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变政”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甲寅论文,始末论文,四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后的第二年即甲寅四年（1854年），曾经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因为它未涉及领导阶层的变动，与后来的天京事变不同，这里姑称“变政”。
甲寅四年的“变政”，对当时加强内部和军民团结，稳固太平天国政权基础、挽救当时危急的政治军事形势，都起到重大的作用，是太平天国历史上一大转折。
一 癸好三年的政策错误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在南京定都为天京后，突然颁布了《待百姓条例》，从天京开始，随后又在某些中小城市推行了几项史无前例的政策，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它主要为：
1.消灭家庭，实行半军事化，男女分别集中的营馆分居制。
有关这点，当时亲历其事的文化人有许多记载，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大体过程：“于是男子先分馆聚处”，“男馆既立，贼又赶女子出，不准私住……，越日乃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女馆，每军以一至八，分为八军……，其夫与子寻踪至，虽见而不敢交一言，言则犯天条”，“议立‘牌尾馆’，使残废者守馆，老病使扫街道、拾字纸……”①。
当时人有一首乐府词《姊妹馆》，十分形象地描绘了消灭家庭时家人分散的情景：“分男行，分女行，女人廿五一室藏。女官狰狞叱私馆，户籍散漫无人管。鸡犬踯躅，女官杀之；儿女惊啼，女官笞之；珠王宝贵，女官携之；米盐凌杂，女官持之。一肩行李重难举，沿街抛弃纷如雨；逢人问路面含羞，今身栖身在何许？回看老屋成灰堆，千辛万苦从兹来。”②一年后即甲寅四年夏，太平天国官方也承认：“……分为男行女行，以杜淫乱之渐……，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务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③。
2.没收私人工商业，设立官典衙。
太平天国《待百姓条例》，除了消灭家庭之外，在经济上则宣布：“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之货”④，“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父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父”⑤。据罗尔纲先生考证：“后来在天京将全城商店和手工业作坊都收归国有，成立百工衙和诸匠营，实行了公有制。”⑥
3.由独尊拜上帝教而焚除一切中国书籍的文化政策。
在建都天京不久由天王御准颁布的官书《诏书盖玺颁行论》，25篇文章中都提出凡太平天国印行的书籍即“诏书”上一律要经天王御批并加盖天王金玺，以“昭信实而壮观瞻”。这样一来使未经奏得旨准、未盖金玺的书籍便成禁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诏书盖玺颁行论》书中所收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的那篇文章，明确指出了所要盖玺印行和禁止买卖书的范围和政策：“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书、新遗诏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⑦这篇文章与所呈录的28部书，均经天王旨准作为“诏书”盖玺颁行。28部书包括西洋基督教《旧约》和《新约》（均改称“遗诏书”）2部，其余是太平天国颁行的典章制度、教材，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言论集即黄再兴所谓的“真天命诏书”共26部，却没有一本中国的经史古籍。所以，天王旨准盖玺的《诏书盖玺颁行论》一颁行，天京立即成了清一色的太平基督世界，焚除“孔孟诸子百家”书的大火轰然而起。这一罕见的焚书运动，使许多原来饱读诗书对太平军未必抱恶感的人，一下子惊破胆、寒了心，成了太平天国的反对者。
4.大兴土木，铺张浪费。
定都天京之初，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便已飘飘然，虽然提出了定都天京“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驱使分居在各营馆的男人妇女，并从上游湖北等地招来工匠，为天王及诸王侯赶建王府。并从女馆中为诸王选征美女；从育材馆里挑取少年儿童为王侯丞相们“打扇”“听使”；从上到下讲究排场，规定小至管25人的两司马也可以乘坐四人抬的黑轿；用器则诸王使用金铸的尿壶，“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⑧。这些铺张行为，招致物资严重浪费和流失。
由于一连串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丧失了民心，太平天国的大好形势迅速改观。在进入天京以前，各地人民对太平军是“贼至净迎之，官军至皆罢市”⑨，由初入天京时的“严严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语），不到一年就“嗟怨之声，至今未息”（杨秀清语）。大批居民或随军出征或死或逃亡，仅9个月时间，天京人口数即由破城前的260万降至男3万女11万余人。反映到军事方面，则是北伐军困于河北，西征军遇到劲敌而转攻为守，天京城下围城的清军江南大营虎视耽耽，形势相当危急。
