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之国[1]2002年在《论林语堂小说的文化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对于林语堂小说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个文本的评价，并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先验色彩。本文旨在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林语堂的小说创作作一整体的研究和考察，把握其小说的内在文化意蕴，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其重新进行定位。 第一部分为林语堂小说的多元文化建构。通过林语堂独特的思想文化接受轨迹以及特殊的生活环境，来分析林语堂小说多元文化的内在原因，并从求同和寻异两种方式来阐释林语堂试图将中西两种文化整合为一的理想。 第二部分和第叁部分论述了林语堂小说的文化致用性和文化乌托邦，指出林语堂小说在贴近人生本相的同时又兼具乌托邦式文化意蕴。 第四部分则从林语堂小说创作的四个方面：死亡意蕴、迷人的女性形象、田园式都市文化理想以及“闲谈”文体等来微观阐释林语堂小说的文化意蕴。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把握林语堂小说对生命和艺术的独特把握。
朱少培[2]2011年在《论林语堂英文小说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文中认为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特殊现象,林语堂其人其文一直引发诸多争议,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因负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在文学史上别具一格。本文通过对林语堂英文小说中的中国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试图揭示这些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产生这些形象的深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林语堂英文小说中的中国女性形象进行文化传播史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双重定位。论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林语堂英文小说中中国女性形象的分类,分析不同类型女性形象身上所负载的文化内涵。第二部分是对林语堂笔下这些中国女性形象的成因进行挖掘。笔者认为,林语堂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以西方读者为阅读受众的写作,与他自身的文化选择和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密切相关。此外,林语堂作品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也是赢得西方读者青睐的原因之一。第叁部分,则是从文化传播史和中国文学史两个维度对林语堂英文小说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群体进行定位。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形象性格单一,缺乏鲜活的生命力；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这些女性形象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其文化传承功能不容忽视。文化问题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林语堂在二十世纪叁四十年代面向西方读者成功介绍中国文化的举措,为我们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确立自身的文化立场,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推介自身的文化品牌,提高中国自身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启示。因此,对林语堂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在今天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王娟[3]2007年在《论林语堂小说叁部曲的文化意蕴》文中提出《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合称为林语堂小说叁部曲。叁部曲中的每部小说，都以一种文化精神为主导，融合道、儒、佛叁家哲学，同时汇入西方现代文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以图达到一种新的文化境界。《京华烟云》以道家哲学为主导，《风声鹤唳》以佛禅精神为灵魂，《朱门》则极力宣扬儒家的“合理近情”思想。叁部小说合起来，完整体现了林语堂儒、释、道融合，中西互补的文化观念。本文第一章、第二章从叁部曲人物形象的分析和爱情故事的解读，来剖析林语堂是如何通过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文化理想的。第叁章从地域文化环境、家庭的熏陶、游学旅居经历的促成等方面，对林语堂小说叁部曲作探源性研究。林语堂人生经历的中西文化交融性成为他思想文化观念形成的根源。对其小说叁部曲呈现的文化特色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颖茹[4]2016年在《林语堂宗教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争议的人物,林语堂由基督教到异教再到最终回归基督教的曲折回环的信仰之路引人注目。宗教信仰作为林语堂的生命底色造就了他的人格与创作姿态,也造就了他文学作品的多姿。林语堂与基督教有着深层的精神联结,他塑造了一些具有基督教精神人格的人物形象。他的小说中也常常弥漫着基督教文化氛围。基督教在信仰缺席的时代给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带来神性光辉。异教时期是林语堂创作精力最旺盛也是作品最丰盛的时期。此时的儒、道、佛思想构成林语堂文学创作中的另一个纬度,也成为在异质环境下写作的他的重要精神资源。林语堂的创作充满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归宿的关注,将宗教的超越性落实到人文日用之常。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与信仰的不同阶段并不完全契合,但始终如一的是对人文主义的追寻。他从不同宗教中领悟到的是对人类灵魂提升的理想境界。不过过度的理想与宽容也使他的创作染上了理想主义的精神局限,人物形象相对扁平化。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对神性精神的找寻与贯彻造就了文学创作的审美非功利色彩与对人性永恒不变的关怀,他也因而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谱系中显示出独特意义。
陈晓燕[5]2017年在《林语堂研究百年评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近百年来新文学历史对其毁誉不定,这给林语堂研究的深入进展带来一定难度。如何客观看待与评价林语堂,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容忽视的话题。因而,通过对详实的史料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呈现出林语堂研究的学术历程,就显得尤为必要。论文主体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林语堂研究的奠基期,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止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其中又可分为1925-1949年的滥觞期和1950-1978年的沉寂期。前一时期以批评性文章为主,主要以鲁迅、胡风、郭沫若等批评家为代表。这一时期又以30年代林语堂的思想与创作的转变分为两个阶段,前个阶段林语堂以语丝派“打狗运动的急先锋”蜚声文坛,后一阶段他大力提倡“幽默”、“性灵”、“小品”。研究者也随之形成前后不一的批评态度,这在胡风的《林语堂论》中就充分体现出来,此篇文章亦成为此时期林语堂研究的代表性之作。如此林语堂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期。随着林语堂1936年远去美国,中国大陆对其选择“淡忘”,即使在文学史中也只是被偶尔提过。相比之下,港台及海外的林语堂研究则显得热闹,并取得了一定实质性的成果。第二部分为林语堂研究的复苏期,主要是80年代。学者们开始以严谨的态度伸入林语堂研究这一“禁区”,改变了以往林语堂被定格的反面形象,寻求林语堂的积极价值意义。