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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上海的媒体都在提世界级大都市，殊不知，世界级大都市有两个主要的指标：人口占全国的10%，GDP占全国的10%。而目前上海的人口只占1%，GDP只占5.2%。若长三角加在一起，就能达到世界级大都市的指标。到那时，上海就能称得上世界级大都市了。”当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张兆安博士向记者说这番话时，在他的窗外，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呼声正在持续升温。
张兆安说的世界级大都市，实际上就是指未来“大上海”抑或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概念。而这，恰恰是长三角的力量之所在。
长三角的冷与热
说起长三角区域内的热闹与纷争，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教授说，这并不奇怪，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若即若离由来已久。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江浙沪专家学者率先发出了关于长三角联动发展的呼吁。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直接催生了1983年上半年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办公室的成立，也由此掀起了长三角联动发展的第一次热潮。然而，这个看似权威的机构却生不逢时。改革开放初期，在省级单位为基本建制的条件下，诸侯经济的兴起导致国家利益的地方化和多元化。这必然造成企业之间、市场之间乃至产品和原料之间的大战。过去长三角出现的一系列大战，如棉花大战、丝茧大战、家电大战和汽车大战等，都与诸侯经济分割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其根子里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对长三角联动发展的态度。用徐长乐的话说，当时地方政府在长三角联动发展方面一直是各怀心思，各自为政，各唱各的调。这种态度在政策上的表现是以邻为壑，画地为牢，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
徐长乐说，在对待长三角联动发展的问题上，当时学者研究的比较多，学者感兴趣，但政府官员无动于衷。往深里说，高层政府官员感兴趣，地方官员并不买账。所以，长三角内部的关系非常之微妙。
而这种微妙首先表现在被各方默认为中坚力量的上海对此的态度上。上海经济区成立之初，上海市的态度一直比较谨慎，当时上海市的领导讲得很明确：上海不当盟主，不为人先。上海一直担心江浙两省说上海的手伸得太长。这种怕说闲话的顾虑在上海决策层的表现就是：上海的发展只要守住1600万人口就行了。其后，内敛式的经济发展思路一直处于上风。
上海“老大”的冷处理基调，也正好迎合了本来就对上海心存芥蒂的江浙两省的口味。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可谓形同虚设。因此，再来谈长三角的联动发展，无异于纸上谈兵。随着1989年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办公室的撤消，第一轮长三角联动发展研究热潮也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官方对长三角联动发展的热度冷了下来，但来自坊间的热度一直未减。在这期间，一方面，上海大量的技术人员以“星期日工程师”的自发形式，大量的退休工人以民间形式涌入到长三角的中小城镇和乡村，为这些区域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技术与管理的支撑；另一方面，上海的一些企业也以建立零部件配套体系、原材料生产基地、产品定牌加工和经济联营等方式，大举向长三角内的城市和乡村进行有利可图的工业扩散。这种民间自发型的要素流动，也直接引发了后来长三角联动发展的第二次热潮。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呼声不绝于耳。徐长乐说，这就是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第二次热潮。这轮热潮之所以兴起，其背景是，从内部来看，整个长三角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随着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城市功能的完善与重新定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性进展等内生因素的变量，要求通过区域内的整合来达到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从外部环境来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大趋势下，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进驻或抢滩长三角，因此，外向型经济对长三角整体发展构成了一个明显的推动。这客观上要求长三角统一完善市场体系的形成，以利于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内部的垂直分工。