二 错误政策引致内部分歧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原来齐心合力，取得节节胜利，入城后错误政策引出了内部严重分歧。
关于政策的出台问题，郭毅生先生考证认为：癸好三年初“辉煌的军事胜利与政治上的‘四海归心’，使洪秀全晕眩了”，“他和太平天国几位决策人没有经过反复论证，便贸然颁布了《待百姓条例》……”⑩。这是正确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前5天即二月十日，太平天国的主要决策人东王杨秀清以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的名义，对南京城乡居民发布的安民告示，明白无误地宣布：“士宜横经（读书），农须负耒，工人居其肆，商贾转其筹。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故土，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无庸震慑。”(11)杨秀清的这一命令，在太平军初入南京时得到严格执行，当时人记载说：“贼初入城，犹未敢遽入人家，……数日传锣令百姓贸易如故，不开张将搜杀”(12)，这一记载与李秀成的“严严整整”说明相符。但不久，大约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之间，局面突变，杨秀清的告示为《待百姓条例》所代替，发生了消灭家庭、焚书、废除私人工商业的震撼人心的事件。到五月初一日，杨秀清不得不提出已故萧朝贵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的形式，重新宣布二月初十日安民告示同样的内容说：“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勿宜震慑……”(13)。很明显，这是针对消灭家庭、焚书、废除私营工商业的《待百姓条例》，而再版发布的二月初十日安民布告。所以，《待百姓条例》的发布时间，应当是太平军二月中旬进入天京以后和杨秀清五月初一日重发安民布告以前，即天历二月下旬至四月之间，正好这一时间杨秀清暂时离开了天京政坛。
关于杨秀清这时候的行踪，史料记载，二月下旬杨东征赴镇江(14)，三月初生病并“常病将就死”(15)。这时候北王韦昌辉在天京主持军政。
这里特别提出韦昌辉与取消家庭设立营馆的关系的线索。首先是大权在握：“凌晨牛角鸣乌乌，齐集北府人塞途”(16)，这是写北王府成为权力中心的盛况。再看女馆的设立，“女馆者何？贼匪破城之后，令合城男女分别住馆，不准私藏在家，东躲西赶，无处安身。当三月间大雨之时，纵令群贼将南门一带人家妇女赶逐出城，其时跳河投塘者不计其数。贼目又假作仁慈，令其追回，分住女馆。”(17)这里的“贼目”在别的资料中明指为北王：“……近南者逐出南门，近北者逐出神策门。妇女见其势凶恶，刀鞭齐下惧为满妇之续，纷纷投濠，死者无数。北贼闻之，传令勿逐，令归女馆。”(18)
当时闻名并震动天京的“水营哗变”事件，也与北王韦昌辉的分馆措施有关系：“先是贼破武昌，诱致湖广船数千艘，大约谓天王一到小天堂便要登基，彼时不愿作官者即予回籍。湖广船多有家小，许不分男行女行，比至江宁则不守前约，各与伪官令归营，女眷亦令归馆。”(19)“贼自上游掳船下金陵，诓谓船户，送到不留船，许自返，并不必蓄发，开水手名单将厚赏。及金陵城破，尽数驱之入，其愿附者易船，不愿附者分入诸贼馆为听使。各船所有之物并没于贼。”(20)“癸丑二月伪北王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张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张子朋性极凶横，因争船只，责打水营多贼，众心齐叛，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清军），抑或各散。”(21)上面两个信息，可以看到天京分馆是在二月，水营的人和城内居民一样分馆，船上私人财产一概充公，因张子朋争船而引起水营哗变。
韦昌辉的分馆行动，在陆地上受到怨恨和消极抵抗，在水上船夫中间则受到公开的抵制并发生冲突，死亡者不计，并有“船之散去者百余号，皆举火器而投大营矣（清军）”(22)。
在当时陆地交通受阻的情况下，由水营船只担负的水上运输乃是天京的生命线，水营将士船夫“众心齐叛”，直接关系到刚刚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的安危，因而震动了天京。为了平息这一紧急事件，东王杨秀清采取了极其果断的措施，“秀清得信，立至北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并对唐正才重赐金帛，加封丞相衔，用好言抚慰。水营群贼悉听唐正才指挥，唐正才调停群下始无叛心。”(23)
杨秀清责罚骄横的韦昌辉和张子朋，为受到责打的水营官兵出气，并赏赐水营领袖唐正才，由唐正才调停劝慰部下平息了叛乱，为天京保住了水上交通线，这本来是英明果决的正确行为，有的学者却认为杨秀清压制韦昌辉，“他屡次凌辱韦昌辉”，如这次水营杖责事件，这是不公正的评价。
杨秀清处罚过一些进城后居功自傲的高级人物，在水营事件两个多月后，于五月一日重新颁布进城前的安民告示，仍然扭转不了越来越严重的局面，便从根本上向天王洪秀全进言诤谏。通常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天父下凡”，建都天京第一年（癸好三年），现有的正式史料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天历七月，一次是十一月，两次都是对洪秀全作风提出批评，斗争相当紧张激烈。
