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江南区域文化的典型象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杨柳论文,象征论文,典型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2-0122-06
杨柳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意象，文学上经常吟咏的杨柳通常指的是现在的垂柳。提及杨柳，人们总会把它与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等秀丽的江南水乡风光联系在一起。但杨柳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江南风物的代表。先秦到汉唐，对杨柳的吟咏更多体现出北方地域文化色彩；中晚唐以来，杨柳意象才逐渐体现出江南地域文化色彩；到了宋代，杨柳意象基本定型，成为江南风景和文化的象征。这里的南北区域主要是以江淮为分界线的。杨柳作为江南意象，典型地体现了江南物华繁茂的富庶景象、水乡清柔的秀丽风光和歌儿舞女之乐的欢乐场景。
一、杨柳由北方意象向江南意象的转变
杨柳作为江南意象的重要代表，经历了一个由北方意象向江南意象的转变过程。早期作品中最常见的“杨柳”，如“杨柳依依”的描述，或“细柳营”的典故，多与北方风光和边塞战争相关联，杨柳意象具有浓厚的北方地域文化色彩。中晚唐以来，有关杨柳的经典描述，如“烟柳画桥”，“杨柳岸、晓风残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等，多与江南风光相联系。这种转变在杨柳题材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杨柳是我国较早开发利用的一个物种，在我国分布极为广泛，遍布大江南北。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周易·大过》就以“枯杨生稊”喻老夫得少妻，《孟子》亦有“性犹杞柳”之喻，《战国策》曰：“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1] 838《诗经》是我国北方文学的代表，《诗经》中大部分诗歌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诗经》中记载的植物种类繁多，有一百多种，杨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如《齐风》中的“折柳樊圃”，齐风是齐国的民歌，齐国在今山东境内。又如《小弁》中的“菀彼柳斯”，《菀柳》中的“有菀者柳”。《小雅》产生于周京畿地区，其中最有名的是《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对后世咏柳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采薇》是一首战争诗，诗中关于杨柳的描写是与具有北地色彩的风雪相联系，表达了士兵久戍思归之情。《楚辞》是我国南方文学的代表，多产生于湖北地区。楚地幅员辽阔，土壤肥沃，草木繁茂。《楚辞》中就出现了大量植物，如兰草、芰荷、白蘋等，却很少提及杨柳。我们知道，南方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杨柳的生长，《山海经》中多处出现柳。《中山经》曰：“又东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又东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尧山，……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又东二百三十里，曰荣余之山，……其木多柳。”[2] 其中柴桑之山在今浔阳柴桑县南，与庐山相连。即公山、尧山、荣余山虽不能确定其具体位置，但肯定在南方，可见，柳在南方分布比较广泛。然而，在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中却没有发现柳的踪影。这就说明，先秦时期，在南方人们对柳的审美关注要晚于北方，杨柳从一开始就多出现在北方文学中，带有浓厚的北方地域文化色彩。
汉唐时期，杨柳意象也多体现北方地域文化色彩，这在汉魏时期的杨柳赋和乐府《折杨柳》中可以体现出来。
