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服丧期限——“三年之丧”期限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限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很早就具备了健全的礼制，至汉代已号称“礼义国”（《汉书·匈奴传上》）。丧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功用是“哀死亡”（《周礼·大宗伯》）。服丧是“哀死亡”的重要方式，古代礼制对与死者各种关系不同的对象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服丧期限，但这些期限往往并不十分确定，而处于演化变动之中。服丧期限以“三年之丧”为最长，其余都参照它而减，故本文专门讨论“三年之丧”期限的演变。
古代丧礼中，“三年之丧”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专论此事的《三年问》即是明证。之后历代王朝礼仪，几乎无不涉及“三年之丧”，直至清代，仍有“丧礼莫重于三年。使三年之丧而不能明，则无庸读《礼》矣”（毛奇龄《三年制服考》）的极端认识。
“三年之丧”产生甚早，《尚书》中已见记载：“帝（尧）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尧典》）；“（殷高宗）乃或亮阴，三年不言”（《无逸》）。《孟子·万章》甚至还记载了这种礼仪的顶真延续：“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史记》差不多照录了《孟子》这一段，只是“箕山之阴”作“箕山之阳”。就《尧典》“如丧考妣”而言，对于父母的“三年之丧”似产生于前，而国人对君主的“三年之丧”，乃由对父母的丧仪推而及之。凡父母亡故，都须行“三年之丧”的礼仪：“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礼记·中庸》）；“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孟子·滕文公》）。这种礼仪的实施者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至于国人对君主行“三年之丧”礼仪，似是由君主乃民之父母的观念而生，后世所谓“国丧”亦当是受此远古遗风的影响。
“丧礼莫重于三年”，渊源有自，其在古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毋庸置疑。也许正因为如此，每个社会成员都受其约束，反倒产生诸多理解上的分歧，而期限上的分歧尤显突出。本文即试就其期限略抒管见。
一
“三年之丧”是开始对服丧期限有所规定的丧礼，因为在此之前，“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周易·系辞下》）。“丧期无数”的不规定期限，较之“三年之丧”，自然是处于简陋而原始的阶段。宋代俞琰《周易集说》云：“丧期无数，谓哀尽则止，未有三年之制也。”然而，“丧期无数”的时代，似乎尚不属于最原始的阶段，《周易》这段话下孔颖达疏云：“若极远者，则云上古；其次远者，则直云古。则‘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确在穴居结绳之后。”认为它总还是摆脱了穴居结绳状态之后的文明（尽管是早期初级文明）产物。至于上古更原始的丧制，孔疏虽未言及，却可以从《墨子·节葬》篇以下叙述中窥及一二：“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楚之南有炎（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墨子在搜罗节葬论据的同时，无意之中录存了较《周易》所载更为原始的丧制。那些尚处于食人阶段的人类群体，其“曰鬼妻不可与居处”。不过是推诿赡养长辈责任的借口，“鬼妻”祖母尚弃之不顾，已成鬼的祖父葬事草率，可想而知；朽肉埋骨，目的自然是简便省事；“聚柴薪而焚之”，一把火彻底干净，大约断不会如现代文明社会保存骨灰以志永怀的。而《墨子》又称上述均被认为是“孝子”之行，似乎也是事实，原始初民的心态，本不便以文明社会标准目之。越之东、楚之南、秦之西，都处于当时疆土的边极，那里实行着更为原始的丧制，当与孔疏所云的上古时期相去不远。
“三年之丧”所具有的相当高度文明的性质，体现在它对丧期时限的规定（“三年”）。有了这一规定，便取消了随意性，而对社会成员有所约束。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往往与随意性的逐步消失和约束力的逐步增长相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尽管“三年之丧”是规定了期限的丧制，但其期限规定并不明确。由于《尚书》文辞简约，未及细节，亦未见有丧期起讫点记载的实例，或许当时的丧期众所周知，毋庸赘言，而时过境迁，众所周知变为无人得知，后人眼前便出现一片模糊。在这里，《尚书》的简约只节省了极有限的笔墨，却引出了后来数千年关于丧期的无休止论争。