长三角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三艘战舰”的旗舰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构成了第二轮热潮的主调。
与第一轮热潮不同的是，此轮热潮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作用，政府的推动，专家的呼吁，是一种“三管齐下”的新格局。
显然，政府的态度在此期间有了较大的转变。就拿上海来说，一个明显的战略取向就是把上海放在长三角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和定位。此间，上海提出的“三个根本性转变”，可以称得上突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盘局”的破冰之举。这就是：经济发展由“留”向“流”转变，使上海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五流并取”的中心；城市建设由内向外转变，上海提出了市区与郊区有不同的分工，市区体现上海的繁华，郊区体现上海的实力，因此，在上海市的城市改造中，原来市区的一大批企业搬到了郊区；人才政策由“刚性”向“柔性”转变，改变户籍制度，形成一种新的人才流动的机制。其后，当中央提出上海要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时，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定位由此明确，谁主谁辅一目了然，争“老大”的问题也由此解决。
同样能说明政府态度有了较大转变的是，在1999年底上海制定“十五”规划时，以政府的名义向社会公开的20个招标课题，其中有一个破天荒的课题就是由政府列题来研究“上海与长三角都市经济圈联动发展战略”。之后，由苏浙沪三家政府机构联合申报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是“21世纪初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联动”反映了上海急欲向外扩张的心思。
在这种城市发展向外扩张或向外定位的思路下，上海要跳出6300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依托长三角近10万平方公里的更大范围来考虑上海的未来发展的雄心，开始萌动。也就是说，上海的发展不光是上海地域空间范围内的事情，更重要是带动整个长三角联动发展，使其成为继纽约、多伦多与芝加哥、东京、巴黎与阿姆斯特丹、伦敦与曼彻斯特为核心城市的五大城市群之后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显然，上海若要完成这个雄心，拥有长三角腹地是一个大前提。同样，长三角内的其他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上海的“核动力”，苏锡学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想必长三角区内15个城市都知晓个中的利害，但一谈起合作，就陷入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囚徒困境”。现在的情形是，行政区划带来的壁垒，使得区域内政府的行政博弈变得极其复杂。徐长乐说，诸侯经济看似是由行政区划问题而生，实质与中央对地方政府设立的考核体系有关，地方政府要政绩，就得拿出GDP，拿出引资额和就业率来。
“尽管近年来官方和民间有关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战略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煞是热闹，但基本上处于务虚的状态，可以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未破题。”江苏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锋如是说。
上海的力量
“上海是做氛围的，你企业再大，若总部不在上海，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小瘪三’。上海就是要把有钱人和大企业圈到上海来。”张兆安给上海世界级大都市作了一个形象的诠释。
世界级大都市是个什么概念？是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地，是国际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的所在地，是国内外移民的集聚地和移民城市的首选地。对照这个概念，上海够格吗？换言之，上海有能量带动整个长三角吗？有数据说话：从2000年开始，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就超过了二产，到2002年占到了GDP总量的近六成。去年以来，几乎每个月就有一家跨国公司的总部移师上海。目前，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和中国总部的跨国公司已达184家，区域性或全球性研发中心有近50家。上海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已超过设在国内的所有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1/3。目前有20万外国人工作或居住在浦东。证券、期货等全国性八大要素市场都在上海。