汉代，杨柳开始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专门吟咏杨柳的作品，这最早体现在杨柳赋中。自西汉枚乘的第一篇《柳赋》后，杨柳赋创作蓬勃兴起，在魏晋时期达到高潮。从作者来看，这些杨柳赋大部分出自北人之手。汉晋时期一共有九篇杨柳赋，分别是枚乘、孔臧、应玚、繁钦、王粲、陈琳、魏文帝、晋傅玄、成公绥之作。他们中除了枚乘、陈琳外，都是北方人。其中孔臧是西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繁钦是东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应玚是汉末汝南(今河南)人，傅玄是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成公绥是西晋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人。从杨柳形象来看，这些作品或者突出了杨柳根粗干壮、枝繁叶茂的伟岸形象，如“巨本洪枝，条修远扬，夭绕连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迹而接穹苍”(孔臧《杨柳赋》)；或者彰显了杨柳旺盛的生命力，如“枝扶疏而覃布，茎森梢以奋扬”(王粲《柳赋》)。在汉赋作家笔下，杨柳更像是北方“伟丈夫”，充满阳刚之气。
除了柳赋之外，汉晋时期还出现了乐府《折杨柳》。《折杨柳》属于横吹曲，是“军中之乐”。《乐府诗集》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3] 309《宋书》载：“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3] 328《折杨柳》民谣传入北方少数民族后，产生了民歌《折杨柳歌辞》和《折杨柳枝歌》，这些民歌后被梁代乐府机关保存，收录在“梁鼓角横吹曲”中。北方《折杨柳》常与杨柳自身的形象相结合，如《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兒。”从中可以看出，杨柳在北方分布很广，其枝条可以用来当作马鞭，还可以用来制作柳笛，就是抽掉嫩柳枝茎中的木质干，留下茎皮，在茎皮一端略加修整即可吹响，犹如笛声，故叫柳笛或柳哨。北朝《折杨柳》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和北人刚劲勇猛的性格，自然具有北方地域色彩。
北朝乐府民歌《折杨柳》传入南朝之后，梁、陈君臣开始拟作，出现了文人拟作《折杨柳》的高潮。梁、陈文人拟作《折杨柳》虽然受齐梁绮艳诗风的影响，闺怨色彩浓厚，但闺中所思之人主要是征人，诗中常用意象、典故多同边塞、军营、战争密切相关，浸染了浓厚的北方边塞气息。如陈后主《折杨柳》：“武昌识新种，官渡有残生。还将出塞曲，仍共胡笳鸣。”其中“官渡”指的是官渡之战，据曹丕《柳赋》序曰：“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4] 1075此外，周亚夫细柳营也是乐府《折杨柳》常用的一个典故，如岑之敬《折杨柳》：“将军始见知，细柳绕营垂。”细柳营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所，据《元和郡县志》载，细柳营在今咸阳县西南二十里。因周亚夫治军严明，后常用细柳营或柳营作为军队的代称。
隋唐时期，两京尤其是长安种柳繁盛，宫廷、官署、庭院、行道、河堤等地多种杨柳以美化环境。这在文学中也多有反映。唐代边塞诗中多出现柳，如李益《临滹沱见蕃使列名》：“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乐府《江南曲》主要是歌咏江南秀丽的自然风光，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江南》中，莲、白蘋等南方植物反复出现，其中“莲”22次(包括“芙蓉”5次)，“蘋”7次，杨柳意象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这说明在时人心目中，杨柳并不像莲花、白蘋一样是江南风物的代表，杨柳更具北地色彩。
中晚唐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在描写江南风景的诗歌中开始出现杨柳，如刘禹锡《忆江南》：“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晚唐更是如此，如黄甫松《忆江南》：“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晚唐五代无名氏的《望江南》：“湖上柳，烟柳不胜垂。宿露洗开明媚眼，东风摇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环曲岸，阴覆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这表明，在时人心中，杨柳成为江南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心转移到南方，杨柳也随之成为江南意象的典型。有宋一代，词为之大盛。宋词可以说是南方文学的代表。据南京师范大学《全宋词字频表》统计，“杨”出现了1042次，“柳”出现了2864次，总数超过排名第二的梅花，“梅”出现的频率是2956次。另外，根据对《全宋词》《望江南》词牌的统计，词中“梅”出现的频率是15次，“莲”7次(包括“芙蓉”2次)，而“柳”是22次，高于“梅”和“莲”。这说明，入宋以后，杨柳已经完全成为江南风物的代表。并且，在宋代之后的《江南曲》中，杨柳意象也频频出现，如明谢榛《江南曲》：“夹岸多垂杨，妾家临野塘。”又如清吴绮《江南曲》：“江南三月杂花生，江上游人春眼明。琪树家家栖海鹤，垂杨处处带啼莺。”可见，杨柳作为江南风景的标志已深入人心。
