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稳定与贸易自由化——巴西的经验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宏观经济论文,稳定论文,经验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浩洋译
（原载英国《世界经济》1994年7月号）
一、引言
像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巴西采取了好些向更加开放的贸易前进的政策，有的是在区域贸易协定（如南斯拉夫共同市场MERCOSUL）下进行的，而有的是通过单边的与非优惠的主动性下进行的（包括取消许多配额限制、简化进出口手续等）。这些行动是在随着80年代以来增长的缓慢和进口替代带来的可能的益处业已枯竭。这种共识出现以来的对更开放的贸易政策可能的得与失的重新辩论和对贸易自由的新热情的气候下采取的。过去几年中巴西向进一步贸易开放前进的尝试，是在严竣的宏观经济的气氛下发生的。许多观察家认为：贸易自由不应在一个不利的时间出台，只有等到宏观经济达到稳定之后贸易改革才能维持。这种观点的论据是：即贸易自由要靠减少相对价格扭曲后才能运转，即使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更加匹配一致，把生产性的资源引向那些经济效益更高和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两者）得以在较低价格下购买的部门，贸易自由化才能很好地运转。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搞混这种相对价格信号，因而成功的贸易自由化的前景就减少了或甚至消失了。依据这种观点，巴西在进行贸易改革之前得先把宏观经济搞好。
对这种观点有相当大的支持。在国民经济受到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高度通货膨胀的威胁下，对贸易改革能否实施（甚至更重要的是能否存活下来），或搞贸易改革研究有多大意义提出疑问这是有道理的。甚至在1993年通胀率平均每月超过25%或整个年度超过1200%。巴西的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财政改革对稳定的成功是很关键的，然而这看来仍在伊塔玛·弗朗哥政府的掌握之外。在过去几年里，制度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恶化了稳定计划的前景。1988年宪法把相当的财政收入转给了州政府和市政府，增加了对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在今后几年里，贸易政策成功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宏观经济的发展。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了近年来的一些政策及其与贸易改革可能的联系。与贸易改革要等待时机这一常识的看法相对照，我们认为：贸易改革既支持宏观经济稳定也靠宏观经济稳定来支持。这种协同作用表明改革不能推延，因为等待只会使稳定更为困难。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巴西政府是如何使用贸易政策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服务的。同时考察在使内部的和外部的目标和谐一致中汇率政策的作用。而后我们来考虑什么样的稳定可以增强持续的贸易改革前景，反过来，贸易改革又如何增加成功的经济稳定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巴西贸易改革成功的话，使巴西的宏观经济的变量和环境是否必是与南维体成员国及区域贸易协定其它可能的成员国趋同。我们将结合其他几个可能对成功的贸易改革的前景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政策来考虑，而后提出结论性的看法。
二、在巴西作为宏观经济工具的贸易政策
正如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曾有过的情况那样，巴西的贸易政策传统地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其合理性的。在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后，这变得突出地明显。当时巴西政府为应付经常帐户的急剧变化，把大量进口审定为“多余的”或非必要的，并且提高关税，对其它的进口强制实施行政的控制，对大多数贸易减少进口信贷并继而取消进口信贷。在出口方面，经常项目危机成了巴西加深已经深化了的出口奖励制度的借口。在70年代后期，出口信贷与60年代和70年代初主要使用的出口优惠纳税相比，变得更为重要了。尽管这种信贷到了70年代后期变成了巴西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它仍被当作是减少经常帐户逆差的必要的代价。
表1 经常帐户及基本构成（单位百万 US$）
年份 出口(FOB)
进口(FOB)
贸易差额
净服务项目 经常帐户
1970
27392507 232-815
-562
1971
29043245-341-980 -1307
1972
