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现象的扫描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新时期论文,词汇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不论在社会的传播媒体里，还是在人们的口头交际中，都涌现了大量的新鲜词语，形成了新时期一种颇为引人注意的语言现象和文化景观。面对这一现象，人们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和评价。对于语言工作者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对之进行更为职业化的理性分析和研究，这既是一种社会需要，也是一种工作责任，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愿以浅陋之见，就教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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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的汉语词汇发展现象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新词语的大量产生曾经有人用“新名词大爆炸”来形容这一现象，其中虽然不无文学的夸张成分，但产生的数量之多，势头之猛，确也称得上前所少见。下面几个并非完全准确的数字，便可多少说明这一点：人民邮电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93年2月和7月出版了奚博先、鲁宝元主编的《新词语词典》和李达仁、李振杰、刘士勤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前者收词6500多条，后者收词4652条；新时期出现的新词，在其中占了极大比例。而笔者于93年11月用一个月的时间，在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有限资料和传媒范围时，所收集和记录的上述词典未收的新词语，即达200多个，而且这些词语大多为普通语词，并未包括其他许多专门领域的专用名称和术语。不仅如此，新词语的涌现，在目前仍保持着强劲势头。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听到或看到一些最新创造的词语。此外，新时期产生的新词语，覆盖面也相当广，涉及政治、科技、文学、哲学、历史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如政治领域的“反腐倡廉”、“自由化”，经济领域的“官倒”、“三角债”、“承包制”、“宏观调控”，文学领域的“寻根文学”、“京味小说”、“新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领域的“打的”、“休闲服”、“美发厅”等等。
词汇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任何新词语的出现，均有其社会或认识论的充分依据。综观新时期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其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随着大量新事物、新现象的涌现并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人们对这些事物、现象所给予的语言表述和符号规定，如“合资”、“特区”、“艾滋病”、“微波炉”、“易拉罐”、“自学考试”、“希望工程”等，就属于此类；②人们依据新的认识和理解，对已有但尚未被明确表述的一些事物、现象所进行的新的抽象和概括，“语境”、“载体”、“法盲”、“女强人”、“公共关系”等，都属于这一种情况；③出于各种原因和需要，人们为替代原有词语而创造的同义新词，如“小巴”（小公共汽车）、“著作权”（版权）等；④艺术及科学幻想的结晶，如“外星人”等；⑤省略词，如“打假”（打击假冒伪劣）、“电大”（电视大学）、“微机”（微型计算机）、“复关”（恢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等。就数量而言，第一和第五种在新词语中所占比例最大。这也正与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迅速的时代特点紧密关联。
新词语的涌现所以值得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其量多面广，而且在于其中也表现出一些值得分析和思考的现象及倾向。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新词语产生方式的批量化现象。所谓批量化，是指相当数量彼此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新词语几乎于同时涌现于世。而这种批量化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情况：一种是某种新事物、新现象问世，如果其具有一定的社会空间覆盖广度，且自身构成又具备相当的复合程度，那么，作为其指代符号的一批新词语也就相伴而生，组成一个有机的词语群。例如，随着微型电子计算机在我国的出现和逐渐普及，就产生了“微机”、“电脑”、“软件”、“硬件”、“软盘”、“硬盘”、“色带”、“点阵”、“内存”、“兼容”、“数据库”、“五笔字型输入法”等一大批与之相关的新词。这些新词，以“电脑”、“微机”为核心词，形成了一个容量颇大的词语群。而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运用之后，其中的“软件”、“硬件”等词，还被泛化使用，成为带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词语。如人们现在常用“硬件如何如何”来说明和形容某个部门的客观物质条件等，而用“软件如何如何”来说明和形容人的素质、运作方式、管理体制以及服务质量等状况。
与上述词语群的出现略有不同，新词批量化产生的第二种情况，表现为词语串或词语系列的形式。具体说来，就是以某种现象或思潮的出现为契机，通过某一词语与其他词语的组合搭配，形成一个词语系列，用以指代或描述某一类事物或现象。例如，伴随着前几年“文化热”的兴起，人们对“文化”一词有了新的理解，于是，一批由“文化”与其他词语搭配组合的新词便频频见诸于各种传媒，“文化学”、“文化观”、“大文化”、“礼仪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以及“酒文化”、“茶文化”、“梦文化”、“湘文化”、“楚文化”、“胡同文化”等等，不一而足，蔚为壮观。还有，“打工”一词出现后，随之也便衍生出“打工妹”、“打工仔”、“打工族”、“打工汉”、“打工潮”等系列词语。
