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适应新的社会角色的转变——1949—1956年上海交响乐团的成立及创作演出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响乐团论文,上海论文,角色论文,演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4)02-0036-14 作为中国乃至亚洲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上海交响乐团成立于1879年，其前身是上海公共乐队，后改称为上海工部局乐队，曾有“远东第一乐队”之誉。195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并逐步发展成为上海的一张“城市文化名片”。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与新制度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提出了要求。相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文学、艺术创作在新中国建设中所产生的思想层面的重要影响不可忽视。音乐创作不仅反映着时代走向，也引导着民众的生活态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界人士的艺术创作提出新的能够适应社会改造的要求。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下，所有的音乐艺术活动基本上都是为特定时期的政治任务服务的。 由工部局乐队的聘任制演奏员到国家正式编制的文化体制的职业工作者，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员完成了身份由客到主的角色转变。 一、上海市政府对上海交响乐团的接管 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以前的建国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开宗明义的规定，确立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为参加建国的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所承认和接受。这是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长期斗争中，对全心全意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产生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历史的选择，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经成立，中国共产党即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斗争的政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执政党，在国家权力配置结构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对于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首先是树立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指导思想地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各级党委迅速建立宣传部，其职能首先是领导或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领导或推广对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评；领导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党内外理论工作者的活动等等。在文学艺术方面，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的统一组织。党和人民政府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人民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1951年年初，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成为繁荣戏曲和发展各类文艺事业的方针。通过对旧文艺的改革，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社会生活，投身于现实斗争，创作出一批以革命战争、社会改革为题材，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的优秀文艺作品，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知识界的思想改造，在有步骤地谨慎地改革文化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必须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和人民周围，充分利用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采取了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大多数继续从事原来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工作。同时，党强调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社会的要求，做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建国后两年来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者队伍的状况，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文艺界普遍存在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根据中央的指示，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都仿照北京的办法，根据当地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及文艺工作者队伍的情况，制定了整风学习计划。到1952年5月中下旬，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的契机，各地采用报告会、座谈讨论等方式，掀起文艺整风学习的高潮。文艺工作者按照《讲话》精神，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围绕文艺的方向、领导、立场、态度、对象、源泉、形式、标准等问题，展开学习和讨论，澄清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文艺的源泉是书本还是劳动人民的实践，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促使文艺工作者逐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了对上海交响乐团的接管。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①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任命陈毅为上海第一任市长。 