他们注重发掘林语堂资料,并对林语堂的作品与涉及的某些问题进行探究,且多从微观层面上入手。这一时期出现了林语堂研究中成就较为显着的几位学人:万平近、施建伟、刘炎生……万平近的《林语堂论》是第一部林语堂研究的专着;而施建伟着力于探讨林语堂的幽默,他的《林语堂》《林语堂传》则是对林语堂进行全面评价的文章。此外,陈平原的《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唐弢的《林语堂论》等都是较有分量的研究作品。第叁部分为林语堂研究的拓展期,这一时期从90年代开始至今,研究者们对林语堂的研究真正进入学术层面的理性探讨。一批批硕博论文是林语堂研究的丰硕成果,它表明了林语堂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以王兆胜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为代表,它进入林语堂思想研究的内部,并试图引导读者融入林语堂的艺术世界。此外,施萍的《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冯智强的《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董燕的《林语堂文化追求的审美现代性倾向》等也是此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此时期的研究不仅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提高:研究视域不断扩展与深化;研究方法多样化;林语堂传记的批量问世;而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也是林语堂研究升温的一个标志。第四部分是对林语堂研究整体状况的总结与展望。笔者通过对林语堂学术史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林语堂研究的价值与存在的不足,厘清日后研究的着力点,促进林语堂研究的深入开展,以便更客观地看待林语堂其人其文,还原更真实的林语堂,从而挖掘其之于当代的价值与意义。
戴阿峰[6]2012年在《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及其文学阐释》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林语堂无疑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一度在现代文学史上备受批评、指责，被人称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近二十年来，对他却是好评如潮，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不断加深，尤其对他的宗教信仰有较深入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林语堂的宗教思想融汇了东西方文化，杂糅了东西方各种宗教，认为林语堂一生的宗教信仰是“一捆矛盾”。笔者认为基督教思想是林语堂一生的宗教思想根源，该基督教思想经历了濡染——疏离——重归这样叁个阶段的天路历程。本论文将结合林语堂的散文、传记探讨其基督教思想的叁个阶段和两次变化，及其这种变化的深刻原因，然后采用文本细读法探讨他的基督教思想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通过研究林语堂的基督教信仰历程，梳理林语堂研究中关于“一捆矛盾”的各种观点，以便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本人、准确把握作家思想与创作的关系。本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濡染中皈依基督教，主要梳理林语堂宗教思想的第一个阶段；第二章为人文主义氛围中的“异教徒”思想，论述林语堂宗教思想的第一次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第叁章为晚年重归基督教信仰，将介绍林语堂基督教思想的第叁个阶段；第四章内容为小说创作中的基督教情怀，主要论述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全文以梳理林语堂基督教信仰的心路历程为线索，结合林语堂的作品探讨他历经基督教信仰叁个阶段中两次跨越的具体内涵，并分析他宗教思想两次变化的外在与内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探析他的基督教思想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以求准确把握作家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联。
李志红, 蔡之国[7]2003年在《论林语堂小说的中西文化致用性特征》文中指出林语堂的小说表现出中西文化融会的特征,而文化致用性无疑是林语堂对中西文化进行抉择,确立其文化理想的一个支点。林语堂小说对生存状况的关注,对生活、人生的享受,对个体快乐和幸福的张扬以及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四方面构成林语堂中西文化致用性的特征。
蔡之国[8]2006年在《论林语堂小说的文化乌托邦特征》文中指出林语堂的小说表现出中西文化融会的特征,而这种融会更多的是林语堂自己奇思妙想的结果,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式文化意蕴,这主要表现在文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西合璧的理想化矛盾境界两个方面。
李建生, 王能昌[9]2003年在《论林语堂小说的文化构成与审美品格》文中研究指明与一般社会政治性极强的小说不同,林语堂的小说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韵致。无论是题材的选择、结构形态的设置,还是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主题意蕴的开掘,无不透露出一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收儒家思想和佛家理念的大文化理想。而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平淡、空疏、超逸的特色,正是这种文化理想在审美上的体现和落实。
陈思思[10]2014年在《林语堂与1930年代小品文》文中提出1930年代是林语堂小品文创作的重要时期,从“语丝”到“论语”的转变就在这个时期发生。同时也是林语堂大量创作小品文高峰期,是其小品文理论的成熟期。30年代林语堂还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小品文刊物。在理论、创作和办刊实践叁个方面为小品文的发展推波助澜。林语堂的小品文理论横跨中西文化,公安叁袁、儒家孔子、道家庄子、西方的表现主义等都为其小品文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幽默、闲适、性灵既是其小品文创作的理论支撑,也是他的人生态度。文如其人,林语堂的文章任情恣性,却从未断开与现实的关联。承认林语堂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无法否认他为小品文的文体进步、创作繁荣做出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精明的林语堂充分利用30年代上海雅俗共存的读者群、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良好的报刊出版制度等有利条件,一改高不可攀的精英启蒙姿态,以近情亲切的平民路线,成功迎合了市民阶层的趣味,获得了市场的垂青。
参考文献：
[1]. 论林语堂小说的文化意蕴[D]. 蔡之国. 扬州大学. 2002
[2]. 论林语堂英文小说中的中国女性形象[D]. 朱少培. 扬州大学. 2011
[3]. 论林语堂小说叁部曲的文化意蕴[D]. 王娟. 郑州大学. 2007
[4]. 林语堂宗教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研究[D]. 王颖茹.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5]. 林语堂研究百年评说[D]. 陈晓燕. 闽南师范大学. 2017
[6]. 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及其文学阐释[D]. 戴阿峰.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7]. 论林语堂小说的中西文化致用性特征[J]. 李志红, 蔡之国.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8]. 论林语堂小说的文化乌托邦特征[J]. 蔡之国.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6
[9]. 论林语堂小说的文化构成与审美品格[J]. 李建生, 王能昌.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3
[10]. 林语堂与1930年代小品文[D]. 陈思思. 华东师范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