39914235-244
-1250 -1489
1973
61996192
7
-1722.1-1688
1974
7951
12641
-4690
-2432.6-7122
1975
8670
12210
-3540
-3162 -6700
1976 10128
12383
-2255
-3763 -6017
1977 12120
12023 97
-4134 -4037
1978 12659
126831024
-6037 -6990
1979 15244
18084
-2840
-7920 -10742
1980 20132
22955
-2823 -10152 -12807
1981 22293
220911202 -13135 -11734
1982 20175
19395 780 -17083 -16311
1983 21899
154296470 -13415 -6837
1984 27005
13916
13090 -13215 45
1985 25639
13153
12486 -12877
-241
1986 22348
140448304 -13694 -5304
1987 26224
15052
11172 -12678 -1436
1988 33789
14605
19184 -15104
4174
1989 34383
18263
16120 -14800
1564
1990 31414
20406
11008 -13753 -1797
尽管有通过商业政策和对进口的直接控制以处理贸易与经常帐户差额的这些尝试，巴西在应付不利的外部危机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表1表明1973年后经常帐户急剧恶化， 当时进口额因为受到石油价格上升的冲击而急剧增加。到1976年，贸易差额恶化已获得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对进口的直接控制，尽管出口的增长也有相当的贡献。在7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进口的价格再次急剧上升，商业政策被再次采用。在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巴西被迫取消或减少几种对制成品出口的关税优惠，但马上又以信贷和财政补贴予以补偿。贸易政策被再次用于宏观经济目标是由伯拉兹·克罗查多在1986年提出的，于1986年2月底由萨纳政府实施。 价格控制连同实际工资相当的增加及固定的名义汇率，产生了相当大的超额需求。货物的进口包括由政府直接进口的粮食被用来帮助实施价格控制。由于使用收入政策却没有财政调整与之协调，其结果，这种短命的实验到1968年末就宣告失败，此时巴西的外汇储备已急剧流失。
克罗查多计划破产后，接下来的种种稳定尝试，有1987年的布雷泽计划和1989年的差额计划，它们都没有象1986年做的那样打算用贸易来控制国内价格水平。1988年贸易收支出人意料地得以改善，主要归功于制成品出口的创记录和石油进口价格的下降，好些进口控制被放松了。然而与先前的胜景相比，不管怎样，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变化是用于稳定目的的。因为很多变化是在行政方面的，其目的是在于简化对进口程序障碍的复杂制度。在柯洛维德·梅洛政府下（他是1990年3 月任职的），价格稳定目标和贸易改革间的相互独立甚至变得更大。在90年代，贸易政策没有象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样作为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工具，也没有象1986年克罗查多计划期间以灾难方式作为控制国内价格水平的工具。巴西的决策者、经济学家及选民中最重要部分，近年来远不象五年前那样热中于赞成使用贸易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这种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于实际汇率政策是否可以作为经常帐户调节的工具的意见基本上被70年代的决策者们所忽视，而到80年代才获得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分地是因为1982年起巴西失去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后的情况下，能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比较成功地使经常帐户从巨额逆差改善到接近平衡造成的。对实际汇率作为经常帐户调整的工具更大的信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巴西出口部份的成熟。进入80年代，巴西出口清单已不再象由发展中国家那样缺乏价格弹性的初级产品所支配，而是已表现出有多种多样的产品范围，很多是制造业部门的产品。由于巴西贸易的结构向着更多有价格弹性的产品方向转化，实际汇率成了经常帐户调节更有效的工具。但是巴西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很可能未被经济专业人士以外的人们所理解。对先前好些年份巴西贸易政策的干预作风的广泛幻灭，这在80年代后期是很明显的，使人们深深地认为，这种进出口贸易政策已变得非常繁琐且常常是专断的，要达到赋予它的好些经济目标是很少有成功的前景的。这种认识80年代在工商界中日益流行，尤其是在克罗查多计划失败之后。巴西贸易部对CACEX 内腐败的辩解更使得下面的看法，即对大多数贸易商品市场的贸易控制与直接干预极少是有道理的这种看法，在80年代变得更为普遍。由于发生了这种对贸易政策功能及意义公众认识的转变，与10年前情况相比，科洛政府把贸易政策从宏观经济政策分离开来就很少遇到阻力。