同年6月16日，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文艺处派副处长黄源接管了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改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并派章枚和桑桐为军代表联络员，团内管理小组成员为：黄贻钧、谭抒真、窦立勋等，具体负责乐团日常事务。原意大利籍富华仍留任乐团指挥和首席小提琴。7月17日“上交”以“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主办”的名义在乍浦路的解放剧场举行了上海解放后首场交响音乐会，由富华指挥。11月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派音乐室主任罗浪为常驻“上交”军代表，与“上交”管理小组同时负责团内工作。 军管会对上海的接管采取“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整个接管上海的工作按照工作进程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进行。在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国民党伪中央机构和伪上海市政府机构被统一划分为政务、财经、文教、军事四个系统分别进行接管。 军管会接管上海后，文艺界人士中的进步分子满心期待新风气的到来，旧式文人更多的是采取观望的态度。对于上海文艺界人士来说，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他们的心情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不知道共产党对“旧文人”会有什么样的态度；期待的是，能够在新政权的统治下获得“新生”。冯友兰在《参加土改的收获》里曾经说过，自北京解放后，在有一时期中，他的情感是混乱的，有的时候，觉得喜欢，有的时候，又觉得凄凉。正如著名报人曹聚仁所评价的，“这段话，也正说了一半文化界朋友的心曲。”②上海被接管后，上海的文艺界人士也是同样的心情。 针对文艺界的复杂情况，中共于1949年6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传达了共产党的文化宣传政策，为后来军管会接管上海文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稳人心、定基调的作用。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委员有陈毅、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怀逸群、唐守愚、李昌、郑森禹，陈毅为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为副主任。按高等教育、市政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四个接收处分别接收。文艺处处长夏衍、副处长于伶、黄源、钟敬之。③经过两个月的接收工作，文艺接收处共接管18个单位，其中电影9个单位，戏院4个，交响乐队1个，俱乐部1个，美术馆1个，剧校1个，演剧队1个，员工共907人，技术人员165人。④ 在接管工作方面，对于不同性质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单位，军管会文艺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进行接管。例如，对于国民党主办的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鉴于其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不予接管；对于潘公展主办的文艺协会，暂不决定；对于上海交响乐团，则采取留用旧人员，照常工作的接管方针。 对于市府交响乐团，军管会文艺处主要采取了“通过原有组织，保管乐簧与乐谱，维持团结，照常工作”的接管办法。在接管交响乐团的过程中，军管会认定伪市府交响乐团“组织成分以外侨音乐家为主体，我们于接管音专后，再会同音专负责人，前往该团接管，行政与技术仍委托音专负责人继续管理，另派桑桐同志为联络员，该团的接管，主要通过原有组织，保管乐簧与乐谱，维持团结，照常工作。”⑤ 对于上海交响乐团的接管细节，时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黄贻钧后来回忆道：“上海解放了，交响乐团是否需要继续存在下去？当时，如果没有陈市长富有远见而又及时果断地对这个问题拍板，它早就解散了。上海一解放，军管会在接管这个交响乐团的时候，有关人士认为这个团外国人管理了几十年，是‘文化侵略的产物’，而且团里人员复杂，首席指挥是意大利人，第一小提琴手是匈牙利人，成员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人，演出的节目又洋里洋气的，工农兵听不懂，拟把交响乐团解散。又1950年2月18日、19日乐团为歌剧《蝴蝶夫人》唱段伴奏，⑥有人认为乐团‘宣扬帝国主义反动文化，应以解散’。但陈毅郑重地听取了专家和多方面的意见，及时果断地阻止了这一做法。他说：‘交响乐团是个好东西，这个乐团为啥子要解散嘛？交响乐是文化，是艺术，是好武器，就看它演出的是什么东西。用一些外国人怕啥子？这些人也是艺术家，可以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再说，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嘛。’就这样，在陈市长的支持下，上海交响乐团被保存下来并得到不断发展。”⑦ 另据曾经是上海工部局乐队低音提琴演奏员郑德仁回忆：“解放初期我们还是按照平常一样开音乐会，因为陈市长说过你们照旧演，于是我们还演那些古典音乐。后来有人提出这个乐团是资产阶级性质，演出内容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把它解散了。”关键时刻，陈毅市长力挽狂澜：“陈老总说要解散一个团很容易，但要把它组织起来很难。上海是一个国际城市，需要有交响乐团，应该保留，那些外国人虽然不是我们的人，确实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过我们应该争取他，欢迎他为我们工作，以后中国人再逐渐增加进去。”⑧ 1949年7月20日，《文汇报》报道了交响乐团接管后第一次演出：“从前，音乐会都是在兰心大戏院演奏的，这一次，解放后的第一次，我们却搬到自己的解放剧场公开给大众了。”这场接管后的首次演出的巨大变化在于，首先，票价便宜了很多，可以优待给许多爱好音乐而买不起票的群众；其次，从乐曲节目形式上看，有中文的说明和乐曲的浅释；再次，从听众的踊跃情绪上看，涌现了不少的学生、职业青年和劳动人家；最后，从演奏家的数量上来看，中国的演奏者已经超过总人数的一半，改变了过去以外国演奏者为主体的状况。 1950年6月20日，军代表罗浪、代理主任沈仲俊向文化局文艺处报告：“查本团拟设副指挥一名，藉以培养本籍指挥人才，前曾呈报，兹拟于夏季音乐会开始，即行建立正副指挥制度，俾得进行更完善的经常工作，此副指挥人选，拟以乐师黄贻钧同志提升担任之。案该乐师在团工作十余年，技术资望，均堪倚讬，至其薪给，拟请由原支底薪二百二十元(一百七十三个折实单位)按照副指挥职位规定薪额增加为月支底薪三百元(折合二一一·二个折实单位)并请自本年七月份起增加照发……”⑨经文化局文艺处⑩报上海市政府，于8月4日正式批准黄贻钧为交响乐团副指挥。(11) 1950年10月8日下午5时30分，“上交”在兰心大戏院举办音乐会，黄贻钧第一次以中国交响乐指挥家的身份走上舞台，在音乐会的下半场，演出了他和丁善德、王云阶、张赫等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 1951年2月27日，军管会文艺处向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呈送关于《为交响乐团接收管理任务已经完成拟请命令撤销军管由》(12)的文件，文中称： 谨查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接管业已一载有半，经过长期的调查了解，并对其乐师及职工予以教育改造后，已经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也培养了负责人选，因此军管会的接管工作任务已经完成，对于该团的军管时期，似应呈请上级予以命令撤销，并将原派之军代表联络员同时撤回，以便早日划归市府文化局正式领导……经人民政府文化局核示，组织机构即将重新整理并委任黄贻钧、罗浪、韩中杰三同志为正副主任(正主任空缺——笔者)，领导乐团进行工作，因此军管的接管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乐团军管时机请予以撤销，原军管会文艺处委派的军代表联络员罗浪及代理主任沈仲俊亦可予以撤销。 