显然，上海已接近世界级大都市的水准。可以说，上海在长三角整体联动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80年代初，上海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远远落后于长三角的其他地区，甚至于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上海的整体下滑，又整体影响了长三角，加速了苏浙沪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下滑。1995年由于上海经济的明显回升，苏浙两省经济也跟着回升。也就是说，苏浙两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海中心城市的影响。上海经济“风吹草动”，会直接影响长三角。用徐长乐的话说，上海是长三角的“心”与“口”。
徐长乐说的“心”，是指上海的核心作用。上海和南京是长三角两所非农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超大型城市全国一共有13个，长三角占了其中的近1/6。上海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了74.62%，非农人口数量远远超过长三角第二大城市南京，是南京的3.19倍。若将上海的非农人口除以南京的非农人口，即可得出该地区城市首位度是3.19，这一数字远高于全国平均1.3的水平。上海已处于工业化的后期，而长三角其他城市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向后过渡的阶段。从经济规模来看，上海的GDP总量、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地方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位于长三角15个城市之首。在长三角第一层次的6个城市中，上海是名副其实的领头羊。2001年，上海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950.8亿元，财政收入1995.6亿元，分别占第一层次6城市合计的40.9%、68.1%；人均GDP37382元，领先于第二位无锡市6134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是高达40.3%，领先于第二位南京市22.5个百分点。
以创造财富的集聚度来反映和比较每个城市产业的集聚程度，经过研究发现，上海的中心度远高于长三角的其他城市。特别是上海在金融保险、贸易、航运房地产、旅游、会展等方面的产业集聚度，非常之高，这是一个城市核心作用的另一层面。上海城市综合中心度为0.473，苏州为0.152，杭州为0.147，无锡为0.129，宁波为0.121，南京为0.071。也就是说，达到0.1的城市有5个，其中上海城市综合中心度位列第一。
再从城市关联度来看，以1995年为基数计算，同样可以发现，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关联度明显增强。与上海经济关联度最高的是苏州，接下来依次为无锡、南通、嘉兴、杭州。这5个城市离上海直线距离最近，构成了接受上海直接辐射的一个区域范围。相对于长三角的两个副中心城市南京、杭州而言，上海与苏、锡南的经济关联度远高于南京对三个市辐射能极，同样，上海对嘉兴、舟山的辐射也远高于杭州。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有着巨大的品牌效应。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是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乃至远东最大的航运中心，这是长三角巨大的无形资产。讲到长三角，在国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海，有了上海，就有了一个区域和城市的概念。比如，最近几年，苏州、无锡和昆山都在打“上海牌”。
而徐长乐说的“口”，是指上海的“窗口”作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处我国漫长海岸线的中部，处于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交汇处，这一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区位，既有利于上海在长三角和全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窗口的作用，同时又是外商抢滩中国、出入长三角的重要平台与跳板，在金融、商贸、信息、吸引外资、交通运输和外贸口岸等众多领域发挥着高质量、多层面的窗口服务功能。
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有上海的存在，长三角的概念正逐步地从陆地扩展到海洋。
可以看出，上海在长三角内“龙头老大”地位不是自封的，其他城市与它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它们的定位主要在接轨上海、接受上海的辐射，有效吸收上海溢出的能量，在落差中找到各自发展的利益最大化。
城市间的“洗牌”
当上海申博成功时，最为热闹的莫过于长三角区内的城市。“世博会是一个‘卖点’，先集聚，然后再辐射。这种辐射是一层层往外推的，第一层是上海郊区，第二层是在苏州、嘉兴等半径一百公里的范围内，第三层的扩展是在半径300公里的范围内，而这正好涵盖了整个长三角的15个城市。”张兆安所说的正是长三角“世博圈”。因此，长三角内的城市能有不激动的理由吗？
“未来的交通规划将把长三角地区连成一个大都市圈，晚上住在杭州九溪玫瑰园，第二天早晨乘坐高速列车或磁悬浮列车去上海金茂大厦上班。”这是杭州市市长茅临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戏言。戏言归戏言，但却透露出杭州意欲做“长三角后花园”的真实心思。
眼下，打“融入牌”，构建一个强大的上海经济圈，是长三角内的城市共同的呼声。其实，这种接轨或融合的大戏，在以前长三角内城市间的竞争与融合上已上演了多种版本。
