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鹰构想数字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数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城市也在发展“小灵通”
记者：目前，北京市各区已经开通“小灵通”，此前，重庆、广州等大城市也都已开通，但上海有关方面表态称：不会上马“小灵通”。这是否意味着，“小灵通”在大城市的发展仍在受限制？吴鹰：北京开通“小灵通”已经说明了某些问题。上海开不开“小灵通”，影响已经不大。以前电信史上都是大城市先上有关设备和技术，中小城市再跟进，“小灵通”则是中小城市先上，因此，大城市的示范和领导作用已经不大，但后上者有后发优势，技术比早期成熟，价格反倒低了，网络质量也更好了。记者：有人一直把你称作“小灵通”之父，你怎么看？
吴鹰：我不同意别人称我为“小灵通”之父，我也不是，也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如果真说过，也是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记者：有人说，“小灵通”的出现对蜂窝移动电话是一种冲击。
吴鹰：“小灵通”和蜂窝移动电话可以共存，是互相促进的，移动电话没有因为它的出现而减少，反而发展更快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收入也增加了。
记者：“小灵通”对固定电信运营商意味着什么？
吴鹰：２００３年第一季度，电信史上第一次移动业务的收入超过了固定电信业务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小灵通”用户数已占了中国电信新增用户数的３０％以上。
记者：“小灵通”最近两年将是何种发展趋势？
吴鹰：仍会高速发展，相信用不了５年，将会发展到１亿户。
记者：“小灵通”会取代固定电话吗？
吴鹰：将来的发展趋势肯定会这样，固定电话线将用来做宽带，如ＡＤＳＬ上网等。
记者：短期内固定电话会消亡吗？
吴鹰：也不会，但它将成为一个摆设，用的人会越来越少，到了一定时候，固定电话月租费再不取消，将会有人拆机，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记者：国内如果发放了３Ｇ牌照，“小灵通”还会有这么快的发展吗？吴鹰：肯定还会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决定不可能人人都用３Ｇ，除非３Ｇ上来就采取最低资费，比现在手机资费还便宜，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电信运营商只要一天拥有固定电话运营执照，就应该做“小灵通”，而不是去发展固定电话。
记者：届时，“小灵通”将如何生存？
吴鹰：“小灵通”肯定会和３Ｇ结合，具体有三种结合方式：一、“小灵通”的核心网是基于全ＩＰ的核心网，硬件和３Ｇ核心网的硬件相同，软件可以在３Ｇ核心网上兼容。二、增值业务可以兼容。将来，“小灵通”用户的界面和应用都可以平滑过渡到３Ｇ。三、采取双模手机方式，部分用户在本地时可以用“小灵通”，出国或出差时用３Ｇ。
记者：“小灵通”发展到现在，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吴鹰：首先，定位非常准确，“小灵通”是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在这个层面上发展，它所有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如果一开始把“小灵通”定位于移动业务，它有一大堆缺点，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另外，“小灵通”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巨大市场需求的驱动。三是性能和技术不断提高，成本不断下降。四是企业在“小灵通”问题上采取了非常正确的市场策略。
记者：有人说，要提“小灵通”，就不能不提ＵＴ斯达康，浙江余杭和原浙江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吴鹰：余杭是我们的第一个试验点，对我们起的作用最大，徐福新局长也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省电信局领导的决策则至关重要。
打造数字中国之梦
记者：当小灵通在国内电信市场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人们再一次想起了你。对于小灵通带来的巨大荣誉，你怎么看？
吴鹰：小灵通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但是它只是一个产品，而未来，我希望能够帮助中国跨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记者：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吴鹰：我全部的梦想，就是要全力打造一个“数字中国”。
记者：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６日，一个非政府、非政治、非盈利的组织———“数字中国”在亚布力正式宣告成立，你当选为“数字中国联合会”的首届主席。这是一个什么组织？
吴鹰：“数字中国”是由一批新兴的高科技企业的企业家发起的，最早这个想法是在２００２年４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来的，当时参加论坛的数十家中国重量级的企业的领军人物都积极表示支持。成立“数字中国”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国和亚洲地区高科技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同时促进中国和亚洲地区数字化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对中国和亚洲地区跨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做出贡献。
记者：你怎么看待中国当前的数字鸿沟？
吴鹰：谁都知道这个数字鸿沟有多大，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多困难！作为“数字中国”的首任主席，我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很重很重！
记者：这是一个远景，想过其中的困难吗？
