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方文学与中古东方文学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中世纪论文,文学论文,东方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封建社会（主要是指欧洲）的起始标志是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自此以后的一千余年历史，史家惯称为中世纪。整个中世纪的西方文学往往被视为是一种愚昧的和倒退的文学。这实际上是将日耳曼等“蛮族”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所造成的文化停滞乃至倒退的中世纪早期特征，夸大或渲染为整个中世纪文化本质属性的一种偏见。事实上，西方中世纪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文化通变历程。文学自不例外。14至16世纪在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恰恰是这一文化通变历程的自然结果。中世纪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其多样性、矛盾性和复杂性。尽管拉丁欧洲各国封建化进程不一，相互之间的差距颇大（如俄罗斯直到公元9世纪才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 可是上述社会文化特征却是共有的。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一系列相似的文学现象和相近的历史轨迹。这种出现在整体上的极具共通性的相似文学现象和相近历史轨迹，在中古东方各国文化和文学发展史上却是罕见的。
一、宗教独断与主题多元
基督教及其《圣经》对中世纪西方文学产生着普遍影响。在西罗马帝国之废墟上立国的日耳曼等“蛮族”部落一度虽无情地摧残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同时却又利用其所创造的基督教作为统一和控制西欧各国思想文化的工具。统一的拉丁文本《圣经》成为维系各国教会之间联系的共同语言和理论基础。但是，中世纪西方社会的教会结构的出现，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正如美国学者伯恩斯所说：“早期的基督教会，是一个以汲取异教世界为营养的有机体。它选择和吸收多种多样和它本质不矛盾的思想和惯例。因此，和任何别的古代宗教相比，基督教几乎是兼容并蓄的。”〔1 〕在肯定基督教宗教本质的同时揭示早期基督宗教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性特征是很重要的。且不说亚洲宗教文献《旧约》一开始就被汲纳到《圣经》中，即使在整个中世纪文化史上，拜占庭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成果也始终对之产生着明显的影响。中世纪早期的教会著作家并不否认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学的经典价值，尽管在他们的认识中不乏迷信、盲从甚至宗教性的曲解。以“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为科目的早期基督教寺院学校教学内容一直被沿用到文艺复兴之前，在学科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许多近代的学科就是从七艺中分化成或被催生出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教育中文学学科就是从七艺中的文法科目中分化出来的。中世纪后期的大学更是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才渊薮。才走出森林不久的日耳曼、斯拉夫等“蛮族”正是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哺乳下才跃入了封建文明的门槛。因此，宗教性成为中世纪西方封建社会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圣经》成为中世纪西方文学汲取题材、诗情乃至主题的不竭源泉。即使是彼时先进的文艺家在高举反封建的人文思想火炬冲决中世纪罗网时，却仍然很难摆脱宗教及其文化传统的束缚。有新世纪第一个诗人之誉称的中世纪最后一位天才诗人但丁及其《神曲》，基督教文化的深刻烙印犹存，诗人的宗教热情尚在。换言之，但丁的《神曲》之所以能成为新旧世纪之交的一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不朽巨著，正在于他能将其生命历程和宗教热情、人文思想和民族意识、历史传统和现实精神、古典遗产和基督教文化和谐地铸成一体。但丁之《神曲》实乃人曲。然而在人曲主旋律的奏鸣之中又不时地交响起和谐的神曲乐音。《神曲》所采用的梦幻形式的表现手法，这又是中世纪奇迹剧和神秘剧所经常运用的一种基本手段。
与基督教会垄断拉丁欧洲整个文化思想的一元格局相比较，中古东方的宗教文化却继续沿着上古多元发展的方向演进。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的东方文学进入了多元并存、踵事增华的时期。印度、中国、阿拉伯和波斯都曾经是雄视世界的强大帝国。东方三大文化圈的东方诸国也很少出现一教垄断其整个社会文化的现象。中古的阿拉伯帝国虽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帝国，《古兰经》至今尚是2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一亿几千万穆斯林共读的经典，然而中古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特殊地理条件及其兴旺发达的对外贸易使阿拉伯人（主要是商人）遍布各大洲，阿拉伯地区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特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文学名著的《古兰经》中竟有1/4的内容直接或间接来自《圣经》（主要是《旧约》），外来文化和文学对阿拉伯民族的多元影响之深刻，由此可见。