这些年，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离省会城市越远的地区，与上海的向心力越强。在长三角15个城市中，苏州和无锡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主动融入上海经济圈，接受上海的辐射。尽管当时这种思路不被当地高层领导所认同，但这两个城市还是悄悄地做，用苏州人的话说，“白天向西看，晚上向东看”。这句话同样可以理解为“听南京的，看上海的，干自己的”。也就是说，在融入上海、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过程中，来选择和明确自己的定位。
而苏州依托上海，形成“错位发展”的战略分工定位，可以称得上长三角城市间竞争与融合的最好例证。上海发展的苏州就不发展，上海不发展的苏州就大发展，用苏州市委书记的话说，苏州就是“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因此，像这种根据城市自身的准确定位，形成不同城市功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然后再通过此方式形成地域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苏州与上海相得益彰。现在，苏州GDP总量已远远超过长三角其他城市，位居全国城市的第六位。无锡也以仅次于上海、苏州、杭州的GDP总量，在长三角15城市中排第四位。
反观上海南翼的嘉兴、湖州，它们距离上海也很近，自古被称为鱼米之乡，但为何未能像苏州和无锡那样发展起来，反而陷入了明显的区域发展低谷区？徐长乐说，这里很大的原因是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发生了偏差。也就是说，这两座城市不是接轨上海，向着上海发展，而是始终向着杭州的方向，远离上海，使自己成了一个边缘地带。之所这样，是因为当时诸侯经济中的利益格局在作祟。浙江省有关领导担心上海经济增长极的“黑洞”吸走了浙江的资源。比如，上海至嘉兴之间的15公里“断头路”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1992年，南京至苏州至上海再从嘉兴到杭州再至宁波的高速公路开工。江苏省先修苏州至上海的那段路，再修南京至苏州；浙江却先修杭州至宁波。当时的情形是，上海已将高速公路修过枫泾境内的15公里处，嘉兴一边眼巴巴地望着这个不能与上海接通的“断头路”，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苏州借助上海在快速崛起。到1997年修通这条“断头路”时，“苏南军团”已势不可挡。
由于战略定位的偏差，使嘉兴和湖州错失了发展的良机。2001年，嘉兴GDP总量为604.3亿元，湖州为385亿元，分别排长三角15城市的倒数第六位和倒数第二位。
同样，南京也尝到了这种战略定位偏差带来的涩味。“南京以前一直走的是收敛型而不是开放型的路子。10年前看南京不落后，现在再从上海往南京看，就会有落差感。”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发出这样的感慨，他由此把南京的落伍归为两步战略失误：90年代初期至中期，南京的发展是以自己为中心，与上海分庭抗礼；到上海打“中华牌”时，南京还在打“江苏牌”。一句话，当时南京并不买上海的账。
南京当时以“老大”自居，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1985年江苏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了上海，到1988年，江苏经济增长率达19.6%，而上海还不到10%，到1992年，江苏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25.6%，位居全国第四。江苏根本不把上海放在眼里。到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时，江苏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坚决支持，主动服务，接受辐射，促进发展”。但这仅是一种姿态而已，其骨子里根本不把其当回事。其中南京的态度尤为明显。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南京不愿看到的尴尬格局：离南京远而离上海近的地区，如苏州和无锡两个“小老弟”快速崛起，短短几年，其GDP总量盖过了“老大哥”南京，其中苏州是南京的1.5倍，南京在长三角的经济地位只排到第六位。由于苏锡常板块的强大以及南京“老大”的架子放不下，上海辐射能极到镇江就递减了，或者说，就收敛了。石磊教授说得更直白：由于南京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挡住了东部效应的传递，形成了一个梗阻，使得周边地区难以接受辐射。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未来新的格局就是苏州或无锡很有可能替代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这就是人们说的城市间的不断‘洗牌’。”徐长乐教授说得并不危言耸听。
令人欣慰的是，南京的态度正在转变。一方面，承认上海在长三角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在“跑马圈地”，构筑以自己为中心的“一小时都市圈”。“这个思路虽然略显晚了一点，其付出的成本比较高，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石磊教授说。