颇有意味的是，从此即使在北方看到杨柳，人们也会想起江南的秀丽风光。《帝京景物略》曰：“元廉右丞之万柳堂、赵参议之瓠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高林疏柳，沿溪夹岸依依，有江南之色。”(《御定渊鉴类函》卷352)北京名胜万柳堂、瓠瓜亭、玩芳亭等，因河畔栽种杨柳，故使人想起江南风光。其中最有名的是万柳堂。万柳堂原是元代廉希宪的别墅，位于右安门外，清代大学士冯溥非常仰慕廉希宪，就效仿他在崇文区广渠门内另建别墅，亦名“万柳堂”。清毛奇龄《西河集》有记载：“万柳堂者，益都相公冯公之别业也，其地在京师崇文门外。……其外长林，弥望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卷127)万柳堂是京师文人宴游之地，风景秀美，时人多有吟咏。如清彭孙遹《奉和冯益都夫子秋日燕集万柳堂即席留别之作》：“清渠一曲荫修杨，秋气高寒晓欲霜。尘外心期在丘壑，樽前风物似江乡。”又如施闰章《冯相国万柳堂二十四韵》：“不向城东去，名园我未谙。争传雄蓟北，大好压江南。”万柳堂虽不在江南，但貌似江南，万柳如云、夹岸拂水的美景绝胜江乡风光，让人流连忘返。又《河南通志》载：“王九畴，字叙吾，邓州人，万历己酉举人。任华阴县，自潼关以西，植杨柳数万株，行人终日在柳阴中，时比之江东。”(卷59)江东即江南。潼关在今陕西境内，王九畴任华阴县令时，在潼关以西的道路两旁植柳万株，行人终日庇于柳荫之下，仿佛置身江南山水间，好不惬意。这些都表明，杨柳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江南风景的标志。
二、杨柳转变为江南意象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杨柳成为江南风物的标志之后，并不意味着北方没有杨柳。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和亚热带，杨柳又是温带亚热带植物，故其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均有广泛分布，甚至柳在北方分布更广。清汪灏《广群芳谱》引《木谱》曰：“(柳)北土最多，枝条长软，叶青而狭长。其长条数尺或丈余，袅袅下垂者名‘垂柳’。”[5] 1807又载：“北方材木全用杨、槐、榆、柳四木，是以人多种之。”[5] 1874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柳不是江南所独有的，可为什么却成了江南水乡的代表？
(一)跟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周秦气候比较温暖，北方植被茂密，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梅花等在北方都能生长，这在《诗经》中也有反映。相应地，杨柳在北方也比较普遍，《山海经》中也多有记载。《中山经》曰：“又西十里，曰廆山，……其木多柳。……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其木多樗柳。”[2] 其中廆山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熊山在今河南宜阳西，说明汉晋时期杨柳在北方分布很广。隋唐时期，两京生态环境良好，植柳繁茂，诗人多有赋咏，如宋之问的“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龙门应制》)，崔灏的“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渭城少年行》)。中晚唐以来，气温降低，北方转冷，再加上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整体衰退，杨柳长势渐渐不如江南。白居易《苏州柳》曰：“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金谷园在洛阳，是石崇的私家园林，曲江在长安，江畔栽柳，号称“柳衙”，二者都是北方著名的风景区。白居易有过南北不同的生活经历，他认为不管是金谷园中还是曲江亭畔的杨柳，都没有苏州杨柳茂盛。
相对于北地而言，江南气候温暖湿润，湖泊众多，更适合杨柳的生长，杨柳的分布也更为普遍，房前屋后、溪边桥头随处可见，如余延寿《南州行》曰：“摇艇至南国，国门连大江。中洲两边岸，数歩一垂杨。”又如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曰：“吾三吴人家，凡有隙地即种杨柳。余逢人即劝，令之拔杨种臼，则有难色。凡所利于杨者，岁取枝条作薪耳；取臼子者，须连枝条剥之，亦何尝不得薪也。”[6] 1066三吴指今苏州、上海一带，江浙人家凡有空隙之地都栽种杨柳。徐光启劝其拔掉杨柳，改种乌桕，因为乌桕的经济价值比杨柳大的多，不仅可以用作薪材，还可以用来做蜡烛和肥皂。但人们还是不肯拔柳种桕，可见杨柳深得江南人家之喜爱，被广泛种植。
