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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地区差别只能帮助内陆省份发展，而不能抑制沿海省份发展或人为地拉平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的差距
计划体制的影响不可忽视
沿海与内陆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是怎样形成的？这既与历史条件有关，又同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差别有关。历史上沿海与内陆就有很大差距。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开放城市在政策上享受较多的优惠，这又进一步促使沿海与内陆在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均收入提高幅度上差距的扩大。这些事实都是不容抹煞的。尽管如此，我们决不能忽略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影响。这是近年来造成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因素。
内陆省份的国有企业在本省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计划经济的影响也大。宏观经济紧缩后，国有经济所受到的限制要比非国有经济大得多。因此，沿海省份在宏观经济紧缩后还能依靠非国有经济的较快增长而增加人均收入，内陆省份则因国有经济的停滞或萎缩而同沿海省份之间扩大了收入差距。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可以说，近年来，凡是计划体制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省份，非国有经济比重偏低的省份，不管地方负责人怎样有开拓精神，经济还是不容易迈开大步；而只要经济已经转入了市场体制轨道，非国有经济已经占到一定的比重，这时再加上地方负责人的努力，经济迅速增长的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于是就要问一问：为什么内陆省份的计划经济色彩要比沿海浓得多？为什么沿海省市总是倾向于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要知道，经济在从不发达状态逐步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市场化是一种自发的倾向，计划体制则是人为的，强加于经济之上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被强行贯彻，从经济上说，正是为了集中资源，以保证社会的安定与重点经济建设。哪个地方越是贫困，就越需要依靠计划体制来供应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免酿成社会的动荡；哪个地方的经济越落后，也就越指望计划体制运用集中的资源，使当地经济摆脱落后状态。此外，贫困省份恰恰是提供资源的省份，政府为了保证资源的廉价供应也就加强了对资源产地的计划控制，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贫困省份的发展。因此，贫穷常常同计划体制结下不解之缘；贫穷地区总希望计划体制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好处，它依赖于计划体制，然而计划体制却使贫穷地区的经济丧失活力，更加不易转贫为富。反之，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市场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只要计划体制的控制稍稍放松一些，经济中的市场化倾向就会加强，而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和增长较快，于是就有更多的人愿意走向市场，他们也有能力不那么依靠计划体制。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与内陆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特别是就近两三年的情况来看，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有些人不从经济体制上进行分析，认为沿海省份的较快发展、尤其是经济特区的较快发展是来自所谓“特权”、所谓“寻租行为”。这种分析是完全错误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沿海与内陆地区收入差别中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是按照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取得报酬的，沿海地区的效率高于内陆地区，这就使得生产要素的报酬率要高出许多。举一个例，一个壮劳动力，在内陆地区工作中，效率是低的，而到沿海工作后，效率提高了，难道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具有合理的因素吗？以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这都说明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不合理的。
沿海与内地的相似性
尽管中国的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有明显的差别，并且有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时，不能把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当作两类截然不同的地区来看待。实际上，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在许多方面是相近的，甚至是一致的。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沿海省份的省内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省内既有发达地区，也有相当贫穷落后的地区。例如，广东的粤北山区、福建的闽西山区、山东的鲁西南地区等，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它们同省内发达地区的差距无法否认。内陆省份的省内经济同样是发展不平衡的。这些省份的沿江、沿铁路干线的中心城市同省内的边远山区同样存在着很大差距。
第二，无论是沿海省份还是内陆省份，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每一个省的国有企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省面临的难题大体上相同，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步履维艰、产业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等。
第三，无论是沿海省份还是内陆省份，在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基本上一样的。例如，这些省份都存在城市与农村的隐蔽失业及其公开化的问题，都发生因农产品供应不足和农产品价格放开而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带动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问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重视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在上述这几方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并不等于否认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是近年来收入增长幅度的差距的扩大。这主要是想说明：那种把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看成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地区，从而主张用抑制沿海省份的发展来缩小两类地区的差距，或主张人为地拉平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的收入差距的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既然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或相近的，它们并非两类截然不同的地区，那就只能帮助内陆省份的发展，而不能抑制沿海省份发展或人为地拉平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的差距。另一方面考虑到沿海省份省内发展的不平衡，考虑到沿海省份中也有贫穷落后的地区，所以在对经济不发达省份实行政策倾斜时，不应当把沿海省份中的贫穷落后地区遗忘掉。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缓慢、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隐蔽失业的存在及其公开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及其带动下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在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都是一样的。因此，从改革的角度来看，无论哪一个省份都不应放松，都有必要加快。关于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增加就业的努力以及增加农产品供应和控制物价上涨率的努力，无论哪一个省份也都应当抓紧而不应松懈。
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的差距的缩小，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指望短时期内可以消除这种差距，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假定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硬要在短时期内消除这种差距，必然会直接损害整个国民经济，而不仅仅是损害沿海省份。
内陆潜在优势的发挥依靠持续增加投资
