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多边系统变革研究：从唯理论向反映论方法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理论论文,反映论论文,联合国论文,方法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边主义机构最近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对多边主义性质、范围和体制变革的研究著作正在迅速增加，其中许多都是探讨联合国系统的改革。但就多边主义概念而言，这些改革论的著作不落一般流行和传统的俗套者却寥寥无几；就是说，很少是“批判的”或“反映的”。实际上多数都把现有的多边组织看成既定的模式，用的都是基奥恩所说的对国际体制研究的“唯理论”方法（注：R.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December 1988),pp.379-96.）。
不过，随着联合国系统基本目标之越来越受到质疑，最近的关于多边主义和世界管理的反映论研究队伍正日益壮大。这反映着研究从传统的唯理论方法向较具批判性方法的转变。这种方法超越了对该问题的流行观点，致力于勾勒在我们迈向21世纪的时候多边发展的潜在轨迹。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首先是简要比较两种声称能说明多边机构改革的一般方法（唯理论和反映论）的认识论基础。第二部分用文献说明最近对联合国系统改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变化，即改革论者分析方法的变化，两种往往对改革论者持批评态度的“激进”观点——解散论者和后继论者、以及最近在多边主义变革研究议程上向反映论的转变。最后是简要的结论，强调在研究联合国系统这样的多边机构的改革时，反映论较唯理论为佳。
唯理论与反映论
罗伯特·基奥恩提醒我们注意，对国际机构的唯理论研究几乎全都集中于具体的现行组织机构及其特点，并且这一学派的研究活动一般是非历史的。牢牢地建立在交换论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决定论模式基础上。唯理论学派的基本假设是：各种国际组织不断竞争稀少的资源；行为者的理性可以通过这些组织的决策程序体现出来；组织程序的修改是纯理性的要求；有关的各国无不认为正式的多边机构须能降低交易费用或者提供其他好处，方为有用。
这些假设几乎可以说无可争辩。但是唯理论者常常只求解决问题。他们认为世界就是他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就对待多边机构改革的方法而言，唯理论者只想对这些组织的体制结构和计划修修补补，使它们运转较为顺利。他们既没有兴趣对支撑这种体制的现行权力关系模式提出问题，也没有兴趣质疑这些组织继续存在下去的理论根据。唯理论式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长处在于能够把已知问题领域的参数固定下来，把对具体问题的陈述限定于“易做较为严密和精确的考查的有限变量”范围内（注：R.Cox,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Beyo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Cox with T.Sinclair,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6).p.88.）。但是其缺点也正在于此。
反映论方法从完全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出发，从历史的和社会的观点强调，多边机构的产生和改革更多的是通过个人有意识的理性努力，“而不是通过审议程序”。这些方法强调这种改革要进行布劳德尔式的（Braudelian）历史的考虑，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认为多边机构是从“事先已经制度化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与当前的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能够确定并考查“给行动划定了框架的非个人的历史力量”，就多边主义发展如何影响全球结构向令人向往的、合乎规范的方向变革提出了重要问题（注： R.Cox,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Vol.3,No.1(Jan.-Apr.1997).p.104.）。
根据这一观点，联合国系统是一个按层次结构组织的非常复杂的政府间科层组织；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定权力结构（世界秩序）的具体表现。因此，联合国演变的轨迹可能会受到该组织成立时就存在的历史形成的结构和力量，以及现在新出现的力量和条件的影响、限制或引导。这种历史的、考虑到问题来龙去脉的研究观，使在多边组织改革问题上的反映论研究方法具有了最大的长处，使它成为在不断变化、动荡和变革时期对多边演变的研究的一种较有吸引力的选择。
80年代中后期，对正式多边机构所做的研究数量急剧增加。而研究的范围却相当狭窄，几乎都集中在“联合国体制的演变和改革”上。相形之下，最近出现的对变化中的多边主义进行的研究，范围则比较宽，而且具有批判性和反映性。它所关心的更多的不是对体制修修补补，而是寻求理解范围更宽的多边演变进程。如何描述这些分析上的转变？哪些作者与哪些转变有关？每一个作者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下面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先说改革论者分析上的转变，最后说对改革论者方法的“彻底的”背离。
联合国多边系统改革研究中最近的转变
国际组织研究在理论和观念上的转变已经有文献证明（注：See J.M.Rochester,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4)(Autumn 1986).）。本文这一部分的目的非常有限，只想说明从80 年代中期到现在关于联合国多边系统变革的研究在分析上从唯理论到反映论观点的转变。
