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研究中若干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国际政治学界来讲，政治发展的系统研究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尽管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但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研究领域。本文结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提出一些探索性意见，以期引起新的讨论。
一、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导致政治发展
这似乎是一个最寻常的问题，但却常常引起争论、误解，以至被搞得似是而非，无从作答。其实，只要将该问题分解，从不同层次和角度予以认识，答案是明确的。
如果我们从近代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中抽象出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立足于国际社会的整体予以研究，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政治发展，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次，可称为宏观层次、抽象层次。
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关系的宏观层次所指明的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长远的、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讲，经济的发展终究会带来政治的进步，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自觉，是否发挥了能动性。显而易见，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以及经济的社会性质会相应地决定政治的发展水平，政治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以及政治的性质。当然，正如恩格斯在批评某些曲解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他本人从来没有说经济是决定社会政治现象的唯一因素。社会政治现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在这众多制约因素中，只有经济的制约具有归根结蒂的意义。换言之，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是历史演进中永恒的、不可替代的因素。历史的跨度越大，经济的决定作用越突出，而其它各种因素则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起着程度不同的作用，有时甚至也起着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纵观几百年市场经济演化的历史，的确可以发现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政治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完善程度，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与深刻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治的开放性与透明度等都已今非昔比。而政治发展这种日趋进步的趋势恰恰是由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所造就的，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绝没有人类今天的政治进步。同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推动政治发展的进一步完善。已建立起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如此，正在健全市场经济或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如此。对于正在进行“革命中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治的相应变革必定会使我们在政治民主化和文明化的阶梯上攀登到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
如果我们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来探讨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关系，那么仍然断言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政治发展就未免有些偏颇了。这是研究两者关系的微观层次、操作层次。显然这第二个层次包含着许多变动不居的因素，从而导致问题的答案也不尽相同。
任何一个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国家，在其发展市场经济时，能否推动政治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领导能力、民众的基本素质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过低，推进市场经济的难度就大。于是经济转型和各种经济活动就会冒更多风险，从而容易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进而诱发政治社会的动荡。而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度”的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阻力相对地要小，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已不成问题，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哪怕遭受一些挫折，也不足以影响民众对社会的基本认同，从而就易于保持政治的平稳。
政府的领导能力包括一国领导在处理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关系时决策、组织、管理、调控等综合能力。同时，民众的基本素质决定着一个社会对社会变革的认同程度和承受能力。国际环境是制约一国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外部条件。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各国的健康发展，而动荡的国际局势，无论是武装冲突、外交对峙、贸易制裁、资源争端、金融大战，都会干扰各国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正常进程。