这与基督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内锁性特点恰成鲜明对比。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有“伊斯兰百科全书”之称，但究其来源却是阿拉伯民族固有文化、伊斯兰宗教文化和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来文化的多种文化成份长期被融合和阿拉伯化的结晶。中古波斯文学的思想基础除了伊斯兰教义及“古兰经”文本外，还存有多种传统的异教思想，特别是古老的拜火教（也称袄教）的传统观念。中古波斯文学中颇具代表性的苏菲诗派的思想内容就很驳杂。据东方文学研究者考证：“在思想上，苏菲派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如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佛教的出世思想，袄教所提倡的心地纯洁与善良的品性，新柏拉图主义宣扬的肉体与灵魂分离的观点在苏菲派的主张中都有反映。”〔2 〕东方另一文化圈的发祥地印度，其中古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同样显得十分复杂多样：一方面是梵语古典文学深受印度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又不时受到伊斯兰文化思想的冲击。中古印度地方语言文学既有继承梵语古典文学传统的，如印地语和孟加拉国文学等，也有继承波斯文学传统的，如乌尔都语文学即是。这种文学现象就不可能出现于基督教文化的中世纪拉丁欧洲。最后论及一下日本和中国。中古日本文学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缺乏其固有的文化思想传统。《古事记》是日本叙事文学的开山之作，却又是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虽然《古事记》的序文用的是古汉语、正文还用汉字标音，可是其内容中所浸润的却是日本民族对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精神。在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基础上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自具特色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是日本中古文学的一个特点。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貌似印度文学和汉文学的成分杂陈于一体，实质上则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和歌、物语和俳句等新文体的孕育、诞生和成熟。中古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和鼎盛阶段，堪称一代文学不可企及之典范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出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儒家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政教伦理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同时在这种功利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在整体上说，中古的中国文学基本上是在一个内封闭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精神，大多数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恰恰与中世纪西方文学的强烈宗教伦理色彩形成一个对照。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中不时出现的儒道互补和儒、道、释合流的现象曾给予中国文学以深刻的影响。这就使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出现新变，在儒家思想的主旋律奏鸣中经常交响起道、释两家思想的和声。其辉煌成就，远在中世纪欧洲文学之上。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罗力耶（Loliere， 一译洛里哀）虽对中古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作过一番很有见地的比较，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是无比荣耀的，中国作家的地位也无比地受到尊崇，同时却又指出了其发展历程中所表现出的内锁性特征，他说：“再没有一种文学能象中国文学完全不受西方文学影响而单独发展；再没有一种文学能象中国文学绝不露出和西方诸民族交换思想的痕迹。”〔3 〕罗力耶的判断似乎失诸绝对化，然而就其大体而言是正确的。
二、骑士文学盛行与武士风姿一瞥