80年代有过几份研究，诊断联合国多边系统出了什么毛病。其中有的不仅质疑联合国在维护和平和安全方面的效率和成果，而且暗示整个多边概念已经过时。这种意见的主要依据是，认为联合国的记录表明，它已经成了失败事业的受托人和进行最终抢救的场所（注：T.Hughes,The Twilight of Internationalism',Foreign Policy 61 ( Winter 1985/86).pp.25-48.）。经验记录表明这些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这些记录主要包括：联合国未能履行宪章赋予的任务和实现国际安全的目标，费用超支而科层机构过度膨胀，以及联合国系统对多变而混乱的世界越来越不适应而反应迟钝（注： Some
of
themost prominent analyses of this type can be found in:A.Roberts and B.Kingsbury (eds).United Nations,Divided World:The UN's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 H.Choudhury,'United Nations Reform:some reflections'.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 1988) :K.Cosgrove.'Management problems in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reform or decline',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3.No.4(1987);D.Pitt and T.Weiss( eds) .The Nature of United Nations Bureaucracies (Colorado:Westview Press.1986) ; Y.Beigbeder.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Reform or Decline?A.Eilan,The General Assembly can it be salvaged?(Washington,DC:Heritage Foundation,1984).）。 对联合国的不满实际上涵盖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切领域：政治、法律、安全、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包括在内。甚至联合国的一些支持者也认为，它的许多活动的“不切实际”、“执行计划的效率惊人低下而与现实世界日益隔绝”， 是“令人忧虑的现象”（注： J. Renninger, 'What Structural Changes are Needed in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Roundtable on the Futur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Moscow,5-9 September 1988),p.1.Also see W.Branigin,'As UN Expands so do its Problems:Critics Cite Mismanagement.Waste.'The Washington Post (22 September 1992).）。不过，多数支持者都不愿意接受反组织评论文章那种不是要求改革联合国，而是要解散联合国的意见。
表1.在联合国系统改革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维持现状论者
对宪章的法律基础寄予很大
希望.认为联合国据以建立的最初
的法律原则和职能原则总体上是合
往往根据并不存在的标准来
评价联合国系统(即假如没有联合
国,世界将会怎样?)
认为联合国尽管不完善,仍属
必需,或许现在尤甚于以往.
把联合国的无效和不足归罪于
某些成员国不尊重不维护联合国宪
章的精神和条款.
认为不需要对该组织进行重大的
结构性变革,相反要求成员国政府履
行宪章赋予的任务,完全支持整个联合
国系统的宪章目标.
以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该组织内主张
维持现状的力量目标为条件,可以考虑组
织程序的变动.
渐进改革论者
确认联合国系统的原始结构和法律
框架现在仍然基本合理.
然而强调应改善该组织各机构的运
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提高组织的效率
和效力,即设法给它的机器加油,或者说
修补它的行政和财政机构,使该组织较好
主张限制组织变革的范围,以求与该
组织内居于主导地位的联盟所预先确定的
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力图采取专家统治、"理性"、有计划
的程序来控制改革,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向引导改
革,从而避免由于程序变动而造成组织不稳.
主张改善管理效率、改进预算和行政程
序以及工作人员工作等等.
认为改革的实施应是"自上而下"、渐进的,
改革应是改变该组织的工作方法手段而非改变
它的目标.
基本上不考虑联合国是否已然脱节于不断
变化的时代和情况.
适应性改革论者
把联合国宪章看作基本文件.认为维护文
件的精神实质至为重要,但主张对联合国组织
作边缘性的修改,使之能够继续在一定程度上
适合于它所在的世界.
但是坚持认为,任何计划或企图进行的改革
都应使联合国更具备存在的理由.
认为主要应该调整组织结构,以适应该组织
在外部环境和任务环境方面的变化.
承认随着增加新的活动(或者原有的活动因
过时而放弃)组织行为有可能改变.但是联合国的基
本价值观和最终目的不容质疑.
倾向于支持增加新的目标,却不甚关心是否与原有
的目标保持一致.(如果这样,就会导致该组织内部
混乱无序的增长).
