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协同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津冀论文,产业论文,一体化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14)03-0001-07 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规划早于十年前就已提出，而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首次将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他所指出的，“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1]，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三地的科学协同发展。而区域的科学协同发展，是建立在区域产业之间的科学协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大力推进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题中之意和必然要求。正如纪良纲、晓国所认为的，“整合京津冀地区的存量资源，积极推动京津冀形成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根本途径”[2]。 显然，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产业协同发展已具备其有利条件。例如戴宏伟认为，京津冀在要素禀赋上具有很强的产业结构梯度和互补性[3]；祝尔娟认为，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落差，为区域产业升级与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4]。当然，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也面临着不利条件。比如刘东生、马海龙认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还具有产业趋同现象明显、合理的产业分工协作缺乏、中心城市辐射功能较弱等问题[5]；纪良纲、晓国认为，京津冀还没有形成明显的产业链[6]。为了促进京津冀产业发展，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认为，京津冀地区应当按照“优势集成、高端引领、协同共赢、点轴支撑、跨越发展”的“20字”思路，加速提升该地区整体科技实力，发挥对全国的引领和辐射作用[7]；魏后凯认为构建产业新型分工格局是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内容，建议构建京津冀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并不断推进产业分工模式的转化[8]；王宪明指出，实现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目标的重点是推动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利用京津两市金融支持基础雄厚，科技人才众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这些特点，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向产业链条下游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9]。 虽然有不少学者对京津冀产业进行了研究，但是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角度进行研究的还较少，而系统地分析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协同发展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不利条件的就更少了。加之目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较低，诚如张贵等学者所指出的，京津冀之间尚缺乏深层次的产业分工和协同[10]。因此，本文试图在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现状、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产业协同发展对策建议，以期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和启示。 一、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现状 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现状的概述，旨在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提供更合理的现实依据。
京津冀区域(首都经济圈)作为优质生产要素富集的载体，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区域经济中心。总面积约为2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9%，2013年区域总人口10900万人。2013年GDP合计为62171亿，占全国的比重为10.9%。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现状从表1可窥见一斑，而进一步深究我们发现，京津冀的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一)发展阶段的差异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和首位城市，北京已迈向后工业化社会。从图1可见，北京的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逐渐降低，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为0.8∶22.3∶76.9。根据库滋涅茨的依据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理论，北京很明显已迈向后工业化阶段。整体而言，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从图2可见，1993-2013年，天津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呈现此消彼长的波动变化，且第二产业始终是第一大产业。2013年，其产业结构为：1.3∶50.6∶48.1，天津明显地处于工业化后期。从图3可见，河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2013年，其产业结构为：12.2∶52.1∶35.5，工业化中期的特征明显。
图1 北京1993-2013年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中经网和《北京统计年鉴》。
图2 天津1993-2013年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中经网和《天津统计年鉴》。
图3 河北1993-2013年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中经网和《河北统计局》。 (二)主导产业的差异 北京产业发展呈现出后工业经济和“服务主导、科技主导”的高端化趋势的突出特征。第一产业作用微乎其微，观光农业大有发展潜力。第二产业比重较低，内部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形成以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结构，且呈现服务化特征，尤其是制造业的服务化。第三产业稳居主导地位，呈现高端化特征。从图1可见，第三产业从1994年开始就稳居北京三次产业的第一位，2006年以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70%，截止2013年，北京是全国唯一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70%的城市，这标志着北京已经步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阶段。 天津第二产业占主导，呈现重工业化和高新化特征。天津的第二产业体系完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天津在加工制造业及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行业方面有优势，为了打造支柱、抢占高端、支撑发展，天津已形成了由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两大板块组成的八大优势产业。整体而言，天津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呈现出重工业化、深加工化、集约化和高新化等趋势特征。 河北也是第二产业占主导，但第一产业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粮棉生产地位重要，畜牧、蔬菜、果品生产规模较大。第二产业以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增长。从图3可知，1993-2013年河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50%左右，为河北第一大产业。从内部结构来看，以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以钢铁工业为代表，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11] (三)第三产业内部的差异 北京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呈现高端化特征。这表现为：从增加值绝对量来看，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为19.07%，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占16.77%，接着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11.85%；从增长速度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另外，北京是中国智力资源最丰富的城市，科技创新已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天津的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产值规模到“十二五”末有望超过第二产业。从增加值来看，2013年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8.1%，与第二产业仅相差2.5个百分点。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传统支柱行业，如商贸、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均超过了两位数增长；新兴服务业中，创意产业和科技服务业比传统支柱行业增长还快，同时，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和旅游项目建成开业，总部经济、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等新兴服务业也取得新进展。 