显而易见，制约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上述因素在各国均不相同，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由于发展阶段和变革程度不同，也会出现阶段性差异。因此，对于一个具体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来讲，市场经济是否推动了政治发展要作具体分析，不应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重要的是研究现实的条件，从而明确问题与方向，努力创造两者协调发展的条件，推动其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导致政治发展，回答这一问题必然注意区分上述两个层次。从宏观层次、抽象层次上坚信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政治发展的结论，一方面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坚定了发展经济的决心，抓住了经济优先的关键。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缺少雄厚的经济实力，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发展。正如我们今天更深刻感受到的那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相对超前只具有暂时的意义。若长期不能摆脱贫穷，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基础，不仅政治的某些优越性会失去光彩，而且会严重阻碍自身的政治发展，中国几十年的曲折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铁的事实表明，改革给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了活力。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恰恰相反，它们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凝聚力，使得社会主义日趋完善。所以在是否发展市场经济的原则问题上，我们没有理由动摇，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的完善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尽管从历史的、宏观的眼光看，市场经济终将带来政治的发展，但具体到一个国家的现实的政治发展过程，人的主观作用又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换言之，市场经济必然推动政治发展的理论结论，并不意味着政治发展的自然论，似乎无需人的努力，任凭市场经济的自然进展，就可以坐享政治文明的硕果。这种错误的认识不仅会延缓当代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会殃及后代。历史从来都是由人创造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历史的进程与面貌。所以，在微观层次上我们要认真研究本国政治发展的具体问题与条件，制定出操作性很强的政策、方案，以求实现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协调。在这里抽象的理论结论尚不足于成事，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不少发展中国家只看到西方国家今天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相对发达，孰不知这是几百年演进的结果，其间也包含着这些国家与民族的努力奋斗。因此，不付出代价不可能实现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发展经历既有实现市场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的优势（如党的权威与坚强发展，民众的基本觉悟与道德水准），又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障碍（如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根深蒂固的行政干预倾向，缺乏活力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抓阶级斗争转向抓经济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切实按经济规律办事，精心领导和组织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变革，才能实现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同步前进。任何等待、侥幸心理都必须坚决克服，否则不会有光明的前途。
二、政治发展的“度”与过程
发展意味着事物的不断更新、进步、充实、完善。任何发展都存在着阶段性，并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发展也不例外。
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可以用若干指标去衡量、确定，而由一组指标所显示的发展状态，就可称为政治发展的“度”。显而易见，在政治发展不断演进的全部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以一系列的“度”为其标志。正如我们通常所知晓的那样，“度”有质与量的规定性。政治发展的每一个“度”必定有自己的特点和相应的内容。研究“度”与“度”之间的差异与联系，把握不同阶段政治发展的最佳内容和最适宜的速度，这恰恰是顺利推进政治发展的关键。
至今为止，政治发展可以区分为多少个阶段并无定论，而且应当说研究成果也不够多。从现有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主要以社会经济水平为依据，将政治发展大体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在经济水平很低的阶段，政治发展程度也相应地低；中等经济水平提供了政治活跃的土壤，在个别指标方面，如政治参与的程度，这个阶段会表现得异常突出。但政治活跃并不等同于政治发展，所以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的政治发展虽获得了长足进步，但并没有确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政治发展还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反复的可能；跨过这个阶段后，随着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政治发展呈现出平衡、有序、规范的特点，从而标志其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在提出上述观点时，西方学者（如亨廷顿、达尔等人）注意到某些例外，并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绝非简单明了的对应关系，这表明他们对自己的研究结论非常慎重。
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妨把政治发展划分为早期阶段、剧烈变动阶段、平稳阶段、成熟阶段。在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推行，新的经济形式与运行方式对社会的冲击尚不明显，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大都还局限于原有的模式。所以这个时期，政治体系的变动不大，公众的政治参与还未被激发，政治较为平和。由于社会相对稳定，而初始的经济转型又易于给人们带来某种实惠，因此政府的地位较为稳固，信心也较强。由此看来，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的政治发展，在其早期虽然总体水平较低，但政治的平稳发展却也赢来一些肯定之声。
随着经济转型力度加大，市场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原有的模式和思维从根本上被动摇，社会分层加快，流动性增多，经济收入差距加大，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尖锐，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一般来讲，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张及其所导致的种种严峻社会问题超出了政府的预想，加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滞后，“寻租”活动膨胀，所以出现了程度不同地政府失控现象，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新兴的中产阶级，还是失落感和心理不平稳日趋强烈的不满阶层（这个阶层既包括生活水平确实下降的贫困阶层，也包括生活水平虽未降低，但与在竞争中先富起来的富裕阶层的差距加大，从而频感失意的“失意阶层”），都会利用市场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的较为广泛的活动空间，积极开展政治与社会活动。因此，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政治参与活跃，政治竞争激烈，政治秩序也相对混乱。这是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阶段。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为政治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只有在此时才以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给人带来震憾，也带来希望。如果被激发和动员起来的民众能够在积极进行政治参与，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理性地达成并遵循保持社会稳定的共识，而政府的权威与控制能力又始终未丧失，那么政治发展就能经受住剧烈变动的考验，走向平稳与有序。反之，如果被刺激起来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膨胀得难以遏制，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热情失去理性的支配，加上政府的软弱无力，更甚者极度腐败，那么，在这个阶段必然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正、体制与政策的漏洞等等问题就会葬送政治发展的前景，社会将在长期的动荡与混乱中徘徊。