天历七月的那次“下凡”，迄今尚无全文记载，只附见于十一月那次“下凡”的全文记录《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天父又命小弟（杨自称）启奏我二兄，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她无惊恐之心。譬如凿池筑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时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如此安慰，使彼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有成。前七月间天父下凡，改前诫语，有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兄上过高天，天情道理自然无所不晓，但这为女官者，本是女流，知识有限，天情道理何能十分晓得？”
从这段记录看，杨秀清在五月重发安民告示后，原来颁发的错误政策并未得到纠正，根源在上不在下，于是杨秀清才搬出了“天父下凡”的武器，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不忠”，前提是君以礼待臣才能得臣的忠心。至于十一月“下凡”，则有更详细的记载。
天历癸好三年十一月的形势，总的说来是不妙的：天京城内钱与粮已感匮乏，内奸张继庚（化名叶知法，潜伏在北王府典舆衙）已经收罗到上自丞相衔陈桂堂等下至兵吏工役数千人，策动开城接应清军入城；城外清军江南和江北两大营业已立足巩固，威胁天京。远征北伐军已在天津受阻处于守势；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旋即退出；东线扬州守军粮尽援绝岌岌可危。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杨秀清对天王役使妇女雨雪不停地加紧赶建天王府，忍无可忍，于天历十一月二十日礼拜日，以“下凡”的名义乘舆直入二朝门内金龙殿前，怒声直呼天王的名字：“秀全，尔有过错，尔知吗？”并威胁要杖责洪秀全，在洪秀权承认错误并准备受杖时，才改言：“尔已遵旨，我便不仗尔。”
这次“下凡”事件，直接导火线是因为在天王府服役的古汀兰、杨长妹和朱九妹二姊妹四个女官受到天王的苛责，要天王洪秀全“主宰天下，凡事皆要从宽，譬如女官在天朝佐理天事者，多是不明天情，每有不合事宜之处，各要悠扬教导，海量宽容，使其心悦诚服，天事方可周理。”要求将这四个与杨家、石家和朱（锡琨）家有关系的女官调出天王府。
这次“下凡”和接着以臣弟身份与洪秀全两次直率的君臣对话，杨秀清还要求洪秀全对待后妃娘娘，“不可用靴头击踢，……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即或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后乃可治罪也。”
杨秀清的批评是合理的，有益的，大概态度也是诚恳的，所以赢得洪秀全不绝口的称赞：“兄今日之听清胞所奏，真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诚启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也。”“清胞所言，真齐家治国平治天下之药石要论也。”“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等等。
下面我们看一看杨秀清这一次“下凡”由要求善待女官而引伸出来的君臣上下关系：“至若为君者有不明之处，君则诏臣参议，议定，诏准施行；臣有不明之处，臣则启奏，请训于君，君则降旨施行，如此方合为君为臣之道。”“东王又谕众官曰：‘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亦须待他言毕，悠然教导，不然恐他自后即有合理之处，其亦不敢来禀也。”“东王又曰：‘尔等为官，凡尊者不合，尔为卑者要直禀不妨，即如本军师有错，尔等亦要直禀奏也。”这些有关君臣和上下关系的话，对新生的太平天国政权的稳固，当然有着积极意义，应予肯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话中开始触及到当时最敏感的社会家庭问题：“即如今天朝及弟府之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忠臣（烈士）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国尔而忘家、公而忘私，而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这里证实了天京家庭分离甚至幼儿老人也不得见面的惨剧，为杨秀清明年变政时解散女馆打下伏笔。
三 甲寅四年变政的内容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胜利伴随着挫折，成功伴随着失误，民心归顺伴随着嗟怨，内部团结伴随着矛盾斗争。十一月二十日那次“天父下凡”成为分裂与团结的分水岭，最后使天王“极为欣慰欢喜”，东王也同众官表示“各各总要真心秉正，同辅朝纲”，即君臣团结的目的。
但因年关临近，上层的矛盾解决后，下面的问题只能留待来年，即甲寅四年把癸好三年错误的政策一一改正过来。这一有领导有组织的变政当中，先易后难，由杨秀清建议天王批准施行，进展十分顺利。杨秀清提建议的方法，一般问题用启奏方式，重大问题仍利用“天父下凡”形式，尽量减少阻力和震动。以下按照先后次序，将变政内容列述如下：
