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钱币制度及其立法
□李 温
摘要： 西夏积极学习并承袭了唐宋传统文化，建立了钱币的铸造、流通和管理制度。由于社会经济落后和缺少铜、铁等矿产资源，西夏仍大量使用北宋钱币。除铸造汉字钱外，西夏还铸造了5种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 西夏；钱币；制度；立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原始货币以海生贝壳作为一般等价物。春秋战国时代货币种类繁多，主要有铲形（布币）、刀形（刀币）、方形（爰金）、椭圆形（蚁鼻钱）和圆形（环）五种形制。因为便于携带和清点，圆形环钱成为各国铸币的普遍形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布、刀、贝等币，统一全国币制，方孔圆钱成为铜钱的固定形式。汉初，法定货币分为黄金、铜钱两种。黄金铸成金饼，大饼重一斤，折合铜钱一万枚；小饼重一两，折合铜钱六百二十五枚，铜钱铸造半两。吕后和汉文帝时期先后出现“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两种形制。汉武帝实行币制改革，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五铢钱是方孔有外廓的圆钱，为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铸造新币的同时，仍然使用前朝旧币，货币极为混乱。隋朝建立后重铸五铢钱，唐朝主要使用“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种铜钱。隋唐时期，党项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游牧社会，商品交换很不发达。安史之乱后，在吐蕃势力逼迫和唐朝内迁政策影响下进入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一带。唐末，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剿黄巢起义有功而获封定难军节度使，管辖夏、银、绥、宥、静五州。五代以来，定难军在与邻近藩镇的斗争中逐步壮大，成为地方割据政权。西夏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虽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的习俗，但多沿袭唐宋典制。随着西夏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除传统的以物易物外，商品经济带动了大规模货币交易。在这一背景下，西夏仿照宋制建立了自己的钱币铸造、流通和管理制度。
一、西夏钱币的种类和相关管理机构
1.西夏钱币的种类与形制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始立通济监铸钱”［1］14025，这是仅有的一条有关西夏铸造钱币的汉文史料。目前出土的西夏铜钱共有5种，分别为夏毅宗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铸造的“福圣宝钱”、惠宗大安年间（1074—1084）铸造的“大安宝钱”、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铸造的“贞观宝钱”、仁宗乾祐年间（1170—1193）铸造的“乾祐宝钱”、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6）铸造的“天庆宝钱”。从铸造时间来看，“福圣宝钱”、“大安宝钱”和“贞观宝钱”均早于通济监铸钱。从形制来看，5种铜钱皆为右旋读的小平钱，其中只有“福圣宝钱”的钱文为行书，其余4种均为真书。西夏先后铸造铜、铁钱13种［2］2，其中汉文铜钱11种，铁钱2种。汉文铜钱涉及7个年号，钱文分别为惠宗大安年间（1074—1084）铸造的“大安通宝”、崇宗元德年间（1119—1126）铸造的“元德通宝”和“元德重宝”、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铸造的“天盛元宝”①和乾祐年间（1170—1193）铸造的“乾祐元宝”、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6）铸造的“天庆元宝”，襄宗皇建年间（1210—1211）铸造的“皇建元宝”和神宗光定年间（1211—1223）铸造的“光定元宝”，字体均为真书。不过，“元德通宝”有隶书，“乾祐元宝”有行书，“光定元宝”有篆书。铁钱方面，西夏只在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和乾祐年间（1170—1193）铸造过“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两种。综观西夏钱币，“钱形规整，文字优美，风格一致，和宋钱一样，是我国优秀的钱币之一”［2］107。
天盛十年（1158），仁宗设立了通济监开始大量铸钱。在目前出土的18种西夏钱币中，天盛和乾祐这45年内铸造的钱币品种比其他六位西夏皇帝铸造的还多，共有西夏文铜钱“乾祐宝钱”，汉文铜钱“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和汉文铁钱“天盛元宝”、“乾祐元宝”5种，占西夏币种的27.8%，为数众多。有学者认为，在西夏十位帝王中，除献宗德旺和末主睍因在位时间短而未铸币外，其余八帝都曾铸过钱币，特别是景宗元昊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会铸造西夏钱币。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六册“西夏部分”认定元昊曾铸造“天授通宝”［3］131，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通史》也认为，“已发现的西夏文铜钱有天授通宝……确系西夏所铸无疑”［4］508—509。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或出土此种钱币。牛达生先生认为上述论点有欠分析，由此得出“西夏在元昊时开始铸钱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2］044。基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笔者赞同牛达生先生的分析。
