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英才郭嵩焘人生悲剧根源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晚清论文,根源论文,悲剧论文,英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郭嵩焘是19世纪中叶的洋务理论家，近代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一个封建末世的难得之人才。然而他宦途坎坷，命运多舛。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而郭嵩焘作为特定环境下具有特殊气质和心性的洋务人才，由种种主客观因素促使，陷入了这些矛盾的交汇点中，以致成为矛盾的牺牲品。本文试图以详实的史料，较深入地揭示其悲剧产生之根源。
关键词： 郭嵩焘 洋务人才 矛盾纠葛 偏狭固执 双向逆反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大门，世界资本主义侵略狂涛随之汹涌而来，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犹如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沉的破船，被迫驶进了暗礁林立、险象环生的近代海域。为了使这艘古老的巨船免于葬身海底的厄运，更为了使拥有这艘巨船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阶级摆脱灭顶之灾，一批封建人才应运而生。他们力挽狂澜，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后一排中流砥柱。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洋务理论家郭嵩焘便是其中之一。郭嵩焘不愧为晚清统治阶级的才华出众，智力超群的难得英才。正象李鸿章所称赞的那样：郭嵩焘“服官中外，历著勤劳……至其政绩学术，学绝可传。”〔1〕“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字——引者注）为最。”〔2〕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怀才蓄志的杰出人才， 最终却未能实现他的澄清大志，不仅在宦途上坎坷跌踣，命运多舛，其阅阀官品也远不能与曾受过他劝荐之恩的曾、左、李相比，甚至连廪生出身的曾国荃也望尘莫及。郭嵩焘出使英伦卸任回国后，便再也不被朝廷所用而成为一个在野逸民，一个“多余的人”。郭嵩焘一生的人才呼吁，企图用人才来补封建统治阶级的“苍天”，结果不仅自己“有才不能补苍天”，而且连自己的名誉、地位、官职等全部赔上，并落得个“众人唾骂”的下场，这对于“未尝以第二流人自处”、“吾人生平要为天下不可少之人”的郭嵩焘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精神打击和人生悲剧，正象他自叹的那样，“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3〕
对于郭嵩焘人生悲剧的根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特有的人格和气质是其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
按现代气质学来看，郭嵩焘属于强胆汁质型。他执着、自信、热情、敏感；同时也固执、褊狭、好胜、浮躁、自负。他自视甚高，“倔强难与世同”〔4〕，“与人共事动辄抵牾……遇事据理言之， 反见以为求胜也”〔5〕。“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难堪”〔6〕，连曾国藩也说他“恃己蔑人，所作所为无不任意”。“其过亦在自命太高”〔7〕。因此，他每次任职都要与同僚反目，弄得不是降级， 就是丢官。再加上他好发议论，对出谋划策有浓厚的兴趣，对参与实际的军事战争却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即使他勉为其难，参与战事，也无所用心于其间，认为“此书戎马真非分”〔8〕，“天下沉迫干弋世”〔9〕，“不能终执戟”〔10〕。正如曾国藩所评价的那样：“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11〕。这使他不可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也就不可能取得战功而交上飞黄腾达的好运。郭嵩焘的这些人格、气质上的突出特征，实际上就是他内在的悲剧根源。
身陷各种矛盾的旋涡不能自拔是其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
郭嵩焘作为特定环境下具有特定性格的洋务派人物，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偶合下，成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交汇点。这些矛盾的对抗与激化，导致了郭嵩焘个人悲剧的必然产生。