长三角另一个副中心城市杭州的城市定位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也并不清晰，其功能是重生产型，轻服务型。在这样的背景下，它的优势在不断地弱化，而不具备优势的产业在不断地提升和强化。近年来，杭州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主导方向，提出了“住、游、学、创”的城市发展思路，主动接轨上海，争做长三角的“后花园”，其发展态势日渐强劲。
目前，打“融入牌”的地区有很多，但位于苏中的南通喊得最响，其目标直指“亚上海”。明眼人一看便知，南通提出“亚上海建设目标的底气，来自苏通大桥的机遇。一桥飞架天堑，南通到上海的时间将由两个小时缩短为半个小时，就能融入苏南板块和上海经济圈，与西翼的苏锡常都市圈，南翼的宁嘉杭都市圈构成“三足鼎立”之势。
江浙沪各怀心思
“珠三角接受香港辐射只有广东，而长三角分属三大行政区域，再说浙江和江苏的经济实力都很强。尽管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长女’而不是一个‘长子’。”张峰点出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受阻的要害所在。
既然谁也离不开谁，那么近20年来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为何始终未能形成大势？张兆安博士说，这同整个长三角缺乏统一的、能被各级政府所共同接受的产业布局规划密切相关；同缺乏统一的、能被各级政府所共同认可的、有助于提高产业布局合理化的制度和政策密切相关；同缺乏统一的、由各级政府所共同授权的权威管理组织体系密切相关。
长三角已进入区域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阶段，面临着区域经济结构的重组和重新“洗牌”，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亟待突破。但长三角却因区域壁垒而饱受诟病。
张家港市委党校经济学副教授新望指出，近来年，长三角出现的以邻为壑，各自为政，以及恶性竞争的现象，让人担忧，也给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蒙上了一层阴影。就拿拼地价、拼税收政策和抢外资来说，江浙沪在吸引外资方面竞相压价，优惠政策已超越了国家规定。招商引资陷入“倾销式”竞争，前不久，还出现“跳楼价”争夺台资的现象。一般成熟的开发区用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土地出让金，每亩应在10万元以上，但该地区地价普遍从每亩15万元跌到5万元左右。除上级政府要求必须上缴部分，地方政府应得的土地出让金一般都放弃了，甚至还贴上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就是说，长三角发展正进入以土地价格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恶性竞争阶段。在税收方面，早已突破了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的底线。另外，非开发区内企业享有开发区优惠政策者比比皆是。由于土地资源和税收均是政府掌握的调节工具，所以具有强势政府传统的苏南诸城市在争夺外资战中略占上风，2001年，苏州市利用外资竟高于上海。
在长三角常可看到这样的奇特景观：一个外资项目往往一个城市在谈的时候，另一个城市便会闻风而动，一方面调集海外的同乡会积极地进行游说，另一方面提出更加优惠的政策，不惜损失地方财政收入，也要把项目从别的城市手中抢走。于是这些城市的招商团经常会在国外大公司的门口不期而遇。
目前长三角因为竞争手段单一出现了严重的产业重构现象，在35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江苏和上海产值在前9位的行业完全相同，只是排序略有不同，浙江和上海产值前9位行业只有一个不同。长三角15个城市中选择汽车的有11个城市，选择石化的有8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的有12个城市。其中，苏锡常三地的前五位产业完全一样。
此间，港口大战可谓长三角的一大奇观。上海要建远东最大的航运中心，把港运中心从内河迁到外海，在大小洋山投资300亿元建大型海港，这使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100多个码头泊位缺少了整合的力量，地位也相对削弱。本来，苏南诸港均是上海港的配套外港，但这些港口却都是各自为政，条块交错，矛盾重重。在港口大战中，宁波与上海的深水港之争尤为激烈。宁波北仑港缺乏像长江诸港能沿江上溯的流域内广大腹地，迫切需要上海与其合作。但大小洋山港的兴建，使宁波北仑港作为东方大港的希望落空。北仑港将逐渐被边缘化。宁波认为深水港这块“肥肉”让上海争去了，对此极为不满。浙江省于是兴建宁波跨海大桥吸收上海货源。这样上海到宁波小汽车可减少80元，大卡车可省353元。而且宁波到苏州与大小洋山港到苏州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一方面长三角各港与宁波北仑港的装运能力在放空，另一方面又大兴土木各自建港。区域壁垒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使资源在不断地浪费。
新望说，“南上海”的崛起使苏南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上海发展规划与江浙意愿脱节，皆因本位主义作怪。上海发展重心南移对苏南影响尤甚。2002年10月开始，虹桥国际机场所有国际航班东移浦东国际机场。虹桥机场定位的国内化甚至支线化，使苏南的苏州、昆山和吴江的IT产业受到重创。IT产业不同于传统运输量大的产业，周期短、体积小，要求快进快出，十分依赖航空运输。昆山认为，近在咫尺的虹桥机场是昆山的投资环境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州则专门修建了到虹桥的机场路，是工业园区的配套工程。国际航班远移浦东，使苏州、昆山到机场的路增加了两个小时。此情此景之下，迫使苏南重新考虑自己建设国际机场，而这又导致苏州和无锡为机场的选址争吵不休。方圆200公里内就有三个国际机场，再多一个，岂不是重蹈珠三角的覆辙？机场之争实际上是对国际IT产业资本的争夺。上海张江工业园的上升势头业已盖过了苏南诸开发区。这表明，在这场争夺战中，上海拥有比江浙更多的出牌机会。