经过剧烈的变动，市场日趋完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机制已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市场经济秩序开始形成。正如我们已多次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有序经济、法制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人们的各种社会政治行为也将随着经济行为的规范化而日益规范。秩序并不排除竞争，排斥矛盾。竞争同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之一，但此时的竞争是一种更讲规则的竞争，解决矛盾的规则、手段更为完善。此外，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也为社会整体提供了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样，基于生存竞争而导致的尖锐矛盾得以缓和，并且社会已具备财力调解这种矛盾。人们开始习惯于有序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政治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
政治发展的平稳阶段一方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人们政治行为的规范化、法制化。与之相适应，一个体系完备，制度健全，功能齐全，社会开放度和稳定度高，公民政治参与规范的政治秩序也得以确立。这标志着政治发展成熟阶段的到来。
政治发展的四个阶段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阶段都要求具备相应的条件，达到一定的“度”。不具备这些条件，试图超越“度”的制约去进行政治实践，必然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开辟着自己向前发展的道路，并不断对政治提出变革的要求，从而推动政治的发展。这表明，政治的发展从总体上讲具有被动性、附属性的特点，政治发展不同阶段所要求的“度”正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就此而言，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政治行为必须尊重“度”的客观限制。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政治发展自然论”，因为在“度”的范围内，在创造“度”与“度”之间转换条件的历史活动中，人们又是大有作为的。切不要把两个从不同角度审视的问题混淆起来。政治发展每一阶段时间的长短，转换的顺利与否，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政治发展进程的判断与把握。在这里，即在操作的层次上，我们要格外强调政治发展演进的“度”与过程。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与剧烈变动阶段交错的时期，从整体上看，变动阶段的特征已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我国政治发展尚部分地处于早期阶段的表现是，一些边远省份或交通不便的内地基层，市场化冲击还有限，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思维方式还起主要作用。这主要囿于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因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改变。从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大中城市来看，政治发展已明显处于剧烈变动阶段。服务于市场经济的组织、制度、规范迅猛增加，政治的结构和功能正经历大的调整，公众参与活跃，社团大量涌现，社会公正问题引人注目，反腐败成为社会焦点。整个社会，从政府到公众，从中央到地方，都经历着政治变动的洗礼。新政策的出台与旧政策的失效交织，新机制的运行与旧体制的作用并存。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颇多，从而自身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稳定性。
我国的政治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交错时期，有其特殊的缘由。如果仅从1992年我们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算起来考察政治发展的阶段，那么时间确实太短，也难以对目前的交错时期予以合理的说明。事实上，我们已有了十几年的改革历程，而不管该时期我们对市场经济如何定位，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趋向毕竟举世公认。换言之，经济转型及其相应的政治变革从1978年起已经开始。当然，即使如此，从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早期阶段，十几年的时间依旧显得短暂。只有同时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发展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已有了相当的基础，才能解释我国政治发展何以能迅速从早期阶段步入剧烈变动阶段，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却比我们要长。
面对我国政治发展的交错时期和明显的不稳定性，从政治方面讲，重要的是加强政治整合的能力，牢牢抓住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大打击社会犯罪的力度，维护社会公正和公民应有的权利。从民众方面看，务必要克服唯物质主义的诱惑，提高社会责任感和公共道德水准，增强法制观念和整体意识，从而使政治行为更加理性化、规范化、社会化。
我们想强调，把握政治发展的“度”与过程，要同全面把握政治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必然的与偶然的，决定性的与非决定性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协调。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成为政治发展的主人。
三、政治发展的国际化
何谓政治发展，至今并无定论。一般说来，它涉及政治制度化、组织化，政治功能的专门化与完备化，政治结构的层次与匹配，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等等内容。这些内容既是政治发展的内在要素，同时其达到的状态与显现的程度又成为衡量政治发展的指标。这些要素与指标无疑是重要的，也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主导方面，但应当说并不全面，其中最严重的缺欠就是忽视了政治发展的国际化。
