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历史性变革：从政治认同走向社会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德育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德育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变革 从2010年开始，国家德育的重大纲领性文件中出现了一些调整和变革，由此可以觅见国家德育指导思想的一种历史性转向，以由政治认同为核心转向以社会认同为核心。 1.德育指导方针的两次调整和重大变革 2010年教育部颁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中长期纲要”)，首次在德育纲领中明确加入了公民社会的道德内容。2014年4月1日颁行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传统文化纲要”)，又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确认为德育重要资源，并且由其实施细则来保证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到学校德育的全过程。通过这两个纲要的实施，中国的德育指导思想实现了结构性变革，即由2010年之前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一元指导的局面，调整为一种复合型建构性的德育指导方针。德育指导思想的这种结构性调整，也与国家层面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密切呼应。2012年中共十八大重新表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其中凸显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肯定了“中长期纲要”的正确方向；同时其国家层面的价值“富强、文明、和谐”，也与儒家文化下中国传统社会的追求目标“富而好礼”“礼乐教化之治”“和合文化”等内涵相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呈现出两个鲜明的路向：一方面大力推进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开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宝贵资源。它们既是重构当前社会价值的极重要方向，也是中国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适应策略：前者重在强调我们与他者的共性，以免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后者重在强调我们不同于他者的特性，以免泯然于世界民族之林。 2.建构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走出“古今中外”百年迷局 调整后的德育指导思想融汇了三种文化传统：其一是中国社会的大传统，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民族自身的独特风骨和文化精神；其二是当代中国的小传统，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精神资源和道德风貌，这是新中国六十余年历史所不容否认的事实；其三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现代转型的新传统，即源自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公民社会道德。这三种传统的融汇合流，建构了中国社会精神家园的全新时代。 回顾过去，中国社会在一百七十多年极为痛苦的现代化转型中，一直纠缠于各种理念与主义之中不能自拔。这种困境的实质，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在精神秩序层面和文化价值观上难以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不能在“古今中外”这四字迷阵中做出有效取舍，因而进退维谷、跋前疐后。但从德育指导思想的结构性调整以及适度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看，我们正在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开始建构一种能够较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型文化价值观，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百年以来首次跳出了“中外古今、孰体孰用”的窠臼，在精神秩序的建构和整合上做到了融会历史与现实，同时融合民族国家的特质与全球潮流的共识，并以增进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凝聚力为其目标。 新中国成立逾六十年，我们的社会在德育指导方针和国家价值建构方面开创了新局面。虽然不可谓未雨绸缪，但至少具有居安思危、未焚徙薪的意蕴。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良好的精神秩序和文化价值，前述德育指导方针的调整和国家价值观的重新确立，正是这样一种寻求长效机制的努力。 二、德育的本质：政治认同抑或社会认同 德育是维护社会公平及有序有礼的最重要途径。真正的德育，必然要为社会共同体服务，必然要担当起再生产合格社会成员的重任。 1.新中国多数时期德育都强调政治认同 过去六十多年，德育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甚至德育被政治教育所取代。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其第三条就明确阐述了强化政治认同的宗旨：“中小学德育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德育政治化、思想政治教育取代德育的倾向，尤以大学德育为甚。大学德育长期以来被思想政治教育所渗透，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大学德育的代名词。以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试行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为例，就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德育的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其中所谓德育，其实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和政治认同的培养。在这样的德育方针下，学界、教育界在理论和实践中把德育混同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必然结果。 政治化的德育严重背离德育的本质，这一点在“文革”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德育的主要目标只是培养政治意识形态的接班人、培养最高领袖的狂热拥趸，甚至是培养掌权者的忠实打手，德育就会完全丧失其本来的意义而走向反面，沦为政治势力控制大众、凌虐社会的工具。 2.德育应当具备的任务、功能、目标与眼界 德育的任务，是为社会共同体培育合格的社会成员，还是为执政者及政府培育拥戴者？