军管会文艺处处长 夏衍 于伶 在该档案中还附有《本团行政部门会议、书面资料》(13)，介绍了乐团基本概况： 名称：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 组织：本团直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艺术处，直接受艺术处的领导监督 干部配用：(甲)中籍乐师三十人，外籍乐师十六人 (乙)职员六人 (丙)勤什员二人 四、分工情形：(甲)乐师专负责音乐技术的演出 (乙)职员六人中，一人代理主任，纵览全团行政事宜，总务一人，文书一人，图书管理员一人，抄谱员一人，演出干事一人。但缺少会计一人，未奉。核派所有团内会计上全部事宜，由代理主任及文书二人，共同负责为办。 五、与业务方面的关系：本团主要业务为音乐文化的宣扬，仕文化局艺术处主管机关领导监督下，执行全年度每月每周音乐会一次，及奉。派作无固定性的临时及特殊的音乐演奏。 六、办公与宿舍房屋的管理：本团址全部房屋在福州路567号四楼，系小菜场面积的2/5强。内分主任室一，总办公室一，音乐练习室一大间，图书室一——图书管理员水绮华居住室内，走廊及会客室一，厕所一，储藏室一——职员高傲霜连同眷属三人居住一室，蒋之山连同眷属四人居住一室。至职员蒋高治阖家居住宿舍，係小菜场屋顶平台的一方，早在八九年前，由蒋高治自备木料，由前工部局交响乐团招工施建平木板房一大间。综上房屋之管理情形，办公房屋的清洁卫生整理等工作，经常由工友二人轮流打扫外，宿舍房屋则居住者个别整洁之。 呈送机关：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 根据《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五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 作为文艺政策的总纲，其纲领性在交响乐团的建团宗旨方面有鲜明的体现，交响乐团组织规程第一章总则第二条和第三条“根据共同纲领第四十五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之精神，本团任务为批判的介绍西洋古典音乐，大量介绍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作品，特别重视演奏新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创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音乐来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音乐欣赏水平……”(14) 乐团经过一年半的接管和改造工作，已经对新中国的国家体制和文艺为谁服务的性质和任务有了明确的认识，由以下团内撰写的《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沿革》可见(15)： 本团前身是上海公共乐队，成立于一八八一年，是帝国主义在沪侵略集团的娱乐团体，后称“工部局交响乐队”。在长远的近五十年间，乐队的演出和行政，一向是由指挥者一人独裁的。团员全部为外国人。 后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太平洋战争后，由日帝接管，抗战胜利后由伪市府接管，由于反动政府的行将崩溃，在新有中外乐师，职工的生活，也最惨暗！ 解放后。本团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接管，一年半以来，全体职工乐师，经过学习改造，乐团有了很大的进步(外籍乐师逐渐减少，中籍乐师逐步提高和加多)，到本年的三月二十七日，奉上海市军管会明令于三月底止撤销军管，四月一日起划归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领导，并发表了黄贻钧、罗浪、韩中杰为副主任，仍以黄贻钧为兼任副指挥(本团指挥为富华A.Foa)，并更名为“上海人民交响乐团”，同时并奉颁了本团的组织规程。根据规程第四条规定，不日将组成团务委员会来宗理全团团务。 在演奏方面，显著的改变是除古典作品的批判演奏外，也创作和演出了几个中国自己的交响乐，并扩大了听众的人数和成份，突破了本团过去一向为极少数人欣赏狭隘的小圈子。 1951年3月30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盛丕华，批文同意上海交响乐团撤销军管并划归市府文化局正式领导“以期在政府领导下更能发挥共同纲领之精神，为创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音乐，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而加紧工作”(16)……“早日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的交响乐团……”(17) 3月31日市府文化局任命黄贻钧、罗浪、韩中杰(18)为交响乐团副主任(无正职——笔者)，并任黄贻钧兼任副指挥，沈仲俊为秘书(19)(后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20))。 4月10日批准执行《交响乐团组织规程》(21)，并上报市府文化局备案。 4月20日市府文化局批准，“根据《团组织规程》第四条规定，经于本月十八日选出陈传熙、杨秉荪、司徒华城、郑德仁等四人当选为本年度非常任团务委员，组成‘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团务委员会’，综理全团团务”。(22) 4月25日颁发本团木质印信一颗，文曰“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又条章一颗，文同……拓具印模三份，并随将旧印信及条章各一，截角拓模销毁。(23) 5月31日根据组织规章第六条“为团结外籍乐师，得由团务委员会邀请外籍乐师两人列席团务委员会会议”之规定，经团务会议通过，“拟聘外籍指挥富华，首席小提琴乐师泰保斯基为团务委员会列席委员”。(24) 6月17日乐团改名为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 至此上海交响乐团从人员配备到组织情况初步完成，正式成为市府文化局领导下的国家级演奏团体。 黄贻钧还回忆道：“当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如果乐团被解散，团里历年积累下来的、被誉为全国之冠的总谱，就有可能失散掉，这样的损失很难弥补。记得有位法国指挥看了我们收藏的总谱以后说：“你们有这么多这么好版本的总谱，真难得，真了不起！这些在法国也很难找到。”因此，我认为，当年陈市长把我们交响乐团保存下来，其意义之深远，还在于把那些经长期艺术实践积累起来的优秀传统和某些在表演技艺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很好地继承了下来，这也就是国内有些乐团的艺术生产不能经常和正常进行，而我们上海交响乐团的艺术生产却能经常和正常进行的原因之一。”(25) 对于报告(26)中提到的上海交响乐团局促的工作环境方面，军管会也作出了新的安排，对此黄贻钧回忆道：“上海交响乐团原在福州路567号。下面是小菜场，四楼就是我们的排练厅，噪音分贝很高，嘈杂极了。一到夏天，菜场里的种种异味，向上蒸发，难闻得很，乐团里的外国指挥更不堪忍受，外部环境已严重影响乐团的正常工作。当时，我们迫切希望换个地方，就请贺绿汀当面向陈市长提出来。陈市长听了以后说：‘对！对！应该！应该！是我不了解情况。’在场的我，又把乐团处于菜场上面的窘境陈述了一番。