(二)跟社会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有关。先秦到初盛唐，经济、文化的重心在北方，作家笔下的杨柳也多生长在北方，所以对杨柳的描写更多沾染北地色彩。自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实力下降，而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则相对安定，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大量南迁的劳动力，江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中晚唐开始，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如明刘基《江南曲》：“江北风沙人住少，江南秔稻雁来多。”长期远离北方战火的江南，以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富庶的鱼米之乡，成为文人向往的人间天堂。北方文人由于漫游、隐居、避乱、赴任或贬谪等原因频繁出入江南，使得江南的文化优势得以加强，文学创作的重心也逐渐由北方向江南地区转移。江南自然湖泊众多，同时，江南经济发达，园林兴盛，园林中亦多湖景，而湖边多种植杨柳，著名的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都以植柳闻名。所以，诗人笔下的杨柳常常与水乡风光相联系，如明于慎行《江南曲》“萧萧烟雨秋江口，两岸青旗拂细柳”，又如张英《忆江南曲》“海棠树树堪铺席，杨柳家家好系船”，杨柳也自然成为江南地域风景的重要代表。
(三)跟杨柳品种结构的变化有关。人们对杨柳品种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审美的过程。《诗经》中多次出现柳，历来关于《诗经》中杨柳种类的解释众说纷纭。其实，《诗经》中杨柳品种是很泛化的，属于广义的柳属。清姚炳《诗识名解》曰：“愚谓《释木》文柳类甚多，有河柳、泽柳、蒲柳诸名，而杨仅列柳之一，则杨为柳属，柳不可言杨属，明矣。说家多谓柳有小杨、水杨、垂杨之称，并未足据。”[7] 522《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传》曰：“杨柳，蒲柳也。”认为杨柳就是蒲柳。《尔雅》也有类似解释，《尔雅·释木》曰：“杨，蒲柳也。”清姚炳也认同这一点，曰：“《传》专释此为蒲柳，甚当，以其为柳属，故亦得称为杨柳，非兼言杨与柳也。今人不问蒲、泽之类，统呼杨柳，可哂。”[7] 524可见《采薇》之杨柳为蒲柳，并非后世文学中之垂柳。“依依”也并非“不舍”之意，《传》曰：“依，木茂貌。”那么，“杨柳依依”即为蒲柳茂盛之意，主要基于蒲柳的实用价值。蒲柳没有垂柳婀娜的身姿，观赏价值不高。蒲柳常生长在河滩上，北方较多。垂柳枝条细长，婀娜多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诗文中之杨柳通常指垂柳。垂柳喜水湿，《广群芳谱》曰：“百木惟柳易栽、易插，但宜水湿之地尤盛。”[5] 1859江南水乡水域众多，更适宜杨柳的生长，尤其是江湖之地。如杨万里《舟过桐庐》：“潇洒桐庐县，寒江缭一湾。朱楼隔绿柳，白塔映青山。”又如玄烨《宿迁》：“行过江南水与山，柳舒花放鸟缗蛮。”可见，沿途经过江南，无处不见杨柳。
三、杨柳作为江南意象的审美文化意义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江南不仅是一个区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和美学概念。《乐府解题》曰：“江南古辞，盖美芳晨丽景，嬉游得时。若梁简文‘桂楫晚应旋’，(唯)歌游戏也。”[3] 384也就是说，江南在人们心目中，不仅具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更具有欢乐的人文风情。杨柳作为江南风景的重要组成要素，蕴含了丰富的审美内容，典型地体现了江南区域文化的美学意义。
(一)杨柳体现了江南物华繁茂之美。梁朝丘迟《与陈伯之书》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白居易《忆江南》曰：“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说明江南在时人心中是一派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而红花绿柳是体现江南春天物色繁茂的重要元素。如吴潜《望江南》：“家乡好，好处是三春。白白红红花面貌，丝丝袅袅柳腰身。”花、柳在江南随处可见，遍布乡村，如“园庐渐以完，村村偏花柳”(陆世楷《白沃史君庙》)。陆游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经典描写，把花柳作为村庄的标志。不仅乡村，城市也都触目可见。《西溪梵隠志》载：“西溪有三桥，多植柳，浓阴夹道，东西两涯，民居临水，花木周庐，亦称花市。”