倾向于反映论方法,主张变革而不太注意联合
国能否承受各种新要求增加的负担或精减战略的
不主张对基本的意识形态结构进行根本性的
有人认为，如果解散联合国，另外成立的组织很可能到头来和它几乎一模一样。据此，有些分析家竭力寻找改善和改进之道，以期提高这个世界组织的运作效率。于是，过去10年中出现了相当大一批研究著作，集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办法——通过改革使联合国管理体制精干而高效。
为便于分析，可以把联合国改革研究者分为以下三类：1.维持现状论者；2.渐进改革论者；3.适应性改革论者（见表1）。 这三类人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组织将会继续长期存在下去。这种分析最明显的特征是完全不加分析地接受现行多边组织的目标和结构，因此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是逐步或渐进的。
（a）维持现状论者
总的说来，维持现状论者对多边组织的章程基础，例如联合国宪章，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这些组织赖以建立的最初的法律和基本原则现在仍然是合理的。例如他们断言，联合国遭到的各种挫折只能直接归咎于某些成员国不尊重、不维护联合国宪章之精神和文字的行为（例如拒不及时如数地交纳分摊的会费），或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冷战——它使安理会运行不畅。因此，维持现状论者总体上要求成员国改变它们对联合国的态度，而不是建议对联合国本身进行任何重大的组织改革。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提出的任何变革建议往往都属于最低限度、零零碎碎，符合宪章条款和维持组织现状力量的目标。
这种极力维持现状的主张提出，只要成员国政府在重大和实质性问题上振作“政治意志”、切实合作，联合国系统就能令人满意地运转。他们以联合国过去52年历史中的许多成功事例证明，目前这样的结构是适宜的，能够发挥作用。维持现状论者称，只要联合国按照宪章行事，它就能发挥作用，海湾战争、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安理会687 号决议成功地监督和销毁伊拉克武器，以及前南斯拉夫特别国际刑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起诉等等，都是近期以来的确凿证据。
维持现状论者因此认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是成员国政府的态度而无需对联合国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这些分析家相信，满足了这些条件，联合国系统就能够对它所面临的世界性挑战做出有效的反应。
上述观点虽然有的也有道理，但责怪联合国成员国政府也就成了为联合国开脱责任的常见现象。同样令人厌倦的一种简单化的做法是，“不是把每一个明显的成功归功于联合国，而是归功于把联合国当作门面，掩盖它们幕后的阴谋诡计的那些政府”（注：N.Sims.'The Ro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6(1990),p.86.）。联合国成员国态度的转变对该组织的更好运转诚属必要，但是把联合国的一切错误都归咎于成员国可就很不符合实际了。
事实上，联合国系统有若干弊病是结构性的和组织内部的。维持组织现状的观点未能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某些特征的改变可能已经达到使联合国的结构和规范特征再也无法适应的程度。难道我们只好相信1945年做出的多边规章安排必须永远保持不变吗？经验证明，联合国宪章并没有给联合国的日常政治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导，它不是那么可靠或令人满意的。或许，我们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想”或“向往”出发来审视这份文件的时候已经到来。明显的是，在创始者们始料未及的空前要求的压力下，联合国系统的结构目前已经不堪重负。由于近年来要求联合国改革的这种压力，维持现状论者的立场已经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
（b）渐进改革论者
多边组织改革的研究者多半可以归入渐进改革论一派。他们总体上都认识到和承认联合国系统的弊病和缺陷，但仍然坚持认为该组织的现行结构和规章框架大体合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寻找逐渐改进组织程序的方法，一般不考虑联合国在变化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中的适宜性问题。
渐进改革论者主张的组织变革，不过是对联合国的管理、行政和财政机构进行程序上的修修补补，给它的机器加油，使它能较好地运转，产生较为满意的结果，“削减多余的脂肪”，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向来引导被认为是“必要的程序变革”。这种观点显得过于迷信组织效率和效力的价值，对体制改革偏向于采取与主流组织理论文献中主张的有计划的改革程序相类似的专家统治论方法。
这种方法限制体制改革的范围，力主“控制”而不是“促进”国际组织的改革。它可能蓄意抢先阻止必要的组织适应性改革，特别是如果感到这些改革不符合渐进改革的目标和议程的话。1986年美国联合国协会报告的某些方面就反映了这种渐进改革的模式（注：See PrinceSadruddin Aga Khan,Improving the
Disaster
ManagementCapabil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 New York:United Nations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nuary 1987),pp.42-45.Also see similar recommendations in P.Taylor,'TheUnited Nations System under Stress:Financial Pressures andtheir Consequenc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October 1991),pp.365-82.）。