中世纪西方文学中一种独特而又重要的文学现象：骑士文学盛行。骑士文学的产生是与骑士制度的土壤分不开的。延续千年的拉丁欧洲封建社会特征之一，是贵族专政和领主等级制。最早的骑士阶层就是服役于封建领主的职业乘马士兵。后来大批中小地主、富裕农民和低等贵族也加进了这一行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小封建主阶层，即骑士阶层。骑士阶层自有其特殊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除了支持封建等级制和服务于基督教会的本质属性外，骑士阶层又普遍具有享受现世生活、并为追求爱情而冒险的骑士精神。于是骑士文化与骑士文学便应运而生。发展到中世纪后期，骑士文学已相当繁荣，成为中世纪欧洲特有的文学景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末十字军的东侵使骑士们带回了不少东方的文化思想情趣，这就使骑士文学在固有的宗教色彩和浪漫理想特征之上平添了若干东方神秘思想。骑士文学在法国最为盛行。法国南方流行骑士抒情诗，北方则以创作骑士传奇著称。法兰西的文化及其文学在中世纪欧洲居于中心地位。法国的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成为欧洲各国的范本，后来遂发展为近代西方抒情诗和长篇小说，这也算是骑士文学对新文体形成的一种贡献。16世纪西班牙人文主义的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一部直接讽刺和抨击骑士小说的杰作。自然，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史价值远远超出了作家的写作初衷。《堂吉诃德》在表现形式上就采用了中世纪骑士小说写法，在构思立意上则反其意而用之。从塞万提斯对处于没落时期骑士小说种种弊端的揭露，则又可以窥测到中世纪骑士文学全盛时期之面目一斑，如骑士文学的属性、内容、程式及其所表现出的理想化的骑士道德和荒诞精神。16世纪的塞万提斯，这位一代人文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尚且在作品中不无矛盾地以理想化的骑士精神来反对封建贵族和教会制度，由此也可见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于当时和后世的思想影响之深刻。
中古东方诸国社会未能产生如中世纪欧洲一般的骑士制度，因此也不可能开放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骑士文学之花，然而在有些国家却虽一度出现了相类的或可资比照的文学现象，中古印度在地方语言文学兴起的北部和中部，虽然也出现过一批以反对伊斯兰教民族入侵为题材的英雄叙事作品，如流行于13世纪的长诗《地王颂》即是，但其立意乃在为一封建主地王树碑立传，述其世系源流，叙其反侵略战绩，颂其民族的牺牲精神，基本的思想还是以反映民族矛盾和抵抗外侮为主，与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学的旨趣显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流行的侠义小说，虽无骑士装束，倒也有若干骑士为主子冒险、行侠和追求爱情的精神风貌，或者是侠士与才子佳人型如《儿女英雄传》，或者侠士与公案型，大有英雄气、儿女情兼于一身的味道，不乏翦恶除奸、匡扶社稷的风姿，可是这些作品所塑造的侠义形象大多有着浓重的寄生性、正统性和盲目性，这与西方骑士文学所刻划的具有若干异端色彩或爱情至上观念的中古骑士性格恰恰是格格不入的。骑士之爱是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传统人文色彩的个人之爱，骑士们追求的荣誉则是西方思想上具有一定个人本位观念的个人荣誉，这是即使在中国通俗小说中也难以跻入上乘之列的清代侠义小说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与中世纪骑士文学现象貌似相类、实不相同的是东方日本镰仓幕府时期产生的军记物语文学，时在12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名义上是幕府与朝廷并存，实质上天皇形同虚设，武士阶级专政。同时，这一时期又是日本贵族文化渐趋衰落而新兴的平民文化开始抬头的新旧交替和融合的阶段。军记物语文学的出现，使武士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镰仓幕府时期的武士文化与17世纪形成的武士道是有区别的，前者尚属一种初始而较为质朴的文化，后者较多粉饰、伪善还杂糅着儒学的精神。中古日本的军记物语文学作品主要描述武士所特有的道德和心理。日本文化史学者家永三郎说：“特别是这些作品切实地反映了武士道德的要旨——视死如归的英勇、仆从对主人的忠诚和主人对仆从的恩宠、思念子孙的心情等，同时也赤裸裸地写出了武士急切于追求自己一个人的名利的另一面。”〔4 〕《平家物语》对东国新兴的武士集团的勇敢和风雅极尽渲染铺张之能事，至今在日本尚是脍炙人口的古典物语名著。中世纪西方骑士文学与中古日本的武士文艺虽然俱属封建时代的精神文化，都以征战之士为主人公，可是二者之间仍然有着显著的不同：中世纪的西方骑士文学的主人公以追求个人爱情和荣誉为无比幸福，冒险游侠而不无浪漫；而中古的日本武士文学的主人公则往往是有盲从、愚忠、宿命、尚武杀戮而失诸残忍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因此，从中世纪西方骑士文学自身中尚能孕育出若干个性解放的近代人文思想因素，但从中古的日本武士文化中却只能催生出后来的武士道精神。很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古东方的格鲁吉亚，一个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古老的封建王国，竟然开放出一朵具有个性解放思想因素和近代人文主义色彩的奇葩、长篇叙事诗《虎皮武士》。有的东方文学史研究者认为：“《虎皮武士》以赞颂青年武士的爱情、友谊和英雄历险为中心主题，性质上属骑士浪漫传奇。”〔5〕笔者颇以为然。 格鲁吉亚西临黑海，南与土耳其接壤。公元6 世纪前就出现了奴隶制王国，公元6至10世纪曾先后处于伊朗苏珊王朝、 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哈里发王朝的统治下。公元11至12世纪是格鲁吉亚文化的繁荣时期。由诗人鲁斯塔维里（PустaBeЛц）创作《虎皮武士》时代，正是在格鲁吉亚文化成熟期的12世纪末。《虎皮武士》中的人物既有阿拉伯国王和王子，又有印度王及其女儿和继子。作品既歌颂了爱国主义，又礼赞了民族团结。《虎皮武士》的思想主题的深刻之处在于其超越了拜占庭式的东方专制主义思想模式，突破了宿命论和宗教偏见的束缚，反对禁欲主义，个性解放思想鲜明，因此作品的整体思想倾向显然更接近于中世纪后期欧洲复兴的人文思潮。特殊的地理条件、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终于产生了象《虎皮武士》这样独秀于中古东方的骑士文学作品，在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深层正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及其文学观念的交流、碰撞和融合。
