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类型转换及其机制--焦点标记“是”的产生与影响_判断句论文

疑问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类型转换及其机制--焦点标记“是”的产生与影响_判断句论文

汉语史上疑问形式的类型学转变及其机制——焦点标记“是”的产生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史上论文,标记论文,疑问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古今汉语的差异最突出的一点是疑问、否定和强调的词序变化。先秦汉语里,作受事的疑问代词要置于动词之前,否定式的动词宾语如为代词也常居于动词之前,一些强调式也有类似的用法。例如:

(1)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2)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

(3)帅师以来,惟敌是求。(《左传·宣公十二年》)

可是,在先秦汉语里,上述这三种常见的语序变换现象的使用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受事疑问代词的前置是强制性的,是那时的一条严格的语法规律,而否定的语序变换只是一种倾向性,强调的情况更是一种临时的语用现象了(王力1989;何乐士1989)。(注:根据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受事疑问代词前置占99%,否定句中的受事代词前置则只有62%左右。)所以我们的考察以疑问代词为中心,探讨这条严格的句法规律是如何消失的。

代词宾语前置从魏晋以后(约五世纪)就消失了。这是过去三千年来汉语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它涉及到上古汉语的一个基本语法特征,这种语序现象到底是那时的一个语法手段,还是仅仅为远古汉语SOV语序的残留。其次,更重要的一点,语法变化的动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法系统的一些重要特性。语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某一点发生了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里的语序变换实际上是同一功能范围(焦点表达)的两种语法手段相互竞争的结果。

二 疑问和焦点

2.1 现代汉语的焦点标记“是”

共时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历时问题。我们所探讨的现象是与疑问和焦点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的。现代汉语中表示焦点的语法标记是由判断词引申而来的“是”。在陈述句里,“是”可以放在除动词后的受事成分之外的所有其他成分之前,标识其后成分的焦点地位,比如“小王昨天用钳子把那张桌子修好了”可以有下列焦点标识形式:

(4)a.是小王昨天用钳子把那张桌子修好了。(强调:不是别人)

b.小王是昨天用钳子把那张桌子修好了。(强调:不是其他时间)

c.小王昨天是用钳子把那张桌子修好了。(强调:不是用其他工具)

d.小王昨天用钳子是把那张桌子修好了。(强调:不是把别的桌子)

e.小王昨天用钳子把那张桌子是修好了。(强调:不是弄坏了等)

2.2 疑问代词的特殊焦点性质

特指疑问句的情况特殊,疑问代词自然成为句子的焦点。换句话说,特指问句的焦点选择是不自由的,只能由疑问代词充当,表现为如用焦点标记的话,只能标识疑问代词。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对比中看出来。

A.疑问代词做主语

(5)a.是谁昨天用钳子把那张桌子修好了?

b.[*]谁是昨天用钳子把那张桌子修好了?

B.疑问代词做时间状语

(6)a.小王是什么时候用钳子把那张桌子修好了?

b.[*]小王什么时候是用钳子把那张桌子修好了?

上述例子显示,虽然疑问代词在现代汉语里并不要求必须用焦点标记“是”标识,可是它们所在的句子一旦有焦点标记时,所标记的成分则只能是疑问代词。

我们认为,疑问代词的固有词义里含有一个焦点特征(下文表示为[+F],而一般词语的焦点特征是根据所使用的语言环境决定的。疑问代词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们的种种特殊的句法行为。可是疑问代词的句法行为在不同的语言里,一个语言的不同时期,或者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地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如上文分析,现代汉语里表现为与焦点标记“是”的强制性搭配,英语则是疑问代词必须移到句首,而且颠倒助动词与主语的位置。我们将要详细讨论,上古汉语的疑问代词语序变换的强制性也是它固有的[+F]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

2.3 否定、强调与焦点

否定与焦点也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拿英语为例,除了疑问代词外,否定也常常诱发语序变换。例如:

(7)a.At no time was war as imminent as now.

b.Not even ten years ago could you see such a film.

c.With no coaching will he pass the exam.