河北的第三产业比较滞后，且以传统服务业为主。1993-2013年，第三产业在30%上下浮动，且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等传统产业增加值比重偏高，金融、保险业等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发展不足。 二、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的条件 京津冀区域合作由来已久。从产业发展上看，取消对商品流动的限制，实现贸易一体化是第一步，然后是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一体化。近年来，京津冀跨行政区的产业转移频繁，是要素一体化的主要体现，例如已有近百家北京企业搬迁至周边的河北各市。可以说，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已取得一定成绩，而如今正处于提升水平的重要时期，必须牢牢把握和利用优势条件，妥善应对和转化不利条件。 (一)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 独特和雄厚的优势条件，以及良好的机遇，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优势条件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具备独特和雄厚的区位交通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 (1)区位和交通优势。北京区位和交通优势突出，具有联结东北、华北、西北乃至全国的枢纽性区位。北京是京津冀三地中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是区域经济循环网络的重要空间节点，是大宗商品的交易地和进出区域货物的中转中心，技术流、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人才流等都在北京高速集散[12]。天津的港口优势明显，是以货运为主的海陆空一体化的综合运输枢纽，拥有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综合性枢纽大港——天津港，港口的建设和发展对滨海地带的临港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而滨海地区丰富的滩涂资源又对发展重化工产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河北围绕北京和天津，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交通发达，铁路有京广、京九等十八条国家铁路干线从省内经过；公路的通车里程在全国名列前茅，已形成快捷的网络通道；港口有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在全国港口运输中处于主力地位。 (2)资源优势。北京最突出的是人力资源优势。北京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研究领域辽阔、有雄厚研究力量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是全国最大的科研基地和国内外科学技术信息的重要集散地，聚集和培育了大批人才。另外，北京的旅游资源优势明显，北京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达200多处，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祭天神庙天坛、皇家花园北海、皇家园林颐和园及八达岭长城等名胜古迹。天津矿产资源丰盛，有金属矿、非金属矿资源和地热资源30多种。在人力资源方面，也具有科技和人才优势。全市拥有多所科研机构，形成了门类基本齐全、层次结构比较合理的教育体系，为各类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河北具有明显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优势，它提供了京津产业发展所需的50%以上二次能源、80%以上基础原材料。目前，已探明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十位的约52种。其中，煤、铁、石油、金以及各种石灰岩等在全国占有优势，这些资源储量丰富且分布相对集中。 (3)产业优势。总部经济是北京发展首都经济的突出特征，从而提高了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吸引了大量资金向北京的聚集，为北京创造了资金优势。同时，北京是区域内现代化制造业的研究开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及管理控制中心，占据产业链条的高端位置，可以说服务经济是北京经济的主体和优势所在，是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石。天津的产业优势主要还在于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其制造业在总体规模和技术密集度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现代化制造业基地和研发转化基地，处于产业链条的中端位置，拥有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等优势产业，形成了以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新技术性工业和石油、化工、冶金等重化工业并重的格局。河北是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原材料工业基地、农副产品主产区、二次能源基地、一次能源运输通道、化学制药基地。首先，作为农业大省，其农业资源和农产品丰富多样，蔬菜占据京津市场的一半左右，生猪、活牛、活羊、禽蛋分别占京津市场的1/2、2/5、1/4和1/2。 2.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机遇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目前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急剧动荡逐步缓解，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度变革和调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产业转移趋势将发生新的变化，为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竞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从国内看，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市场潜力巨大，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对于北京来说，国家综合国力和首都城市影响力整体提升，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关注北京，为北京寻求多方面、多层次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总书记视察北京之后，明确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首都非核心功能的疏解，将成为持久推进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北京城市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在有效带动发展的同时，不断推动供给升级，为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新的条件。同时，京津冀发展区域的崛起，区域城市群的蓬勃兴起和共同发展，为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北京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发展腹地，增强首都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 其次，从天津看，天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和生态城市，滨海新区要建成“现代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都面临新的机遇。中央对实现天津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寄予巨大的期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将为天津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 最后，从河北看，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和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发展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将获得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发展前景更加广阔；冀中南地区列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有利于发挥京广、京九沿线地区既有优势，加快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依托产业转移，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加快，有利于河北承接产业转移并吸纳京津先进生产要素，把独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发挥新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比较优势，促进全省经济转型升级。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不利条件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具备其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还存在资源短缺问题、“城市病”和城市辐射能力不足、经济发展动力减退、京津冀还没形成明显的产业链、京津冀三地缺乏合作理念和合力、京津冀“极化”现象明显等不利条件。 第一，资源短缺问题突出。一是水资源严重短缺。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012年为193.2立方米，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线；二是土地资源短缺，土地供需矛盾相当突出，这充分体现于房价高昂。三是能源对外依赖性大。北京是国内第二大能源消费城市，能源消费总量仅次于上海市，2012年能源消费总量为7177.7万吨标准煤。