三、城市文学形成与市民文学繁荣及其局限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市民文学和城市文学都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产物，唯有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是个例外。地处国际交通之要冲的阿拉伯半岛的东方诸国，历来重视国际贸易，出身游牧民族的阿拉伯人素以重商轻家著称，尽管阿拉伯帝国实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古阿拉伯的市民文学已经逾越了东方封建专制文化的鸿沟而达到了中世纪西方城市文化的高度。问题是在于，中世纪西方城市文学的产生标志着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发，而中古东方市民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被包裹在一个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外壳之中，虽然这个外壳随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衰败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范型，铸就了两类不同的市民文学之果。对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城市新兴市民阶级来说，一二千年前诞生的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无疑已属遥远的往事，然而，正是这些由欧洲中世纪自由农奴建立起来的城市，成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基地，从更高的历史阶梯上复兴着古希腊、罗马城邦制的自治精神。到公元11～12世纪，新兴的城市已如雨后春笋般遍及西欧诸国，最早出现、尤为著名的有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法国的巴黎和马赛，英国的伦敦，德国的科伦等。富于理性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城市文化蓬勃发展。反映市民阶级审美趣味和要求的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市民文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乃在意大利，新时代的文学先驱者但丁也诞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文学的中心是在法国。法国文学成为西欧诸国模拟的范本。如著名的“列那狐”系列故事即是典型之例。“列那”系狐狸之名，以兽寓人，假托动物世界，搬演社会活剧，展示错综复杂的时代图案，表现市民阶级的政治倾向和情感智慧。问世于法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列那狐”形象，不尽一致，因时而异，主要作品有《列那狐传奇》、《列那狐加冕》、《新列那狐》、《冒充的列那狐》等等，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列那狐”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化，从早期的反教会、反教皇，进化到后期的反封建贵族。“列那狐”形象的反封建政治寓意愈来愈鲜明、自觉和彻底。总之，“列那狐”形象的演化历程是与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的近代化进程同步的。在14世纪上半叶问世的《冒充的列那狐》作品中，“列那狐”俨然是反封建斗士的化身。关于列那狐系列故事的上述思想特征，在彼时其他的市民文学作品中同样具备，如法国城市文学的另一部反禁欲主义和反蒙昧主义的作品《玫瑰传奇》，流行于日耳曼民族国家的《罗宾汉谣曲》等。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似乎远不及中古东方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如印度的《小泥车》、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一代风流汉》、中国明代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和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以及清代的《红楼梦》等。但是，这些广泛流传的故事、寓言、谣曲、笑剧却闪射出了市民阶级自觉的反教会和反封建思想锋芒，而且在整体上具有体系性和目的性的鲜明特征，这在中古东方市民文学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中古东方的市民文学同其整个市民文化一样，只能作为依附于封建阶级的一种异端文化面目出现，而不具备作为一个独立市民阶级的思想文化体系面目，与封建主对垒。