首先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日益威胁着统治的清朝，而清朝统治阶级在内部腐败不堪，国力极弱，没有能力来解除这种威胁的情况下，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华取得的侵略权益，并成为他们在华的代理人，对清朝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苟且保全的权宜之计。因此，清政府迫不得已地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但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清政府疑虑重重，瞻前顾后。数千年形成的至尊至大的心理定势，使他们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受人挟制，甚至寄人篱下的屈辱位置；而中国民众异常强烈的爱国主义反抗情绪，又使他们不愿轻易露出做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走狗的尾巴；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的舆论，也使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执行投降妥协的卖国路线，不敢肆无忌惮地推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策。正是在封建统治阶级既想和平解除外部威胁，又不太甘心做洋人的守土官长的两难之时，郭嵩焘想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出路着想，急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危机所急，大胆地站出来，毫不忌讳地指出：清政府应该心安理得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结合，因为“亦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吾何为拒之？”〔12〕为了进一步使清政府消除疑虑，郭嵩焘还尖锐地指出：清政府或者死心塌地地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办，或者一朝覆灭，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在这一点上，郭嵩焘确实比最高封建统治者更具有“预见能力”和“超前意识”，较早地感觉到了与帝国主义妥协是清王朝的唯一出路。他凭着对清政府的一片忠心，不惮其烦地向朝廷上奏，大谈其妥协、求和的必要性，当有人劝他不要再谈自己的观点时，他表示：“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则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以不言乎？”〔13〕正是在这种超前意识和赤胆忠心的相互作用下，郭嵩焘才不顾年老体衰，毅然远渡重洋，为清王朝“通外域之将”，最早担任了近代中国“皆视为畏途”的驻外公使。郭嵩焘还不顾“聚诃丛骂”，将自己在赴西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见解记载下来，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寄回总理衙门，一则希望能够帮助封建统治者对西方的强大有一个较全面而具体的了解；二则希望能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争取培育出一大批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统治秩序的人才。在这一系列行动中，郭嵩焘所表现出来的至诚之心和过人之勇，并不是没有被已经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道路的清政府所重视，相反，还得到了他们的欣赏。早在郭嵩焘出使前，皇上召见他时曾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14〕“他（指郭——引者）于此实是明白，又肯任劳任怨，实亦寻他几个不出。”〔15〕“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16〕郭嵩焘卸英使任，代替他的曾纪泽入朝听训时曾对慈禧太后说：“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了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17〕慈禧太后回答说：“上头也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挨这些人的骂也够了。”〔18〕曾纪泽又说：“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19〕慈禧太后说：“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20〕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统治者认为的“好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多得的人才，从英国归来后，再也不被任用。