水质处理时，采用的净化和修复技术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原位净化与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化学、物理和生物技术这3种。其中化学和物理技术是利用先进技术加大水体中的氧气含量，生物技术则是利用微生物自身的功能，实现水体的净化。二是异位净化与修复技术。即人工湿地循环水处理技术。该技术成本投入低，操作简单，对于工业废水的处理有着显著的效果。
2.西夏钱币的相关管理机构
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卷七和卷十三相关记载来看，西夏曾仿照宋制设置了钱币的设计、铸造、发行、流通等管理制度与机构。宋代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钱币的设计权、铸造权属于中央，地方钱监只能依式铸造。西夏因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也仿照宋朝建立了自己的钱币制度。《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第十九条规定：诸人不允去敌界卖钱，及匠人铸钱、毁钱等。假若违律时，一百至五百钱徒三月，五百钱以上至一缗徒六个月，二缗徒一年，三缗徒二年，四缗徒三年，五缗徒四年，六缗徒五年，七缗徒六年，八缗徒八年，九缗徒十年，十缗徒十二年，十缗以上一律绞杀，从犯依次当各减一等。从“诸人不允去敌界卖钱”来看，因西夏境内缺少铜、铁等矿藏，除大量使用宋朝钱币外，严禁本国铸造的钱币外流。《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规定：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等，若违律时，多寡一律徒二年，举告赏当按杂罪举告得赏。《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对走私钱币的行为予以严惩：诸人由水上运钱，到敌界买卖时，渡船主、掌检警口者等罪，按卖敕禁畜物状法判断以外，其余人知闻，受贿则与盗分他人物相同，未受贿当与不举告等各种罪状相同。西夏中后期为防止铜钱外流，仁宗天盛年间开始仿照宋朝铸造铁钱，将夏金边界设为铁钱流通区。
《天盛律令》卷三“盗赔偿返还门”规定：盗窃者以做工价偿还所盗财物。大男人七十缗，一日出工价七十钱；小男及大妇等五十缗，一日五十钱；小妇三十缗，一日三十钱。由此来看，西夏时期的人工劳动价格可用钱币计算。《天盛律令》卷十一、卷十八明确规定渡船税、商业税、畜牧业税、盐业税、酒税、与他国买卖等行为均以钱币计值，说明西夏时期的商业税可以钱币和实物进行缴纳。此外，部分西夏官吏的俸禄也以钱币和实物进行支付。《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规定，租院、踏卖曲院等种种库局分之禄食价钱次第，依以下所定施行：中兴府、大都督府等租院、踏卖曲院的提举头监一律三百。出纳二百，掌钥匙一百。司吏、指挥、栏头等七十。西夏时期，官员、将领和举告者的赏赐也可以实物和钱币给付。事实上，西夏奖赏有功人员时大多赏赐实物和钱币。如《天盛律令》卷四“边地巡检门”第十七条规定，若在边地巡检时能侦察敌军并及时报告，可视为立功。根据侦察敌军人数多寡，可得不同的奖赏：查觉一人至十人来，巡检主管绢一段，检人二人共绢一段。查觉十人以上至三十人来，巡检主管绫一块、银一两，巡检人绢一段。查觉三十人以上至七十人来，巡检主管唐呢一块、二两银、茶绢三，检人银一两、绢一段。查觉七十人以上至一百人来，主管杂锦一块、三两银、茶绢七，检人三两银、茶绢五。查觉一百人以上至五百人来，主管升一官，三两银、杂锦一块、茶绢七，检人三两银、茶绢五。查觉五百人以上至一千人来，主管升二官，五两银、杂锦一块、茶绢十，检人一块絁、三两银、茶绢五。查觉一千人以上来，一律检主管升三官，七两银、杂锦一块、茶绢十五，检人五两银、绫一块、茶绢七。西夏在判罪科刑的过程中，亦以钱币多寡量刑。《天盛律令》卷三“杂盗门”规定：同谋持武器而盗者……物已入手，则四缗以下，造意徒五年，从犯徒四年。四缗以上至八缗，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五年。八缗以上至十二缗，造意徒八年，从犯徒六年。十二缗以上至十六缗，造意徒十年，从犯徒八年。十六缗以上至十九缗九百九十九钱，造意徒十二年，从犯徒十年。二十缗以上，一律造意绞杀，从犯徒十二年。在“杂盗门”第二条“偷盗罪”中，也以偷盗物值钱多寡决定刑种和刑期。
然而这种比较往往会造成伤害。我们能够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但倘若比较的客观背景不一致，我们的评价就是作茧自缚的痛苦来源。如果穷人非要拿自己的食物和富人的珍馐美味比较，结果只能收获满满的不平衡。在婚姻中也是如此，每一位丈夫表达情意的方式不一而足，如果只执着于别人展现出来的幸福，就会错过自己身处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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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币在西夏社会的广泛使用
1.在流通领域作为一般等价物
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宁夏大部、甘肃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东北部和新疆部分地区的遗址、墓葬、城址、古塔中发现大量西夏钱币。牛达生按照朝代、币种、钱文、书体，对1949—2012年在上述地区发掘出土②的大量西夏钱币进行系统分类和深入研究后指出：西夏“使用唐宋旧钱，杂有秦汉、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等钱，而以宋钱最多。据西夏故地60多处窖藏钱币统计，北宋钱多达80%以上，有的高达97%，而西夏钱币则不足2%，且以‘天盛’、‘光定’钱居多。说明终西夏之世，在其境内主要流通北宋钱币。”［2］2西夏虽然铸造了钱币，但社会流通的主要币种仍为北宋钱币，这源自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是西夏经济严重依赖宋朝的生动反映。