陈市长当即表示：‘好！我来帮你们解决。’令人高兴的是，仅仅三天之后，我们就接到他的电话，他为我们找到了房子。我们乐团就搬往延安中路一幢漂亮的洋房里，工作条件得到很大改善。”(27)对此贺绿汀也回忆说：“上海交响乐团本来是在福州路菜市场的楼上，也是由我向陈毅市长建议才搬到现在的湖南路105号的。” 上海作为旧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考虑到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的机构和著名人士多。为了接管好这些机构，团结好这些文化界人士，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由军管会主任和市长陈毅亲自担任主任。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的接管过程中是没有的。“团结各阶层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激起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各界知识分子在上海具有很大程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如何争取各界知识分子，是在上海站住脚跟的重要环节。任命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担任文教委员会主任，对于团结上海各界知识分子，促进文教委员会的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1952年9月起，根据国务院文化部规划，上海市文化局所属的原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上海军乐队与民族乐队及新组建的合唱队合并成上海乐团。 10月乐团演奏员多人参加指挥考核，最终选出定音鼓演奏员陆洪恩和双簧管演奏员陈传熙升任副指挥。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4年1月上海乐团正式成立，任命贺绿汀为团长，萧岱、黄贻钧为副团长。由艺术室和办公室为团长行使团内从行政、演出到财务等各项工作，艺术室主任沙梅，副主任董源，办公室副主任何无奇、田沛泽。黄贻钧同时兼任团内交响乐队队长一职，陆洪恩为副队长。丁善德、周小燕、范继森、杨嘉仁等为上海乐团艺术委员会委员。 1954年10月18日陈毅市长任命陆洪恩为上海乐团交响乐团副队长兼副指挥。 12月经过考核与民主选举，柳和勋当选乐队首席。 1955年8月，顾圣婴被正式录取为乐队钢琴演奏员。 1956年4月，经陈毅市长批准，乐团迁入延安中路陕西路的楼房内，12月3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同意文化局：“将上海乐团(包括红旗舞蹈团)分成为：上海合唱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铜管乐团及上海歌舞团等五个团。并同意各团的编制控制数为：上海合唱团153人，上海交响乐团89人，上海民族乐团64人，上海铜管乐团81人，上海歌舞团86人。除业务人员外，一般行政人员不要从社会上吸收，可在有关单位调配。”(28) 上海乐团交响乐队分拆后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乐团迁入淮海中路1708号(今湖南路105号)。 1957年4月上海市文化局任命黄贻钧为团长兼任首席指挥，陆洪恩任副团长，常任指挥。9月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任命成希民为副团长，同时兼任党支部书记，负责乐团建党工作。(29) 从1950年代初开始，乐团“为交响乐团低音提琴乐师邬雪斯金返国后，迄未能找得中国籍低音提琴乐师接替。兹由该团首席小提琴乐师泰保斯基介绍匈牙利籍司米黑而接充，根据该团罗浪同志了解，政治上尚无问题，技术尚熟练，拟于录用，并定薪金每月一五九个单位。”(30)除这样的特例外，其他外籍演奏员陆续请辞，如阿比杜、鲍尼发孝、谭尼劳夫等，并陆续聘用本国乐师柳和勋、司徒华城、李真光、方日良、吴增荣等。 1952年3月20日，时任乐团首席指挥富华被解聘：“交响乐团意大利籍乐师富华(即法利国)受帝国主义发动思想极深，崇拜法西斯的政治艺术，错误地对待新中国的人民音乐事业，对演奏中国作品表示敷衍，其平时生活态度也极不严肃并侮辱音乐院同学，已被院方撤出其教授职务。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对他这样恶劣品质与恶劣作风不能容忍，拟即予解雇。”(31) 另外，在一份《外籍工作人员调查表》中，对富华有如下评价： 工作表现及态度：工作负责，态度不好，急躁，轻视中国人，很独裁，解放后碰钉子好些。 政治思想情况：对日战争时曾想参加黑衣党，据说他是犹太人而未批准，抗日战争后，则因其有参加黑衣党(法西斯)之疑而被解聘，现表面上不谈政治，但思想是亲美，他认为现在是“苏联要战争”！他组织美国文化委员会的音乐活动，也参加美国领事馆的音乐活动。 审定意见：尚重要，现无人代替，表面上尊重我政府，为艺术而艺术，估计不会出卖自己，因其收入过生活开支，只可能无形被利用。(32) 至此，这位1921年8月15日起担任乐队首席的意大利米兰音乐院毕业的小提琴高材生结束了他在上海30年的音乐生活，前往香港。 至1958年，俄罗斯籍的首席小提琴手泰保斯基离团回国，他是最后一个离团的外籍乐师。至此，乐团成员全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 二、1949-1956年的演出与创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文艺的开始，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文艺现象和政治现象。这次文代会开创了一种处理文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模式，即用这种受到执政党和政府支持和控制的代表大会的形式来表达执政党的意志，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统一大家的认识，明确奋斗目标。这次文代会虽然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确定为新中国的基本文艺政策，但当时尚未成立全国的统一政府，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想象中的新中国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一个深入的过程。因此，第一次文代会对于新中国的文艺政策还不够完备。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文艺政策尚处于摸索阶段，虽然使知识分子适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对其进行改造，但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未对文艺团体产生过多的干预和影响，使创作演出得以顺利进行。 1949-1951年上海交响乐团基本维持接管时原状，保证了正常的演出和排练，除夏季、冬季音乐会演出之外，还举行了不同形式的主题音乐会，如以纪念音乐家为主题的音乐会，如《纪念巴赫逝世200周年》《纪念新音乐的先锋聂耳逝世15周年》《纪念冼星海逝世六周年音乐会》；以慰问和义演为主的《劳军音乐会》《筹集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慰劳袋金》《捐献音乐会》《皖北救灾音乐会》；以节庆为主的《春节干部音乐会》《沪西区联欢音乐会》《上海市人民政府音乐晚会》《全国音协上海分会音乐界联合大演出》；以室内乐形式演出的《上海乐艺社第四次室内乐音乐会》、《城市工作委员会室内乐小组的室内乐演出》(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员组成)等。(33) 演出地点多在解放剧场、兰心大戏院、法国学校、金都大戏院等。 