3.汇率政策与贸易
作为辅助或有可能替代商业政策的单个最重要的工具是汇率。巴西的汇率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很大地演进。在对70年代的外部冲击的应变过程中汇率曾起过重大的作用，在80年代它变得更为重要了。在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决策者和出口商中间都有这样一种信念：贸易流量是可以通过商业政策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的。在80年代初期达到顶点的进口控制和出口补贴的使用明显地反映了这种立场。由前文已指出过的，现在更多的人认为运用汇率来获得外部的平衡要比使用关税、补贴和对贸易的直接控制更为有效。这种思想上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巴西的决策者与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在不过分产生扭曲的情况下采用商业政策维持外部平衡的能力日益增加的怀疑。不过80年代初期汇率的经验也许是更为重要的。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延期偿付及巴西不能再继续通过外部的借贷来解决其经常帐户逆差的形势下，1983年2 月克罗齐洛对美元急剧贬值。这与1979年2月同国内价格迅速上升而削弱的大贬值不同， 由1983年调整而致的这次实际贬值在以后几年一直维持着。出口在1983年、1984年有相当大的增加，而进口则在1982年至1984年间减少50亿美元。尽管其中有些下降是由于石油价格从1981年最高水平下降的结果，但贸易收支对一直持续着的克罗齐洛的实际贬值的反应证明：巴西外部的调节问题是可以通过汇率政策来解决的。80年代初的经验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巴西真正的问题不是私营部门对汇率及其他相关的价格刺激缺乏反应，而是国内经济（尤其是公营部门）产生净储蓄（这是经常帐户顺差的配对物）的能力。这种观点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储蓄等于净出口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来：（T-G）+ （S-I）=（X-M）（1）这里T与G分别是公营部门的收入与支出，S 与I分别是私营部门的储蓄与投资，而XˉM是经常帐户差额，减除了生产要素服务巴西成功地调整经济帐户使其在1982年以后有了顺差。表1 所显示的这个趋势暗含了另外两个帐户的一个或两者的调整。由于公营部门储蓄 TˉG在80年代实际上恶化了， 这种调整的负担就落在私营部门上，尤其是落在它的投资I的水平上。1982 年后投资的戏剧性下降对巴西的竞争能力有着重大的后果，并从而有利于推进贸易改革。80年代初的经验告诉我们，从这时起巴西的经济已发展了对真实汇率的反应，这便利了外部的调整，但是这对国内平衡加上了更沉重的负担。
在此，我们把真实汇率的演变定为名义的克罗齐洛/ 美元汇率乘上美国批发价格指数对巴西基本价格指数（ZGP-DI）的比率，图1 显示了其在1984年1月～1991年1月这段时期的走势。这个数字是以三个组成的每月的数据为基础的。汇率政策的重大变动是从1968年8 月采取“爬行”钉住开始的，这在数列中是很是明显的。在这个数列中，真实的贬值是相应的向上移动。因为这反映了双边的克罗齐洛/美元比率，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巴西的其他贸易伙伴随着1986年的克罗查多计划的实施实际上产生了客观上增值的结果，因为在这一计划破产后价格迅速上升。然而，这也可以部分地用85年后美元对其它巴西贸易伙伴的通货的汇率变动来解释。即使把由于当时美元升值和随后又贬值所产生的可能的扭曲考虑进去，巴西汇率的竞争力比1985年前小了。依据世界价格的其他界定，真实汇率走势的另一种估算也表明1985年后克罗齐洛也有相当大的真实价值。
在对过去几十年的汇率政策的考察中，对巴西的贸易政策就可得出好多含义。首先，就是巴西的贸易流量对真实汇率的反应是敏感的。如果“弹性悲观主义”（它假设贸易对相对价格的反应是迟钝的）在巴西的情况下是有合理之处的话，那么这种日子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过去的30年间，就其贸易的流量来看，巴西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传统的初级产品，诸如咖啡、可可或近年的糖占巴西的出口额已不到1/3。 制造业产品出口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多种多样的进口替代，使巴西的贸易差额能够对真实汇率作出反应。由于有了这种反应机制，改变了传统的为获取外部的平衡而使用强化了的商业政策和行政干涉为主的调节方法。过去几十年的证据表明，巴西的外部平衡可以不通过广深的市场干预实现，不管外部调整对国内的影响是多么历害。