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伟迪[1]2013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研究》文中提出观念更新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观念更新推动着改革开放的向前发展，冲击人们僵化封闭的头脑以及不适应于社会进步的规章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运而生正是观念更新的一个具体表现。观念更新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一个实际问题，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创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广泛深入已经促进并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步向前。回顾和总结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来把握规律性，对深化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进程及基本经验、启示进行宏观的理论分析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状况和未来趋势进行一个整体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探讨，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本文是基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作为理论切入点。选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问题与方法入手进行研究，对观念更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内涵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再到对其理论基础的深入剖析，把社会存在与社会辩证关系原理在基于对文本的解读上给出了详细的回答，同时又对观念更新与思想解放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历史依据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基础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之间的差距问题，如何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现实要求决定了必须要在实践基础上来建设现实社会主义，又从国际形势上来解析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队伍中应对挑战和机遇要求。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从萌芽到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初步探索开始，解放思想的提出与新观念的酝酿再到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概念的首次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重大突破，涵盖了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市场与计划关系的重新认识与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重要理论突破以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新世纪新阶段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建设的新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深化认识，直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高度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化对社会主义运动整体性的认识，要全面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培育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念，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坚持观念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观念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模式，深入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在研究观念更新基本经验上，阐明了观念更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探索的重要动力，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是观念更新主体和主导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上，明确改革、发展、和谐是观念更新的基本目标，道路、制度、理论则是观念更新的主要成果。在研究观念更新的启示上，笔者认为观念更新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具体要求和重要体现，自觉推进、不断推进、深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要求、理论的创新路径、发展的基本任务。中国道路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种种成就的种种原因，就在于坚持了观念更新，坚持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了中国理论。
李艳[2]2013年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叁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叁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叁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朱成燕[3]2016年在《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制度演化论的视角下,分析了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产生、延续和变革的历程。具体的个案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而非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制度变迁历程反应了制度演化论中环境、行动者、结构叁者互动的演化模式,但又有其特殊的稳定性特征。其稳定性来源于中国单一制的纵向政治制度设计,中央掌握着人民一揽子授予的国家治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的再授予。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这种权力隶属关系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通过纵向政府间组织、利益、责任这叁重连带机制表现出来,蕴含在纵向政治制度结构之中,并保持着该制度的稳定。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政治领导人观念演化的产物,而其观念的演化基于对制度认知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刺激。首先,制度认知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危机证明了原有观念的异常,因此,政治领导人在制度危机的倒逼下进行制度变革。其次,外部环境的刺激增加了政治领导人发展的压力,驱使他们主动寻求制度变革,以保护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延续下去。此外,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关键行动者还会受到已有制度结构和认知经验的影响。因此,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变革主要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使制度变迁同时呈现出发展性和稳定性的双重特征。通过比较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变迁过程,可以归纳出叁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一是纵向权力分配体制的调整。即中央通过调整纵向权力分配来调动中央、地方、以及企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但受已有制度结构和认知经验的影响,中央在纵向权力调整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党领导军队”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对军权和人事的控制并没有放松。同时,中央在进行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牢牢控制着税种、税基的确定和划分,在事权的下放过程中始终掌握着否决权和干预权。这些恰恰是在放权的过程中保持纵向政治制度不偏离单一制这一基本制度框架的要件,有助于维持纵向政府间组织、利益、责任叁重连带机制的协调一致运作。二是权力运行机制的调整。本文通过历时性的比较发现,纵向政府间叁重连带机制的运作方式经历了一个“刚性运作—柔性运作—刚柔并济的弹性运作—规范化运作”的演变过程,以配合不同历史阶段上中央战略目标与纵向权力分配体制的变化,使制度在不同的运作方式中释放出不同的制度功能。叁是制度匹配,即通过对相关的制度子系统进行改革,或添加衔接性的制度,使整个制度系统能协调有效运转,避免因政治生态的变化或某一项制度变革而引发的不同制度子系统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概言之,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是顶层通过上述叁种机制对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