郭嵩焘死后，李鸿章请宣付史馆立传，并请赐谥，结果得到的圣旨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21〕可见，尽管在保全封建统治，对外投降妥协这一根本点上，清政府最高统治集团与郭嵩焘基本一致，并对他颇为赏识，但是，郭嵩焘对西方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称赞与介绍，却使最高统治者极为不悦。因为，作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可以迫不得已但又堂而皇之地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但绝不愿意在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鲜明对比中，承认自己统治的腐败和无能，更不愿意降尊纾贵，真正去学习西方。因此，郭嵩焘犯了他们的大忌，使他们在感情上、心理上产生出对郭嵩焘十分的反感。
其二，与顽固守旧派的矛盾（即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仅是郭嵩焘不得展其志的一个障碍，而且也是郭嵩焘耿耿于怀的一个死结。这个矛盾激化的典型例子就是他与亲自荐举的刘锡鸿势不两立、冤缘不解。
刘锡鸿是福建人，郭嵩焘在广东任巡抚时认识的。据郭嵩焘的弟弟讲：刘锡鸿“在籍即拂台评，亦违乡议，伯兄（嵩焘）爱其才，怜其不遇，毅然犯众人之不韪，为之清洗而揄扬之，自为介西行。”〔24〕就是这个原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郭嵩焘人才标准的人，在出洋期间，与郭嵩焘反目成仇。两人龃龉互讦，一直与出使相始终。郭以后在谈到此事时说：“开端奉使西洋，颇谓朝廷用人不虚，区口才力亦尚能堪之，而于其时力举刘锡鸿充当随员，枢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传会京师议论，以嵩焘为目，自负能攘尔夷狄，深文固内，以相
龁， 不独一生愿力无所施用，乃使仰天欷嘘，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靡，才智聪明亦为之遏塞！”〔25〕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之所以如此之深，对郭嵩焘造成的伤害又如此之大，除了两人在性格气质上水火不容，刘锡鸿又对郭嵩焘没有荐他任出英副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外，根本原因还在于两人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方式上的严重分歧。刘锡鸿在用夏变夷的文化优越意识的支配下，始终坚持守旧的立场，对郭嵩焘了解和赞赏西方极其不满。他先后上了十封奏折，对郭嵩焘进行猛的攻击，指斥郭嵩焘丧失国格，取法于洋人。事实上，刘锡鸿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西方不乏优越之处，但是，从封建士大夫传统的认知结构出发，刘锡鸿认为这些优越之处都来自于中国的仁义之学。因此，中国完全不必求诸于西方，只须严格地遵循古道，就能胜过西方。至于西方的技艺，那不是治国治民的根本之图，根本之图在于人心。而郭嵩焘也认为西方的美政、美俗中国古以有之，特别是在尧舜禹三代，中国的美政、美俗丝毫不比现在西方的逊色。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已把这些遗失殆尽，必须从西方把它们找寻回来。至于西方的技艺，也应该学过来作为一种强国实用的补充。从实质上看，两个并没有多少根本的不同，同样都把中国的仁义道统等视为普遍而永恒的至理，都企图用此来维护封建统治。只不过一个认为必须求诸于仁义道统的根本，才能巩固封建统治。一个认为应该把遗失了的仁义道统从异邦学回来，重鼓中国之人心，并资取西方之长技，才能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保全封建统治。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只是在巩固封建统治的方式上的分歧，当然，从客观效果来看，郭嵩焘的观点为西学的引进制造了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潮流，较之于刘锡鸿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守旧派要开明得多，但是，在本质上他们是一致的。
再其次，与洋务主战派的矛盾（洋务派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集中反映这个矛盾的例子是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纠葛。