吴鹰：再困难，我们也要做下去。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很有益的事情，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最终扫除横跨在中国和亚洲地区人民面前的这条数字鸿沟，这是我的一个强烈的梦想。其实，我并不是最早提出“数字中国”概念和想法的人，反而是曾强、丁健、王维嘉这些人最先提出的。当时大家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聊得很投机，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应该花大力气去把它做好。后来大家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够领头开展“数字中国”的工作。
记者：看来你重任在肩啊。
吴鹰：我能够做“数字中国”的主席，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其实，大家都希望在一起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并不光是
为了自己的企业做一些事情，而是为了能够推动中国数字化的发展，也能够使各个企业有进一步的发展。
记者：这样看来，我看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吴鹰：对。为什么一群国内知名的企业家会想到要做一个“数字中国”？是因为大家觉得有这个责任感，应该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数字化发展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２００２年博鳌论坛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坐在一起，就谈到企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除了业务以外，还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时大家聊着聊着就谈到“数字鸿沟”这个概念，大家都觉得，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跟世界发达国家在数字化方面的鸿沟还是蛮大的，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我们又觉得，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家应该有一个社会责任感。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促进一下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促进共同的发展，不光是中国的，还包括亚洲国家之间的发展。其实这跟当时博鳌论坛的主题非常接近，最后大家就决定成立这么一个“数字中国”，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成立“数字亚洲”。
记者：你是不是对数字鸿沟有什么切身的体会？
吴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陕西。那时陕西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电脑。当这些十来岁的小学生看到电脑里面有图画，还能跟对方通过敲一些文字进行沟通，他们觉得非常的神奇：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当时我就想，我们这些人只是简简单单做了一点事情，但却很有可能对这些小孩子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是好的影响。这次经历更坚定了我要把“数字中国”的工作不断做下去的决心！
记者：从西部开始吗？
吴鹰：也许是这样的经历给了我太多的震动，我决定把“数字中国”的工作更多地跟改变中国西部的命运联系起来。在“数字中国”正式成立的那一天，“数字中国”跟团中央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跟中国志愿者服务中心对西部地区计算机人才培养上进行长期的合作。
记者：数字中国不仅只有小灵通吧？
吴鹰：当然，所谓“数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不光是电脑，也不光是互联网，它还包括电信等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小灵通。
记者：由你自己来说说小灵通的作用，恐怕会很有意思。
吴鹰：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比较慢一些，因此在中国所有的西部省份都开通了小灵通的业务。由于小灵通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接入网技术，系统的成本很低，所以运营商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提供给用户使用，这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它使很大一批收入不是很高的人群都用上了小灵通，能够进行无线通话联络和即时沟通。
记者：２００３年主要都做了什么？
吴鹰：２００３年是“数字中国”成立的第一年，也是我们大展拳脚的最佳时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增加新的计算机人才的培养点，扩大跟团中央的合作范围，更多地捐赠一些计算机，以及举办一些论坛来探讨各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和怎样促进中国数字化的发展。２００３年博鳌论坛的数字亚洲论坛是四个非常重要的论坛之一，也是我们“数字中国”的一个重要活动，我们请来了亚洲非常有名的ＩＴ行业的企业家和政府主管领导来参加这个论坛，探讨亚洲企业间的数字化合作。其实在“数字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为了保护在中国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不受盗猎者的侵犯，我们做了“数字中国”的“一号行动”，通过卫星通信的方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而且建立了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区的网站，可以跟全世界进行连接和沟通。这些都是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应该抢占更大的数字化市场