但是,根据Quirk等(1985:10.66),否定成分只有出现于句首加以特别强调时,才有可能像疑问代词那样,诱发助动词与主语的语序颠倒,而且这种变化不是必须的。如果把语序变换看作表现焦点的语法形式,那么可以推知疑问代词的[+F]特征比否定要高,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三 先秦汉语特殊语序的性质

3.1 目前已有的各种解释

文章开头谈到先秦汉语的几种语序变换现象。那么它到底是属于远古汉语语法现象的残留,还是当时活跃的一种语法手段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路线。认为这种倒置是远古汉语残留的有章太炎(《章乐丛书》)中的《正名杂议》、邢公畹(1947)、王力(1957)、俞敏(1981)等,但是各家的具体说法和论证的角度不尽相同。邢公畹和俞敏根据藏缅语族中很多语言是SOV语序推断,远古汉语也应是如此。王力则认为远古汉语应跟今天的法语一样,凡代词宾语都置于动词之前。最近冯胜利(1997)尝试从韵律理论上支持残留说。另外也有人(如魏培泉1990)认为先秦的特殊语序反映了一条语法规律。丁邦新(1997)指出,上古汉语句子的基本语序为SVO,有时候宾语前置,出现SOV的语序,是用特殊的语序来“加强语气”。丁先生的看法与本文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对导致上述语序变化的原因也有种种推测。就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俞敏(1989:239)认为原始汉语是SOV语言,汉人进入“中土”以后,可能是受被征服民族语言的影响,次序颠倒过来了。实词先后移,代词随后,紧接着是否定句中的代词,疑问代词最后。

(二)魏培泉(1990)则认为语序的变化是与汉代以后谓语复杂化有关。

(三)冯胜利(1997:121)假定,重音由谓语动词之前向后移是有关语序变化的原因。他的说法是,焦点总是通过重音来实现的,古汉语的重音在动词之前,所以疑问代词居前,而汉以后疑问焦点开始后移,表明疑问重音的后移。

上述这些解释都还仅仅是一种推测或假设,缺乏足够的证据和周密论证。从今天可知的最早记录汉语的资料看,亦无法证实远古汉语曾是SOV语言。(注:裘锡圭(1979)解释上古汉语的钟鼎文中的“是”一律前置(是用寿考《毛公鼎》)。但是“是”是一个指代词,只能说明该代词跟疑问代词一样,必须在动词前边,不能作为那时的汉语是SOV的证据。)说谓语的复杂化是词序变化的原因也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根据我们的考察,最早的语序变化却是发生在简单谓语上,比如《孟子》里反映的最早语序变化是“何如”成了“如何”,它是一个简单的介词短语,说不上是一个复杂的谓语。“重音转移”说没有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重音会转移?而且,焦点的表达并不限于重音,还可以是语序(如英语的疑问代词),语法标记等。疑问代词与重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现代汉语的疑问代词并不一定是个重音。

先秦汉语的特殊语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动词之前的受事宾语只限于代词,二是它们只出现于疑问、否定和强调三种句法环境里。这三种现象共用一个焦点标记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诸如英语、Quiche等语言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先秦汉语的特殊语序最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语法规律。

3.2 决定先秦疑问代词语序变换的两个因素:焦点与附着

我们认为先秦的特殊语序是一种语法手段。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包括疑问代词和人称代词在内,基本语序(default word order)皆为SVO。只有当表示某种特殊的语法意义时,才会变换语序。人称代词的情况比较好解决,肯定式都是居于动词之后,否定式也只有60%左右前移,足见它们的基本位置是动词后。下面我们看先秦疑问代词的用法。

先秦汉语的疑问代词的前移是一条严格的语法规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所谓的“例外”情况看出它们的基本句法位置也是动词(介词)之后。在下列三种情况下,疑问代词不前移。

(一)在对话时针对说话者的语句中的受事宾语发问时,疑问代词可以居动词后。(注:这一点类似于英语的情况。英语中的疑问代词都要置于句首,但是在对话中由于受语境的影响可以不发生位移:"I like to eat that.""You like to eat what?")