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除西方古典和浪漫派经典曲目外，有部分中国作品。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于1951年2月5日举行的中国作品演奏会，由富华指挥演奏了中国作曲家王云阶《江南组曲》、丁善德《中国民歌变奏曲》、《新疆舞曲》、黄贻钧《民歌选奏》、朱起东《第二交响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乐团首次全套演出中国管弦乐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作为最早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其优秀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上海交响乐团经常演出的曲目，并举办《新捷克斯洛伐克音乐》《庆祝十月革命34周年》等主题音乐会。 下面以两场演出节目单为例，作以参照： 时间：1949年7月17日(上海解放后上海交响乐团首场音乐会) 地点：解放剧场 指挥：富华 1.Coriolan Overture,Op.62科利奥兰序曲，作品62 Beethoven,Ludwig van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2.Symphony No.5 in C minor,Op.67 C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 Beethoven,Ludwig van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3.In the Steppes of Central Asia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Borodin,Alexander亚历山大·鲍罗丁 4.Hungarian Dances Nos.5 & 6匈牙利舞曲第五、第六首 Brahms,Johannes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5.Wiener Blut,Op.354维也纳气质圆舞曲，作品354 Strauss,Johann Ⅱ小约翰·斯特劳斯 6.Tannhaeuser:March歌剧《唐豪塞》：进行曲(34) 时间：1950年10月8日 地点：兰心大剧院 指挥：黄贻钧(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指挥家首次登台)、富华 1.快乐的农村(张赫) 2.江南组曲(王云阶) 3.民歌选奏(黄贻钧) 4.f小调第四交响曲(柴可夫斯基) 1951年3月上海交响乐团结束军管，经过改造，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至1951年，演出成绩已极可观，但随即有一部分主要演奏员调赴北京中央歌舞团任职，而大部分乐师又相继离职，所缺名额，虽大部分均即补齐，但当时上海音乐人才已感缺乏，优秀之演奏员已不可多得，所补人员大多在技术、经验修养上不够要求，乐队水平因之显著下降，演出质量相当粗糙，外界(特别是音乐界)颇多非议，但乐队虽有明文规定之方针任务，但当时各方面对许多文艺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洋古典音乐的认识)尚不一致，乃使音乐界人士对本队之工作，任务与发展形势分歧之意见，甚至有撤销本队编制之意。因而乐队工作长期未能很好展开，演奏员看不到乐队发展前途，产生出各种情绪，思想相当混乱。(35) 1952年以后，国际文化交流逐渐增多，艺术团体之相互往来亦趋频繁，各国来华访问之艺术团体尤以音乐家与音乐团体为多，经常做大规模的演出，而数年间本队演出亦渐面向广大群众，因之国人对于西洋艺术形式渐由不甚熟悉而近于爱好，因而本队听众面亦逐日扩展，演出节目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而本队工作亦渐为各界所注意与关怀。 如上所述，1952年之后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呈现出新的变化，服务的方向逐渐走向广大人民大众，演奏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的数量逐渐增多。以下面两例来进行说明： 1953年2月乐团为响应陈毅市长的号召在敬业中学礼堂、静安区工人俱乐部、新怡和纱场举行春节音乐会，演出了： 管弦乐：皖北农民之歌(黄贻钧) 青春交响乐(卡普) 一组声乐节目 民间管弦乐 军乐：从胜利走向胜利(朱践耳) 丰收之歌(关英贤编曲) 前进进行曲(郑德仁编曲) 新疆舞曲(陈润生编曲) 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 福建老苏区民歌组曲(朱践耳、宗弼) 指挥：黄贻钧、宗弼、陈润生(36) 1954年1月16～17日在美琪大戏院举行了《1953年作品音乐会(1)》演出了新创作的： 管弦乐：江南的春天(刘增如) 幸福生活圆舞曲(沙梅) 淮河两岸鲜花开(茅于润) 幻想曲(桑桐) 钢琴独奏：东方红变奏曲(钱仁康) 女高音独唱：淮河的秋天(董源) 合唱：和平之歌(顾淡如)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顾翌) 我们是工人阶级(董源) 民乐和合唱(37) 从以上较具代表性的演出曲目来看，在题材上多反映革命胜利、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赞美劳动者等方面的内容。在体裁风格方面多以激昂奋进的进行曲和合唱等适合群众性演出和普及的音乐体裁为主。演出地点多在适合群众性演出的文化广场、体育馆举行。 1954年本队并入上海乐团后，方针任务规定为：“以正确地、有计划地介绍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音乐与各国古典音乐，并尽量地演奏中国作品以及培养本队新的演奏干部为主要任务，此外在不妨碍本队任务下，适当兼顾音乐辅导工作与电影配音工作。”方针任务虽再经明文规定，但本队工作面牵涉面极广，自己工作因而不易计划而处处被动。如电影配音工作即严重地妨碍了本队的正规演出。因此，方针任务之订定，形同虚设。但1954年一年间，本队在上海乐团自己领导下，由于领导力量的加强，本队工作有所改进，且逐渐得到上级领导之关注与音乐界人士之支持。因而有一定程度之发展，并于1954年下旬开始参加外宾工作担任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任务。 由于该项工作具有显著之政治影响，本队工作与地位逐显见重要。再该项工作中，本队除以交响乐演奏招待外宾外，并经常与各国艺术家合作演出以及与各国签订之文化协定中规定之演出任务或世界和平理事会交下之任务，因此，本队与各国外宾专家接触甚多，收到了他们的关怀与帮助，并听到了各种宝贵意见，大致均为希望本队加速提高水平，健全编制，充实新生力量，多开经常正规之音乐会，以期我国之音乐文化事业，亦能赶上国际水平，与我国之政治经济事业一样，其成就为各兄弟国家所欢呼，为其他国家所惊叹！并认为交响乐与歌剧等艺术形式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所接受与爱好，因而这方面的成就标志着一国的文化水平，对于我国六亿人口之大国仅有极少数交响乐队颇觉不够，即以上海六百万人口之城市，亦应有更多更好的交响乐队，因此，希望我国派专人赴各该国家学习深造，为今后发展打下基础等意见。本队工作人员，受到此种意见之鼓舞，认为交响乐事业之发展实已迫不及待，并感到自己责任之重大，因而提高了工作热情。(38) 1954年上海交响乐团的外事活动与国际间演出交流机会的增多。1954年2～3月间，应对外友协任务，分别举行了《保加利亚作品音乐会》《罗马尼亚作品音乐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经常音乐会方面，演出了《德国古典作品音乐会》《德沃夏克逝世50周年纪念音乐会》等。 1954年6月在长江剧场举行招待英国工党首相艾德里音乐会。