渐进改革的观点未能充分考虑联合国系统运行的环境。可以说这种不足是冷战的间接结果，冷战环境使人几乎不可能想象对多边系统进行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不过这里要指出的主要一点是，这个改革论者的思想学派对于讨论这个问题显得比较缺乏批判性的、顾及事情来龙去脉的认识框架。另外，它就事论事以求解决问题的倾向限制了可能对联合国进行改革的讨论范围。
（c）适应性改革论者
持此论者认为，多边组织的改革是这些组织的结构和程序对外源和内源环境过敏反应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些人主张把多边组织的改革视为几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适应”，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变化不太属于本能反应，而是较有目的的，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不同。不管怎样，适应性改革论者认识到，组织的适应性改革对多边体制保持适宜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多数适应性改革论者有一种倾向，就是支持在体制改革中增加新的目标时不要过于注意这些新目标与现行目标的一致性。因此他们不主张从根本上变动多边系统基本的意识形态结构，认为联合国系统基本保持不变是必要的。他们还认为联合国宪章是一份为该组织提供基本合法性的基本文件。因此可以说，适应性改革论者确认维持宪章的“精神和文字”的重要性（注：See K.Stiles and M.E.Macdonald,'After Consensus.What Performance Criteria for the U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29,No.3( August 1992),p.301.）。
厄克特和奇尔德斯在其研究专著《振兴联合国系统》中的主张正好属于这一类。两位作者特别提醒这一层：
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改革联合国系统的任何建议始终面临着被贴上“乌托邦或不现实的”标签的危险，即使建议极其合理也总是如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辨识出一系列既可行又可能改善形势的重大改革和重组方案，以供选择。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说，按照宪章规定把联合国那些五花八门的成分统一为一个整体虽属必要，现在却几乎完全不可能办到，因此他们才提出了不那么彻底的替代方案：“为使该系统能够应付现在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方案”（注：E.Childers and B.Urquhart,'Renewing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Development Dialogue 1994:1(Uppsala,Sweden:Dag Hammarskjold Foundation,1994),p.8.）。虽说这是解决多边体制改革的相当合理的办法，但就其范围而言，恐怕起不了改革的作用。
多边组织适应性改革的进程特点如何？哈斯是这样描绘的：1.当行为者增加新的活动（或放弃旧的活动）时，组织行为随之变化，但并不质疑该组织固有的理论、基本价值观和最终目的；2.适应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变行为方式，而不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保留着技术理性）；3.但求增加新的目标而不过多关心是否与原有目标相一致；4.变化仍然是渐进性质，“并不企图把多个目标逻辑地联结为一”（注：E.Haas,When Knowledge is Power:Three Model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3.）。
适应性改革论者虽然也是主张操作性变革，但与渐进改革论者有区别：他们愿意考虑对多边组织进行某些结构性改革（包括某些部门的增减），尽管只是有限的改革即并不触动联合国的宪章基础。厄克特提出的使现行“陈旧的”联合国机器更新以适应新情况的战略便属于这一类（注：B.Urquhart.'The United Nations Systen and the Future'.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5.No.2(Spring 1989).pp.229-31.）。
由此可见适应性改革论者的建议所关心的可能仍然是效率和效果，他们与前文所举分析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希望解决组织适应性的问题。尽管这一类专著也建议改动这些多边组织的章程文件，但仍然不是“脱胎换骨”，而只是部分的结构性改革，他们的兴趣显然在于使这个现行多边系统大体上保持不变。
有一些研究多边组织变革的学者和观察家不取上述较为保守的方法。他们的分析表现出一种超越现行多边结构看问题的倾向。表2 大致地勾勒出了两种这样的观点，即解散论者和后继论者的观点。
表2.在联合国系统改革问题上的两种极端观点
主张解散
总体上持反组织的、潜在地毁灭性的立场.
质疑普遍存在的多边主义现行的理论依据.认
为如果没有像联合国系统这样的组织,世界的境况会
更好.对扩大联合国在冷战后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这种
设想表示怀疑.
要求取消联合国的某些子系统或整个系统.特别
关心解散被认为受到第三世界多数或共产党意识形态
挟持的机构和组织.