(8)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庄子·天运》)

(二)疑问代词如为双宾语结构中的直接宾语时,或者它们与动词之间被另外一个名词隔开时,不能前移。例如:

(9)国为君何?(《左传·僖公十五年》)

(10)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孟子·离娄下》)

这是一条严格的规律,《孟子》中有18例是疑问代词用于这类双宾结构的,它们毫无例外地居于动词后。

(三)在低及物性动词谓语句里,疑问代词一般不前移。杨伯峻、何乐士(1992:789-790)指出,不前置的疑问代词是有规律可循的。第一、动词“云”后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不前置,例如:子夏云何?(《论语·子张》);第二、位于介词“于(於)”后的疑问代词一般不前置,例如:礼起于何也?(《荀子·礼论》)。又,何乐士(1982)发现,“及”、“在”的疑问代词宾语总是后置。我们发现相当于判断词的“为”后的疑问代词全都不前移。(注:Peyraube & Wiebusch (1994)认为该用法的“为”即为那时的一个判断词。)该类例子在《论语》、《庄子》、《荀子》、《商君书》、《史记》、《论衡》等6部文献中凡18见,疑问代词毫无例外后置:

(11)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论语·微子》)

(12)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论语·微子》)

(13)彼来者为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14)主名为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根据疑问代词后置的规律性,我们推测,它们居于动词后的现象是其无标记的(unmarked)用法,而先秦汉语中的宾语前移则是一种焦点表示方法(徐杰、李英哲1993)。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疑问代词前移除以上特殊情况外具有强制性,因为如上文所指出的,疑问代词自身带有一个[+F]特征。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那么为什么表达焦点的语序变换只限于代词?徐和李推测可能是一个与焦点、疑问和否定都无关的原因在起作用。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普通历时语言学中的著名的“Wackernagel规律”为:“附着成分(clitic)倾向于出现在句子的第二个位置上”。这条规律不仅作用于印欧语言(Sweet 1900:43;Harris and Campbell 1995:24),还广泛存在于其他语系的语言中(Kaisse 1985:ch.4;Nevis and Joseph 1992;Anderson 1984,1993;Harris and Campbell 1995:216)。所谓的“附着成分”是指语音形式弱化的词语,它们的出现必须依据一个重音词(host)。印欧语言的语法深受这一规律的影响。以现代法语为例,它的基本语序为SVO,但是所有的宾格代词必须移到动词之前、主语之后,即句子的“第二位置”。例如:

(15)Il(他)

la(它)   ferme(关闭)。直译:他关了它。

(16)Il(他)

vous(你)  voit(看)。直译:他看见了你。

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现象为,代词总是一个特殊的词类,它们的语言形式常趋于简化而成为一个附着成分。代词的语音弱化也受所出现的句法位置影响,最易弱化的位置是动词之后的宾格。比如英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宾格him、her和them在动词之后常失去音节开头的辅音。无独有偶,现代汉语中的单音节代词在动词之后也常常变为轻声,比如“找你”、“叫我”等中的代词口语里常失去声调,韵母也弱化(参看王理嘉1993:128)。

王力(1989:198)颇具洞察力地推测,先秦汉语的代词移位跟今天法语的情况类似。我们认为Wackernagel规律也作用于先秦汉语,但是它受到焦点表达的制约,其语序变换的规律为:

在先秦汉语里,焦点化的附着成分(受事代词)必须居于句子的第二位置——动词之前和主语之后。

我们假定先秦汉语的代词跟现代汉语或者英语中的情况一样,当用作受事宾语时,也弱化成一个附着成分。

上述语序变换规律可以解释许许多多围绕先秦汉语特殊语序的问题。首先,语序变换只涉及代词,而与一般实词无关,(注:实词不能直接位移,必须补上一个附着成分后才行。)因为前者可以是一个附着成分,后者则必须是个负载重音的成分。其次,作自由语序变换的只限于单音节的代词。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疑问代词本身带有一个[+F]特征,所以它们在上述规律作用下总是居于动词之前,普通代词自身则没有该特征,只有在否定、强调等焦点化时,才置于动前。该规律还可以解释一种特殊情况。当一个实词或者“疑问代词+实词”通过语序变换而被焦点化时,因为被焦点化的整个成分是个重音词,所以必须用一个作附着成分的代词加以复指,通常为指代词“是”或者“之”。例如:

(17)王何卿之问也?(《孟子·万章下》)

(18)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如果一个“疑问代词+实词”用作间接宾语时,因为有其他成分与动词隔开,跟上述所描写的疑问代词居后的规律一样,也不前移,例如: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荀子·成相》)。

此外,实词成分通过强调肯定或者否定而焦点化时,语序变换所遵循的规律也是一样的:

(19)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

(20)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尚书·牧誓》)

(21)余唯利是视。(《左传·成公十三年》)

