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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09)10-0024-05
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第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1]。对于党的建设来说，这一经验的概括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思想理论建设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把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自身必须用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这个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党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从而发挥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党才有可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而才有可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像列宁警告的那样，党“……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2]。
回顾一下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理解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列宁、斯大林是十分重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苏联共产党从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团体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两千多万党员的大党，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工业国，并打败了称霸欧洲的希特勒法西斯。在这一阶段，苏共的思想理论建设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吸取教训，但从总体上来说，苏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这是苏联共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然而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理论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到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情况发生根本的质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一套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从西欧社会党那儿搬来的、早已被马克思和列宁批判过的破烂货)。按照这一理论来改造党，共产党就迅速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按照这一理论来改造社会，社会就迅速由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按照这一理论来处理政治斗争，共产党在敌对势力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最后拱手让出政权，落得个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悲惨结局。列宁提出的没有正确理论指导，党就会失去生存权利甚至破产的预言，在自己的故乡不幸而言中！像苏联共产党这样历经革命斗争考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党，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土崩瓦解，这样的惨痛教训，从反面说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的确是执政党生死攸关的大事。
二、当前，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是我们党的一项迫切任务
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十分重视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个全党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延安整风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这时，毛泽东多次强调：“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4]可以说，重视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就国际环境来说，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把“和平演变”战略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加紧对中国推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所谓“西化”，就是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句话，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废除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所谓“分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总之，其目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科技上，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有优势，西方国家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必然会对我们产生一定影响，党内会有一些人适应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需要进行活动。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相当有影响的负责理论工作的领导干部公开主张，我国应该实行“孙子路线”(他还专门提醒，这个“孙子”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与孙子的那个孙子)，听从美国的领导，如果早一些实行“孙子路线”，我们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这一副丧失了脊梁骨的奴才相，提醒我们党内的确存在一股买办洋奴势力，配合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如果让他们得逞，中国不仅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会重新陷入殖民地的境地。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这一图谋，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就国内环境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的形势，与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相比，要复杂得多。在经济上，由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因而应该长期坚持的政策。但是，不能不看到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既有共存和合作、共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各自作出贡献的一面，又有矛盾和斗争的一面。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必然出现多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上必然产生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和思想。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当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必然会提出适应其经济利益的政治要求，这些政治要求往往是同社会主义方向相背离的。经济决定政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复杂的斗争面前，需要我们始终注意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正因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而就需要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正因为出现多种政治要求，因而就需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有多种意识形态存在，因而就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可见，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谁胜谁负”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如何坚持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仍十分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格外重要。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告诫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5]。这一告诫是中肯的、切中要害的。从改革开放的经历来看，党内不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杂音，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轮番上演。这些思潮，说到底其实质就是要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不过有的是以美英为样板，有的是以西欧社会党为样板而已。但是它们都玩弄一些华丽的辞藻，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很能迷惑一些理论素养不高的人，因而有时还颇成气候。正是由于这些错误思潮的干扰，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曾经出现过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失误(例如一些地方出现的私有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问题)。在这样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面前，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深深地扎根于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头脑之中，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多次强调，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绝不能埋头经济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因此，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中央也清醒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特别是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噪音和杂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复杂局势和尖锐斗争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必须注意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抵御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干扰，不断研究和探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就开始探索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新的形势、解决新的问题，“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6]。我们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同时又发展老祖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当前，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核心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反映，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早就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或者会由于国情不同而有的部分适用、有的部分不适用。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就是邓小平说的“老祖宗不能丢”，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环境提出的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指导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本国化，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理论形态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只是共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也没有失去共性的个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这是共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运用，因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体现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脱离了实践，这些基本原理也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存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今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所以，我们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必须注意两点：
第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党历来有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抽时间阅读经典著作。在党的七大上，他向全党推荐读五本书，并说：“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7]他说，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不读经典著作了，“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8]。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明了“干部必读”的12本书，说“……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9]。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而复杂，更应该多读一些经典著作，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现在，我们的干部文化程度普遍比较高，只要认真对待，通读一些经典著作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要批判经典著作“过时论”、“无用论”，反对那种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的思想。当前，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了一种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迷信西方理论的现象，这显然不利于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要养成浓厚的全党读书尤其是读经典著作的氛围，多读书、读好书，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
第二，要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在实践中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是为了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为学习而学习。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时，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不能只会引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他提出：“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10]他主张把这一点立为全党的一个规矩。邓小平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2]。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运用它来研究当前的具体问题，掌握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四、加强思想理论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当前，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需要澄清一些认识问题，处理好几个关系。
必须把正面教育与批判错误思潮结合起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不仅要认真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要积极同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有一种倾向，只强调正面教育，不重视批判错误思潮。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主要的干扰是“左”的思想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种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有的地方甚至几乎成为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在经济领域，反对公有制为主体，主张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万能论；在政治领域，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在思想领域，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诸如此类的观点，屡见报刊，泛滥一时。实践表明，在思想政治战线，始终存在着谁来占领阵地的问题。这一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然去占领。在这里，不存在“真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斗争中此消彼长，而不是和平共处。在当今社会里，正如列宁指出的，“……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3]。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有清醒的“阵地意识”，自觉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开展思想斗争，主动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缺乏“阵地意识”，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听任错误思潮泛滥，势必造成思想混乱，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武装全党、统一全党思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对于事关政治是非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必须旗帜鲜明，分清是非，绝不能借口“不争论”而听之任之。对党内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头面人物，必须按照《党章》给予纪律处分。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正面学习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批判错误观点，才能真正做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可以说，同错误思想作斗争也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同贯彻“双百”方针是一致的。我们强调，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不能搞多元化，但这绝不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只允许一个学派、一种观点存在，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相反，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时，毛泽东针对苏联思想领域形而上学盛行、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明确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去解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
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学派、意见、风格的多样性是统一的。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是指我们的科学文化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开展，是指一切科学文化工作都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采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同时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有统一的认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妨碍意见的多样性，也不妨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我们强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思想，同时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不同意见的相互批评和争论，反对“一言堂”，反对专横独断，主张通过自由讨论，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观点，引领社会思潮，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14]正确处理“一元”与“多样”的关系，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实现多样性，而多样性承认并表现根本问题上的一元化，把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与坚持“双百”方针统一起来，这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保证。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与“兼容并蓄”是统一的。我们在思想领域必须注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兼容并蓄”。人类文明是有继承性的，只有继承和吸收前人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才能发展。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列宁曾经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5]“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16]“百川归海，有容乃大”。只有对不同学派、不同理论观点、不同风格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它们自由讨论，在争论中辨明是非，才能有科学、文化的繁荣昌盛。
但是，当我们讲“兼容并蓄”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把我们的意识形态搞成一个什么都有的“大杂烩”，而没有一个“主心骨”。我们谈论“兼容并蓄”，必然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谁来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好的东西？“主体”是什么？这里有一个“体”与“用”的问题。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必须明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体”，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吸收，为我所“用”。第二，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立足现代来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而不是复古；应该立足中国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不是照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切都应服务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离开这一点，抽象地谈论“兼容并蓄”。“兼容并蓄”必须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前提和基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两者是统一的。只有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才能真正做到“兼容并蓄”，而且“兼容并蓄”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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