由上可见，批量化产生确实是新时期新词创造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新时期的所有新词语都来自批量化产生之中，也不是说前此以往的词汇发展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这里所以特意提出，主要是因为这一现象在新时期的词汇发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引人注目。
新时期新词创造中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着意洋化的倾向。这种情况并不只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交际中，一些“洋味”十足的新词语也颇为流行。这些词语，有的是外文词语的音译，如“巴士”、“迷你”、“迷笛”等，还有的是外文词语的直接借用。如“MTV”（音乐电视）、“CT”（计算机断层摄影仪）、“CD”（激光唱盘）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中洋结合的词语的出现及流行，如“B超”、“BP机”、“AA制”、“三A”、“三C”、“大巴”、“小巴”、“艾滋病”等等。毫无疑问，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交融，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经常出现的现象，而且，从总体上说，这种交融对不同种类的语言文学，起到了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即如上述一些词语，其中有的就至今也还难以找到恰当的汉语对应词，如“AA制”等。还有的虽然有相对应的汉语词语，但这种“洋味”词语的出现，仍有使之更加上口、易记等正面作用，不可一概否定，如“BP机”之与无线寻呼机，“小巴”之与小公共汽车，“CT”之与计算机断层摄影仪等，便是较好的例子。然而，异域词的引入和使用，毕竟要有一定的限制和遵守一定的语言规则；一味地追求“洋味”，不适当地用一些外来词代替原有的汉语词语，或生造一些不伦不类的洋味词，并将之当做一种语言时髦，希望借以显示某种“新潮”，除了反映着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文化心态，其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造成汉语词语不必要的数量增加和词义混乱等，因此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一种语文的词汇发展，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时又是多元现象的统一体。在某种时候或情况下，它甚至表现出极为矛盾的现象。追求快捷和简明，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反映在新词创造中，便是大量省略词的出现。但矛盾的法则自有其广泛适用性。在省略词大量出现的同时，新时期的词汇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奢靡现象。如果说唱了两支歌就称为“歌唱家”，发表了两篇“豆腐干”大小的文章就冠之以“作家”，动不动就称“著名”，就是“突破”，还只是词语使用上的奢靡，那么，“超”字的滥用，则是新词创造中奢靡倾向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一流”本来就有第一等、最高层次的意思，“豪华”即富丽堂皇的意思，但近年来却又造出了“超一流”、“超豪华”等语义重复的新词语，“超一流选手”究竟是什么样水平的选手。如果真是超过了“一流”，那么“一流”便不再成其为一流而沦为二流，“超一流”的说法仍不成立，因为不管实际水平如何变化，“一流”始终是指名列前茅者。再从另一方面说，倘若某人水平超过了现在的“一流”便可称作“超一流”，假如再有人超过了他，是否就该叫“超超一流”呢？显然不行。类似的例子还有“超大”、“超小”、“超薄”、“超宁静”、“超效能”、“超自然”等。其他如“德育教育”等的重复构词方式，亦属上述奢靡倾向的反映。对于这种现象和上述一些不规范的新造词，至今却少见有人提出批评和纠正，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并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关注并引导词汇创造的健康发展，都应当是语文工作者和语言学界的现实使命与份内职责。
综上所述，新时期汉语新词的创造，取得了很大成绩，给整个词汇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在某些方面也显露了一些不可取的倾向，这又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注意和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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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词新用是新时期词汇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现象，这里所谓旧词，是相对于新创词语而言，其所指是前此已有的词语。
新时期的旧词新用，主要由两种情况构成：第一种是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久已不用的一些词语，在新时期被重新启用。就大多数情况来说，这些旧词的“复活”，常常是依赖了其所指代的事物及现象的重现于世。例如，股票交易在解放前的中国极为常见，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就不乏此类内容的描写，因而有关股市行当的一批词语，在当时的社会传媒和人们的语言交际中，是使用率颇高的常用词汇。及至新中国以成立以后，股票及股市交易被取缔，与此相关的词语也就随之而渐被存置和淡忘。现在，随着股份制、股票市场作为新的经济改革产物重新出现，“股票”、“股市”、“股民”、“股息”、“炒股”、“牛市”、“熊市”、“开盘”、“收盘”等一大批旧有词语，也就重新“复活”，并成为颇具新鲜意味的流行词语。与此情况相似的词语还有“老板”、“经理”、“保镖”、“拍卖”、“经纪人”、“黑社会”等。这种旧词新用，就其性质来说，并不具有语义学的意义；其“新”与“旧”的对举，指述的主要是二者之间的时间错位。“旧”词“新”用，词义并无实质性改变，而只是同一词语所经历的跳跃性时间流程。但由这种词语使用的时间错位现象，我们可以探寻到时代变迁对于词汇取舍及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新时期旧词新用的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有极大的不同，它是在赋予旧词以新的义项后，将之使用在新的语境中，表达一种新的语义，举“炒”为例，《辞海》释义为两项，一是“把东西放在锅里翻拨使熟”，二是通“吵”；《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则均为一项，释文虽略有歧异，但意思与《辞海》第一项基本相同。