“三年”是不是整三年（三十六个月）？有人认为是。不过，此说出现很晚，而且其根据是间接推理。《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遗诏革除“三年之丧”，规定“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凡三十六日终丧释服。应劭释此规定为：“凡三十六日而释服，此以日易月也。”即认为文帝遗诏是用一日代替一月，则原来“三年之丧”期限当为三十六个月，也就是整三年。应劭此说遭到晋灼的驳斥：“此丧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创而为之，非有取于周礼也，何为以日易月乎？”（应、晋之说均见《汉书》颜师古注引）文帝遗诏原意是要革除“三年之丧”，并未言及以日易月，而且先秦典籍多有载“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者（详下文），应劭恐是已有“三年”即整三年的理解而作出先入为主的解释，晋灼的驳斥是有道理的。
“三年”不是整三年，首先因为古代计算时间往往是首尾兼容的。《尚书》即有其例：
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召诰》）。除两“翼日”外，上引以干支推算计日之数，皆首尾兼容。卜辞亦然，例多不赘。
计日如此，计年亦然：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左传·桓公二年》）。宋穆公卒于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殇公即位，至鲁桓公二年（公元前711）卒，“十年”恰是首尾兼容。若以“十年”或为举其成数，则尚有他例：
晋侯（重耳）在外十九年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于鲁僖公五年奔狄，二十三年返国，首尾兼计正是“十九年”。
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左传·襄公九年》）沙随之会在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至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也恰好是首尾“十二年”。晋侯所说的“十二年”，是指年龄，沿用至今的虚龄，就是这样首尾兼数的。但是，他所说的“一星终”，是指岁星（木星）一周天的时间，而古人一般是以十二整年为一终（现代观测木星绕太阳一周时间为11.86年），这就混淆而误解了。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类混淆，古人专门另取一字“朞”表示一整年（《尧典》“朞三百六旬有六日”）。
关于“朞与“年”在表示时间上的严格区分，古人在论述丧期时曾有明确的表达：
再朞之丧，三年也；朞之丧，二年也（《礼记·丧服小记》）。“再朞”，整整两年，便是跨越首尾三年；“朞”，整整一年，必然跨越首尾二年。这里，“三年之丧”即是跨越首尾三年之丧，说得也再明确不过。
三整年之说，至清代毛奇龄氏又极力坚持，他举出了两个自以为很有力的证据：
（女子）二十而嫁，有故（注：故谓父母之丧），二十三年而嫁（《礼记·内则》）。
冬，……公子遂如齐纳币。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公羊传·文公二年》）。毛氏原系转述，今照录出处原文以便说明。其实，此处两例无助于毛氏的立论。《公羊传》是讥文公在“三年”丧期内图婚，这个“三年”正是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至鲁文公二年冬的首尾三年；《礼记·内则》规定女子二十岁逢父母之丧要到二十三岁出嫁，也是为了避免丧期内图婚（接受聘礼）受讥，若丧期是整三年，必然要到二十三岁时方告结束，丧期内图婚之举怎能避免？明乎此，毛氏说不攻自破。
“三年之丧”的期限不是整三年，而是首尾三年，已经可以肯定。然而，首尾三年即跨越三年，依然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期限，其误差仅能控制在一年之内，上文提及的“二十五月”期限规定便应运而生。
二
《礼记·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公羊传·闵公二年》云：“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这是“三年之丧”明确期限的早期记载。“二十五月”之说，于后世影响极大，但对其形成原因，并未有令人信服的说明。其实，这是划一“三年之丧”期限的一种努力。试看下表: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因为丧主亡故月份不一，丧期跨越三年的时间短者只需首尾十四月，长者则可达首尾二十五月。为确保每次“三年之丧”期限都能跨越首尾三年，唯有取“二十五月”的期限。这样，“三年之丧”可以确保名副其实，期限也得以划一。
那末，“二十五月”是首尾二十五月还是二十五整月？《仪礼·士虞礼》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小祥、大祥用“朞不用“年”，期限十分明确；禫若单用“月”来表示，就会导致如“年”一样的模糊，因此用了“中月”。“中”有“满”义，《汉书》“中二千石”下颜注：“中，满也。”此处“中”当读去声。则“中月”即“满月”，亦即大祥之后过一整月。后世除丧必在与忌日相同序数的一天，亦可作为丧期取整月的旁证。由此可知，“三年之丧”的期限，就年而言，是首尾兼容；以月计算，则必取整数。
但是“二十五月”的期限虽然可以保证丧期跨越首尾三年，期限划一的目的却受至闰月的挑战。