但北京能源却极为有限，因此，诸如电力、煤、天然气等能源都高度依赖外地。天津同样是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短缺。天津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012年为238立方米，人均耕地不足全国的一半，地力消退、生态环境维护的矛盾较为突出。滨海地区虽有土地资源可供利用，但存在大批的盐碱地。河北的资源环境约束也在加剧，资源支撑能力减弱，生态环境容量不足。 第二，“城市病”和城市辐射能力不足。北京面临的是“城市病”问题，城市基础设施由于人口的过快增加，面临巨大压力，运行管理压力更加凸显。道路交通设施承载力明显滞后，污水管网和处置厂、热力管网等环境基础设施与国际大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地下管道等存在老化现象。交通拥堵，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应急协调面临更大考验。天津的城市辐射能力不足，主要是其产业结构的自我循环，与海外和区外的联系远远大于与周边北京市和河北省的联系。河北省的主要城市辐射带动能力都不强，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中城市数量少且功能不够完善是主要原因。 第三，经济发展动力减退。北京产业发展面临一系列制约和影响科学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威胁。世界范围内对经济、科技制高点，以及国内地区间对高端要素和产业资源的竞争日益加剧，深入调整结构、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产业在城乡和区域内的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加迫切，改变薄弱地区发展状况，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天津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服务业问题。服务业虽然历史悠久，体系比较完整，但发展速度还不够快，水平不够高，服务功能还不够强，缺乏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制约了天津的现代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大发展。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尽管天津目前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但存在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大项目投资和外商投资拉动，消费驱动力和创新驱动力还不够等突出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创新创业环境还需优化。河北省产业发展的限制条件比较多。首先，人才相对短缺，人才培育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其次，结构不合理且层次低，尤其是服务业水平低，其增加值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次，产业现代化程度不高，许多产品属于低附加值产品，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产品技术含量不高，节能减排压力大，发展方式较粗放。最后，物流业现代化程度低。虽然河北三大港口转运下水的煤炭占全国港口煤炭转运总量的70%以上，但煤炭物流还停留在装卸和交通运输环节；鲜活农产品冷链流通的比例很低，果蔬、肉类、水产品在途损耗率分别高达20%、12%、15%。 第四，京津冀还没形成明显的产业链[13]，一体化水平有待提升。近几十年来，由于行政区划的作用，“强势政府”的行为，京津冀地区不能在区域内有效配置资源，产业链不能在区域内有效衔接，难以形成分工细腻、丰富多彩、厚重的产业链。虽然近年来京津冀在产业分工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产业同构化程度有所下降，产业转移与承接更加活跃。但是，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水平不仅与自身区域一体化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也与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的产业分工合作水平有明显的差距。 第五，京津冀三地缺乏合作理念和合力，缺少从区域利益出发考虑统筹兼顾，在地域上没有统一的产业发展规划。地处大陆北方，京津冀历史上长期处于国家的核心地带，等级观念较重，与东南沿海开放较早的地区相比，开放程度明显较低，合作意识不强。尤其北京和天津都具有直辖市的政治地位，相距只有137公里，加上二者行政体制的分割，造成了利益的冲突。同时，高层次合作协商机制又缺乏、三方合作模式不明确，基于整个区域考虑的合作并不多。 第六，京津冀“极化”现象明显。北京和天津两大中心城市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河北的经济实力较差，这种差异导致了资源与人才呈现单向流动，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同时京津冀地区没有形成有序的梯度、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不足，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间层次的城市，导致发达地区所出现的产业聚集、形成的产业规模和产业链向周边落后地区推广和扩散相对缓慢[4]。 三、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根据目前京津冀产业发展现状和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为了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总体而言，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应该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进行合理的分工，既要做好产业间协同分工，也要做好产业内协同分工。一方面，对于产业间协同分工，北京具有第三产业优势，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天津、河北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北京要着重提升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使之更好地服务区域、服务全国、辐射世界，同时进行产业转移，使产业发展具有持续的生机和活力。天津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应紧紧围绕国家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制造业基础优势，提升现代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水平。河北应提高传统产业竞争力，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积极培育壮大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另外加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构建具有河北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使河北成为京津农产品供应大后方。另一方面，做好产业内协同分工，京津冀三地要突出产品专业化和功能专业化，围绕产业价值链分工，在京津冀区域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深化京津冀三地企业间上下游合作，形成错位竞争、链式发展的整体态势。 其次，京津冀三地要有序推进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产业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会经历初创(导入期)、成长、成熟和衰退(或蜕变)四个阶段，只有适时实现升级或者转移，产业才能遏制住命运的咽喉，实现蜕变，重获新生。京津冀三地产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各自的生命周期，通过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集聚、链接和融合，才能为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河北是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它要根据自身优势进行理性承接，同时要把自己摆在和京津同等地位的省级行政区，不是谁服务谁，而是相互之间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另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或多或少转移的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因此要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则需要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改善和补偿方案。 再次，注重产业规划协调，提升京津冀的整体竞争力。一方面，要根据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使京津冀区域经济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要树立全局意识，从京津冀整体利益出发，做好京津冀产业发展的规划协调工作，包括协调产业结构、协调项目安排等，统一制定适合区域特点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从全局出发合理布局重大的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项目等。 最后，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利益格局。北京、天津、河北若依然守着各自“一亩三分地”，那么京津冀产业发展就形不成合力，反而可能形成阻力，更不用说京津冀一体化的实现了。而要破除“一亩三分地”的短视思维，单靠三地的自觉是不行的，需要建立区域利益协调的长效机制，实行政策一体化，才能实现三地产业协同发展，最终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产业协同发展当中政府占主导地位，而是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充分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加强各主体之间的密切配合，这才是当前区域产业合作和经济合作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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