记者：在度过了２００２年一整年的互联网复苏期后，互联网产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据权威研究资料显示，下一个互联网的热点将是宽带。宽带互联网会在去掉泡沫之后进行重新整合，然后会有一个长期稳健的发展。据有关机构预测，到２０２０年，全球宽带互联网应用市场将会是一个价值２０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对此，你有什么打算？
吴鹰：２０万亿美元可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数字，要知道，现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１．１万亿美元左右。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市场范围内，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企业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是在市场上有很好的占有率，那么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绝对是中国的一个新机会，也是得以跨越数字鸿沟的基础，所以应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全力去把握它。我相信中国企业是很有这种潜力的，因为咱们中国的很多人都很聪明，而且又接受过西方很好的创新理念和技术的沟通，更何况中国市场必然要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互联网市场。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最终这种协作和发展会形成一条很好的产业链来带动中国数字化的发展。”记者：但是，眼下中国的数字市场基本上还是外国企业的加工厂，是他们的产品扩散地，我们并没有原创能力。
吴鹰：中国不应该陶醉于为世界各大品牌做加工厂。对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样的说法，国内基本上是普遍乐观的评价，而我却毫不犹豫地跟大家唱了一个反调！我认为，中国虽然已经是全世界的加工厂，但是光做低级劳力的工作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在高附加值的产业产生核心技术，从而不断在中国市场上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并最终走向世界，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因为大的市场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大量的资金来了以后，又能够促进一些领先技术，核心技术的开发，这样反过来就可以向美国、欧洲、日本这样的市场出口这些技术，这样的话就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这也是“数字中国”立志去做的事情。
记者：看得出来，你成竹在胸。
吴鹰：但是，现在“数字中国”还刚刚成立，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在许多地方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力量来加入我们当中。我们非常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加盟数字中国，共同探讨中国的数字化的发展，来缩小跟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这个过程自然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政府之间的对话和得到政府的支持，使这个行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海归应该回国发展
记者：现在，罩在你和你的企业ＵＴ斯达康头上的光环令人晕眩，美国《商业周刊》评你为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亚洲５０位明星之一，《福布斯》杂志称ＵＴ斯达康是全球最成功的前２０名小企业，全国最大的留学生企业，浙江省２００２年销售、利润、税收第一，等等。我想听听你的经验之谈。
吴鹰：ＵＴ斯达康抓住了很好的机会。企业创办时，中国正在驶向信息高速公路，ＩＴ及通信市场潜力巨大。我们抓住了中国市场，尤其是ＵＴ斯达康开发出的小灵通是个典型的符合中国市场特征的产品。中国老百姓希望能有便宜的移动通信工具。在这种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几年来，ＵＴ斯达康每年以平均１０６％的高速度增长，去年销售业绩超过７１亿元人民币，为国家缴纳税收１０亿元人民币。
记者：你是怎么发现这一机会的？
吴鹰：１９８２年，我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教，研究计算机应用与数字信号处理系统，攻克了１６位计算机设计这一世界性难题。１９８５年，我带着３０美元只身前往美国新泽西工学院深造，攻读硕士学位。经历了几乎每个留学生都会面临的生存难题，在做全职学生的同时，还兼职三份工作，不过我干的是搬运工扛大包的体力活。１９８６年，我进入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这一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接近世界一流的通信技术，并开阔了眼界和视野。１９９１年的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薛村禾约我谈项目。第二天，两个从未谋面的留学生就谈成了交易：我以自己的科技成果入股，成立了斯达康网络系统公司。
记者：你的企业是典型的留学生企业。
吴鹰：是的，ＵＴ斯达康是典型的留学生集体创业企业，当时公司的五六个核心人员都是留学生，回国后，我们又吸收了一些专业人才，但企业的员工也只有２０多人。国内的竞争也很激烈，如果不走集体创业的道路，就很有可能在竞争中落败。留学生回来毕竟和国内大学毕业生的机遇是不一样的。ＵＴ的成功不是不能复制的，ＵＴ当初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资助。
记者：２００２年，ＵＴ斯达康投资１０亿元人民币在杭州建立面积达２３万平方米的研发生产中心。我以为，这是你们最关键的一步。