音乐会首次全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由黄贻钧指挥，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这是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外事任务。曲目由华东宣传部部长夏衍选定，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出席音乐会。 1954年下半年，先后举行了招待印度总理尼赫鲁、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加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外事音乐会。 1954年12月举行波兰文化代表团音乐会，由第四届肖邦钢琴比赛获奖者赖吉娜斯·门齐安卡独奏《贝多芬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罗马尼亚功勋艺术家杨·沃依库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演奏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均由黄贻钧指挥，交响乐团协奏。 1955年工作虽较前更为繁重，但由于党与领导的关心，首先使本队工作人员通过各项运动与经常的政治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其次是本队得到了好几次各国专家之指导与训练。第三，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与演奏员的努力，演奏水平大有提高，连续得到各方面之好评。 1955年5月间，苏联专家维克特·杜勃洛夫斯基来沪指导上海交响乐团排练交响乐作品，并开设指挥训练班。8月指挥乐团演奏：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格林卡) 貔貅舞曲(王义平) 春节序曲(李焕之) 忧郁圆舞曲(西贝柳斯) 罗亨格林第三幕前奏曲(瓦格纳) e小调第五交响曲(柴可夫斯基) 12月庆祝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90华诞音乐会，芬兰指挥家西米拉(Simila)应邀来沪指挥演出，曲目包括芬兰颂、“吐乃拉”的天鹅、忧郁圆舞曲、交响诗《萨加》、D大调第二交响曲等。演出受到赞扬，芬兰大使孙士敦先生设宴招待乐队全体演奏员，陈毅市长、刘季平副市长、礼宾司渝沛文等出席宴会，陈毅市长致辞，称赞孙士敦先生在外交界的声望，并表扬乐队的演奏水平。 1956年7月底赴北京参加全国音乐周，在天桥剧场等处演出，曲目包括： 怀旧(黄自) 朝拜(郑志声) 第一交响曲(王云阶) 黄鹤的故事(施咏康) 安徽民歌三首(刘福安) 东盟民歌四首(吴增荣) 马车(葛炎) 第二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40) 在1956年全国音乐周期间，受陈毅副总理指示，上海交响乐团去中南海怀仁堂为外交部外事干部演出。8月24日，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来京音乐工作者并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谈话》的重要讲话。 对于交响乐的普及工作，乐团亦有如下安排： 我国的群众文化水平，与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相较是相当低的，音乐艺术不普及，对世界古典艺术及交响乐作品之欣赏水平自然更差，这与我们国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些珍贵丰富的艺术品原是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过去劳动人民在经济政治地位上受到压迫，文化地位因亦无法提高。今日我国劳动人民的地位早已与过去不同，而文化修养方面则较过去提高不多，此种情况实不能容其长期继续，但文化艺术修养的提高，为一较长期持有的工作，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条件亦不够成熟，如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我们仍不能将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交还给劳动人民自己享用，这将是我们一代艺术工作者的耻辱。 就本团的工作地位来看，交响乐曲的普及工作，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把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以及表现现代人民生活的优秀艺术作品充分地介绍给广大人民，使他们不但有机会听赏，而且使他们理解，并受到感染，从而激发人们向上的意志情操，这一工作是非常艰巨持久的，而且就目前情况来讲，也是不能完全办到的，且不谈理解与感受，我国的人民连听赏的机会都很少，且绝大多数的农民与内地城市的工人、居民们对于交响乐这一艺术形式与演奏它的乐队还没有接触过，对现代各国通用的乐器还没有见到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普及工作应该有下列方面，即：1.全国各大城市的巡回演出；2.工厂矿山的巡回演出；3.农村的巡回演出或小型演出；4.以部队、学生、儿童等为对象的演出；5.以提高水平为目的以讲解结合演奏为方式的“教育”音乐会。(41) 因此，以普及性为目的的管弦乐改编曲成为乐团必备的演出曲目，如1953年5月7～9日，由黄贻钧、杨嘉仁、陈润生、宗弼、恽敏指挥，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举行的《五月音乐会》演奏如下曲目： 军乐：咱们工人有力量(马可曲，朱践耳改编) 迎接建设新高潮(顾翌曲，陈润生改编) 一切为了胜利(刘炽曲，吴增荣改编) 劳动者进行曲(苏联军乐曲) 军队进行曲(舒伯特曲，郑德仁改编) 民间管弦乐 合唱：祝福(阿鲁秋年) 淮河两岸鲜花开(向异) 打起锣鼓通街唱(沙梅)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刘行) 管弦乐：皖北农民之歌(黄贻钧) 阿细跳月(程云、秦鹏章) 匈牙利舞曲二首(五、六)(勃拉姆斯) “春之声”圆舞曲(约翰·施特劳斯) 江南的春天(刘增如) 合唱：和平就是幸福(佘甫磋夫) 阿拉木汗(谢功成编曲) 工人进行曲(刘炽) 斯大林格勒人在前进(肖斯塔科维奇)(42) 另外，逢国庆、建党、春节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和奠基人聂耳和冼星海的纪念日，都要面向广大群众举行主题音乐会，并多在文化广场举行多个文艺团体的联合演出。 对于交响乐曲的创作问题，乐团此时也遭遇到了瓶颈，在1956-1967年工作计划中称： 一方面要求作曲者努力创作，一方面又不给予便利与报酬：管弦乐作品(更不论交响乐作品)创作贫乏的情况是各大文艺部门中特别严重的。从交响乐队工作出发，希望作曲者写出又多又好的作品，但对于作曲者的帮助，如抄谱、试奏、演出等则又未加重视，至于对作曲者的物质报酬，如上演税等则更谈不到。因此，作曲者在耗费了长期的劳动之后(写一大型的管弦乐曲)不但得不到酬劳，且需自己破费请人抄谱以冀其作品得一演奏(甚至试奏)之机会，此种对作曲之帮助与酬劳大部分非本队所能供给。 一方面是创作贫乏，一方面是既有的作品不予演奏：创作贫乏，无论从质或量上来要求，均为事实。但数年间也产生了一些创作乐曲，虽然质量尚差，但目前尚不应作过高之要求，而该项作品大部分均无上演甚至试奏之机会，甚至其原稿有在本队搁置两三年者。 一方面是音乐界，甚至上级领导对本队忽视新创作之演出工作有意见，一方面交下的任务与工作布置是本队无力兼顾创作演出工作。(43) 回顾上海交响乐团百年的发展历史，从最初属英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乐队”，到太平洋战争后日本音乐组织上海音乐协会下的“上海音乐队”，到汪伪政府的“上海交响乐学会”，到国民党接管的“上海政府交响乐队”，再到新中国成立的“上海交响乐团”，几经更迭，上海交响乐团作为音乐家群体的社会角色进行了数次的转变。 