其次，在采用“爬行钉住”的形式下，名义汇率的指数化一定程度的应用，可以使得对外部门避免一些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否则这种通货膨胀可能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外部的偿付危机。真实汇率在1968年实施爬行钉住后的十年间保持着相对地稳定，这一点在表1中很明显。 不象其它的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庭）那样，由于国内真实汇率波动很大和名义汇率不寻常的调整就基本上避免了。 当巴西违反这种模式（ 象在克罗查多计划下在1986年做的那样，将名义汇率固定，决策者们立刻就认识到这是个错误。随后的稳定计划，尽管由于其它原因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他们没有放弃使用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武器的尝试。最后，可能更为消极地，巴西的汇率政策已把80年代初的对外的调整问题转变成了90年代初的更加难以解决的国内平衡问题。与很多观察家们初始预期相反，巴西在1982年债务危机后有能力以惊人的速度解决它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其代价是用对国内积蓄需要的急剧增加来取代失去的外部储蓄流入。由于私营部门总储蓄或公营部门的净储蓄增加不多，投资的数额大大地下降了，削弱了巴西资本贮量的增长和经济潜在竞争力的增强。
4.国内宏观经济均衡：贸易改革的前提？
对80年代巴西宏观经济的调整和继起的十年间继续面临的稳定困难的进一考察不属本文讨论范围，但对于在宏观经济发展和贸易改革之间的联系却须进一步研究。通常的看法是，宏观经济稳定是成功的贸易改革的前提。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转而讨论这一问题。首先，看看巴西日益扰乱的宏观经济经验背后的几个因素，然后再看看稳定政策对贸易改革的含义。对于价格稳定是支撑贸易改革的必要条件，有种看法的论点是在高通胀率下进出口市场的参加者们在获得价格信息，和对国内与世界价格取向进行比较会面临巨大困难。很多贸易改革措施是以以下假设为基础：经济代理人会对由变动的生产与贸易决策所提供的相对的价格信号的变化而作出反应。如果这些相对的价格信号是模糊的或被通胀中大部分可贸易的或非贸易的商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所淹没，则贸易改革的潜在的有效的益处则是微不足道的。就此有个问题：如果这种论调是有效的，那么，巴西通货膨胀业已高到足以抵消或甚至毁灭可支持的贸易自由了，尤其在过去10年。图2表明在1979年10月至1991年11 月这段时期里，巴西总价格指数的月增长率。这一时间数列显示的是总价格指数——国内供给指数（IGP—DI）， 这是几十年来包含范围最广可以得到的在月数基础上的价格变动的最宽广的度量。它已用每月比率的三个月的移动平均数将其修匀。虽然巴西以外的许多国家都趋向以年率来衡量通胀率，而巴西自己却以月率来衡量通货膨胀率，巴西1993年每月通胀率超过25%。在1982年出现债务危机后，巴西通胀加剧（由图2可见）， 尽管在克鲁查多计划早期阶段有一段暂时的缓解。但随着这一计划的破产，它是一系列失败的稳定努力的第一个，巴西的通货膨胀在萨纳总统的后几年加速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实际的可能性，价格可能的爆炸性上涨，由于1990年3 月第一个科洛计划的实施而暂时避免，这一计划冻结了大多数流动性资产。除对巴西的金融市场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以外，该计划在降低巴西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相比较而言，比其前任要稍为成功些，降到低于前10年的通货膨胀率。
尽管过去10年通胀的趋向是重要的，而价格变动性的增加可能对巴西的贸易状况影响更大。这一点在图2中很明显。 不但通货膨胀的水平上升了，而且通货膨胀本身变得更加易变， 并因而很不易预测（由图2可见）。价格不确定性随着通货膨胀的水平而增大，这种趋势在较早期间已由莫拉·达·锡而凡和卡独塔（1982年）指出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许多相对的价格日益地离散。
相对的价格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且与通胀加剧不完全成比例的趋势，对贸易改革具有潜在的深层含义。例如，当国内加剧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在几个月时间内，贸易货物的相对价格50%或更大的变动时，制定贸易政策要使用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之间的差距从80%—100%缩小至10 %或20%，这很难说得过去。但相对价格上的这种变动，在80年代后期巴西的高通货膨胀特征下却是十分可能的，然而，如在克鲁查多计划下曾做过的及在继起的计划下较小程度曾做的，通过对价格有选择控制来降低通货膨胀的尝试，也许甚至更增加了相对价格的离散。虽然相继是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相伴随的相对价格的离散会起着阻挠贸易，并从而使贸易改革的努力无效，对这种论点的证据从巴西情况来看是很难解释的。表2表明在1963—90年期间在贸易和价格变化上每年的数据。 进出口系数分别是指进出口对GDP的比率，以IBG的国民帐户数据为基础。贸易系数是进出口合计总额相对于GDP的比率。价格变化是由隐含的GDP减缩指数每年的变化来度量的，也是从IBGE的国民帐户数据来计算的。