陈明辉[4]2017年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与宪法学的应对》文中研究说明自1840年卷入现代化潮流以来,中国不可逆转地处于转型的过程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惟有改革开放之以后,随着国家治理基本方略的转向,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才真正开始飞速发展。叁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现代化面貌。但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转型也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针对改革和转型中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意味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的转型已经到了一个促进质的飞跃的端口。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决定了中国能否整体性地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能否实现一百多年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以转型期中国的国家治理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宪法学的视角对当前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宪法作为法治体系的核心,作为国家制度文明的承载者,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要求,理应充分发挥其根本法的地位与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如何在宪法理论和现行宪法制度框架内解释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宪法学应当作出的智识贡献。本文作为将国家治理作为宪法命题加以研究的尝试之作,国家治理如何构成一个宪法学命题?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宪法学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宪法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这些构成了本文所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的导论部分论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构成一个宪法学问题,并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顾,指出既有的国家治理研究的成就与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一章是本文的总论部分,其目标主要是奠定本文的整体框架和结构。该部分先是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国家治理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这两个层面的任务。通过经验材料的梳理和归纳,本文指出了转型期中国国家治理在这两个层面均面临危机。而要解决转型期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需要完成叁项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国家认同的现代化重铸。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危机,而国家认同主要应对的是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危机。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认同也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对应,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提出叁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将宪法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结构、将宪法作为治理思维和治理方法、将宪法作为国家认同纽带,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叁种不同的宪法理论,由此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国家认同的现代化转型。第二章针对的问题是如何从宪法学的视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如何打造有效政府和法治政府,而不是为了治理的有效性一味地牺牲现行宪法所确立的法治框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从实际建立和运行的治理体系未完全遵循宪法确立权力和资源分配结构中找到部分答案。因而要完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优化,首先要回归现行宪法确立的治理体系之中。当然,以现行宪法约束国家治理体系仅仅是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法治化要求。对于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本章提出了“宪法分权”的概念,试图通过宪法分权来激活各类宪法主体的活力,从而提升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宪法分权是法治分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是指各类宪法主体凭借宪法的授权而取得相应的宪法权力和宪法地位,从而拥有与其他宪法主体相对抗的自主领域。宪法分权理论能够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各项制度之间的制度间隔,为各项治理体系找回自主空间,从而起到激活其治理主体地位的功能。用宪法分权理论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包括叁项内容:一是央地分权,以此优化国家治理的纵向结构;二是横向分权,以国务院行政分权为例优化国家治理的横向结构;叁是社会分权,寻找在宪法框架内赋予社会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利,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第叁章针对的问题是如何从宪法学的视角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概念汲取了西方国家能力概念的内涵,但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情景化改造。简单来说,国家治理能力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各类治理主体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与业务能力。既然能力是人意志和力量的体现,是人为实现特定的目标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据此,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又可划分为作为主观条件的治理思维以及作为客观条件的治理方法。再根据国家治理结构中政府与公民的地位差异,将国家治理能力划分为政府能力和公民能力。由此将国家治理能力问题转化为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能力两个子问题。其中,政府治理能力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政府治理思维和政府治理方式,公民能力划分为公民意识和公民行动。这也构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框架。对于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能力,本文提出了宪法作为一种思维和方法来解决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所谓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就是运用宪法思考并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具体来说,宪法思维和宪法方式包括了权利思维与权利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民主思维与民主方式以及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四项基本内容。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坚持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的四项内容能够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治理绩效。第四章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用宪法重铸国家认同。国家治理不仅应当关注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的问题,而且应重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针对的主要是有效性问题。尽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能够强化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能够解决的仅仅是“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而“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尚未纳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来。“国家”的合法性即国家认同,是指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一种想象和心理依附,集中体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治理危机,世界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困扰。转型期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当前的港台问题、西部边疆问题、国际移民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等即是明证。本章指出,诱发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过程中支撑中国国家认同的诸要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消散,而国家没有及时有效地提出替代性的认同纽带来重塑国家认同,从而造就认同真空,诱发认同危机。对此,需要以宪法作为新的国家认同纽带,用宪法爱国主义作为理论指导,重铸国家认同。具体的方法包括:(1)理想塑造认同,即用宪法中确立的共同政治理想——“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塑造国家;(2)利益塑造认同,即通过人权保障和民主制度凝聚人心,强化国家的向心力;(3)象征塑造认同,即以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为契机,推动宪法的国家象征化,增进国家认同。