近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全面正确履行法定职能，与流域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及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密切协作，勇于开拓，积极作为，有效遏止了黄河水环境质量恶化趋势，为黄河流域实施纳污红线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和能力支撑。
2.在支付领域发挥广泛作用
从相关考古材料来看，西夏铸币始于毅宗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铸造西夏文“福圣宝钱”［5］164。从此时到仁宗天盛年间，105年内仅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和汉文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6种钱币。目前这6种钱币在考古发掘中的发现数量并不多，没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管理铸币工作的机构。当时西夏曾仿照宋朝设立了专门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文思院，下辖木工院、砖瓦院、纸工院、铁工院、首饰院、造房司、制药司等众多手工业部门。由此推测，可能由文思院下属的某一个工院兼管钱币铸造职责。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由于西夏社会主要矛盾逐渐趋缓，经济发展需要较多钱币进行流通。在此背景下，钱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西夏社会普遍的价值尺度，发挥着流通作用和储藏功能。
三、西夏钱币相关特点
1.西夏钱币皆为年号钱
牛达生指出：“我国古代钱币有国号钱、年号钱、纪年钱、纪地钱、纪值钱、纪监钱等，名称繁多，内容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夏文化的精美与深厚。”［2］055西夏深受唐宋文化熏陶，钱币的铸造和管理全部仿照宋制，7位皇帝铸造的18种钱币，西夏文钱和汉文钱皆仿宋铸造纪年钱。同一时期的辽、金也是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虽有属于自己的契丹文和女真文，却没有将其反映在流通的钱币上，只有西夏将本民族文字铸造在流通的钱币上，这是西夏钱币的一大特点。宋朝的年号钱先后有通宝、重宝、元宝三个名称，西夏钱币的名称也是通宝、重宝、元宝。与此同时，西夏钱币的基本形制也与北宋钱相同，币材有铜、铁之分，币值为小平、折二两种［2］60。
2.大量使用北宋钱币
《天盛律令》卷十七“钱币使用门”是规定西夏钱币使用的相关法律条文，可惜该门所有律条均已佚失。从《天盛律令》其他卷的有关律条和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书可以看出，钱币在西夏社会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种商品的等价物。如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封皮衬纸有西夏文卖粮账（残片）：“麦二斗价四（百）……七斗糜价一贯……”另一钱粮账残页有“五斗糜一缗……”［5］171-172《天盛律令》卷十八“盐池开闭门”规定：乌池盐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同卷“杂曲门”第六条规定：诸处当去曲者，大麦、麦二斗当以十五斤计，一斤当以三百钱卖之。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牲畜买卖契约为数众多，如天庆亥年（1203）卖骆驼契约规定一峰骆驼价六石杂粮，约合9—12缗钱。一件卖牛契约记载，光定酉年（1213）时一头牛价4石杂粮，约合6—8缗钱［5］175。
3.白银主要用于奖赏，体现其货币价值
宋朝开始白银货币化，白银这种贵金属和铜、铁这两种金属同时在市场流通。西夏建立前后曾从宋朝得到大量岁赐，其中就包含为数不少的白银。李德明向宋真宗奉表臣服，景德三年（1006）获赐白银万两［1］13989-13990。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宋夏达成和议，北宋向西夏“岁赐绢十三万，银五万两，茶两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臣（元昊）生日礼物银器两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两千匹。”［1］西夏承袭宋制，也以白银奖赏有功官吏和战将。《天盛律令》卷十“续转赏门”规定，诸司官员任职位人三年完毕，无住滞，不误入轻杂，则中书、枢密、经略等别计官赏，其余依次赐次、中、下、末四等人得官赏：次等升一级，大锦一匹，十五两银，茶绢十。中等升一级，大锦一匹，十两银，三段绢，四坨茶。下等升一级，杂花锦一匹，七两银，三坨茶，二段绢。末等升一级，紧丝一匹，五两银，茶绢二。由此可见，作为赏赐的白银体现了货币价值。
注释：
①《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十六记载：“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文中的“永宝”为元宝之讹，“正隆元宝”为“正隆通宝”之误。
②共有182处（批）出土西夏钱币，分别为：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四省区出土的73处（批）西夏钱币窖藏；上述四省区西夏遗址、墓葬出土的65处（批）窖藏西夏钱币；30处其他地区宋辽金窖藏、墓葬出土西夏钱币；其他地区零星发现的20处（批）西夏钱币。
参考文献：
［1］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3］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史金波，著.西夏社会（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李温（1932—），男，河北张家口人，宁夏社会科学院法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法学。
（责任编辑 保宏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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