在上海规划与江浙两省的要求出现矛盾时，江浙两省迅速走到了一起，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规模很大的苏南和浙北已经通过苏嘉杭高速公路相连，绕过了传统的中转中心上海；太湖西岸从南京向东南进入浙北地区的宁杭高速公路正在加紧修建，如果江浙两省走到一起，绕开上海，先行一体化，那么，大上海恐怕也不是滋味。
长三角15城市综合实力对比(2001)
城市
国内生产 财政收入
人均GDP
总值（亿元）（亿元） （元／人）
上海
4950.8
1995.6 37382
苏州
1760.3
208.9 30384
杭州
1568.0
188.5 25074
无锡
1360.1
141.9 31248
宁波
1312.7
190.3 24213
南京
1150.3
204.8 20597
绍兴
822.5
62.4 18997
南通
809.3
66.8 10329
常州
672.9
75.3 19704
嘉兴
604.3
53.5 18223
扬州
505.5
40.7 11205
镇江
502.7
40.8 18852
泰州
450.0
38.5 8958
湖州
385.0
29.5 15031
舟山
126.7
12.4 12893
难道就没有一个协调各方的机制吗？
以前有一个长三角15城市市长联席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但由于会上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这种联席会就流于了走形式的联谊会。后来，15个城市都认识到此种弊端，于是在前年，由江浙沪两省一市轮流坐庄，每年召开一次省级领导参加的江浙沪发展座谈会，也就是说，参加会议的有了拍板权。然而，效果并非像当初各方想象那样明显。
现在，长三角地区的官方和学术界已意识到，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指导下，建立一个区域共同市场并逐步协调成员地区政府的经济政策。通过协调各地区的竞争规则和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区域共同市场内资源的高效率配置。正如张兆安所说：“架构江浙沪三省市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都市联盟’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协调政府间的利益，解决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问题。”
“大上海”即长三角？
“如果把长三角比作一只蝴蝶，上海是蝴蝶的身子，南北两翼就是蝴蝶的翅膀，没有两翼，上海飞不起来，离开了上海这个身子，两翼也做不强。”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办公室副主任林峻给长三角的互动发展做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长三角现已形成了“一个中心，南北两翼”的都市连绵带，据说，国家已把长三角城市群提升为二级发展战略。
在对待长三角一体化的态度上，上海有意避开这个刺激性的字眼，如去年4月份上海市政协向市委市政府提交的《关于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若干建议中，原来并没有互动两个字。“之所以加上这两个字是想消除外省市认为上海以‘老大’自居而引起的不必要的误会。”林峻说。
此间有学者认为可比照日本东京都的做法，把长三角并成“上海都”，但上海却极力避开这种提法。现在上海讲中心城市而不提核心城市，也是担心其他城市有看法，上海更多的是强调服务功能，利用自身的优势为长三角搭建一个平台。
与官方的谨小慎微不同的是，长三角内企业已先走了一步。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上海企业到江苏、浙江的各类经济合作项目3947个，占上海与全国各地合作项目总数的50%左右，总资金约45亿元；江浙两省来沪投资设立全资及控股企业4412个，占全国各地来沪投资项目总数的50%左右，注册总资金203亿元。
但上海也有一个大弊端：大企业比较多，造成政府过强，其微观上不如江浙活。这样就延伸出一个问题，上海的强势政府如何与江浙民营机制来合作？
“长三角一体化既是上海扩张的过程，又是江浙等省与上海融为一体的过程；既是分工定位的过程，又是竞争激烈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长三角一体化就是都市圈化。”这是新望教授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另一番见解。
他认为，长三角一体化，重点是作为各增长极的城市的一体化，即城市连片壮大而成为都市圈。上海拥有良好的产业结构及其升级能力，无疑是长三角都市圈的核心。靠近上海的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其人均GDP和上海差距不大，可以看成是长三角都市圈的内圈。从无锡到浦东再到宁波是长三角中的小三角，目前，在小三角内一体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由于江苏和浙江的规划把苏锡和杭甬单独作为两个都市圈发展。这样，就必须正确定位好与上海都市圈的关系。现在看来，上海都市圈是大圈，可以涵盖苏锡和杭甬两个都市圈，但上海由于自身要消化庞大的郊区、郊县，特别是向浦东发展的势头短时期内不可能消退。所以，苏锡、杭甬可独立发展都市圈，以提高各自在长三角中作为两个发展极的作用。