我国古代历法早已置闰，《尧典》即有“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卜辞中亦多见“十三月”，间有“十四月”者，部分学者对“十四月”（即一年内连闰两个月）有所怀疑，但于“十三月”则无异议。行“二十五月”丧期的时代，十九年七闰月的闰法已付诸实施，丧期逢闰的比例相当高。这样，丧期之逢闰与不逢闰，其间便有一个月的出入。这一个月的出入，在当时的丧仪中是否允许呢？从《春秋》经传关于闰月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春秋·文公六年》）。鲁文公不给闰月定朔日，这恐怕不是当时鲁国一国特有的做法，但《左传》仍然对此作了批评：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文公六年》）而同年的《谷梁传》却以为并无不妥：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为不告朔？天无是月也。闰月矣，何以谓之天无是月？非常月也。犹者何？通可以已也。同年《公羊传》则进一步认为：
闰月者，附月之余日也，积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丧事不数也。明确提出丧事不数闰月。《谷梁传·哀公五年》云：“闰月，葬齐景公，不正其闰也。”范宁、杨士勋注文以为是丧事不数闰的实例。
“丧期不数”的原则，使“三年之丧”期限二十五个月与二十六个月并行不悖，其间一个月的出入又令划一丧期的努力化为泡影。
三
“二十七月”是继“二十五月”之后提出的“三年之丧”的新期限。上文所引《虞礼·士虞礼》“中月而禫”，晋代王肃释“中月”为“当月”，他是坚持春秋时所定“二十五月”期限的，自然也就沿用了“丧期不数”的原则，丧期出入一个月的问题，他未予考虑；早于他的郑玄，则释“中月”为“间月”，即隔一个月，于是将“三年之丧”的期限延展为“二十七月”。郑说并非始发，《礼记·檀弓上》疏云：“戴德《丧服变除礼》：‘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郑依而用焉。”戴德为何取“二十七月”，史料未见说明，以戴氏生活于太初改历后不久而论，太初历改原十月岁首为正月岁首，造成了有长达十五个月的一年，他或许虑及改历之际的丧期计算而提出新说。郑玄则似乎考虑到划一丧期。郑氏对三礼均有注释，自然熟知“二十五月而毕”的经文，他不在“二十五月而毕”而却在“中月而禫”处提出“二十七月”之说，显然是为避免疑古乱经的非议。郑氏的苦心，似乎也得到后人的体谅，唐张柬之认为“三年之丧”是“不刊之典”，又说“今皆二十七月为常，从郑仪也”，并在最后得出模棱两可的调和结论：“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仪本同。”郑氏其实是很认真地试图改进、完善“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取消“二十五月”实施中一个月的期限出入。究其原意，丧期延至“二十七月”，无须虑及是否逢闰，均可照实际月数计算，丧期便得以划一。也真有如此理解郑说，留下趣事一桩。
《魏书·礼志》载，偏将军乙龙虎丧父，得二十七月丧假，他闰月兼数，满二十七月回朝请求复职，其时是延昌二年（513年）春。考依魏历，当年闰二月，请求复职应在三月。领军元珍当即上言指控他“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应受“五岁刑”。三公郎中崔鸿极力为之辩护：“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儒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数月成年，便惧违缓。”虽然如此，仍以“匆匆之失”，“科鞭五十”。
乙龙虎一介武夫，自然不会涉猎“丧事不数”的经文，也不会留心晋代有过丧期逢闰处理方法的议论。《晋书·礼志》载王彪之云：“《阳秋》（即《春秋》）之义，闰在年内，则略而不取；明闰在年外，则不应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礼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晋代行“二十五月”丧制，再朞（两整年）之内不数闰月，再朞之外只余一个月，除丧的忌日当在原有之月而不是后面的闰月（如恰逢第二十五月有闰的话），自然也不再数闰。晋以后虽行“二十七月”丧制，却仍沿袭“丧期不数”的原则，《隋书·礼仪志》即明确规定：“三年及朞丧，不数闰。”在“二十七月”丧制的实施中，于是形成了无论遇闰与否都必须遵循的“2（朞）+3（月）”的丧期公式。试看以下实例：
唐元稹母卒于元和元年（806年）九月十六日，三年十二月服除（卞孝萱《元稹年谱》）；
宋苏轼母卒于嘉佑二年（1057年）夏四月，三年闰十二月，四年秋七月免丧；父卒于治平三年（1066年）夏四月，四年闰三月，熙宁元年（1068年）秋七月除丧（施宿《东坡先生年谱》）；
明孙奇逢父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六月八日，三十五年闰六月，九月服阕；母卒于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九日，三十八年闰三月，三十九年正月服阕（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
清查慎行母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三月，同年闰七月，十三年夏六月服阕；父卒于康熙十七年春三月一日，同年闰三月，十九年夏六月服阕（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