表2 1963—1990年贸易与通货膨胀
年份出口系数进口系数贸易系数GDP内含缩减指
数的变动
1963 8.69.0 17.7
78.4
1964 6.55.6 12.1
89.5
1965 7.65.4 13.0
58.9
1966 6.55.8 12.3
37.9
1967 5.75.8 11.5
26.5
1968 6.06.7 12.7
26.7
1969 6.76.7 13.4
20.0
1970 7.07.5 14.5
16.3
1971 6.58.2 14.7
19.4
1972 7.38.9 16.1
19.9
1973 7.89.0 16.9
29.6
1974 7.7
13.3 21.0
34.6
1975 7.2
11.0 18.2
33.9
1976 7.09.4 16.4
41.2
1977 7.27.9 15.2
45.4
1978 6.77.9 14.6
38.2
1979 7.29.3 16.6
54.4
1980 9.1
11.3 20.4
90.4
1981 9.49.8 19.2 107.2
1982 7.68.3 15.9 104.8
1983 11.49.0 20.4 140.2
1984 13.57.9 21.5 212.8
1985 12.27.1 19.3 231.7
1986 8.86.4 15.2 146.2
1987 9.56.2 15.7 204.0
1988 10.95.7 16.7 647.8
1989 8.35.0 13.3 1322.2
1990 7.25.5 12.7 2562.3
尽管在80年代通货膨胀明显加剧，但整个时期大部时间里对贸易的不利冲击并不明显。在出口方面，只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一段：89 、 90两年似乎对那种论点提供了某些支持，通货膨胀的加剧会起到减少贸易的作用。对进口来说，通货膨胀与开放之间的消极关系看来有着稍为有力的支持。因而很难说（有时人们有这种看法）贸易改革一定要等到巴西的通货膨胀缓和或接近其主要贸易伙伴（无论是拉丁美洲的或是更大贸易地区）的一般水平时才能进行。巴西在1984年以后大部分时期里通胀率远远高于其他贸易伙伴的通胀率，却同时能在比快速增长的经济更高的比率下扩大出口。不过，消除通胀也许对其他目的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看来不一定是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
从进口这方面来看，把价格指定作为贸易改革的前提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些。尽管对此也有争论：进口自由化要等到价格相当的稳定才好实行其证据是不多的。紧接着第一次石油危机1974年后巴西的进口系数下降，部分是由于对进口实行了代价高昂的行政控制，加上在巴西广泛地指数化经济下，由于较高的石油价格导致的巴西总体价格水平的剧升而引起的。进口系数再次明显下降是在80年代初，部分原因是新一轮的对进口流量的行政干涉，因为巴西要对日益演化的国际债务问题作出反应。这同时也使国内价格上升，因为巴西越来越多地转向赂国内以寻求解决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看不出通货膨胀与进口水平有什么直接联系。
80年代末，当通货膨胀达到一个前所末有的水平时，认为贸易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消极联系的看法还是有些道理的。当时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系数都从80年代初水平下落，同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地增加。尽管在这一短期太少数据足以得出结论说，巴西的恶性通胀起着缩减贸易的作用，但至少它比1964年以前时期的证据更为有力些。通过对巴西的贸易与通胀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在1964年以前的大部分时期里，巴西贸易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稳定令人吃惊的坚强，部分地要归功于巴西的汇率政策。如上面已提到过的，1968年巴西以世界价格（主要是美国的批发价格）与国内价格间的差异的基础上实行“爬行钉住”汇率政策，这实际上是指数化名义汇率。贸易交易因此受到保护，免受由于名义汇率的固定而引起的成本价格和产出价格的波动产生的影响。在1968—69年期间真实汇率的相对稳定尤为显著，这可以从前面的图1中看出。考虑到1979年12 月贬值的短期影响和延续时间更长的1983年贬值的影响，巴西汇率政策内含的“游戏规则”一直到1985年都合理地保持得相当清楚。巴西实行了包括从1986年初开始的克鲁查多计划在内的一系列不幸的稳定计划，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与真实汇率动荡日益明显。巴西在1985年后制定政策的一个特色就是深思熟虑使经济中的主要价格非指数化的尝试。尽管现有数据尚不能对这一时期的实践下定论，但80年代后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巴西的贸易是因真实汇率的不确定性增加而受到不利影响的。