根据我们对先秦汉语大量材料的观察,焦点化的实词成分都毫无例外地需要一个复指的代词(附着成分),可见这是一条严格的规律。在我们看来,这类现象跟疑问代词一样,都遵循着上述所描写的“语序变换规律”,特殊的一点是把疑问代词的一个运作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把一个焦点化的实词移到动词之前,第二步添加一个复指的附着成分。做受事的“疑问代词+实词”因为是个重音,还可以不移位:

(22)吾不知谁之子。(《道德经》)

(23)莫知谁子?(《战国策·韩策二》)

这种不移位的情况在先秦文献里比较罕见。

前移成分的位置也有严格的限制,一般只能出现在下述格式的空位(何乐士1989:393):

副词+[

]+助动词+动词。例如:

(24)余不女忍杀。(《左传·昭公一年》)

(25)寡君未之敢任。(《左传·成公三年》)

总之,先秦汉语的特殊语序反映的是当时的一条语法规律。这是我们观察它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个关键。

四 判断词“是”的出现对旧语序的影响

4.1 先秦汉语向中古汉语转化过程中两个语法变化的时间契合

从先秦汉语向中古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对汉语语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件,一是语序焦点表示方法的消失,二是原为指代词的“是”演化成为一个判断词,并进而取代了旧有的判断句格式。这两件事都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它们变化的时间之间具有契合关系。以下的时间表是根据王力(1989:208-209)、向熹(1993:326-327)和Peyraube & Wiebusch(1994)的考察结果而制的。

(一)判断词“是”的发展过程

战国末年:判断词“是”产生;

两汉时期:“是”逐渐发展;

晋宋以后:“是”字句成为判断句的唯一格式;

(二)语序焦点表示法的消失过程

两汉时期:疑问代词宾语后置发展出来;

南北朝后:语序倒置在口语里消失;

可以看出,判断词“是”产生不久,疑问代词后置开始出现;“是”字句完全取代旧有的判断格式时,旧语序也完全从口语里消失。这两件事之间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4.2 “是”的语法化和判断句中疑问代词的语序

普遍认为,判断词“是”是由其原来表复指的用法在特定句法环境中逐渐演化出来的(王力1958;郭锡良1990;Li & Thompson 1977;Shi Yuzhi 1997等)。(注:其他假设有Feng(1993)、Yen(1986)等。)其语法化的句法环境可例示如下:

(26)如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左传·隐公三年》)

(27)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这里“是”有双重的作用,一是回指前边的成分,二是担任所在句子的主语。例(26)和(27)的“是”所在的句子实际上是先秦汉语的典型判断句格式:NP+NP+也。在没有判断词之前,句末语气词“也”是先秦判断句的必要语法标记。那时的判断句可例示如下:

(28)我,周之卜政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先秦的判断句是没有动词的,该句型中做表语的疑问代词没有语序变换的问题。例如:

(29)追我者谁也?(《孟子·离娄》)

(30)怒者其谁也?(《庄子·齐物论》)

(31)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荀子·仲尼》)

(32)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荀子·宥坐》)

例(31)、(32)最具有启发性,其中的“是”是一个指代词,“何”作表语。指代词“是”是在该句法环境下语法化为一个动词性的判断词,即使在“是”发展成为动词性成分以后,语序仍然是“是何”。随着“是”变成一个动词,做表语的疑问代词“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表1 “是”后“何”的复杂化

是+何 是+[何+NP]

《荀子》

19

  1

《史记》

5

  12

《论衡》

2

  13

《世说新语》0

 

16

《佛本行集经》

 1

 

20

《敦煌变文》1

 61

《史记》是“是”用做判断词的最早文献之一,《论衡》则逐渐普遍,《世说新语》中的“是”则几乎全用做判断词。随着“是”的动词用法由少到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何”的独用越来越受到限制,变成必须依附于一个实词(名词)成分。《荀子》中“是”后的“何”独用与依附于另外一个名词之比为19:1,可是到了《佛本行集经》时期(约六世纪)情况则相反,其比为1:20。这可能是先秦的焦点语序变换规律作用的结果。当“是”成为动词时,“是何”不符合该规律,因为疑问代词“何”应出现于动前,那么语言使用者就用添加实词的办法使得疑问成分成为一个负载重音的部分,即不再是附着成分,因此就可以不位移。后文将会谈到,这种影响也是“什么”产生的原因之一。“何”后附着名词的用例如:

(33)此是何水?(《世说新语·言语》)

(34)汝是何人?(《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五)