郑云天[5]2014年在《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探析》文中指出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命题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学”再度升温成为国外学界的热门领域，由此推动国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不断趋于成熟，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也随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因此本文将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研究的学术话语作为分析对象进行解构，目的是把复杂矛盾的、零星碎片化的国外学术话语进行归纳、梳理和分析。从概念看，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的各类理论及现实问题所进行的内在认知与外在阐释的一种总体性框架结构。从演进过程看，这一体系的发展主要受一系列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苏东剧变、拉美模式的困境、“华盛顿共识”神话破灭、东亚模式的成功与转折、欧美发达国家陷入发展困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迅速崛起等动因的助推下，出现了“国外汉学”、“中国转型”、“中国发展”、“中国崛起”和话语体系基本形成等几个历史阶段。从主要内容看，这一体系包括立场、视角、观点和方法四个方面。其中，基本立场包括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和相对中立；研究视角囊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性质、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观点涵盖经济现代化与改革转型、政治民主化与执政党建设、文化多元化与社会发展、全球影响力与国际形象；分析方法例如文献资料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社会调研与案例分析法、定量及模型分析法等。此外，这一体系具有以下特征：独立研究与利益诉求交织、中国国内现状与国际环境双重影响、学术话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涉猎领域与视角复杂多样等。同时运用SWOT分析法，可以通过视角转换，进一步探究其内在的优势与劣势、外在的机遇和挑战。经过对国外话语体系的解析，并将国内与国外研究进行深度对比后发现，国内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情形是彼此疏离，针锋相对，另一种是积极互动并建立共识。无论是借鉴还是批判国外研究话语，其核心目的是最终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拓展深层次、宽领域和多维度的立体化研究；推动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走出去”。
孙红军[6]2016年在《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且要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来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战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与路径问题。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主要阐述本文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法治与法治化;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等,主要是本文在后面的写作和分析要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第二章为中西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主要是简要回顾和总结中国清末以前、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府法制(治)化历程;简要回顾和总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政府法治化历程,并从中汲取值得我们今天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进程可资借鉴的经验。第叁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状、成就、实践困境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取得的成就(这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剖析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建成法治政府,并将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具体化为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价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第五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执政党与中央政府“下压”、社会大众“上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上下左右联动、协同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动力机制,从地方政府主体自律、社会主体参与、政社互动等叁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程序机制,从观念更新(法律至上、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和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吏治法治化)、和市民社会建设叁个方面分析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是简短的结论,本文认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最终目标是建成法治政府,而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刘瑞兰[7]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现代性成长研究》文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业己证明,每个社会、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现代化,从而成长为现代性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外源型”现代化国家,要摆脱传统的束缚,实现国家民族的自立自强,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现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和进步,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在不断地推进,并体现出现代性的阶段性成长特征。本文提出和运用政治现代性成长理论,结合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史,通过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起点、目标与任务、动力、指导思想、实践和成长不足的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历程,并揭示这一历程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经验和启示。政治现代性理论既是本文研究的理论范式,同时也是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论文主要分叁个部分：导论、正文和结语。导论部分为理论建构,主要厘定了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性成长,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成长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并阐述了政治现代性成长理论。第一章,分别从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两方面论述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起点。历史起点侧重实践层面,逻辑起点侧重于思想理论层面。第二章,主要从政治现代性一般理论的角度论述中国政治现代性的价值诉求、目标和任务。第叁章对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动力进行研究,主要从经济动力、社会动力、文化动力和主体动力这四个方面分析政治现代性成长的驱动因素,并且认为这四者是综合发生作用的。第四章,基于叁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系统分析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指导思想。分别论述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不同阶段的指导作用。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在不同阶段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其指导思想和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上看,思想理论和实践进程是相一致的。第五章,立足改革开放的历程,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实践作了系统的分析,选取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权威、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参与等方面,论述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历程和成果。第六章,在对政治现代性成长历程和成果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不足。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法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政治决策科学化水平不高以及政治参与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阻碍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重要因素。第七章,研究和概括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经验与启示,提出和探讨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必须坚持的原则、需要甄别的观点和进一步改革的路径。文章结语以全球化为背景对中国政治现代性进行考察,分析了全球化对现阶段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挑战,提出了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以实现新阶段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调整与转换,也是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展望。
