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成因分析：基于股权结构战略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权结构论文,成因论文,在华论文,跨国公司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目前，越来越多的合资(Equtiy Joint Venture)或合作企业(Cooperative Joint Venture）在中国经营数年后，通过增资扩股，转变为母公司控股型合资企业甚至独资企业。从有关省市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可以十分清晰地发现这一趋势。据天津市外经贸委统计，2001年1～10月份，外商投资企业在津增资总额达到9.3亿美元，其中外方增资额为8.1亿美元，外方增资额占全市同期新增合同外资额的21.7%。近年来，微观层次的具体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比较典型如：阿尔卡特将其在上海贝尔的股份由31.65%增加到51%；三星集团将其在三星电子的股份由50%增加到91.5%；宝洁公司将其在北京熊猫的股份由50%增加到99%；杜邦公司将其在华独资企业增至6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华经营多年的跨国公司，开始走向一条由合资到外资控股进而到外商独资的轨道。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跨国公司治理课题组”，从1999年起对天津开发区200家三资企业（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以上）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经营几年后，外方投资者增资扩股行为极为普遍，独资倾向日趋明显。以天津开发区2000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在现有2721家三资企业中，合资和合作企业分别为1123个和67个，而独资企业达到1531个。即使在合资和合作企业中，外资股份占比也分别达到了65.8%和69.9%。
股权结构是影响母公司控制权的核心要素。跨国公司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首先要确定自己的股权战略，即是独资经营还是合资经营。对合资经营企业股权比例的规定也是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管制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重要内容。由于股权比例直接与利益分配和奉献分担相联系，且一般成为分享公司控制权的依据，因而成为影响合资各方对合资企业控制程度的最直接因素，其他控制手段，如关键职位的任命权、预算和资源分配权等，大多是股权的衍生物。所以，本文将以股权结构为切入点，从股权结构战略的视角探析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独资倾向的深层原因，以期有所借鉴。
表1 2000年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规模及外资比例
按投资方式分 企业个数 合同投资金额 合同外资额 外资占比(%)
（万美元）
（万美元）
合资企业1123
58195538272465.8
合作企业 67
68881 4814269.9
独资企业1531
68785968736699.9
合计
2721
1338695
111823283.5
资料来源：李维安《在华三资企业公司治理问题调查报告》。
二、国外学者关于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的研究回顾
1.理论研究
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不同来划分，大体上有4种理论(Li,2001)。第一种可称为内部化理论或交易成本理论(Wlliamson,1975;Buckley & Casson,1976;Hennart,1982)。这种理论强调，跨国公司倾向于通过提高股权占比，来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市场失效及机会主义行为等造成的内部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第二种理论可称为讨价还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讨价还价实力，决定了其海外投资分支机构的股权结构(Fagre & Wells,1982;Lecraw,1984;Kobrin,1987)。第三种理论可称为资源决定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时，对当地战略资产和经营性资源依赖程度的大小，决定了其股权结构战略的选择(Hymer,1960;Rugman,1981)。最后一种理论，可称为制度因素影响论，更多地强调制度性因素对跨国公司股权战略选择行为发挥着重大影响，认为国家风险、东道国政府股权比例管制乃至文化差异都是重要影响因素(Beamish & Banks,1987;Contractor & Lorange,1988)。概括起来，国外学者对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选择行为的理论研究，往往存在一个明显的局限性，即大多是静态研究，即只关注跨国公司初次进入海外市场时对股权战略的选择，忽视了时间因素和学习效应，没有动态地考虑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若干年后，在股权战略上的重新选择问题。
2.实证研究
Gomers-Casseres(1989,1990)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熟悉程度与其在海外投资公司的股权占比呈正相关。而Delios & Beamish(1999)的研究也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如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年限衡量其海外经营经验，则与股权占比呈正相关。按照同样的思路，Caves & Mehra(1986)的研究表明，如以跨国公司涉足海外经营的国家个数衡量其海外经营经验，则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经营方式。还有Park & Lee(2001)对美国、韩国和香港跨国公司在中国山东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当地资源依赖性不强，且产品以出口为主，则选择独资经营的比例要更大，例如韩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开办的一些中小型加工企业绝大多数选择了独资方式。
通过对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研究成果的回顾可以发现，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确定股权结构战略，是一个以跨国公司母公司为主体，以全球经营战略为利益指向，在东道国政府管制政策、市场发育程度、法律完善程度以及当地企业经营优势给定的前提下，进行主动适应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涉及跨国公司初入东道国时的股权战略安排，也涉及自身经验积累及环境变化后，股权战略的变动。
为探析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的深层原因，我们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引入时间因素和学习效应，构筑本文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
三、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选择两阶段模型
1.研究对象的界定
由于东道国可分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MMC)、新兴市场经济国家(EMC)，而跨国公司也可以按母国的不同，分为来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MMC′)和来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EMC′)两类，因此研究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就可以把研究对象分成四种类型（见表2）。
鉴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既有来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也有来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因此本文的研究将集中在(EMC,MMC′)和(EMC,EMC′)这两种类型，也就是说，本文研究的前提之一，就是东道国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表2 股权结构战略选择涉及主体的4种类型