左宗棠是郭嵩焘推荐上同治中兴舞台的。在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方面，两人的立场和态度完全相同，而在对待外国侵略上却出现了分歧。也就是说，在阶级矛盾面前，两人是同一阵营的伙伴，而在民族矛盾面前，他们却产生了很深刻的嫌隙。当然两人从至交变为宿敌，其起因不在于此，但是，两人犯仇的加深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不能不说与他们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不同有直接的关系。尽管，郭嵩焘对左宗棠有举荐之恩，但是，左宗棠却对郭嵩焘回敬了“四次擢参”，使郭嵩焘丢了广东巡抚之职。为此，郭嵩焘非常伤感，他说：“一生读书行己，稍涉仁宦，多受友朋之益，而于友朋多愧未能自尽其力，然其倾诚待人，而受人反噬者，亦多有之。最不可解者，与某公（左）至友三十年，一生为之尽力，自权奥抚，某公来书，自谓百战艰难，乃获开府，鄙人竟安坐得之，虽属戏言，然其忮心亦甚矣。嗣是一意相与为难，绝不晓其所谓，终以四擢纠参，迫使去位而已。”〔26〕由此看去，左宗棠对郭嵩焘显得不那么通情达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忘恩负义。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表象去对两人的关系进行道德评判。对于性格刚直，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立场的左宗棠来说，用这种不近人情的办法来处理与郭嵩焘的关系绝不是偶然的。郭嵩焘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始终一贯的妥协求和态度以及对李鸿章的投降路线的坚决支持，不能不逐渐引起左宗棠的反感和憎恶。因此，他对郭嵩焘三番五次的纠参，以及对郭嵩焘的攻击，不仅出于个人的私怨，还有更深的原因，就是洋务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斗。如果说，左宗棠对郭嵩焘的四次擢参还不能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战与和两种立场上的对立冲突，那么，以下几件事更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曾国藩是第一个洋务主和派头目，在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不惜牺牲民族权益，站在侵略者一边，杀了十六个中国人，并赔款数十万两白银。曾国藩“曲全邻好，善全和局”的卖国行为得到郭嵩焘的大力赞赏和支持，而左宗棠却认为教案事出有因，不应惩办无辜百姓及府县官吏，“致失人和”。为此，左宗棠对曾、郭十分不满。
在1874年—1875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李鸿章和郭嵩焘都主张放弃新疆。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喀什噶尔之地宜割与雅谷刊（阿古柏）”〔27〕。而左宗棠却坚持对新疆用兵，歼灭了阿古柏帮，收回了被占领的领土。事后，左宗棠唾骂李鸿章、郭嵩焘是“真矮子观场也。”
在中俄伊犁交涉时，李鸿章和郭嵩焘又主张暂弃伊犁。郭嵩焘说：“当暂听从驻扎，其势万不能急速收。”〔28〕左宗棠严词驳斥，并实力备战，郭嵩焘骂左宗棠有“激怒之意，乐战之心”。
在中法战争中，双方战与和的斗争更加激烈。郭嵩焘坚决站在李鸿章一边，坚持“洋人可理喻情遣，对法不可开衅”的观点，并上奏要求“朝廷照颁行诸将，乃有所据依，以求轻重缓急之序，左宗棠必不敢苟且瞻徇，为无根之辞，以上渎朝廷之听。”〔29〕中法战争中国最后不败而败，左宗棠对此不胜愤慨，他上奏抨击投降派，大骂他们屡次乞和误国。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纠纷，事实上就是洋务派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摩擦。当然洋务派内部这两大派的斗争，除了战与和的分歧外，还牵涉到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因素，不过，仅就战与和这一主要之争来看，主战派的爱国抵抗立场无疑值得肯定。
最后，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郭嵩焘一生以知洋务、通夷情自居，俨然是当时中国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最为“透顶”的人。他在伦敦写给朱克敬的信中便自吹说“（今）体察各国情伪，与其所见为利病避就者，自信于此确有所得，孟子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诚亦无所多让。”〔30〕郭嵩焘对帝国主义了解的“确有所得”是什么呢？郭嵩焘在日记中说到：“亦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31〕正是从这种“透顶”了解出发，郭嵩焘一再要求中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忍再忍，甚至埋怨清政府不该在执行“和忍”的政策上迟疑不决。郭嵩焘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得到了洋人的欣赏和赞许，某西报撰文说：“西国人士尚论中国的时事者，谓中西方交，日益亲密，有如磁石引铁，不期而然，其效之速实由于遣使出洋，出洋之使，因多负经之才，我西人心焉数之，郭侍郎卸指应首屈，贤为国宝，不其然乎。”〔32〕郭嵩焘卸英使任回国时，西人深表其遗憾，“中国郑重简使，代国家通辞令，实收万里之益，边疆重圻，当以此等人才任之，则于中外交涉不敌龃龉。然则如郭钦使者，亦乌可多得哉！”