“谁”作表语的例子里,当“是”语法化为一个判断词后,是插在主语和“谁”之间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追我者谁是”之类的语序。例如:

(35)第一流复是谁?(《世说新语·品藻》)

(36)此是谁也?(《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六)

(37)传授者是谁?(《神会语录》)

上述用法是与判断词的低及物性有关的。上文谈到,上古汉语的动词“为”具有类似于判断词的用法,如果表语为疑问代词时,也不发生位移。判断词是个静态动词,其及物性显然低于普通的及物动词。Bybee等(1994:234)也提到及物性对焦点化的影响。从现代汉语的用法也可以看出,低及物性动词后的成分一般不能被焦点化。例如:

(38)a.他成了一名作家—→[*]他成的是一名作家。

b.他看见了一名作家—→他看见的是一名作家。

现代汉语里判断词“是”后的成分也不能通过上述方式焦点化,比如不能说“小王是的是学生”。判断词后的表语一般也不能移到句首话题化:

(39)小王是山东人—→[*]山东人小王是。

根据焦点化与及物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是”变成一个动词性的判断词后,仍然只有“S+是+谁”的语序。这说明低及物性动词后的疑问代词不能通过语序变换而被焦点化。那么,随着先秦旧判断格式为新兴的“是”字判断句所替代,所有判断句中作表语的疑问代词都成了"VO"语序。判断句是语言中最常用的句法格式之一,必然冲击旧的焦点语序变换规律。

4.3 疑问代词在判断句中的使用频率差异和它们发展的不平衡性

不同的疑问代词由动前向动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与它们原来使用于判断句的频率成正比。由此也可以看出判断词“是”的出现对疑问代词后移的影响。

“谁”和“何”是两个最常见的疑问代词。到了五世纪的《世说新语》时期,“谁”大部分已经居后了,然而“何”则刚刚开始语序变化。如下表所示。

表2 《世说新语》中“谁”与“何”新旧格式对比

 疑问代词+V

 V+疑问代词

谁 40%

60%

何 88%

12%

“谁”和“何”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与它们原来用于判断句的频率密切相关的。也许是受自身表义特点的制约,“谁”用于判断句的数量远远超过“何”。下面是我们对先秦至两汉文献统计的结果。

表3 “谁”用作判断句表语与其他用法之比

谁object+V NP+谁+也

《左传》12 6

《孟子》6

4

《庄子》5  7

《荀子》4

1

《史记》18 14

《论衡》3

20

“谁”的判断句表语用法约占其总用法的52%左右。然而“何”的判断句表语用法却低得多。

表4 “何”用作判断句表语与其他用法之比

何object+V NP+何+也

《论语》

 118 1

《礼记》

 186 4

《孟子》

 199 3

总的看来,“何”的判断句表语用法不足其总用法的5%。

“谁”和“何”用于判断句的频率高低影响到它们语序变化的快慢。当“是”语法化为动词性的判断词后,如上所述,疑问代词都毫无例外地居于其后。那么,随着“是”成为判断句的标准形式,“V谁”的用法首先会随之增加,然后受类推的影响,非判断词的动词宾语“谁”也慢慢地移后。而“何”的发展就相应地滞后。

判断词“是”的出现不仅直接创造了很多“V+疑问代词”用例,更重要的是,它又进一步演化成一个焦点语法标记,在功能上与先秦两汉的语序焦点表示法相竞争,最后导致旧焦点表示法的消亡。

五 焦点标记“是”对语序表示法的最后替代

5.1 判断词向焦点标记的发展

我们上文的分析表明,先秦两汉的特殊语序是一种表示焦点的语法手段。焦点表达是一种交际需求,不同的语言总是需要一定的语法手段加以体现。判断词产生于战国末年,两汉时期稳步发展,到了魏晋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判断格式。由判断词向焦点标记发展,再由焦点标记向疑问标记的演化,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Heine和Reh(1984:109-110,147-182,249-250)根据对多种语言的观察,总结出如下的判断词发展趋向。

第一步:格式“NP+判断词+从句”形成。句首NP代表一个新信息,从句则为已知信息。

第二步:判断词进一步虚化为一个焦点标记,并常用于标识疑问代词。

第三步:疑问代词必须负载有焦点标记。

Harris和Campbell(1995:152)又考察了多种语言,发现上述发展步骤是一条普遍规律。

虽然以上所述的判断词的三个发展步骤并不完全符合汉语的情况,但是判断词“是”的确又进一步语法化为一个焦点标记,更重要的是,在中古汉语时期,它一度成为疑问代词的常有标记。先让我们看一些“是”用作焦点标记的例子。