也许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地区差别问题，这就是不把中国的各个地区划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而采取另一种分类方法。要知道，那种把各个不同的地区分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做法，是过于简单的。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比静态的分析更有现实意义。
以发达地区来说，其中既有资源潜力几乎已经耗竭的地区，也有资源潜力尚未被发掘并且将有充分发挥的可能性的地区。至于不发达地区，同样可以分为近期内难以发挥资源潜力的地区，以及近期内资源潜力即将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充满着希望的地区。
这种按资源潜力已经发挥的程度和即将发挥的程度来划分区域的方法，以使人们对内陆省份产生另一种看法。尽管内陆省份目前属于不发达地区，但内陆省份的每一个市县，由于各自情况不一样，所以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分别考察。可以肯定的是，内陆的某些地区拥有巨大的资源潜力，这些资源潜力即将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是充满着希望的地区。
发挥地区资源潜力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投资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这个道理。经济发展，一是依靠各种资源的投入增加，二是依靠每一单位资源投入的产出的增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疑是投资增加的体现。而要提高每一单位资源投入产出的增加，同样需要投资的增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原有生产设备或工艺的落后状态，才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才能改善原材料的质量或采用新型原材料等等。任何轻视投资增加作用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内陆地区所拥有的优势，是资源优势，也就是潜在的优势。要使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优势，必须依赖投资。投资有着不可替代的启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段时期内对一个地区大量投资，使该地区有明显的经济增长，这种做法曾经引起过非议。其实，问题不在于投资增长本身，而在于投资的效果。
人们常把一个地区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称做“超常规发展”。“超常规发展”与通常所谓的投资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的论点不完全一致。如果投资是没有效益的或者是低效益的，产品是没有销路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缺乏保证，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投资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反之，如果投资有很好的效益，产品有销路，能源与原材料的供给也有保证，那么投资的增长不仅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反而会增加有效供给抑制通货膨胀。
也许有人会说：投资增加在近期内不可能不增加社会总需求，而只有在较长时间之后，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产品进入市场，投资的增加才增加社会总供给，于是社会总需求扩大在前，社会总供给增长在后，这里有一个“时间差”，怎能说投资需求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呢？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的。它是静态地考察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结果。静态地看，从投资开始到投资开花结果，当然有一段时间间隔，在这个时间间隔内，投资的增加无疑会使社会总需求扩大。然而，动态地进行分析，却会得出另一个结论。
应当指出，投资是连续进行的，而不是阵发性的。如果投资属于阵发性的投资，那么一批投资之后，必须等待一段时间之内，这批投资才有产出，并非必须等到这批投资有产出之后，才开始进行第二批投资。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可能是难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投资是连续进行、年年进行的。在某一年投资增加的同时，以前的投资也就在这一年开花结果了。第二年又增加投资，与此同时，以前某一年的投资也在这一年带来了成果。不仅如此，由于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投资的效率会逐步提高，因此尽管年年有新的投资，但年年也有体现了较新技术成就的生产能力的形成。这样，从动态的过程来看，所谓社会总需求必定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时间差”也就消失了。
可见，重要之点始终在于投资主体是否对投资承担风险，是否关注投资有高效益。投资主体不负投资的盈亏责任，再少的投资也会对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投资体制改革正是要使一切投资主体承担投资风险。内陆地区的建设，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同投资体制改革的进展有密切关系。
今天，我们需要大声疾呼，国有企业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不能再拖了。试点，试点，老是这样试下去，何年何月才能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才能使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公司法通过已经整整两年，难道不感到错过时机的可惜吗？不把国有企业改革好，不建立让投资主体承担风险的投资体制，东西部的收入差距仍然会不正常地扩大，所谓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加强东西部经济协作的必要
前面已经指出，东西部差距的出现符合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我们只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在现阶段，我们应当容许东西部之间一定的收入差距的存在，这样才能为协调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并为最终缩小与消除这种差距准备条件。在现阶段，我们应当更多地考虑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使这种经济协作关系既有助于东部地区的经济继续的地较快的速度增长，又有助于内陆地区在下一阶段也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并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成为现实。
东部与西部的经济协作可以依据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来进行。东部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土地使用费的上升，将逐渐使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内移。东部地区的一些企业还将通过加强横向经济联合的方式，同西部地区的一些企业进行多方面的协作，包括提供资金，提供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这就可以使东部地区的企业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并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上升。协作的形式要根据行业、地区与企业规模而定。可以采取参股或控股的方式，组成东部企业集团的子公司、孙公司；也可以采取松散的协作方式，东部企业与西部企业仍保持独立的组织机构，而是在生产与经营方面维持协作关系。
要使西部经济的较快增长成为事实，被扭曲的价格体系应当逐步理顺。中央应当制定进一步的价格改革方案与实施步骤，调整能源、原材料、食品等产品与加工产品的比价，以减少地区利益摩擦、增加西部地区的生产者收入。由于价格调整而使得一般加工企业与东部地区的企业所受到的损失，一般加工企业与东部地区的企业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来消化。可以相信，资源价格的逐渐合理化，必定会改善西部省份的处境与增加西部的人均收入，从而使西部的经济有较好的发展条件。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帮助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帮助应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央通过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的增加，使西部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条件，并使东部地区的企业对西部的投资有较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国家应在政策上给予西部省份的优惠，让西部的非国有经济获得更快发展的可能性。西部的失业问题在较大程度上要靠非国有经济来缓解，西部的一些资源的开发也要依赖非国有经济的积极参与。非国有经济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
西部地区自身也应当转变观念。多年来已经形成的东西部差距，不可能短期内消除，对这一点，需要有充分理解。国家的帮助、东部地区的协作，虽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绝不能因此持有“依赖”与“等待”的想法。西部自己应加快改革，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高效益，发现并挖掘自己的潜在的优势，开辟财源。西部地区内部的差距也不小，城市与乡村、中心城市与边远县市的差距都相当大。如果西部省与省之间、市县之间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广泛开展协作、交流，这对于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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