(MMC,MMC′)
(MMC,EMC′)
(EMC,MMC′)
(EMC,EMC′)
2.分析模型的提出
在综合前述4种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将时间因素和跨国公司学习效应引入，提出自己的分析模型。
如以E[,i]表示跨国公司投资某个企业的预期收益；以Cp[,i]表示该企业所有生产性成本，如原材料采购、管理费用、税负等成本（显形和可量化的）；而以Ct[,i]或Cd[,i]表示该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隐性和难以量化的），假定由内部交易成本(Ct[,i])和外部风险成本(Cd[,i])替代反映，若采取合资方式，全部为内部交易成本，若采取独资方式，则全部为外部风险成本；以N[,i]表示扣除各项成本后跨国公司在该企业所获得的净收益。可得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某企业的收益模型：
依据上述模型，笔者认为，当东道国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时，跨国公司（不论是MMC′还是EMC′）在股权结构上的战略选择，往往要经历一个从合资或合作经营，向独资经营方式的演变。由此，把这种演变分为两阶段分析（参见图1。图中tt′：内部交易成本线；dd′：外部风险成本线；AA′：预期总收益曲线；FF′：预期净收益曲线。为方便分析，该图将生产成本隐含在内部交易成本tt′和外部风险成本dd′中了）。
图1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股权结构战略选择两阶段演进图
阶段一：初入东道国，资源获取权较之控制权更为重要，因此选择合资或合作是理性选择。
在E点之前，也就是在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风险成本相抵之前，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东道国属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外方股权占比严格限制，往往支持合资或合作，限制独资；其次，东道国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问题，对跨国公司而言，取得当地资源获取权优势较之获取控制权更有利于进入东道国；再次，由于跨国公司是初次进入东道国，外部风险成本Ct明显大于内部交易成本Cd；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相对较低，交通通讯手段仍然落后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利益指向往往以相互分散的各个海外投资企业为单位，按照成本收益原则确定自己的股权结构战略，实现在各个局部的收益最大化。因此这一阶段，在给定东道国诸多环境因素的前提下，也就是在预期总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更倾向选择合资或合作经营方式，即选择tE而不是dE作为当期的成本曲线，由此可获得E点左侧三角形阴影部分所显示的收益，即股权结构战略选择所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
阶段二：经过若干年经营，投资环境得到不断改善，而跨国公司为追求全球经营战略收益最大化，更强调控制权，倾向于通过增资扩股，将海外投资企业转变为母公司控股型合资企业甚至独资企业。
从图中来看，在E点之后，首先，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东道国政府对外资股权占比管制趋于放松；其次，东道国的市场更趋有效，资源的市场配置水平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资源依赖性下降；再次，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经验的积累，以及合资企业交易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得内部交易成本Ct开始高于外部风险成本Cd；此外，随着现代交通通讯业的迅猛发展，全球市场的国家壁垒逐步打通，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采取一体化战略，控制权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在第二阶段，在东道国诸多环境因素明显改善，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倾向于通过增资扩股转变为母公司控股型企业甚至独资企业。也就是更倾向于选择Ed′而不是Et′作为成本曲线，这样通过股权结构战略的演进，可使跨国公司获取E点右侧三角形阴影部分所显示的收益，也即通过股权结构战略改进所获得的非生产性收益。追求基于股权机构战略改进所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也就成了驱动跨国公司由合资、合作转向独资的根本动力。
四、对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成因的实证分析
从1980年中国批准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算起，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有20多年的时间，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将这20多年划分成若干阶段。笔者采用上述模型分析，以政府对外方股权比例管制放松程度、国内市场发育程度、法制健全程度、跨国公司母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等为标准，可以199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1979-1991年，第二阶段指1992年至今。
1.第一阶段
从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处投资环境看，1992年前，政府对外方股权占比管制是比较严格的，我国政府在外商投资方式上，对合资或合作，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而对独资则严格管制，对合资企业外方股权占比也给予了严格的限制。
从市场发育程度看，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取向上，当时还停留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上，尚未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国有企业占比依然相当高，其他经济成分明显偏弱，各种资源的市场配置水平偏低。经过80年代后期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商品市场于90年代初期才最终形成，而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直到90年代初期尚处于起步阶段。
从外方面临的合资或合作伙伴看，中国仍是国有企业(State Owned Enterprise)的天下，它们具备政策优势，熟悉中国环境和游戏规则，“关系”成了中国企业经营中不可或缺的资源(Li,2001)。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所具备的地缘优势，成为影响外商选择合资经营方式的主要因素。
从该阶段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情况看，首先，其来源主要以港澳台和东盟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为主，全球一体化战略水平低，其利益指向就是要通过在中国的投资获取回报。其次，所处产业多是风险较小、投资回报期较短的制造业、房地产业和餐饮服务业。再次，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多规模弱小。据统计，1979～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按实际利用外资口径计算，平均为64万美元。此外，从其资源密集度看，劳动密集型占主体。从表4不难看出，即使到1995年底，在外商在华投资的制造业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劳动力密集型，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分别仅占22.73%和26.85%，说明这一阶段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