(一)从句或者动词的焦点标记

(40)子敬可是先辈谁比?(《世说新语·品藻》)

(41)此是有情痴。(《世说新语·纰漏》)

(42)仁祖是胜我许人。(《世说新语·规箴》)

(43)今时有者,皆是先写。(《世说新语·轻诋》)

(二)名词的焦点标记

(44)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世说新语·言语》)

(三)形容词的焦点标记

(45)对子骂父,则是无礼。(《世说新语·方正》)

(46)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说新语·文学》)

由上例可知,到了五世纪左右,“是”的各种焦点标记用法已经发展出来。这些用法一直延续至今。再来看一些后来文献中的“是”的焦点标记用法(引自何乐士1992)。

(47)将军实是许他念经。(《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48)我是讨了一个孩儿来。(关汉卿戏曲)

(49)这厮是倒聪明着哩!(关汉卿戏曲)

5.2 中古时期焦点标记“是”与疑问代词的共用

疑问代词自身固有一个[+F]特征,它往往需要某种语法手段加以表征。等到判断词“是”发展出焦点标记用法时,疑问代词的该特征常用“是”来标识。结果就造成了中古时期疑问代词与焦点标记“是”共现频率急速增加的现象。

吕叔湘(1985:106-107)揭示,中古时期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在用作主语的疑问代词前头加一个“是”,让它在形式上变成表语。例如:

(50)是谁教汝?(《北齐书》31王唏)

(51)是谁容易比真真?(孙光宪《浣溪沙》,唐词296)

同时,吕先生又注意到,在“谁”字前面加“是”字只限于疑问用法,其他的非疑问的引申用法则不适用。现代汉语的情况也是如此。疑问代词都可以加上一个焦点标记,可是它的表遍指的用法则不可以:[*]他是谁都认识。蒋冀骋、吴福祥(1997:405)也有一个类似的观察,“是”在中古时期逐渐变成一个单纯的疑问代词的前缀。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谁”的[+F]特征中古时主要是用新发展出的焦点标记“是”标识的。我们认为,“是”的功能并不是使主语“谁”变成表语,而是表征它的[+F]特征。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何”向“什么”的转化。“何”在中古时期逐渐为“什么”取代。根据吕叔湘(1985:128),“什么”最早写作“是物”,它是由“是何物”缩减而来的。魏晋以来“何物”已凝结为一个词,相当于原来“何”的用法。例如:

(52)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世说新语·轻诋》)

(53)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晋书·王衍传》)

“是何物”又常缩减为“是物”:(注:引自吕叔湘(1985:123)。)

(54)唤作是物?(《神会语录》)

(55)是物儿得人怜?(《因话录》)

吕先生又指出,“何物”用在“是”字后头做表语的机会很多。除此之外,近代汉语还有一种倾向,避免用疑问代词做主语,常常在它前头加一个“是”字,使它变成表语。吕先生还从音韵学的角度论证了从“是物”向“什么”的转变过程。由此可见,从中古沿用到今天的“什么”实际上融合了一个焦点标记“是”。

“什么”与“是物”的历史渊源关系还可以在现代方言中找到例证。方环海(1998)指出,江苏省北部沭阳、东海、新沂等地方言至今仍用“是物”,其功能和意义与“什么”完全对等。例如:

(56)你手里拿的是是物?我猜是本书。

(57)王主任昨天下午做是物?连上班都迟到了。

(58)我想问问刚来的这个年轻老师叫是物名字。

此外,中古汉语的疑问形式“是物”还完整地保留在闽南方言里,它和普通话的“什么”相当,单用都指称事物,可以做主语、谓语、宾语。(注:本部分关于闽南话的论述是根据黄伯荣(1996:519)。)

同理,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古时期“是”常与“何”搭配。“是”在这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焦点标记来标识“何”固有的[+F]特征的。上文也谈到,“何”要依附于一个名词才能独用(这里为“何物”),是有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何”在“是”字判断句中必须居动词后,二是受当时语序焦点法的制约,居动词后时必须依附于一个实词(负载一个重音)。这里疑问代词之前的“是”字曾引起了种种推测,比如章太炎《新方言·释词》认为“是”为“舍”之变,“舍”在先秦有“何”的用法。唐钺在其《国故论衡》里采取了这种说法。正如吕先生所指出的,这种说法缺乏根据(129页)。一旦明白了疑问代词与焦点标记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古时期焦点标记“是”与疑问代词的各种共用现象就可以迎刃而解。