德育的功能，是培育个体健全完善的道德意识、道德品格以及道德敏感性，还是培养其对于某些规则和权威的服从习惯？德育的目标，是朝向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还是朝向政府所指示的某些具体内容？德育的眼界，是应该运用长远理性致力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以短期理性效忠于当前政治的安定团结？ 以上这些与德育相关的问题所列出的前后两种答案，虽然存在着一种对比关系，但也并非你对我错非此即彼的境况，而是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往往做好前一个方面，后一个方面也就更好，但反之则不然。这是因为，前后两种思路相较，前者是更基本、更深刻、更长远、更终极的目标。后者则为局部性、表面性、短期性、功效性的目标；而只有从根基问题入手，才能够使德育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事半功倍。反之，如果德育总是被当下的、随机的政治目标所左右，在实践中只注重短期、功效性的方面，则必然会丧失其培育社会合格成员、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本来功能，而且可能贻害社会——高度政治化、目标肤浅的德育不可能培育出具有主体性意识和独立道德思考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 真正的德育，必然要为社会共同体服务，必然要担当起为其再生产合格成员的重任。社会，是社会中一切政治生活的根基，只有维护好社会这个根基，社会中的政治方可稳定从容。如果社会根基受损，社会中人心失序、道德崩溃、伦理精神丧失，那么其中的社会政治也难于稳定，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德育恰好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及有序有礼的最重要途径。在成熟稳健的现代化社会中，政治只应该占据社会结构中的关键环节，却不应该凌驾于一切社会生活之上。在现代理念中，社会本身具有最大的价值，而政治的存在乃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而非驾驭社会。因此，德育并不应该被政治化，也不应以服务于政治为其宗旨。真正的德育必须是强调社会认同的德育，而不能是单单为政治集团利益服务的德育。德育必须是具有远大视野的德育，必须以社会的总利益(甚至在最深刻的层面上要以人类的总利益)为其准星，这样才能够守护住社会的终极价值和道德根基，才可能为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提供必要的前提。 3.德育应当与政治教育保持适度张力 德育应当甚至必然要与政治教育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德育远比政治教育更为根本、更为基础、更为意义重大。德育与政治教育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越是专制程度高的社会，这种张力越小，二者越会接近同一；越是自由开放度大的社会，这种张力越大，德育和政治教育就越泾渭分明。 政治教育全面替代德育的情况，在苏联时期曾经出现过，导致苏联的学校德育背离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先贤留下来的人文传统。从中外案例不难看出，德育在专制的社会里与政治教育接近甚至同一，而在开放自由的社会里它会与政治教育保持适度距离。从新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来看，我们曾经在领袖崇拜的顶峰同时也是专制程度最高的时期，德育被政治教育全面代替，社会也陷入了完全不正常的境地；但改革之后，社会环境日益开放，德育也随之逐渐回归，越来越少意识形态的内容、越来越接近于德育的本质。 从我们国家的情形来看，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这一阶段的德育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对最高领袖的宣誓效忠、是培养个人崇拜的异化德育；改革开放至2010年，这一时期虽然基本消除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但学习中央的指示和主张仍然是德育的重大任务。2010年“中长期纲要”的颁布开启了我国德育的第三阶段，德育从此以增强社会认同为目标，与政治教育拉开了距离、形成了相当的张力，使得这个阶段在本质上已经有别于前两个阶段。以培养社会认同为宗旨的德育新时期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却有着值得期许的未来。 三、德育政治化的哲学审视与反思 在全球化的世界环境中，政治化德育会给国家、民族和社会带来深层危机。 1.顾炎武“国与天下”之辨中的现代政治哲学意味 在现代民主国家理论视域中，主权在民，政府和执政党就是民众权利的受托者；只要有国家，就必须有政府，二者既紧密关联但又绝非同一。政府与执政党，也是既紧密关联但又绝非同一，因为政府之位格要比执政党更为根本。但在我们社会中，则长期将执政党与政府，继而又与国家混为一谈，所以德育实践中才会将爱国、爱中华民族，与爱政府、爱执政党长期绑定在一起。如此一来，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难有界分，德育也就很容易变成政治教育，这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埋下一定隐患。 作为社会代际传承之根基的德育，承载着远比政治教育更为基本、更为深刻、更为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将德育政治化，恰好体现出制度设计者的短视，以及对本位利益的过分呵护，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会戕害社会，因为这意味着把集团性的政治利益装扮成整体性的社会利益，同时把局部性的政治风险转嫁为全局性的社会风险。如此，一旦出现政治风波，则必然危及社会全局之安危，实可谓“以偏害全”。反之，为维护政治稳定，则必然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妨害社会自由、法治的全面实现。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国与天下之辨，正是对局部政治利益与社会全局普遍利益的分辨。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从而得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的结论。把顾氏之说放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来看，其所谓之“国”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执政党及其政府，所谓之“天下”则是指国家、民族、社会和大众，以及大众的道德意识、社会的道德根基和文化传统。这二者相较，后者是根基，前者只是根基之生发；后者是目的，前者只是手段。因此执政党及其政府当以保全国家、民族、社会、大众为其最高宗旨，而不能以保全自身为其最高宗旨——虽然其对后者的责任担当和所付出的有效努力，最终总会是对二者的共同保全。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胡适可能是第一个明确区分国家与政府这两个概念的人，他的国家观已经完全是现代国家观了。