信地址，左下侧写“陕西膺施邺政局傅寄”。母亲告诉我膺施即延安。父亲每次来信都是用毛笔竖写繁体字在白色竹纸上，开头称呼“赐福”，末尾署名“旧新”。信的内容，除了介绍生活简况、报平安外，每次还再三叮嘱母亲要给我们姐弟常食青菜豆腐，并要注意卫生等。
1914年秋，祖父病重，根据旧时代的“冲喜”习俗，当时还在汀州“亚盛顿医馆”四年级学习的父亲与在汀州华英女子学堂担任教师的母亲完婚。祖父在婚礼后几日病逝。父亲在母亲的支持下得以完成学业，于1915年毕业，成为“亚盛顿医馆”第二届毕业生。
1961年10月18日，邓颖超写给刘赐福的亲笔信（影印件）。
二是1969年维光哥被下放农村，因胆结石旧疾，有时发生胆绞痛需及时肌注阿托品以缓解疼痛。考虑到如果在为患者施行手术过程中发生胆绞痛会影响施术，1970年国庆节休假期间，他在身体无任何不适的情况下，住进工作了17年的上海中山医院施行胆结石切除手术。但由于当时我们仍被强加了“反革命家属”的罪名，所以给维光哥施行麻醉和手术均非常草率，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医疗责任事故，当年才48岁、年富力强的维光哥，被痛苦地折磨了4个多月后，于1971年3月2日撒手人寰。直到1975年，父亲获平反昭雪后，该医院才将隐瞒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并不得不承认是医疗责任事故。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母亲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年逾古稀的母亲又一次坚强地挺了过来！
本文采用低模式损耗、阶跃型两模光纤模型，传输时不采用模分复用技术，而是直接将耦合入少模光纤的光送入少模前置EDFA中放大，可忽视模间串扰.其纤芯直径为18 μm，波长λ=1 550 nm，归一化频率为3.79，大于2.405，小于3.832，因此该少模光纤在1550 nm波段可支持两种LP模式，即为式(4)、(5)代表的LP01模，以及LP11模的两种简并形式(LP11a模和LP11b模)[17].将式(3)～(6)代入式(2)、(7)，可得到空间光到两模光纤的耦合效率与相对孔径D/f的变化曲线.
母亲的言传身教
母亲对几个子女的培养教育，不仅仅是身心健康的呵护和文化知识的灌输，更在于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母亲大半辈子饱经风霜，她朴实勤俭、吃苦耐劳、发奋图强、坚守信义、忍辱负重的优良品格，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4年至1936年，二姐和哥哥的学业因颠破流离的生活而被耽误，以致于二姐20岁、哥哥19岁初中才毕业。也因为如此，他们学习更自觉、努力，更能体会生活的艰辛。为了分担母亲的辛劳，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二姐初中毕业后，主动提出不再继续读高中。哥哥初中毕业后，考入免交学费的江西省立医专学医。母亲为节省开支，很少给我做新衣服，我大多是穿哥哥穿过的旧衣服，他大我7岁，旧衣服穿在我身上，显得又长又大，常被同学们嘲笑，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除叶绿体转化和基因拆分技术外，删除外源基因可以有效控制基因漂流，如切除168 000颗烟草种子中的转基因，基因漂流率约为0.024%[39]；将闭颖基因导入转基因作物，闭颖基因表达使花药不外露，有效控制了基因漂流[40]。CRISPR-Cas9是一种新型的基因编辑技术，主要由反式激活序列区tracrRNA、Cas基因序列区和CPISPR序列区组成[41](图2)，可以实现对PAM序列中靶序列的剪切、插入和修饰[42]。刘迪等[43]利用CRISPR-Cas9敲除棉花GhSBP基因，并通过农杆菌介导法转化，获得无GhSBP基因的棉花株系。此技术未来有望实现敲除外源基因抑制基因漂流。
1982年9月16日，邓颖超与刘赐福合影于上海西郊宾馆。
母亲虽然很节俭，但对周围的人却很慷慨，和她交往过的人多有同感。她乐于助人，曾将乐育小学学习成绩不好的其他班同学接到我们家里食宿，每晚辅导功课，直到一个月后，该学生学习成绩达到优等。母亲的豁达大度，还表现在对待陈妈妈所生的维方、维暲弟妹身上。上世纪60年代初期，维方妹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期间，母亲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关心照顾她。周末常热情地招呼她到家里来改善伙食，如果遇到有事没来，母亲还经常大老远的跑到她学校，并带上好吃的甚至是鸡蛋等困难时期需凭票供应的紧俏食品去看她。一听说维方身体不适，就立即要我陪她一起去学校看望，所以维方妹获悉母亲逝世的当天，即给我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悼念信：
“二哥：昨天刚收到你的信，今天又突然收到电报，看后心里十分难过，近年来，刘妈妈身体不好，我们一直十分挂念。老谢（维方丈夫）只能出差去上海时看看她老人家。我一直没有机会，本打算今年有机会去南方推销我的药时去看看刘妈妈，没想到连这一面也见不上了。
刘妈妈一生辛辛苦苦，受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和打击，但是她仍然坚强地生活着。爸爸对她一直也是十分感谢的，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她有什么不好，总是说她好。刘妈妈对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我去上海念书时她处处照顾我，尽管她自己生活也不富裕，我生病时她一趟一趟往五角场跑，买高价鸡蛋给我吃，连小高、吴永芳她们都很感动，我也一直把她看做我的妈妈一样亲。刘妈妈善良宽厚的优良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因谢占鳌出差桂林，我不能前往上海参加追悼会，只好你代表我们为老人家送一花圈以表我们的哀情，安息吧！亲爱的刘妈妈！”
1988年5月26日，母亲突然毫无食欲，但没有其他症状。5月29日中午，母亲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以92岁的高龄安然辞世。这大概是对大半辈子历经坎坷与磨难，却始终坚守信义、大度谦让、坚持做好事的她的慰藉吧！
（作者系傅连暲与刘赐福次子，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兼医史博物馆馆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