吴鹰：这是浙江良好的投资环境促使我们下的决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地区，而浙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尤其是地方政府提供的良好稳定的政策和硬件建设，已经为浙江创造了健康的投资环境，这是ＵＴ斯达康能获得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记者：听说你经常呼吁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发展。
吴鹰：我的个人创业经历充分证明了，留学生要有大发展应该回到中国。现在，有的留学生羡慕我在１０年前回国发展，我说：如果你现在不回国，１０年后可能会更后悔。
纳税我是第一
记者：胡润推出的百富榜中，ＵＴ斯达康以国内纳税额１２．５亿元为百富榜中纳税最多的企业，这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信息，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税收问题？
吴鹰：大家议论的统计纳税为ＵＴ斯达康公司经营抽纳之税额，而非我个人所缴之税额。诚实、守信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之一，也是企业生存的基本准则。信守承诺是ＵＴ斯达康企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信守承诺不仅是对客户、对员工，特别是应该对国家、对社会做到忠诚。诚信纳税不仅是一个企业应尽的最起码的义务，也是回馈社会的具体行动。ＵＴ斯达康在高速成长的同时，一直坚守着真诚与实在。这种实在，不仅体现在它非常注重用真实业绩回报股东、回报客户、回报社会；而且还体现在诚信纳税、热心公益上。
记者：这几年，你们公司的纳税情况的确一直不错。
吴鹰：２０００年，ＵＴ斯达康对国家综和税收贡献近７亿人民币。２００１年，随着销售业绩的增长，综合税收贡献也提高为１２．５亿元人民币。２００２年ＵＴ斯达康公司对中国的综合税收贡献为１３．８１亿元人民币。２００３年，仅上半年就继续为国家综合纳税１５亿元人民币。
追求员工的认同感
记者：一直听说你的公司在凝聚力和员工统一性方面成就不错。
吴鹰：我认为我们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并且员工有成长的机会。公司这几年的业绩发展很好，员工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好的发展空间。相反如果业绩不断下降的话，就很难了。ＵＴ斯达康的文化主要有：“公正开放，尊重平等”、“团队合作，沟通互助”、“努力工作，开心快乐”、“信守承诺”、“鼓励个人能动性和创造力”。
记者：作为一家著名的企业，你认为在保持旺盛、持久的发展中，员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使得你们的员工能安心为企业服务？
吴鹰：员工是公司发展最主要的的角色，企业的核心是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又是发挥人才作用的
关键，技术可以跟进，产品可以模仿，只有文化是一个企业独特的本质。ＵＴ斯达康强调“以人为本、共同成长”的文化。公司一直很关注员工的发展，将“员工与公司共成长”作为公司保持长久发展的核心动力，并努力使员工有最佳的发挥的环境，我们提倡为１００分的人才提供１２０分的舞台，鼓励员工挖掘潜力、超越极限。同时在福利、培训上都予以关注。
记者：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你认为企业和员工之间怎样达到最大利益统一？
吴鹰：从一定程度上看，需要员工做最喜欢做的工作，并且有成长的空间。我们尽量安排员工做自己最喜欢做的工作，但这并不是都能满足的，这种情况下，员工可以采取先完成公司所交给的工作任务，然后再做别的，公司会支持你，事实上，ＵＴ斯达康在内部很具有流动性，可以跨地区，跨部门甚至跨国家流动。
记者：你认为与国内的企业相比，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你们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吴鹰：不好与其他企业比。只谈谈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说，“鼓励员工在公司内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不拘一格培养，使用人才”，“鼓励员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公司文化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一家简单以业绩为导向的企业。譬如说在我们的年度考核中，即使你完成了５００万的销售任务，但在考核中，业绩只占５０％，另５０％是考核员工是否符合公司的文化、理念等。我们强调与公司共同成长，考核中还包括信守承诺，团队等一系列的标准。
记者：据说你的公司ＨＲ总监下设ＵＴ斯达康大学，集团公司ＨＲ部门、研发部ＨＲ、各事业单元ＨＲ、各大区ＨＲ部门，你们的ＨＲ员工共有多少？又如何协调呢？
吴鹰：四五十人，主要是通过总部直接协调，各处的人力资源员工在与公司其他部门关系上都有这样的理念：合作伙伴关系。
记者：公司如何让员工从情感上对企业保持旺盛的敬业度？
吴鹰：从情感上谈是很有意思的，关键是一定要员工自己认为在从事喜欢做的工作。这样才能从情感上认同，才会从情感上无怨地自觉接受。我们的一个销售人员，常常在凌晨１—２点，甚至更晚，都还在考虑工作上的事情，他说这是由于对工作本身有感情，只有对所从事的工作有感情了，才会对企业有感情，才会从情感上保持旺盛的敬业度。
记者：公司在薪酬方面是什么样的政策，大概情况如何？
吴鹰：我们的薪酬在同类公司不是最高的，但是在前２０％的行列。对公司作出贡献的人，我们还会给予股权，早期加入公司的员工，现在他们手上的股票价值都有很大的增幅。员工的薪酬会和公司的发展紧密结合。我们每年有两次考核，分为Ａ、Ｂ、Ｃ、Ｄ、Ｅ五个等级，Ａ是极其优秀的，Ｂ是优秀的，会拿到与其贡献相应的薪酬，Ｃ是达到公司的要求，那么他能拿到与公司平均值的薪酬增幅，Ｄ级的我们会给其３个月的考察，Ｅ级的会被淘汰。
记者：你曾说过“我们在人的管理上其实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指的是什么？
吴鹰：我们的员工福利做得比较好，但在培训和员工成长等方面还需要再改进，因为公司的成长速度很快。员工能力的提升对人力资源管理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