任剑涛在《胡适与国家认同》一文中指出：“在洪宪帝制复辟的时候，胡适明确表示反对，并且尽力分辨国家认同中的国家与政府两种机制的不同，从而将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往理论的深层次上推进了一步”[1]。20世纪中期，一些民主人士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角度出发认识国家、社会和执政党的关系。罗隆基在1929年发表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在文中他批判了国民党的“党天下”。他认为，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家之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下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2.德育政治化会给社会和民族带来深层危机 全球化时代，在已经建立基本国际秩序规范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基本不再有一两百年前的那种列强殖民分割、弱国可能亡国灭种的风险；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出和实践的开展，各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地区人民的主体性空前高涨，这对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形成严峻挑战。一旦国家内部精神纽带松弛、价值观分裂、凝聚力丧失，国家就有可能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前车之鉴。乌克兰因为内部国族认同分歧而闹分裂的例子也近在眼前。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今天，来自国家内部的风险开始明显大于来自国家外部的风险。如何加强全体国民的国族意识、增强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已不再是可以忽视、搁置的问题，而变成了关系到国家、社会、民族之安危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德育的社会认同方向就更不能出现偏误。 但政治化德育必然会以局部政治利益为先，所以不可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和保障社会最全面、最重大、最深远的利益。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环境中，政治化德育会给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带来严峻的深层危机，会一再延误国家在文化精神秩序上的整合机遇。 政治化德育本质上要为局部性利益服务，因而无法实现纯正德育所要维护的社会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的目标。政治化德育因其无根性、形式性而必然呈现无效性。它既不能承担起再生产社会合格成员的任务，同时也因其自身容易出现的虚伪性而可能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诱因之一。在纯正德育缺位的情况下，社会生态环境会不断恶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不断演进的结果，它本应是现代中国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在很长时期内被过度贬损，这在极大程度上抹杀了现代中国人国家、民族认同的历史维度，客观上也给中华民族凝聚力纽带日益松弛带来了理论和观念上的隐患。 四、德育社会认同的建构及社会整合意义 以培育社会认同为核心的德育，会在最大限度上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国家内部的整合度、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这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极重要的因素。 1.普遍主义价值立场会促进社会认同和国族凝聚力 在全球化时代，只有真正的德育才能够承担起维系社会道德共同体的重任，因为真正的德育必然会以社会终极价值为其基本准则，也必然持有普遍主义的立场，因而能够将全体国民都平等地涵盖到社会道德共同体中。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进行国族意识的有效建构，以将国家内部的多元族群融合为一个有机团结、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民族”，这样才能有效回避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民族自决”等主张所带来的理论陷阱，充分保障其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 全球化不仅会导致观念和价值观的趋同，同样也会带来经济、信息和物流的一体化，每一个牵涉全球体系的国家都难逃国际风潮的袭扰，其国内形势也会随着国际形势而瞬息万变。近些年来，全球化对我国所形成的挑战不容忽视，内外部的环境压力不假以陈旧观念更多时日，正在与我们执政党解放思想的步伐赛跑，与我们社会的前进步伐赛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歌星张明敏那首《我的中国心》一夜之间红遍全港全国的情形，那时港人热爱祖国的情绪非今日可比。但近年来随着某些方面的形势变化以及一些具体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香港民众对于祖国的认同度有所降低。台湾的情形也同样让人担忧，随着台海事实上持续多年的分裂局面，当年由大陆去往台湾的“外省人”逐渐被台湾生、台湾长的新生代所替代，今天台湾青年人的“中国人”意识非常模糊。更为严峻的是，最近10年来，即使是大陆的某些地区，也因为各种国外势力的破坏而出现了一些妨碍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突发事件。当此之际，重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重构中国人的国族意识可谓刻不容缓。 由政治认同走向社会认同，我国德育指导思想的这种历史转变，也许正是在准确评估全球化时代国际国内现实环境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调整。在新的德育指导思想引领下，随着公民社会价值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全面进入国民教育实践，会在最大限度上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国家内部的整合度、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而这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新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被视做是国家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适应策略，它明显体现出普遍主义的伦理倾向，既能使我国的国家价值与国际上现代民主国家的理念相通，又能在国内实现全体国民精神秩序的最大整合。 