〔33〕不过，帝国主义真正欣赏的绝不是郭嵩焘的外交才干，而是郭嵩焘一贯坚持的求和立场，并从中国的道统中寻出“理”、“情”、“势”这些堂而皇之的东西，为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提供合“理”的依据。作为当时已完成了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侵略者，出于强凌弱的本性，绝没有同置于他们侵略扩张之下的中国进行国际间正常交往和公平通商的半点诚意。如果说，在正常的国际关系中，互派公使是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一个外交标志，那么，在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被侵略国家之间，这不过是一个虚设。对于侵略国来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被侵略国在它们得寸进尺，随心所欲地掠取侵略权益时，不能进行任何正当的抵抗。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目的，实现扩张野心，帝国主义才打出了平等通好的幌子。所以，郭嵩焘把争取和平与安定寄托在所谓的“求和外交”上，寄托在培养出大量的胜任此事的洋务人才上，这只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事实正是如此，郭嵩焘在驻外的两年里，既没有为中国换回“和局”，更没有使民族危机有丝毫缓和，相反，西方帝国主义完全不顾及郭嵩焘对它们的一贯友好态度，照样在外交交涉上对他蛮横无礼，致使他一事无成。在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郭嵩焘对他原来认为的比中国老百姓更“懂情喻理”的帝国主义逐渐产生了失望感。在他驻外的后期，郭嵩焘一失当初“独出身冒泷涛万里之阔”，欣然赴任英使之职的自信和雄心，急切要求卸任回国。这除了与刘锡鸿的关系恶化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外，郭嵩焘对洋人的失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上述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将郭嵩焘搅扰得心灰力竭。他从英国卸任回国后，向朝廷乞假三月，回籍就医，假满又正式称病乞休。于是乎，朝廷顺水推舟，下诏应允。由于郭嵩焘的隐退不是出于本意，所以，他回籍以后，仍然是“昔贤有忧患，恐惧失初心。”即使后来感觉到封建王朝已是“岌岌可危殆哉”，他也没有对封建阶级统治中国的权力发生怀疑，继续把它视为万世不变的天理，而把封建清王朝的统治濒于绝境归咎于人才猥下、小人当道、人心败坏、积重难返之上。
从此可见，郭嵩焘从把振兴封建统治阶级的希望寄托在无数个象他那样的“贤人之崛起”，到对封建人才的彻底失望，进而对自己的彻底绝望，其间经历了一个复杂心态激烈冲撞，愤满情绪难以发抒的扭曲变形的痛苦过程。由于阶级和环境的局限，也由于个人褊狭而固执的性格，郭嵩焘根本不可能在痛苦的挣扎中重新找到一条出路，而只能在痛苦的挣扎中为自己挖掘一个越来越深的孤寂之井。“伏枕谙悉思，抛书渍泪痕。”〔35〕“无穷家国事，一倍涕淋浪。”〔36〕这些诗句就是他在这个深井中打发残生的具体写照。
注释：
〔1〕《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郭嵩焘请付史馆擢》。
〔2〕《郭嵩涛年谱》上第203页。
〔3〕《养知书屋诗集》卷十五第9页。
〔4〕〔9〕《郭嵩焘日记》卷二，第641页，第641页。
〔5〕〔26〕《玉池老人自叙》第79—80页，第28页。
〔6〕《云卧山庄尺牍》卷八《致伯兄家书》。
〔7〕《能静居日记》册三第1906—1907页。
〔8〕〔10〕《养知书屋诗集》卷七第7页，第8页。
〔11〕《曾文正公书扎》卷一八《复李少荃》。
〔12〕〔13〕〔14〕〔15〕〔16〕〔31〕《郭嵩涛日记》卷三第857页，第861页，第49—50页，第45—50页，第45—50页，第857页。
〔17〕〔18〕〔19〕〔20〕《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册四第1996 —1997页。
〔21〕《德宗实录卷》二九九岫第17页。
〔22〕《朋僚凼稿》卷一九第23页，《复曾劫刚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
〔23〕《刘坤—遗集·书牍》册四第1995页复李次青（光绪七年八月初四日）。
〔24〕《萝华山馆遗集》卷五、第13页《答劳芗林明府》。
〔31〕《郭嵩涛诗文集》《致黎莼斋》第249页。
〔27〕《郭嵩涛诗文集》《伦敦致伯相》第193 页（以下简称《诗文集》。
〔28〕《奏稿》《俄人构患已深遵议补救之方折》第394页。
〔29〕《奏稿》《条议海防事宜》第341页。
〔30〕《中和月刊》卷一、十二期第68页《郭筠仙手扎》。
〔32〕《西国近事汇编》已卯卷二第19页。
〔33〕《西国近事汇编》戊寅卷三第62页。
〔34〕《诗文集》《高平离感》第592页。
〔35〕《诗文集》《哭李春和》第565页。
〔36〕《诗文集》《感怀三首》第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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