正如20年前那样减少汇率的不确定性就刺激了贸易。如果这种情况是确实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巴西近年来的经历中得出许多有关政策的结论。首先，通过对超过1/4 世纪的巴西贸易与通胀历程的考察，我们看到，每年200 %或少些的通胀率（这在当时的巴西看来可能只算是中等程度的通胀）并不是与外贸有力的增长相排斥的，无论对进口还是出口而言均如此。其次，巴西的经验支持了保护外贸不受国内通胀影响的重要性。象在过去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当成功地已实现的那样，正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与成功的国内价格稳定相比这可能是“次优”的解决办法。巴西的爬行钉住汇率却保护了贸易商品市场的参与者不受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这种形式在80年代后期的崩溃，则对巴西贸易尤其是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三，巴西经验表明，贸易改革创造性如参加南锥体及其它可能更大的半球性协定，不一定等到国内稳定性计划的实现。如果象1968年后巴西所做的那样，使贸易能从国内通胀中得到保护，在任何国内稳定果实得到收获之前，进行贸易自由是可能的。象巴西过去5 年里经历着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好象威胁到贸易的主动创造性，但事实上完全可以通过现实的汇率政策来减少这威胁。最后，有几种方法使贸易自由可以实际地支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任何一种成功的稳定与吸收相联系，增加国内生产或使这种生产用之于消费、投资或公共开支。这意味着国内收入必须下降。在巴西这样的经济中，资本的实际收益率，在没有激起资本外逃和政府进入国内信贷市场的情况下，是不会下降的，这转过来意味着实际工资必须下降。对实际工资下降的政治抵制是导致一项成功的稳定性计划流产的因素之一。贸易自由通过降低一些消费品价格而使这种压力有某些减轻。比如，在墨西哥支持林那斯政府的稳定有些支持，就是来自墨西哥消费者能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进口商品。甚至更重要的是：对国内投资净储蓄可得性这个事实，在稳定计划早期阶段可能下降了。这实质上是因为稀少的投资资源被引向那些实际利润率尽可能高的部门的缘故。在贸易自由条件下，当国内价格更紧密地与贸易商品的世界价格相联系时则更可能如此。
5、市场结构和贸易政策
巴西从更开放的贸易政策（无论是参与区域性的或是半球性集团的、或非特惠的政策）而取得益处的能力，部分地取决于许多互补的经济条件。除了上面讨论过的汇率政策以外，其他对新贸易政策的成功有影响作用的因素，还包括工业结构和竞争策略。本节，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些问题与贸易问题间的某些连结关系。国际贸易理论一般把由更有效率的贸易政策产生的效益，划分为静态的与动态的得益两个方面。前者可以用来自生产方面由于更有效地重新配置资源而获得的利益，和在消费方面由于消费者可以较低的世界价格购买，从而使福利水平增高而获得的利益来给予鉴别。尽管对巴西由自由（或只是更自由）贸易而来的得益，目前尚没有权威性的研究，但从对别的国家静态得益的估计看，典型地还不到GNP的1%。例如，对在美国与加拿大两国间自由贸易效应的估计中，结果表明，只有大约占0.7%GNP的很小的有效利得。这种令人失望的不大的可能得益，部分地是与无规模经济及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有关。就巴西的情况来说，把这两个假定解除是重要的，因为对许多部门来说，这两个假定都不是合适的。
由规模经济来的较大得益，产生于市场的扩展和由更大规模生产而使长期的平均成本下降。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的市场是大的。但如果与作为从半球自由贸易区域的成员，或其他更大的贸易集团的成员而可能有的市场相比，巴西的市场则又是小的。如果要为整个西半球市场服务的话，好些部门目前的平均生产成本是相对地相当高的。这些规模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已由跨国汽车公司实现了。它们利用巴西作为用于世界范围的汽车零件的生产基地，以及通过若干当地厂商来制造汽车部件。其它曾利用规模经济来面向出口的部门包括纸浆、纤维素生产企业。古马拉斯（1984年）在一项运用70年代后期的截面数据对巴西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研究中发现，不同部门的规模经济，与出口业绩的各种度量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正的联系。在他的研究中，规模经济是用CES生产函数来估算的，规模经济在汽车、电子设备、橡胶、 造纸业尤其高。