综合来看，对跨国公司而言，1992年前，在中国政府对股权比例的严格管制下，在资源的市场配置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为降低进入中国的外部风险成本，取得对当地的资源优势，确保尽快站稳脚跟，跨国公司大多选择了合资方式。据统计，在1979～1991年间，国家共批准新设42503个三资企业，其中：合资企业为24690个，而独资、合作和其他类型企业，则分别只有6180、11566和67个，合资企业占比高达58.1%。
2.第二阶段
与第一阶段相比，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7年以后，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处投资环境，在以下4个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
表3 1983～1991在华三资企业国别来源分布情况表(%)
国别来源
1983～1986
1987～1991
港澳台地区
83.0
72.0
日本
5.6
4.0
美国
4.0
5.0
欧盟
2.6
1.0
东盟
3.1
2.6
资料来源：根据吴文武著《跨国公司新论》第154页整理。
表4 至1995年在华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中资源密集度情况表(%)
资源密集度
资本22.73
技术26.85
劳动力
50.42
合计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我国外经贸部与OECD组织2000年合作课题整理，表中虽为截至1995年底的数据，但更能说明1992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源密集度。
一是政府对外方股权比例限制逐步放宽，1995年国家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控股公司法》，为跨国公司整合在华投资企业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随后，针对形势发展需要，2002年又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限制，取消了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在税收、汇率等方面的差别政策，对独资企业经营领域的限制也进一步放宽。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政府对独资企业的限制进一步弱化，独资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二是市场发育更趋成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中国政府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困惑。中国明确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产品市场更趋成熟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经过10余年的发展，也渐趋完善。到2000年底，中国股票市场市值已达GDP的50%以上。其次，连续20年保持GDP接近10%的持续高增长，使中国的市场前景更加广阔。再次，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沿海开放的基础上，从1992年起实现了沿江（长江）、沿线（陇海线、兰新线）、沿边（边境）的全面对外开放格局。
三是“国家风险”进一步降低，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不断增强。据1999年9月《财富》杂志的调查报告，95%的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未来5年最理想的投资地区，而在尚未到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中，计划5年内来华投资的占63%。
四是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经过10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展，暴露出内部交易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由于合资双方在经营理念、管理手段、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内部协调。合资企业中总经理由中外双方轮流坐庄的现象，就说明了问题。近年来合资企业解体的案例已屡见不鲜。如宝洁公司在中国北京和广东的两家合资公司，由于合资双方在产品市场定位等方面分歧日益加大，最终导致中方退出合资企业。如中韩合资三星电子有限公司，1993年创建之初，双方各占50%股份。1996年由于录象机市场萎缩，公司开始亏损，中方于1997年撤掉大部分资金，目前韩方股份占比已高达91.5%。
在中国投资环境发生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手段也发生了巨变。一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推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强调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权；二是交通通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提高了营运效率，降低了监督成本，母公司的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同时，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空前提高，国家壁垒日益弱化，给跨国公司母公司实施全球一体化战略提供了可能。
在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跨国公司纷纷整合在华投资企业。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设立地区性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统筹在华业务。日本东芝于1995年设立投资控股公司，法国米其林于2001年1月设立投资控股公司，作为中国总部，为建立内部市场创造条件。
从1992年起，尤其是1997年以后，新增独资企业已成为首选投资方式。据统计，1992～1996年间，我国批准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41317个，其中合资企业达到149330个，占比为61.9%，主体地位继续得以保持。但1997～2001年10月间，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国批准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0982个中，独资企业达到52081个，占比达到51.6%，超过合资企业处于主体地位。
五、结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选择，是一个以母公司为主体，在东道国投资环境给定前提下，基于母公司当前的经营战略（全球局部或一体化）指向，为追求股权结构战略选择或改变可能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所进行的一种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跨国公司的股权结构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投资环境及母公司经营战略转变而相机变化的。在东道国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下，例如在中国，跨国公司在股权结构战略选择上，存在一个以合资、合作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独资经营为主的发展趋势。
上述研究成果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对中国跨国公司的股权结构战略选择，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即应主要依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自身的战略指向进行动态调整。第二，对合资过程中发生问题的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指出可以不必撤资，而通过调整股权结构战略，更好地贯彻母公司的经营意图。第三，在跨国公司独资倾向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东道国的利益（在中国，如何引导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国企改制以及支持西部大开发等等），应该成为政府必须尽快找出应对措施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