表现得偏爱单边国家政策而不取双边或多边政策
.如果联合国要保留下来,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应该是
作为成员国、特别是这一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外交
政策的工具.拒绝把联合国看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
要求本国退出该组织或其部分机构.认为没有必要
用其他的什么组织来代替联合国.
主张后继
认为联合国系统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全球政治状况.
认识到渐进和改革的方法未能提高联合国的效率、
效果或切实性。因此主张根据不同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
国际组织概念对该组织的结构进行彻底而脱胎换骨性的
要求对联合国宪章进行重大改动、完全重写这个文件,
或者为国际社会制订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章程(一个承认"
我们人民"的重要性的章程).
要求重新考虑目前多边体制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的价值
观.预期建立全新的国际合作和管理结构.较之效率或效果,
更关心切实性.
要求建立另一种更能代表国际社会、具有世界管理所必
需的有效手段的国际组织(第三代).
解散论者和后继论者的观点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对这个现行多边系统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必将导致一场最终解散联合国系统、至少是其部分机构的运动——美国遗产基金会等团体和杰西·赫尔姆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注：For the latter.see J,Helms,'Saving the U.N.:A Challenge for the Next Secretary-General',Foreign Affairs Vol.75,No.5(September/October 1996),pp.2-7.）。
解散论者
这种观点鼓吹取消整个联合国系统或者其某些子系统。另一些人要求最起码控制住该组织（注：See M.McDonald,'An attack from the right',Macleans,Vol.98(May 20,1985),p.16 and E.W.Lefever,'Reining in the UN:Mis taking the Instrument for the Actor',Foreign Affairs Vol.72.No.3(1993).pp.17-20.）。有些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衡量联合国系统作用所持的是根本不存在的评价标准，包括假如没有联合国则世界会怎样这样一类随随便便的猜测（注： Foran example,see B.Pines (ed.).A World Without the United Nations: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United Nations Shut Down;A Yeselson and A.Gaglione,A Dangerous Place:The United Nations as a Weapon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Grossman,1974).）。他们既对普遍存在的多边主义的现行理论依据表示怀疑，他们的观点对联合国系统就特别具有潜在的毁灭性。
这部分反组织思想的鼓吹者偏爱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把它作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或者部分地夺回所失去的地盘的手段。这一集团的大多数极端分子暗示：没有联合国则世界的境况反而会好些。另一些人同意给该组织留一席之地，但只是作为他们那个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工具。例如，他们对布特罗斯—加利扩大联合国在冷战后期的作用和影响的愿望表示出极大的怀疑。
持不太极端的反组织思想的人认为，联合国已经被在联合国大会中占多数的第三世界所挟持，它们利用投票优势通过毫无用处的反西方的决议。持这种立场的人认为，联合国已经变成开支大、难控制、总是在扩张的官僚机构，与其说它解决问题倒不如说它制造出更多的问题。他们常常建议自己的国家退出联合国，不要把更多的资源白白地投进去。
解散论者的观点存在若干问题，主要的一个就是它的非历史性的分析。它未能把当前的多边组织放到长远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些批评家对于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组织的规范性追求（安全、福利、公正和保护全球平民百姓）不屑一顾或者无动于衷。此外，大多数采取这种态度的人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眼罩，或者头脑简单地听信错误的信息。这些分析家一般都目光狭窄，一味向各自的政府推销孤立主义政策，看不到联合国对世界事务的建设性贡献。
这并不否定反组织分析家某些批评的正确性。确实，联合国效率不高，成效不大，这方面的证据很多。但是应该指出，类似的证据也可在大多数政府官僚机构中找到。解散论者认为联合国系统不应该始终保持不变是对的。然而，大多数反组织分析家不是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而是发动了一场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运动。
后继论者
有些人士对联合国内修修补补的改革感到失望，有时便同意联合国系统须进行较大幅度结构性改革的观点。而这些“后继论者”一般对该组织不再抱有幻想。
雪莉·哈泽德在1990年发表的评论说明她属于这一派。她援引联合国被排斥在解决1989年席卷东欧的剧变之外一事为证，要求建立一个新型的、能够处理世界事务——“其意义远远超过政府控制”——的多边组织。她把出现这种情况的希望寄托在“由更大的焦虑和担心引起的公众压力”上。怎么才有可能开创这样一种多边系统呢？她说“它将不同于联合国，它靠的是优质：对人类理性的负责态度，公众之易于参与，以及它的官员个人的出色表现。”（注：S.Hazzard.Countenance of Truth (New York:Viking.1990).pp.135-36.）