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城市文化，则是在封建制盛极而衰、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增长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一些资本主义因素比较成熟的西欧国家，特殊的城市社会制度为城市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基础。因为这些城市早已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统治和教会对文化的垄断，形成了所谓的自由城市或城市共和国。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化具有反教会、反封建的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宣传工具的作用和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讽刺、滑稽、寓意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最惯用的表现手法。与中古东方封建社会文学相比，却不免显得粗糙甚至粗俗。中古东方文学正处在世界文学发展的高峰，在艺术上达到了辉煌和烂熟的境地，市民文学自不例外。中世纪后期的西方文学和文化与其整个社会一样，则处在新旧两种制度的转型、代谢期，是一个呼唤和孕育文学巨人的时代，但离开巨人和大师正式登上新时代的文学舞台为时尚早。中世纪后期西方城市文学思想主题的先行性与艺术表现上的不成熟性，正好与中古东方社会市民文学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中古东方的市民文学在艺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远远超过其思想局限性。中古阿拉伯文学的丰碑《一千零一夜》至今尚传诵于世界各国。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以商人居多。从事经商贸易的中古阿拉伯商人在其远航冒险中所经历的无数奇闻轶事，因着阿拉伯民族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终于铸成了一代浪漫文学的伟大构想。这部集阿拉伯市井商人故事之大成的《一千零一夜》的初编时代，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与中世纪西方城市文学的形成正好处在同一时期。然而，中古阿拉伯商人的思想始终被局限在伊斯兰阿拔斯王朝所设置的封建政教铁门槛之内，《一千零一夜》反复地渲染和夸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主安拉的无限权威和无穷威力；面对权贵腐化、国王淫逸、世风日下的黑暗社会，《一千零一夜》的不朽创作者及其编纂者仅仅止于无可奈何的暴露和诅咒；在《睡着的人和醒着的人的故事》中被国王哈里发所同化的商人哈桑，索性在宫中过了两次“国王瘾”，中古阿拉伯商人越轨思想，充其量也不过是停留在彼可取而代之的觊觎王位欲的地步，这与同时期西方城市文学作品中其貌不扬甚至丑陋的列那狐无尽抨击教会和封建领主的行径相比较，真不可同日而语。当这部富于无比艺术魅力的巨著《一千零一夜》最后荟萃成型时，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早已被灭亡了300余年，而西欧市民阶级则早已跨出了中世纪的门槛， 作为主流的人文主义文学正在如火如荼地开放着近代资本文明的烂漫花朵。几乎在与《一千零一夜》成书同时，在中古中国，也有一部奇书《金瓶梅》问世。16世纪的中国，商业经济发达，封建社会腐败，反理学思潮高涨，市民文化繁荣。《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是个暴发户，全书假托12世纪故事演绎16世纪社会画面形象。《金瓶梅》刻意描绘了当时社会的人欲横流和人伦沦丧。于是，有研究者便认为这是一部批判禁欲主义、鼓吹人性解放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人文思想倾向，甚至以为可与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先驱者薄伽丘的《十日谈》相提并论。如前所述，人文主义思想文化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明代士大夫的反理学思想的生长点尚未游离封建传统的主流文化，正如彼时的商品经济还只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一种附庸一般。明代的市民阶层尚无力量发展成为可与封建制度抗衡的市民阶级。色情不等于爱情，纵欲不就是反禁欲，人欲横流不是人性解放，道德沦丧更非人性复归。《金瓶梅》中散发出的不是新兴阶级的人文气息，作品所暴露的多是腐败社会的糜烂、纵情和淫欲；《金瓶梅》作者的思想甚至还达不到当时反理学思想家们的高度。缺乏独立品格、健全理想和批判精神的市民文学是很容易堕入展览丑恶和游戏人生的低级审美趣味的。这种文学现象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方、乃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中同样存在，但终因不被纳入主流而自然干涸。自然，《金瓶梅》尚属彼时世情小说中的翘楚，在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金瓶梅》是16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时移代迁，《金瓶梅》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已愈来愈被重视。一个半世纪以来，法、英、美、德诸国先后多次节译或全译《金瓶梅》，流传极广，影响甚大，《金瓶梅》早已名列世界文学之林。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金瓶梅》的主题思想拔到人文思想的高度或者使之成为人性解放的文学标本。欧洲最早翻译《金瓶梅》节本的法国汉学家莫朗早在1912年的译序中曾说过一句画龙点晴式的话：“《金瓶梅》与《一千零一夜》同趣。”〔6〕对这句话可作多种理解。 但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而言，它至少提示着《金瓶梅》与《一千零一夜》俱属中古东方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但不可与中世纪后期乃至文艺复兴时期具有近代性质的资产阶级城市文学和人文主义文学混为一谈。《金瓶梅》与《一千零一夜》，《列那狐故事》与《十日谈》，二类作品各有其思想生长点，各载其奥义妙道，不但大相径庭，有时简直背道而驰。比较《金瓶梅》与西方反禁欲主义资产阶级文学如《十日谈》等作品之间的时代和性质差异，对研究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时产生的形态裂变现象是很有意义的。