清末吴大淳父卒于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九年十一月服阕；母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二十三日，同年闰二月，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服阕（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这个“2（朞）+3（月）”的公式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宋代理学家程颐元祐五年（1090年）正月十三日丧父，六年闰八月，七年四月一日授左通直郎，他上书辞免，四月十九日又接到“不许辞免”的圣旨（姚名达《程伊川先生年谱》）。后来虽然“终以疾免”，但从圣旨“不许辞免”一语可以看出，四月一日在丧期内，辞免情有可原；四月十三日丧期满后，再行辞免，就不成其为理由。可见，这个公式是君臣共认的“二十七月”丧期计算标准法。
如此，同样是因为逢闰与否，“二十七月”丧制期限仍有一个月的出入：不逢闰，二十七个月；逢闰，二十八个月。郑玄划一丧期的努力也未能奏效。
四
郑玄是通过释“中月而禫”的“中月”为“间月”得以延长丧期至“二十七月”的。王肃对郑说发出诘难，认为这会导致丧期“出入四年”。王肃的诘难不无道理，上引明孙奇逢母丧期自万历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九年正月，便是首尾跨越四年。这类“出入四年”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
王夫之父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七年二月十八日服阕（王之春《王船山年谱》）；
黄叔琳父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冬十月壬子卒，四十七年春正月服除（顾镇《黄，崑圃年谱》）。
凡严格执行“二十七月”丧制，丧事又发生于十、十一、十二这三个月中者，丧期都必然“出入四年”。而且似乎还有一种不愿在岁末除服的习惯，逢到当于岁末除服阕，却仍要延长一个月，以便在新的一年结束丧事，如：
林则徐父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十年正月方告服阕（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这便又增加了“出入四年”的实例。
不过，平心而论，郑玄“二十七月”仪固然会如上述导致诸多“出入四年”的情况，然若行王肃“二十五月”仪，发生于十二月的丧事，也会“出入四年”。可见，王肃之诘难郑玄，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但是，王肃“出入四年”的诘难仍然产生了影响，如洪亮吉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月二十六日卒，至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袝葬，在冢次三日夜，负土成坟而归（吕培等《洪北江先生年谱》）。清代行“二十七月”仪，此处改行“二十五月”仪，显然是冀免“出入四年”的非议。洪母亡于十月，改行礼仪恰巧可达目的，若晚两月而亡，则改行礼仪仍无济于事。
由于“三年之丧”取首尾三年的模糊期限，致有取“二十五月”、“二十七月”以求丧期精确划一的努力，却又在为解决闰月问题而规定的“丧期不数”原则下始终未能如愿，反使“三年之丧”执行中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出入四年”，这恐怕是历代礼仪制订者和礼学家始料未及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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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丧”在理论上是“自天子达于庶人”的全社会礼仪，但它并未为所有社会成员接受，还一直不断受到攻击与否定；即便在对其认可信奉者中，亦远非人人忠实执行。关于这些，将另文论述，兹不赘。尽管如此，“三年之丧”仍不失为一重要礼仪，在古代礼仪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研究古代文化时对它不容忽视。这里举最细微方面的例子略作说明。
撰写年谱，往往涉及丁忧、服除之类，便与“三年之丧”期限直接相关。此时，如缺乏丧期起迄点的确切史料，推算起迄则应以当朝丧制为依据。比如，唐代行“二十七月”丧制，即丧期为“2（朞）+3（月）”，推断必须以此为据。试看下面两种年谱所述：
刘禹锡父贞元十二年卒于扬州。《自传》云：“父……至扬州，遇疾不讳”，“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按《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六年六月丙午，杜佑“兼领徐泗濠节度”。禹锡为杜佑掌书记，即在此年，除去居丧的时间，刘绪之卒，应在贞元十四年前（卞孝萱《刘禹锡年谱》）。
按李吉甫于元和九年十月卒，德裕丁父忧，当于十一年冬终制（傅璇琮《李德裕年谱》）。
《刘禹锡年谱》定其父贞元十二年卒，后又说其卒“应在贞元十四年前”，已属年谱一忌。再则按语中仅有一史料记载的确切时间“贞元十六年六月丙午”，若即以之为免丧之时，刘父当卒于十四年三月；若免丧之时或前或后，则应考定后方能推断。
《李德裕年谱》其父卒时明确记载为元和九年十月（丙午），以唐代丧期推断当于十二年正月终制，而不是“十一年冬”。若说避免“出入四年”，亦有可能，但须出实据。
当然，“三年之丧”期限的作用并非仅限于年谱编撰这一细节，但由此可见其对认识、研究古代文化功用之一斑，而从中亦可得到启发：现在进行“三年之丧”期限的探讨并非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