像哈泽德一样，莫里斯·伯特兰——一位“不再抱幻想的支持者”——也一直主张对联合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的这种主张产生于对该组织全球作用的重新评价。他说，“……从来没有对该组织进行过真正的结构调整或者对其作用进行过真正的再思考”，甚至连“取消过时的或没有多少用处的活动或计划的尝试也从来没有成功过”（注：M.Bertrand,The UN in Profile:How its Resources are Distributed (New York:UNA-USA,1986),p.41.）。
伯特兰最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联合国是一个过时的组织，仅仅是因为美国觉得它可以用于特定的目的才得以继续生存下来。他还说，由于该组织不能获得新的活力，它的作用将来可能还会降低。在伯特兰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考虑联合国的未来，而是要为诸多的世界问题找到答案——这可能需要把国际社会重新建设成为一个更为一致的整体。不重新确定国际组织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要解决世界秩序和主权问题，有可能必须接受新的哲学和新的观念。实质上，这些后继论者所想要的就是一个新的多边组织——“第三代国际组织”（注：See M.Bertrand,'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in Y.Sakamoto( ed.),Global Transformation:Challenges to the State System( 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1994),pp.462-74; M,Bertrand,Some Reflection on Reform of the United Nations,para.1,and similar arguments made by R.Righter Utopia Lost: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1995).）。
这一思想流派的基本假设是，当前多边系统的弊病在于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而非管理和机制问题。因此，对联合国系统修修补补不是办法，而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重大或全面的改革。渐进式“改革”的实际效果只能是事先为必要的变革设置障碍。他们的建议包括：彻底修改联合国宪章，建立经济安全理事会和由非国家行为者组成的国际上议院，在未来国际社会的管理中让地区组织和宗教团体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种脱胎换骨性的改革方法有成功的可能吗？很可能没有。除了官僚和政治障碍外，要在联合国内实现必要的变革必须得到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票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赞成（注：See B.Russett (ed.)The Once and Future Security Council (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and F.Wilcox and C.Marcy,Proposals for Change in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e.1955).p.458.）。对于有其历史、 政治和社会因素根源的现行联合国多边系统的变革来说，这种情况是一种现实的权力限制。只要国际系统组织仍然以国家为中心，各个国家就不大可能会通过立法来使自己关门歇业。
正因为如此，那些支持联合国进行脱胎换骨性改革的人，对能否实现这样的改革是悲观的。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指望对这个多边系统进行重大的改造呢？
在多边主义变革问题上向反映论研究途径的转变
一些观察家已经指出，当我们迈向21世纪之际，世界正在经历动荡和变化。据他们说，现在需要有一种新的观点来确切说明那些变化的性质，帮助我们理解多边主义演变的程度和将来会怎样演变。
罗伯特·考克斯和许多学者（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系统研究小组）提出了一种这样的观点，即以“新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所谓“反映论”观点。据考克斯说，“新现实主义”至少在以下10个方面不同于古典现实主义：
（1）它把决定多边体制改革力量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力量以外；
（2）它主要关心结构性的而不是程序性的改革， 并且力求历史地看待这种改革；
（3）它认为多边秩序或治理就是建立一套规则和程序， 以便于参与世界（或地区）政治或实力竞赛的各种力量的互动；
（4）它认识到从理念上说，多边主义是形式上不分等级， 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掩盖凭借力量对比而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5 ）它在历史上形成的结构的重重障碍之下寻求各种可供选择的世界秩序方案，探索实现这些方案的可能性；
（6）就对等多边主义改革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而言， 它更着眼于批判而不是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超越于当前的秩序来研究现行的多边主义将会如何；注视由现行世界秩序结构的矛盾引起的裂缝，看有何可能性来改变这种秩序；
（7）它受到一种特定的规范目标的驱动， 给那些处于边缘地位，受现行统治权力的压迫而势单力薄的弱者以优惠，同时也认识到强者对这一规范目标的限制和约束；
（8）它明确主张下列价值观：更多的社会公正， 更大地分散国家和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保护生物圈、非暴力而有节制地处理冲突，以及承认彼此的文明；
（9）与占优势地位的对多边主义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主张不同，它主张自下而上的改革，虽然也承认自下而上的方法不会自动地降低民主的“赤字”，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和环境良好的世界；