借用社会学研究中角色转换(role transition)的理论，角色主题出于自身某种变化的需要，从某角色向其他角色转换的过程，是不同类型角色的变化。角色转换的目的，就是满足角色的期待，实现自身价值。情境的改变是社会角色转换的依据，社会角色转换是情境变化的要求和表现。情境的改变，往往标志着人们社会关系的变化，引起个体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变更。不同的社会位置，赋予了一个人各不相同的义务和权利，要求他适应与学习新的行为规范，转换角色行为模式，形成特定位置中应具有的角色行为。否则，就会发生角色中断，乃至角色失败。社会角色转换也正是适应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地位的改变而使个人的角色行为接近和符合社会地位的期待与要求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角色转换实质上就是个人社会关系转变的结果，是个体社会地位的动态的表现形式。(44) 1949-1956年期间的上海交响乐团，从最初的接管到正式定名成立，始终适应了新中国文化政策的需要，积极投身与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通过思想改造来适应新的社会角色的转变。然而，这一过程并非坦途，其中有对自我的否定、有彷徨、有矛盾，对于自我的定位始终在摸索前进，努力使自己使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使西洋乐器为无产阶级服务。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社会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性要素不断分化与组合，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和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变化，必然会造成社会阶级、阶层、职业等关系的改变，引起社会成员的角色转换。(45)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提出从旧时代过来的各个阶级阶层的人都要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放在了首位，认为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46)1951年秋至1952年秋，北京大学发起的教职员政治学习，经由党和政府积极推动，从北京、天津20所高校教职员范围推广到全国高校和中小学校，并逐步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科技、民主党派、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商、宗教等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历经政治理论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到组织清理几个阶段。这一事件，史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47) 那么怎样来界定知识分子？一般认为是出现于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用以指代俄国的民粹派。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偶尔从职业角度使用知识分子概念，列宁则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使用这一概念，并将“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的脑力劳动者”称为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指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自由职业者(指英格兰人常说的脑力劳动工人)。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与西方世界也不尽相同。中国的定义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即受过大中专教育的人。而在国际社会，广义的定义是指从事与知识、文化的研究、传播、创造有关的活动的人，如教授、记者、作家等。而狭义的定义则是指广义知识分子中那些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关心社会问题和民众利益的那部分人。狭义的定义是从价值观和行为特性的层面为标准界定的，即知识分子应当不依附权势、具有道德勇气、能坚持独立思维、敢于直言。知识分子要担当创造和信仰一个包括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在内的社会价值系统的社会责任。(48) 在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具有阶级属性。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又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社会百业中，知识分子的社会生产活动具有鲜明的精神生产特征，因而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其产品也必然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统治阶级必定要求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产品符合本阶级利益。所谓纯粹中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此外，精神生产过程和产品还不同于一般工农业物质生产过程和产品，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独特价值。(49) 文学家和艺术家始终是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关系中存在。上海交响乐团作为国家文化事业下的音乐机构，由职业艺术家组成的音乐群体，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为适应新的国家政权的需要，不断地在接受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上论及，我们可知作为艺术家群体的上海交响乐团在适应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生存状态。 ①军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是中国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在新解放的城市或地区建立革命的新秩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有关城市、局部地区或特定系统的单位进行接管，实行军事管制而设立的机构。它是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的接收与管理新解放的城市而实行的一种过渡性、临时性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新解放城市中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一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野战军总部、军区或前线司令部委任人员组成，受人民解放军总部(或军区)的领导。见姜士林：《世界政府辞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第36页。 ②曹聚仁：《采访三记：采访新记》，三联书店，2007，第23页。 ③《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组织机构主要负责干部名单》，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B172-1-1，1949年5月～1950年1月。 ④史诗：《1949年中共对上海文艺单位的接管》，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⑤《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文艺部工作计划草案(第三篇)》，上海档案馆，卷宗号：Q431-1-158，1949年。 ⑥1950年2月18～19日举行的《皖北救灾音乐会》。 ⑦黄贻钧：《陈毅市长与上海交响乐团》，载中国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326～327页。 ⑧根据笔者2013年11月24日采访郑德仁先生录音。 ⑨《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关于提升黄贻钧为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报告》，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07-2，1950年6月20日。 ⑩《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将黄贻钧提升为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报告》，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07-6，1950年7月7日。 (11)《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准黄贻钧为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指示》，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07-8，1950年8月4日。 (12)《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关于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接管工作任务已经完成的函》，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4-78-1，1951年2月27日。 (13)同(12)。 (14)《上海市文化局关于检送交响乐团组织规程的报告》，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10-12，1951年4月10日。 (15)同(12)。 (16)《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交响乐团之军管决定划归文化局领导令》，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10-9，1951年3月30日。 (17)《上海市政府有关交响乐团的文件》，上海档案馆，缩微卷宗号：Q1-12-1556(86盒80盘)，1951年3月16日。 (18)同年因罗浪要负责北京开国庆典军乐队的组建和训练，不久即奉调回京，团内主要由黄贻钧负责。韩中杰因参加1951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回国后因北京要组建中央乐团，故他与多位上海的音乐家被调至北京工作。 (19)《上海市文化局关于派黄贻钧、罗浪等同志接收交响乐团令》，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10-11，1951年3月31日。 (20)《上海市文化局关于任命交响乐团办工室副主任的报告》，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14-1，1951年4月3日。 (21)《上海市文化局关于检送交响乐团组织规程的报告》，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10-12，1951年4月10日。 (22)《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关于选出陈传熙、杨秉孙、司徒华城、郑德仁等四人任团务委员的报告及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复》，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14-11，1951年4月19日。 (23)《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关于颁发本团印信》，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10-22，1951年4月25号。 (2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聘交响乐团外籍乐师富华、泰保斯基为团列席团务委员的指示》，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14-15，1951年5月31日。 (25)同⑦，第327页。 (26)同(12)。 (27)同(25)。 (28)《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上海交响乐团、民族乐队、铜管乐团、歌舞团、合唱团编制的批复》，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1-746-12，1956年12月3日。 (29)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档案室提供《上海交响乐团大事记》。 (30)《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准录用司米黑而为交响乐团低音提琴乐师的文件》，上海档案馆，缩微卷宗号：B23-2-331-11，1950年12月8日。 (31)《上海市人民政府人事局关于同意交响乐团乐师阿比杜辞职的文件》，上海档案馆，缩微卷宗号：B23-2-331-47，1952年3月20日。 (32)同(31)。 (33)参考上海交响乐团艺术资料室提供的《解放后演出统计》。 (34)同(33)。 (35)《上海乐团交响乐队(交响乐团)1956-1967年全面规划(草案)》，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172-4-471-68，1956年1月。 (36)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档案室提供的《1950-1954年演出详细统计》。 (37)同(36)。 (38)同(35)。 (39)同(35)。 (40)同(29)。 (41)同(35)。 (42)同(36)。 (43)同(35)。 (44)秦启文、周永康：《角色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33～134页。 (45)同(44)，第136页。 (46)《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载《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 (47)孙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48)同(47)。 (49)同(47)。标签：交响乐团论文; 上海论文; 艺术论文; 音乐指挥论文; 乐队指挥论文; 上海市人民政府论文; 音乐会论文; 黄贻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