而现在“炒”的词义的使用，已大大超过上述工具书的释义范围。除了原有的作为烹调方法的义项仍在使用外，“炒”又增加了“通过买进卖出某种东西借以牟利”和“解雇，辞退”两个新的义项。“炒股”、“炒汇”、“炒地皮”、“炒买炒卖”、“股市价格被‘炒’了上去”等词语、短句中的“炒”，使用的就是第一个新义项。近一时期，由这一义项又引伸出“借助舆论反复传扬某种东西”的新含义，出现了“炒新闻”、“炒明星”等新的用法。“炒”的第二个新义项“解雇，辞退”，则是经过几层转化而形成的。先是“炒鱿鱼”作为港台地区方言，借助鱿鱼片被爆炒后成卷这一形态特征，暗含“卷铺盖走人”之意，用以表示“解雇，辞退”；嗣后又在此基础上将“炒”单独使用而表示上述含义，如“他让老板给‘炒’了”，“你不好好干我就‘炒’你的‘鱿鱼’”等。通过“炒”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类旧词新用，一旦其新义被认可，往往具有极大的新词再生能力，所以，新词创造与旧词新用有时是二者合一的。当然，并非所有新用的旧词都有这种能产性；一般说来，合成词的旧词新用大多是固定单义的增加。如现在常用的“上山”与“下海”两词，前者所用的新义是“登上某一知识领域的高峰”，后者则是“由从事精神劳动的行业转为经商”，它们通常都是以固定的形式使用，所能再生的词语数量有限。属于这类情况的词语还有“包装”、“先生”（用以指代丈夫）、“小皇帝”（指代被娇宠的独生子女）等。
旧词新用，无论是上述的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类型，就其总体来说，对于丰富现时的汉语词汇，增强词语的概括、表现功能，都具有实际的积极意义，因而应予肯定。但对于下面的一些不可取的现象，我们则有必要给以批评：一是某些词语不适当的泛化使用，例如，“城”本来的意思是“城墙；城墙以内的地方；城市”，但现在出现的某些以“城”为语素组合的新词，却在使用中把“城”的词义作了不适当的泛化；如果说“科学城”、“教育城”、“卫星城”、“汽车城”的称谓还与“城”本义较为吻合的话，那么，三张餐桌的小饭馆就称“火锅城”，不足十米的小门脸儿也叫“文具城”，其它还有“壁纸城”、“家具城”、“家电城”等，实际上是把“城”作为“店”来使用的。二是广告用语任意拆拚成语和固定性短语，如“‘码’到成功”、“无‘网’不胜”、“够威够力”等。仔细分析这些现象，词语的不适当泛化使用也好，任意乱改成语和固定性短语也好，其结果都是造成了词义理解的混乱，妨碍了有关词语的规范化使用和词汇的健康发展。诚然，语言发展中也有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因错就错的先例，但这绝不能成为见错不纠的托辞。因此我们应当对上述现象加以正视并提出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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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所具有的表述、交际功能，决定了词汇的发展不仅包含着生产、创造的过程，并且包含着传播和使用的过程；而所谓传播，则又展开在空间和时间的两个维度上。因此，把新时期的汉语词汇发展纳入传播学的视角和范畴进行观察与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其中的一些较为显著的空间及时间现象。
新时期词汇传播最突出的空间现象之一是方言词的跨地域流行并进而成为普通话的共用词语。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北京方言词和港台方言词的广泛流行上。十分有趣的是，这两种方言词的地域位置恰成南北相对；而且仔细分析它们得以跨地域流行的原因和推动力，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先说北京方言词的流行。跨地域流行的北京方言词，就其内容构成来看，较少以往那些带有浓厚胡同色彩的传统方言词，如“
”（看、瞧）、“打镲”（起哄、耍笑）、“肝儿颤”（害怕、胆战心惊）等，而主要是近年来产生的新方言词，如“侃”、“火”、“灭”、“宰”、“侃爷”、“侃大山”、“大款”、“大腕儿”等。这些词语，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的广泛传播，现已逐渐为京都以外地区的人们熟悉并接受，成为使用地域较广、使用频率甚高的普通词语。上至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这样的全国性传媒，下至《南方周末》、《新舞台》这样的地处南方的地方性报刊，都不时出现上述词语。北京方言词何以能够如此流行呢？第一个不能否认和忽视的因素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一特殊地位，无形中便使得包括语言、词汇在内的北京的一切，都平添了一层似足认可与效法的意味和色彩。所以，尽管北京方言词的流行过程中并无行政力量和行政命令的干预及推动，但因社会地理位置特殊而引起的仿效心理效应，确是其得以跨地域流行的成因之一。
比之社会地理位置因素，对北京方言词的广泛流行更具决定意义和直接作用的是文化，是北京所具有的特殊文化优势。这是因为，语言、词汇的传播和接受，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而北京既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同时又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中心，客观上为包括方言词在内的北京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便利，而且北京还荟萃了许多的文化精英，并经由他们的参与和创造，产生了一大批“京味”浓郁的各类优秀作品，在生动展示和传达北京风貌及北京人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的同时，也赋予了北京新方言词以丰富的表现力。于是，人们在欣赏、接受这些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在逐渐接受和认可着融汇其中的一些北京方言词。因此可以说，文化的优势，是北京方言词得以跨地域流行的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大概没有其他哪种方言词能具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
新时期以来港台方言词在大陆地区的流行，是一个毋须讳言的客观事实；“大哥大”、“发烧友”、“打的”、“埋单”等词语已为人们所常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其中既有文化的因素，也有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心理的因素。就其得以形成的社会人文、心理背景而言，与前述“洋化”倾向的产生有着被引入和接受的；在其背后，也同样既显示着大陆文化胸襟的开放，又多多少少掺杂了些许以沾染港台风味为时髦的盲目心态。不过，在词汇学的意义上，“洋化”词语的大量出现与港台方言词的流行有着性质的区别，前者属于不同语种间的词汇移植，而后者则是同一语种内方言词的跨地域流行。