南京在长三角的西端，受上海影响相对较小，但南京是拥有600万人口特大城市，其产业结构相当完整，第三产业已经接近第二产业。江苏省把南京定为省内三大都市圈（南京、苏锡常、徐州）首要发展的都市圈，规划中的南京都市圈把一小时路程内的镇江、扬州、芜湖、马鞍山、滁州囊括进去。这样，南京成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也是上海向苏北、苏中和安徽辐射的二传手。发挥好南京都市圈的作用，实际上可以看作上海都市圈作用的放大。
长三角各地虽然互补空间很大，但产业扩散和辐射不会自动发生。长三角受上海辐射呈梯度递减态势。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长三角的一体化并不是通过资本要素的相互渗透来实现的，特别是作为龙头的上海并没有多少资本外移。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至少目前还没有形成。上海的龙头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外移以及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物流贸易等服务功能上。
从以往的经验看，上海向长三角扩张，需要有接纳扩张的市场主体。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快，企业多，机制活，那么，这个地方就更能接受上海的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讲，长三角各地，不要把本地方的发展寄托于上海的辐射。想方设法发展自己，才能融入到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目前看，长三角最活跃的是以台资为代表的外资和以温州、台州为代表的民资，是它们在整合长三角的资源。在长三角各地都能看到，台湾、浙江资本北伐西进。其活跃表现，放大了上海和长三角的辐射能力，也使苏北、安徽受益。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研究院沈玉芳教授说，长三角城市间不同产业类型协同整合的总体思路应是：支柱产业配套发展，一般产业互补发展，新兴产业共建发展。
张兆安则说，长三角区内各城市应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层次来选择各自的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的城市，可在轻工业领域和基础性的重工业领域选择劳动资金密集型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城市，可在重工业中的深加工工业领域选择资金、技术密集型支柱产业；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城市，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服务业领域选择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上海，应当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选择支柱产业。
甚至有观察家认为，由于上海外资企业密集，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国内企业和境外企业将总部、销售中心、研发中心、设计中心纷纷迁到上海，可在长三角内实行“前店后厂”的互动互补型招商模式，即上海是站在前沿的“店”，长三角腹地是设在后面的“厂”，是生产基地和投资基地。
然而，长三角内的整合，仅停留在提法上，人们期冀的“大上海”并未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阻碍长三角一体化的坚冰，正在被来自民间的力量所融动。近日，江浙沪三地农业科研专家协议在无锡惠山区共建农业科技服务示范基地，以资金、技术入股等方式进行紧密合作，就是互动发展的成功一例。张锋说，长三角城市间的成见由来已久，可运用已成功的模式，比如长三角旅游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一点一点来突破。
可以说，长三角内的城市在依托上海，接轨浦东，主动接受上海辐射的同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与合作机制，形成错位发展和互动发展的新格局，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据上海市政协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0年，长三角人均GDP将会突破6000美元，而上海的人均GDP有可能接近10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标准，长三角届时将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长三角不是一个点，而是由几个点连成的一个经济圈。国内各个城市间客观上形成了改革与发展的联动机制，其增长弹性超过了珠三角。从中长期看，长三角是中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动机’。”这是石磊教授对长三角力量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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