郭笑撰[8]2003年在《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国光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研究,他的许多经济观点都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在我国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除了曾经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外,他还被聘为波兰等外国科学院的名誉院士。因此,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刘国光的经济思想都倍受关注。论文主要研究刘国光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经济观点,根据其经济观点,归纳和总结出刘国光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并进一步分析刘国光经济观点对相应时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提供启示。论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刘国光的主要经济观点是如何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刘国光能够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提出哪些具有前瞻性的经济发展观点,这对我们今天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有什么借鉴和启示?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刘国光又是如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和中央的整体战略部署,提出自己的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和建议,并最终被采纳的?论文首先从刘国光的身世谈起,介绍刘国光经济思想产生的最初背景,根据时间和经济思想成熟和发展的线索,对刘国光的经济观点进行评述,从而揭示时代环境对刘国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影响。然后,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刘国光的观点与相应时期经济发展实践和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比较,分析和评述刘国光教授的相应观点,并正确分析其利弊,从中找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同时,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对刘国光有关观点进行分析,找出与整个个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脉络,在此基础上,运用理论创新的原理分析刘国光经济思想当中的创新思想,以便全面把握刘国光的经济思想,并为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参考。全文共分七章(含序言),主要分叁个部分从5个方面问题对刘国光的经济思想进行把握:1.刘国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2.刘国光经济思想的内在统一性(西方市场经济思想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机结合的产物);3.刘国光经济思想在实践当中的应用及其效果;4.刘国光经济思想的来源及其基本特点;5.研究刘国光经济思想的意义及其启示。第一部分总论包括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刘国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主要分析和论述了刘国光年轻时经济思想的萌芽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至“文革”时期刘国光对经济的初步探讨。文章介绍了刘国光的家庭背景与孩提时代受到的经济学熏陶、抗日战争时期刘国光的流亡生涯、刘国光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学习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以及这时期刘国光市场经济思想的启蒙;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介绍了刘国光在土地改革时期的经济思想、他对斯大林模式的客观评价、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分析以及他对平民生活的经济学思考。文章指出刘国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于一个漫长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国光出生于1923年,正是我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的时期,他的成长环境是一个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的时代,在那样的年代里成长的人,对于旧中国所遭受的苦难是感受最深的,因此,也最能理解现代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最能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最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换言之,他对于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应当是独特和深层次的,他的经济思想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他的思维方式是最贴近国家经济发展现实的。这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当时历史时期的整个经济发展以及对现代的影响,进而进一步领会和理解党中央做出的各类经济决策是大有裨益的。第二章:刘国光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特征全面概括了刘国光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即理性思考经济问题、平实概括实践经验、紧密结合借鉴、运用、反映最广大老百姓的呼声、“实用”经济观、稳中求进。文章指出刘国光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实际经济生活,来源于实地的调查研究,最能反映老百姓的真实情况,对于我们了解怎样去关心群众的生活有一定借鉴意义。刘国光的改革方针是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他不主张向前苏联一样采用所谓的“休克疗法”,认为那样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他非常重视改革当中老百姓的反映,经常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他不愿意匆忙提出效果不明显甚至不算太好的改革建议。只有等到他深思熟虑,觉得比较稳妥以后,他才会正式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也十分重视政策建议的实际效果,生怕老百姓在改革中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吃亏。他经常在调查研究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为中国改革保持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在研究刘国光经济思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国最基层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给我们脚踏实地的进行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订提供帮助和参考。第二部分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思想包括第叁章、第四章第叁章刘国光的市场经济思想从刘国光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经济思想出发,首先分析了刘国光在早期对价值规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基于价值规律思想的商品经济观;文章从刘国光的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建设思想两方面出发通过对现实生产力基础的判断与分析提出必须辩证对待原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并由此来确定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文章认为刘国光的经济思想是西方市场经济思想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机结合的产物,对于我们运用正确的方法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刘国光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西方市场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共同锻造的经济学家。因此,他更较于常人能够发现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又在经济过热时,提出实行“软着陆”,并且时常进行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为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参考。