最后不妨一提，中世纪欧洲文学与中古东方文学的差异还表现在体式嬗变上：前者是史诗体独领风骚，而后者却是诸体争妍。
中世纪欧洲的任何一个民族，当其一踏进文明的门槛，就承受着一份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希伯来《圣经》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中，荷马史诗居有特殊的地位。正如英国学者辉伯雷等编著的《希腊研究指南》所指出：“历史文献上，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民族的诗歌对本民族的精神象荷马的诗歌那样具有直接的、巨大的教育力量。”〔7〕古希腊至少有七个城市都被称说是荷马的出生地， 甚至连荷马本人的身份也有多种说法，或被说成是歌手和乐师，或被尊为导师，还被凿凿有据地说成是一个盲诗人。凡此，都说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希腊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其中自然包含着一代又一代如荷马这样天才诗人的伟大创造。古希腊的神话和英雄传说、荷马史诗和悲剧，成为西方叙事文学的传统光辉开端。中世纪欧洲各民族文学无不承受着这一光辉传统的滋养。完全可以说，在欧洲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雄史诗，是中世纪文学最为引人注重的文学成就。日耳曼民族大迁移时代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部落英雄，封建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所表现出的智慧、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世纪西方史诗的主要旋律，并与荷马史诗的精神不乏相通之处。时代毕竟不同了，中世纪英雄史诗拥有自己的时代灵魂，披着自己时代的服装，在内容和形式各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创造。英格兰民族的内容和形式各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创造。英格兰民族的第一部史诗《贝奥武甫》写定于公元八世纪，讴歌了一位为民除害、为国牺牲的部落贵族英雄的优秀品质；抄定于九世纪的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影》，是至今仅存的一篇古德语作品。从仅存的残篇中犹可见彼时民族矛盾之尖锐，父与子的冲突，惊心动魄，表现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激烈壮怀。芬兰史诗《英雄国》自7 世纪末就开始流传，至19世纪才整理出完整的本子，是一部芬兰民族英雄的创业史，民族特色浓郁。民族大迁移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铸成了一部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抗争的不朽史诗，而另一类讴歌新兴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史诗，更接近于古希腊的复杂史诗和性格史诗，往往以古写今，通过传说中的英雄故事，寄托新兴阶级的理想、愿望和情绪。
与中世纪拉丁欧洲在整体上出现的英雄史诗文学繁荣局面相比，中古东方各国文学在体式和风格上形成了一个多元并存、姹紫嫣红的百花齐放的文学景观。中古的东方文化普遍地进入了发展和鼎盛的历史时期。中古东方各国的文学达到了各自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最高成就。这一时期的东方各国文学不但先后跨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且还诞生了一批可以毫不逊色地名列世界文学巨子之林的天才作家及其堪称典范的传世之作。这些传世之作在体式和风格上都具有浓郁的本民族特色。正是这种在体式和风格上的民族独创性和不可模拟性，才使中古东方文苑变得如此瑰丽多姿，为中世纪拉丁欧洲文学在艺术成就上所难以企及。
注释：
〔1〕《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6页。
〔2〕《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3〕《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98页。
〔4〕《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2页。
〔5〕《新东方文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页。
〔6〕《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43页。
〔7〕《外国文学教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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