1.停止错误的文化政策，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过年不久的正月二十七日提出的。
因为涉及到孔、孟之书，而洪秀全从创立拜上帝教之始即以反孔作号召：“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24)进入南京后盖玺颁行过“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的焚书令；最主要的是，西王萧朝贵代耶稣基督发言的《天兄下凡》中有一段话：“他（孔丘）从前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错误甚多，到太平时一概焚烧矣！”(25)因此，反孔焚书已成为太平天国铁定的政策。要想改变这一错误的政策，只能借重于权威更高的“天父下凡”。杨秀清于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用“下凡”发话道：“千古英雄不得除，留传全仗笥中书”，又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朽，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26)非常明显，这是针对盖玺颁行的“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焚书令而发，是十分及时正确的。
2.停止印行西洋“圣经”。
癸好三年下焚除“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的时候，宣布只准印行西洋“圣经”和太平天国诸王言论选即《天命诏旨书》。所以，杨秀清于甲寅四年六月初一日，又借“天父”，要求停印圣经：“……尔等将番邦存下的旧遗诏书（即《旧约》）、新遗诏书（《新约》）颁发。其旧道、新遗诏书多有记讹，……启奏尔主，此书不用出先。”“天命诏旨书皆有差错”(27)。在这次“下凡”宣布停印西洋“圣经”时，果然遭到天官正丞相曾水源的反对，说“天父天兄圣旨无有错也”，但杨秀清坚持“圣经”有错误，下令停止印发。
3.解散女馆。
因为这也牵涉到天王，所以杨秀清以“天父托梦”形式，提出了“铺排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排得定定叠叠，我天父自有分排也。”(28]天朝臣民百姓怨声最大的女馆自此寿终正寝，被消灭了一年多的家庭自此恢复，家人得以团聚。
4.在经济政策上，也作了重大调整。
因为“洪秀全在1853年经济思想和决策是理想化的，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隔云泥，因而在实践中被证明为碍滞难通。天京总圣库入不敷出，总圣粮后来令‘合城食粥’，百工衙诸匠营日益衰退，公营‘五市’不能解决物价与货源的问题，没收私营工商业赢来一片嗟怨之声。种种情况表明问题是严重的，应该在经济政策上作出调整和改变。”(29)
在甲寅四年五月，由杨秀清和韦昌辉、石达开联名向天王奏请“照旧交粮纳税”(30)代替《天朝田亩制度》。顺理成章地也把《待百姓条例》搁在一边，不废自消了。
与实行“照旧交纳税”法的同时，甲寅四年五月杨秀清对外国人宣布“天国圣宝即将颁行”(31)，货币重新使用和流通是私营工商业恢复的标志。
甲寅四年变政，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大转折。本来由于癸好三年的政策错误，政治、军事形势都急转直下，岌岌可危。到甲寅四年及时对文化、经济、社会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调整，才稳定了军心民心，恢复了士气。上下齐心一致，合力对敌，在天京破获了潜伏一年业已串连数千人的大内奸张继庚谋叛案，巩固了天京城防；上游则在年底大破曾国藩湘军于九江，乘胜收复湖北；一年半以后即丙辰六年（1856年）五月，又大破围城已三年的敌江南大营于天京城下，解围天京，把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推向高潮。
注释：
①②⑧(12)(15)(16)(17)(18)(19)(20) 《太平天国》（四），第651、652、653; 730;615;651;668;739;622;695;699;653页。
③(13)(30)(31)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4,111,168,301页。
④⑩(29) 郭毅生著《太平天国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第382;86,80;86页。
⑤⑥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第二册，第925,925页。
⑦(24) 《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464,469页；上册第38页。
⑨(21)(23) 《太平天国》（三），第272,46,46页。
(11) 转引自牟安世著：《太平天国》第123页。
(14)(22) 《太平天国史料丛书简辑》第五册，第97、74页；第二册第37页。
(25)(26)(27)(28) 《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第7,103、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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