他很早就提出市场经济的观点,并十分关注经济特区的建设,为特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建设的具体方案。他同样也关注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建设,为许多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找出路,寻对策。在中央号召进行西部大开发时,他又提出了利用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带动整个西部地区发展的设想。他的这些观点的提出,都与他深厚的经济学功底是分不开的,同时与他的这样一种既熟悉西方理论又了解中国国情的兼容并蓄的广博知识结构是分不开的。第四章刘国光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思想。主要分析了刘国光提出的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思路。刘国光在全面考察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的前提下提出了他的双重体制改革思路,并进一步提出了他对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看法。文章具体分叁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企业体制改革思想、分配制度改革思想和金融与证券体制改革思想。第叁部分综合平衡思想和经济发展思想包括第五章、第六章。第五章刘国光对再生产理论和综合平衡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文章主要介绍了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经济思想和综合平衡的经济思想,通过纵向的比较和分类全面阐释了刘国光在平衡增长、有限买方市场、生态环境平衡等方面的主要观点,并集中分析了这些观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第六章刘国光有关经济发展的思想。主要研究和论述了刘国光有关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其中包括刘国光关于经济增长形势分析的思想、有关如何软着陆的思想、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反通胀、反通缩思想、经济结构调整思想、刘国光对新阶段的重大转折和主要特征的主要看法以及刘国光对21世纪初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的认识,并籍此提出的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若干基本原则。此外,文章就刘国光关于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以及特区经济发展与全方位对外开放等思想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刘国光的经济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被党和政府采用的最主要经济思想之一,对于我们理解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领会党中央的有关精神能起到举一反叁的作用。刘国光的经济理论既体现了革新的一面,又比一些激进的观点更显得稳健。刘国光始终坚持在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结合国情和实际经济情况,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提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对策,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的正确决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改革初期,刘国光就发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强调必须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气候下,加大商品经济发展的力度,重视商品的生产,承认商品是经济的核心,尊重价值规律。他一直都十分赞成和支持孙冶方关于商品和价值规律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最终十分切合实际提出了渐进式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得到中央的采纳和认可。结束语部分则着重指出了刘国光经济思想对于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的重要意义。本论文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介绍刘国光经济思想的一部论着,文中运用路径依赖和理论创新的理论,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刘国光主要经济思想对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部分对未来的预期,并从中考察经济思想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现实的论证,同时还有对比分析等,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张建文[9]2006年在《转型时期的国家所有权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论文要旨与基本线索 (一) 论文要旨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开始了结构性变迁的历程。从经济角度而言，改革的思路，无论是提倡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还是认定我国经济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抑或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的方向还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为传统民法的复活和新生创造了经济上的基础，以维护私人自由为己任的传统民法上的所有权制度受到极度推崇和广泛关注，这早已超出了民法学的范围，法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等任何一个法学部门都无法回避私有财产问题，而且都必须表明对保护私人所有权的肯定性态度，以致私人所有权已无须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辩护。 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尊重、承认和保障私人的经济自由，私人所有权奠定了私人经济自由的物质基础。以私人所有权为中心的所有权制度的研究，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公民所有权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只是主体不同而已，因此，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应当享有完全平等的保护。于是就有人提出了国家为什么不能在竞争性经济领域中存在，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该各种经济成分平等，没有必要刻意地去追求谁进谁退，合理的进路应是国进民亦进，在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观点。认为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本质上相同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国家所有权被私人所有权化了，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之间真的是除了主体不同之外，就没有任何本质性差异了吗?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作为所有权的基本类型，其制度的价值追求何在?完全平等论是否就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必须从将国家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化的人手中拯救国家所有权! 本文认为，所有权的基本类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私人所有权，包括公民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二是公共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基本类型的所有权制度的价值追求、主体性质、客体结构、权能结构相似但并不相同，而且公共所有权，特别是国家所有权在其公共性的实现途径上有其特殊的结构。
文世芳[10]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叁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叁章,主要讨论十一届叁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叁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更新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研究[D]. 于伟迪. 中南民族大学. 2013
[2]. 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
[3]. 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D]. 朱成燕. 武汉大学. 2016
[4]. 转型期国家治理与宪法学的应对[D]. 陈明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5]. 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探析[D]. 郑云天. 清华大学. 2014
[6].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D]. 孙红军. 苏州大学. 2016
[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现代性成长研究[D]. 刘瑞兰. 兰州大学. 2012
[8]. 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D]. 郭笑撰. 武汉大学. 2003
[9]. 转型时期的国家所有权问题研究[D]. 张建文.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10]. 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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