现代国家内部必须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精神，才能以平等、正义、自由、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对待全体国民，才能为所有国民提供一块自由发展的乐土，这样自然会使全体国民都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康德主张一个自由的国家应该持有一种“道德至上”的观点，应该正是就此意义而言。普遍主义的伦理立场，既是现代性诸具体价值的核心方法论立场，又是现代民族国家塑造全体国民的国族意识、建构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利器，这一点在美国学者米尔顿·M.戈登的著作《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有着极为清晰的描述。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由新老移民构成的国家，美国国家内部的族群融合难度堪称世界之最，但美国却因其成功的实践而被称为种族熔炉。美国国家价值中的普遍主义立场，提升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保证了社会的稳定、繁荣，同时促进了美国国内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融合，致使不同肤色和文化的人都拥有高度的国族认同感，最终形成了“美国人”这样一个高度凝聚的国家民族。 2.“中国人”国族认同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 我国在传统上因为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文化基因，如“天下大同”等，很早就具有了一些普遍主义伦理精神的原始基因，并且正是在这种普遍主义伦理精神的关照下，中原的华夏民族才得以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秦汉以来中原政治中心的理念中，对于民族问题持有相当开放的观点，即不以先天的、不能更改的肤色为界限，而以后天的、可以教化的文化为界限。《春秋公羊传》提出的这种华夏、夷狄之区分标准，既是文化本位主义的界限，更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这种文化立场表面看来似乎实行文化歧视，但根柢里却有着更深刻高远的伦理诉求：只要奉行‘先王之道’，遵从礼、仁等的教化，那么普天之下没有异族，都可视同我族”[2]。但这一普遍主义的精神传统在20世纪中叶不幸中断。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执政党延续了过去革命党时代强调冲突、矛盾、斗争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国家内部并未采纳普遍主义的基本价值，错失了中国人建设富强国家、强化国族意识的几十年黄金时期。 21世纪以来，国家开始对社会精神文化最深层面的问题明显关注和重视。2012年中共十八大最终确立了新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字不仅标志着我们国家重新建构、表述自己的立国价值，同时也显示出我们的执政党正在进行其意识形态的软着陆：即由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转变为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由过去强调政府管束社会转变为强调社会自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由过去强调自上而下的道德要求转变为强调道德共同体的自我约束：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解读为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无一不体现出明显的普遍主义伦理精神，其必然能够成为凝聚全体中国人、全球化时代塑造“中国人”国族意识的利器。 不同于那些只有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历史的国家，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的国族认同理应包含两个维度：一种是横向的、现实的认同，即对当下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有着确定国境、疆界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另一种是纵向的、历史的认同，即对中华民族这个历经几千年发展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对社会共同体怀有认同，人们就会服膺于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社会成员就会彼此尊重、和谐共处；对文化共同体怀有认同，人们就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过往和传统文化精神有足够体认，就能自觉、自信、自尊地做一个“中国人”。 3.促进社会认同、提升国族凝聚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 历史上的中国，曾因其高度发达的文化与物质文明而引领亚洲乃至世界之风骚，并长期拥有和谐、顺畅的周边国家关系，以至于在宋亡时邻国日本为其举国茹素志哀，明亡时朝鲜为其几欲勤王复明，即使是政治文明全面倒退的满清王朝，在其中兴之际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盛之国。但自19世纪中叶始，中华民族因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中流滞后。此际开始直至今日，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始终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变，而这一转变的核心又在于社会内在的精神气质包括文化价值和制度精神的现代化。这一命题，至今仍然是未竟之业，始终摆在国人面前。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是要运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论，以将中华传统的文明基因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嫁接、融合，从而为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奠定一种经得住历史考验并能辉耀中国前进之路的国家价值。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我国德育指导思想的历史性转变，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建构的成果，它将公民社会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入社会精神的层面，这必然有助于弥合大陆和港台之间原本客观存在的价值观裂隙，为祖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价值观前提。标签：政治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人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