这里，国际化是指一国对政治全球化的认识及其所确定的国际战略与策略。多年来，人们研究政治发展，判断一国政治发展的水平总是以上述各种指标为标准。但事实表明，一国政治发展的程度，除了考察政治制度、政治功能、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等指标外，尚与其是否愿意开放本国政治，加强国际交流，自觉与国际通则接轨，从国际社会汲取养料，同时又积极向国际社会展现自己，在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努力做出独特贡献有关。一个政治不开放，对国际社会抱有疑虑甚至敌意，排斥一切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的事物，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国家，绝不能妄言政治发展。
政治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当代的市场经济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无论是富是贫，是大是小，是发达还是不发达，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同一个世界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经济的全球化根源于经济的内在扩张力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的发展已超出一国的容纳力，比较利益的原则驱使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组合。而这一切又恰恰得到了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持，现代化的交通、通讯、信息网络，保障了世界经济有条不紊地运行。在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冲击下，政治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从而也显现出全球化趋向。
政治的全球化意味着随着经济的相互依存，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多，联系日益紧密，从而要求各国从全球的角度去处理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的整体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好坏，将不仅涉及各国的实际经济利益，还会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产生直接影响。每一个民族国家，即使是从最狭隘的功利角度考虑，也应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努力建立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因为唯有如此，本国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当然，若把视野进一步扩大，势必会对经济一体化造成的全球政治结构的变化进行更深刻的思索，并作出适当的反应。无论从哪个层次讲，政治的全球化都要求各国的决策者们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把握住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努力创造有利于整个人类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大环境。
有了全球的视野和推进世界一体化的决心，还必须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国家的对外战略。显而易见，一个对政治全球化表示认同的对外战略，必将是开放的战略，寻求合作与互补的战略，倡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战略，同时也必定是坚定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战略。若是缺乏这样的战略，在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时顾虑重重，畏首畏尾，甚至总表现得与他国格格不入，那么，这样一个在国际社会无所作为的国家，其政治发展就应当说是不成熟的。这种国家即便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国内政治的平稳和稳步发展，最终也难以经受住国际化的冲击。也就是说，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在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大趋势面前，只有开放的政治，与国际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才能使本国的发展获得真正的活力。而一切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的政治，不仅其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较为有限，而且程度不同地具有某种虚假性。
政治发展的国际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公开承认，调整本国国际战略的工作都在悄悄地进行。当然，由于政治的一体化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异常敏感，加之削弱国家主权，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也颇有市场，所以政治发展的国际化容易遭到误解，即被认为要取消主权国家。这的确是一种可以澄清的误解。其实，政治发展的国际化对一国的要求仅仅是承认政治全球化的事实，并据此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制定出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开放性政策，以便从这种战略与政策中受益，促进本国的政治发展和国际社会的进步。至于政治的全球化最终会走向何方，导致什么结局，是赞同国家主权过时论，还是力主国家主权与日益勃兴的全球性、地区性一体化权力长期共存，这是角度不同的问题，观察与思考的余地还很大，不必匆忙下结论。
四、政治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政治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之一。虽然政治发展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反过来政治发展又能动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之所以困难重重，与政治的不成熟乃至动荡有极大关系。正因为如此，政治发展研究才被提出，并受到广泛关注。的确，最初的政治发展研究主要是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政治发展问题实质上是与经济现代化相伴生的政治现代化问题，而政治现代化则突出表现为政治体系的完备化，政治民主化，政治秩序的稳定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与深入。一个国家一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就意味着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未免过于乐观了。经济的现代化无疑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根基，政治的现代化也使人们的政治行为与政治生活更为有序、规范。但从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看，光有经济的增长与政治发展还远远不够，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精神发展同样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