5.3 闽南方言中的疑问代词与焦点标记“是”共用的强制性

在中古汉语里,疑问代词与焦点标记“是”的共用只是一种很强的倾向性,它们并不是必须要用焦点标记“是”标识。这种倾向性从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反而有所减弱。现代汉语里疑问代词并不一定要跟“是”一起出现,疑问代词固有的[+F]特征则表现为,如果所在的句子加入焦点标记,那么被标识的成分只能是疑问代词。但是在闽南话里疑问代词要求必须被焦点标记“是”标识,是中古汉语那种倾向性的进一步发展。

黄丁华(1963)详细描写了闽南话的疑问代词的用法,可以概括如下:闽南方言的“是谁”跟普通话的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但是意义和性质都很不一样。做主语,闽南方言“是谁”的“是”是绝对不能省的,而普通话在特别强调时才用“是”。更重要的是,普通话动词后的宾语不能直接用“是”焦点化,而闽南方言的“是”不仅可以直接标识宾语,而且还可以标识判断句的表语,结果就出现了判断句两个“是”的现象。例如:

(59)是谁在内面在唱歌?

(60)外面在拍门兀是是谁?

(61)或本册着找是谁借则借有里?(注:该句话意为“那本书得找谁借才借得到呢”。)

厦门话里也有类似的现象,“是谁”也可以做表语,如:咨位是是谁?

表面上看来“是谁”等是一个合成词,实际上是反映了闽南方言的一条语法规则,疑问代词要求用焦点标记标识。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并不是该方言里所有的疑问代词都有这一要求,我们推测这与疑问代词产生的时间有关。最古老的疑问代词是“谁”,它在中古时期与处于上升阶段的焦点标记“是”结合。尔后产生的疑问代词就没有这个要求了。闽南方言发展到了Heine和Reh所概括的第三步,即疑问代词必须被焦点标记标识。普通话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一步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5.4 语序焦点表示法的淘汰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判断词“是”的产生对旧的语序焦点表示法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判断词“是”作为一个动词,由于它的低及物性,创造了大量的“V+疑问代词”用例,削弱了语序变换的规则。第二,更重要的是,“是”又演化成一个新兴的焦点标记,从功能上取代了旧有的语序焦点表示法,使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根据太田辰夫(1987:376),疑问代词倒置的现象在唐代已经完全消失了。

判断词“是”的出现对旧语序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影响。随着“是”演化成了动词性成分,它逐渐退化了原来的所有指代用法。然而上古汉语里的指代词“是”是最活跃、最自由的置于动词之前的受事宾语(参看王力1989:198)。例如:

(62)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诗经·大雅·桑柔》)

根据裘锡圭(1979)的考察,远古汉语的钟鼎文中“是”一律前置,如“是用寿考”(《毛公鼎》)。前文所谈到的“疑问代词+实词”短语被焦点化时,也常用“是”复指。那么随着“是”的原来指代用法的消失,也就不复存在原来的语序变换用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先秦两汉时期的焦点语序变换现象。

六 结语

本文根据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确认先秦两汉时期汉语代词的特殊语序,是一种通过语序变换表示焦点的语法手段。该语法规律要求,受事的附着成分焦点化时必须移到句子的第二个位置——主语和动词之间。随着判断词“是”的诞生,特别是它又进而虚化为表示焦点的语法标记,旧有的语序焦点法被淘汰。

疑问代词是一个特殊的词类,它自身的词义含有一个焦点[+F]特征。该特征通常要求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加以体现。上古汉语采取语序变换法,中古汉语通常是加焦点标记“是”,在现代汉语中,特指疑问句的焦点标记只能标识疑问代词。汉语的某些方言如闽南话的疑问代词“谁”要求必须用焦点标记“是”标识。

根据本文的分析,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语法是一个系统。一种新现象的产生,往往会打破原来系统的平衡,从而带来一连串的变化。新语法手段最容易影响到的是与之功能相同或者相关的语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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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类型转换及其机制--焦点标记“是”的产生与影响_判断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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