关于巴西由更自由的贸易而来的静态得益是因巴西工业中缺乏完全竞争而产生的。在相对小的和被保护的国内市场里，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生产者们，可以生产比社会合意要求的数量少、价格高的商品。通过更加开放的贸易，迫使他们在国内按照影响作用很小的国际市场价格来出售产品，这样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福利得益，即使如果这减少或消除了垄断的租金（垄断超额利润）。尽管对巴西从更自由的贸易的“反托拉斯”效应而来的可能得益没有这方面的估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上面指出过的标准的完全竞争下，其得益会大大地大于由更大的有效率而来的静态得益。泰勒（1976年）在对巴西600 多种价格与同样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进行比较过程中，对这一问题得出了有力的证据。通过直接的比较计算得出的内含关税，在许多部门比应用合法税率产生的价格要低，这意味着在许多产品的关税中有一定的过高情况。不过，就本文来讲，最感兴趣的是，“内含的关税”或巴西的国内价格对世界价格的比率，在工业密集的那些部门最高这个事实。从研究的结果看，“内含关税”在包括制造业、化工、电子设备和造船业的这些部门最高。而在那些竞争性更强的部门，其中许多为食品、木材产品及饮料其内含关税则常常是负的，因为巴西的价格大大低于征收了关税后为基础的价格。尽管这些证据有些单薄，而且其它种种因素也可使世界与巴西的价格之间可能产生差异，但这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较自由的贸易可以对巴西较垄断的工业部门会有强烈影响。
从更开放的贸易得来的动态得益可能比静态得益更大。动态得益产生于由贸易改革导致的价格发生机制的变化引起更有效的增长。同静态得益相比照，静态得益是由生产的重新安排而来的收入的一次性增加，而动态得益是持续的，因为投资过程本身的效率是增强了。这一观念对发展经济学来说是较新的，但与从对贸易有各种程度的贸易干预的国家得来的广泛证据是相一致的。从巴西能够得到的证据不多，并且很难加以说明，但是有潜在前途的。在1967—73年期间，巴西实行了好几项改革措施使得经济实质上更加开放。1967年有重要意义的关税自由化是这种政策的重要因素，但其他包含出口激励在内的措施，则极大地去掉了内含在巴西价格体系内的反出口偏差，和使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贸易上的行政简化。1968年“爬行钉住”的采用（这在前面已讨论过）也对巴西走向更加贸易开放有着重要贡献。
60年代后期，在这些政策变动后不久，巴西的产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有很多因素，包括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和鼓励更多储蓄和投资的国内政策变革。这种贸易开放度的加大，但对增长的加速（尤其是对巴西工业的增长）未显示重要的作用。表3是科埃斯（1991 年）的总括数据，它表明了在1964—68年4年期间以及之后的6年时间（1968—74年）巴西工业中15个部门的生产和出口的增长率。15个工业部门中的11个在第二时期以较高速度增长，而且在有些部门增长率增高了一倍。在增长较慢的4 个部门中只有皮革产品部门在第二个期间的增长率相当大地降低了。从第一到第二时期年均增长率几乎增高了一倍。出口增长率的差异性甚至比工业生产的差异性更显著，年均增长率从19.8%增到42.3%，增高了一倍多。当我们认识到第一期高增长率常常反应了在低起点下增长时，这种增长就更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不是把巴西工业的生产与出口增长率的迅速增长只归功于贸易政策的变革。然而，这个数据是与贸易的更加开放性，不仅通过收入的一次性增长对经济有贡献，而且对产品增长率的增高也有贡献这样的论点相一致的。很少会有巴西经济的观察家认为在90年代加强并持续地走向更大的贸易开放，可以自动地重现巴西早些时候较自由的贸易政策产生的推动增长的作用。历史所以不会以这种方式相似地重视的一个原因，是因1968和1974年间产品的巨大扩张提供资金的国内和国外储蓄两者的供给在今天已不存在。早先的经验是为应付第一次石油危机运用贸易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失败经验，但无论是从长期或短期来讲它确实表明了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都是有益的。
表3 工业及出口增长率
工业部门 工业增长率 工业增长率
出口增长率 出口增长率
1964—681968—74 1964—741968—74
采矿业 5.111.3 66.718.5
冶金
11.3 8.6 40.713.4
机械2.818.2 11.178.0
电子与通讯 17.114.8 40.050.6
运输设备7.820.7 11.178.0
造纸7.0 6.3 4.359.4
橡胶
10.414.6-39.260.5
化工7.514.3 7.016.4
纺织
-1.6 4.5 5.529.4
食品加工0.716.9 5.0-3.5
木材加工
10.1 5.8 52.626.1
皮革2.5 6.0 15.8
118.8
饮料5.710.1 19.936.1
烟草工业0.4 6.7 21.234.6
未加权平均 6.111.2 19.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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