这一点至少从60年代开始已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当时，西方一批学者正热衷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而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学者却对人类面临的困境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们对狂热经济增长的批判，对环境、资源、人口、全球贫困、世界经济旧秩序、人的异化和唯物主义倾向等等问题的审视，把社会的综合发展、协调发展提到重要位置。被人们不恰当地称为悲观主义学派的罗马俱乐部，的确给人类的自信与乐观泼了冷水，但平心而论，他们的忧虑是深刻而积极的。他们不是叫人们在困境面前坐以待毙，而是呼吁国际社会正视现实，果断地采取措施，去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明天。恰恰是从这时起，各国在积极推进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同时，开始用很大的精力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30年后的今天，对于社会进步的理解，国际社会已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演进到社会综合发展。人们的视野早已突破经济、物质的增长和政治民主化，开始对社会公平、贫富差距、资源短缺、生态环境压力、人口与妇女问题等诸多社会领域予以更多的关注，从而提出了协调发展、综合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等新概念。这些新概念虽然内容有别，但共同之点却很鲜明，那就是提出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新尺度，逐步明确了人类追求自身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
现在看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已全面确立，并沿着健康的道路日益走向完善。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促进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为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政治活动规范有序，政治体制日臻完备，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开放度较大。人们习惯于法治，其政治行为也更加理性化，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第三，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这是30年来，人类对社会全面进步的认识不断深化的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首先意味着人类的活动必须保持一个维系自身正常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换言之，人类的活动要受到自然资源的可利用量，环境对污染的吸收能力，以及地球的人口容量等等条件的制约。如果无视这些条件的限制支持人类生存的系统就会遭到严重破坏，乃至崩溃，人类的命运自然岌岌可危。长期以来，人们盲目地追求经济的增长，对人口的膨胀和环境污染掉以轻心，结果今天开始受到惩罚。事实证明，在这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经济增长不是无限的，人口的数量也有限度。我们只能在不断改进生活质量的意义上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味地靠消耗资源去追求经济增长，否则不仅难以实现社会进步，还会自毁人类。其次，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关注和解决代际公平问题，代际公平指的是当代人与其后代人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状况方面对权利、义务与利益的合理确定与分配。当代人的社会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后代人的生活。可持续发展所倡导的新的伦理准则是：当代人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与幸福时，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与幸福为代价。从这一准则出发，当代人在资源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等方面，就必须充分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显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对生态失衡的漠不关心，所有这些时下司空见惯的行为都应予以纠正。当代人绝非苦行僧，他有权追求自身幸福，但为了子孙后代，有时又不得不作出牺牲。这种新的代际公平的观念，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第四，弘扬社会公正，积极有效地解决本国和世界范围内诸多社会问题，以便使整个人类能够过上正常、安定、体面、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无论从一国还是整个国际社会来讲，经济的增长与政治民主化的推进都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由于贫困、战乱、外债、生态环境的恶化，超载的人口压力，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人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他们或者忍受着饥饿与歧视，或者沦为战争难民、环境难民，四处漂泊。至于妇女与儿童，还会由于社会的种种成见与愚昧，承受着更大的痛苦与牺牲。一个伸张正义坚持进步的社会，绝不能对上述现象熟视无睹。它应该首先下决心制定出解决本国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战略与措施，并运用政府的权威付诸实施。与此同时，积极倡导并推进全球性对话与合作，以促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和全球社会问题的解决。
第五，倡导精神追求，注重人类自身素质与境界的提高。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如果人类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忽视精神追求；如果人类只知道向自然界索取而不懂得尊重与爱护自然；如果人类津津乐道于个人和家庭的安乐，对他人、社会及后代的苦难、痛苦置若罔闻，不屑一顾，那么可以断言，这是被异化的人类。而异化的人类绝不是我们的追求，因为人类的异化不能给自身带来欢乐与进步，只能导致精神的残缺与道德的沦丧。人类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要求对自身的生活价值进行反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历史性调整。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境界与能力，人类才能驾驭住历史的航船，并在创造性地历史活动中丰富和完善自己，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发展的历史任务已提到议事日程。但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确，政治发展不仅取代社会综合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精神文化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历史已展现出更多的丰富性，从而要求我们以多维的视野，整体的战略，配套的措施，系统地把握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唯有如此，才能在推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的事业中获得引以自豪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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