（10）它设想后霸权秩序——与目前的霸权秩序不同——将不再是一种特定的文明形式独霸天下。相反，这种新秩序将由多元的世界秩序组成，它们将努力寻找共同点作为其能动地共处的基础（注： R.Cox.'Introduction'.in R.Cox (ed).The New Realism: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London:Macmillan for UNU Press,1998),p.2.Note that the MUNS network emerged from Robert Cox's five-year research project on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UN System'fund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 Tokyo.Several books of the MUNS scholars are now published and more are underway.For a sampling of the MUNS literature see:M.Schechter,M.Hewson and W.A.Knight,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the realistic potential (London:Macmillan Press,forthcoming 1998);S.Gill(ed.),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Macmillan.forthcoming 1997);M.G.Schechter (ed.),Multilateralism and Global Change:Prospects for Reform and Innovation (Macmillan Press,1997)K.Krause and W.A.Knight(eds).State,Society and the UN System ( 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1995);and Y.Sakamoto( ed.),Global Transformation:Challenges to the State System( 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1994).）。
反映论者亦即那些对多边主义持“新现实主义”观点的人，对作为多边主义改革方式的体制改革和调整战略抱一种警觉的态度。首先，他们已经根据现有的证据得出结论：在像联合国系统这样的多边体制中虽然一直进行着渐进式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总是在巩固原有的权力结构，阻止权力向现行秩序中边缘化的或被排斥在外的力量分散。
反映论方法是批判性的，因为它不把现行的世界结构当作既定模式。相反，它考察这些结构的来源，找出可以把它们连同促使其形成的权力关系一起加以改造的方法。它所取的考察方法往往是历史的、解释的和辩证的。因此它不同于唯理论者那种大体上属于非历史的和实证主义的方法。
反映论方法超越现实状况，批判地研究现行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因而使学者们能够看清是什么样的造成中断的力量（forces of discontinuity）正在引起现行世界秩序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可能潜在地导致范围更广的多边主义。因此对反映论学者来说，了解国际社会中历史的和长期的结构演变进程，如同了解形成其发展环境、并因而有助于世界秩序模式的转变的社会制度结构的演变进程一样，对解释和预见体现多边主义特征（国际组织和体制）的具体实体所需要的改革的类型是至关重要的。
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研究多边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在经历着学术性的由传统的（和解决问题的）唯理论向反映论（和批判性）的转变。后者的研究具有批判性，因为它不把现行的世界结构当作既定的模式，而是考察它们的来源和变化。从它既认识到现行的权力结构、体制和观念所强加的限制，同时又不束缚于这些限制的意义上说，它也显得是“现实主义”的。
这一新的多边主义学派的考察方法是解释的、辩证的和反映论的，而不是唯理论者的实证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其规范性的主张也表达得十分明确，即清除以往多边主义自上而下方法的影响，而特别热衷于自下而上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其总的方法是整体论的，因为它关心的是整个世界秩序和多边主义与世界秩序变化之间的关系。
虽然“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系统”的学术研究现在才刚刚发展起来，但是从各种研究专著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多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多边主义概念：（1 ）混成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边主义混合而成）；（2）新兴的（由于非政府组织和文明社会的活动而正在兴起者）；（3）新的或潜在的（仍然只存在于倡议者脑子里、不同于传统或现行的多边主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纵览“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系统”网络的文献，也可以看出存在着反多边主义的势力。其中的一些势力是反系统的（例如自由人[the freeman]、民兵运动[militia movement]等）。 还有一些跨国势力则可视为多边主义的病灶（毒品卡特尔、黑手党、地狱天使[Hell's Angels]、恐怖主义者等）。
最后，“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系统”的学术研究正在推动对世界治理概念的修订。根据这种学术研究，这种治理的目标应该是寻求确保21世纪多和平而少战争的途径；世世代代保护生物圈和全球的平民百姓；发展和修改政治机制，让所有的人有权发言，参与那些对他们有最直接影响的决定；保证人类能够在符合人性的适宜条件下生活。
反映论者的艰巨任务将是找到一种具体的战略来促进这些规范性目标的实现。这并非易事。但是若不能找到这样一种战略，则解决多边主义的反映论方法就会像唯理论方法一样一无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