不论是北京方言词还是港台方言词，其所以难免跨地域广泛流行，除了它们各自的特殊因素，都还共同得力于当前传播媒介的现代化和多样性。而如果仍是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原始交际方式，便很难设想特定地域的方言词会像现在这样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内流行。
前已谈及，语言、语汇的传播是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开展的，因此它既表现着空间特征，也具有时间特征。如果说方言词跨地域流行是新时期词汇发展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空间现象，那么词汇传播、接受速度的加快，词语新陈代谢周期缩短，则是新时期词汇发展较之以往具有明显不同的时间现象。稍加留意便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一个新词语产生以后，往往在很短时间内，有时甚至是在一夜之间就传布甚广，并被普遍认可和接受。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一个“3.15消费者晚会”，便使“打假”一词风行全国，毫无疑问，这种结果的产生，依靠的主要是传播媒体的现代化和多样性。而词语新陈代谢周期的缩短，则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当今的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变革，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纷至沓来，生活时尚和社会热点也频繁更迭，语言、词汇作为社会现实和人们思维的反映，也就很自然地要适应并反映这种快速更替的发展节奏。曾几何时，“对话”、“清污”、“走穴”、“霹雳舞”等，都还是颇为时髦的流行词语，而现在却已渐被存置和淡忘。新时期的汉语词汇发展就是在这种快节奏的新陈代谢中，呈现着蓬勃活力，完成着辉煌的创造和成果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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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时期纷坛多姿的词汇发展现象，该如何从整体上认识、理解它的发生，评价、判断它的价值和意义呢？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包括词汇在内的一切语言现象，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不仅都有着内在的社会原因，而且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意义，具体到新时期的词汇发展，它既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进行历史转型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这一阶段社会历史特征的一种反映。所以，用动力学的观点、方法探求其发展动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新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思想变革，没有改革开放后大量新事物的涌现，便不会有新时期词汇发展的活跃与丰富。另一方面，把词汇发展作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特征的一种体现物，我们又不难从中观察、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迅速和历史变革的巨大。与此同理，新时期词汇发展中所表现的缺点和问题，也正反映和说明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历史转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难如人意之处和需要认真解决的课题。其次，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新时期词汇发展异常活跃的局面，又一次证明词汇作为整个语言发展的前沿领域所具有的活力。语言发展史表明，一种语言能否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使用者中保持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赖于该语种词汇紧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及丰富的。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的词汇发展与电脑汉字处理技术的进步，作为汉语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在赋予汉语以鲜明时代气息的同时，也有力地表明古老汉语仍具备着蓬勃的发展生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此外，新时期的词汇发展还为当前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典型价值的鲜活标本和许多可资吸收的新资料、新内容。比如，借助它，语言学界可以更切近和实证地探讨词汇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探讨不同语种间词汇互融较之以往有什么新变化，研究新的词汇发展对语言的其他组成部分带来怎样的影响，等等。可以相信，通过这种对最新材料的实证性研究，我们一定能从中汲取一些新鲜“营养”，从而使我们的词汇学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理论面貌更具时代特色。
在对新时期词汇发展现象进行了粗略的分析以后，我们还有必要强调一点：新时期词汇发展研究作为一项现实性很强的学术研究，如果仅仅局囿于学术层面、理论范畴的考察、分析，还不能说是完成了这一工作的全部使命；如何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词汇发展和大众语言交际的现实，从专业的角度，制订相应的文化、语言工作对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纠正存在的问题和偏向，引导、促进词汇以至整个语言的健康发展，也是这种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