(《浙江通志》卷280)本来花柳指的是美丽的春光春景，没有南北地域之分，北方也经常使用，如“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崔灏《渭城少年行》)，“洛阳宫中花柳春”(冯著《洛阳道》)。但随着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植被的大量减少，春天柳树发芽比较迟，花开也比较晚，北方同南方相比，就显得萧瑟不堪，好像没有春天一样。难怪唐人有这样的体会：“怪得春光不来久，胡中风土无花柳。”(刘商《胡笳十八拍》)红花绿柳把江南水乡装点得绚丽多姿、如诗如画，花柳就成了江南美景的标志。杜甫曾把南方花柳同塞北雨雪对举，来比较南北两地自然风光的迥然不同：“北走关山开雨雪，南游花柳塞云烟。”(《赠韦七赞善》)中唐以来，这样的例子增多，甚至直接称杨柳为“江南柳”，如“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王智兴《徐州使院赋》)，“春入江南柳，寒归塞北天”(周弘亮《除夜书情》)。可见，中唐以后，杨柳常与江南相联系，来描写清丽烂漫的江南春景，与寒冷萧瑟的塞北风光形成鲜明的对比。司马光就认为，陶渊明门前如果不种柳，就会使人觉得萧瑟，不堪居住：“天意清和二月初，春风不动整如梳。陶潜宅外如无此，想更萧条不易居。”(《垂柳》)陶渊明是晋浔阳郡柴桑县(今九江市西南)人，属于南方人，可即便是南方，没有花柳的装点也会显得枯寂。明张以宁鲜明地对比了江南和江北风光的极大不同，其《江南曲》曰：“中原万里莽空阔，山过长江翠如泼。楼台高下垂柳阴，丝管啁啾乱花发。北人却爱江南春，穹碑城外如鱼鳞。”可见，在江南物华饶美和江北空阔萧条的景物对比中，杨柳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二)杨柳体现了江南水乡清柔之美。江南水域众多，家家面水，户户枕河。“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杜荀鹤《送人游吴》)。而杨柳是湿生阳性树种，喜温暖潮湿的土壤，素有“水乡泽国”之称的江南十分适合杨柳的生长。故水滨池畔、桥头河岸多有种植，正如古人所言“芳草连山碧，垂杨近水多”。水和杨柳就构成了江南春天最普遍、最美丽的风景，寇准《江南春》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远，苹满汀洲人未归。”《小辋川记》载：“蓝田别墅前有池，渟泓一碧，左右垂柳交荫，颜曰：‘水木清华。’”[6] 1811杨柳枝条细长，微风吹来，摇曳多姿，同水中倒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宋钱易《南部新书》曰：“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8] 101故在园林景观配置中，水边植柳是花木和水的最佳搭配。而最能体现江南水木清华美景的，莫过于被誉为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起南迄北，横截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行者便之。”(《咸淳临安志》卷32)水边杨柳不仅在描写江南风景的诗文中多有出现，如“洛渚问吴潮，吴门想洛桥。夕烟杨柳岸，春水木兰桡”(崔融《吴中好风景》)，而且在羁旅行役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如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因为江南多水，出行多取舟楫，而江边堤岸又多是送别之地的缘故。
与北方风景的苍劲气貌相比，江南风景是一种清柔的美。就植物而言，描写江南美景多以梅柳、青枫、翠竹、荷花、白蘋、芦苇、蓼、菰等为主，描写北方则多以松柏、梧桐、槐、榆等为主。江南多水，水是至柔至弱之物，杨柳又适合在水边生长，且枝条细长，柔软下垂，典型体现了江南物色清柔之美，如欧阳修的“江南柳，花柳两相柔”(《望江南》)。江南乡村尤其如此，杨万里《舟过德清》曰：“人家两岸柳阴边，出得门来便入船。不是全无最佳处，何窗何户不清妍。”碧波荡漾，绿杨堆烟，小窗珠户，门前小船，以碧绿为主色调的景物给人一种清丽的感受，展现出一幅清丽柔美的江南美景图。南方多水，多桥，多柳，小桥流水与依依杨柳更像是江南水乡的风景。《明水轩日记》载：“净业寺门临水，岸去水止尺许，其东有轩，坐荫高柳，荷香袭人，江南云水之胜无以过此。”(《钦定日下旧闻考》卷53)净业寺在北京城内德胜门西，寺内风景明媚，有水有亭，高柳蔽日，荷香袭人，可谓北方之江南。
(三)杨柳体现了江南歌儿舞女之乐。杨柳常用来比喻美丽女子，柳枝柔软，女子的腰便称为“柳腰”；柳叶细长，女子的眉便称为“柳眉”。清王士禛引《徐氏笔精》云：“古人咏柳必比美人，咏美人必比柳，不独以其态相似，亦柔曼两相宜也。若松桧竹柏，用之于美人，则乏婉媚耳。”[9] 200以柳喻女子情态的词语也很多，诸如柳态、柳质、柳眠等。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柳又与青楼女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咏柳作品中常以历史上有名的歌妓，如苏小小、柳氏等来比拟柳，如白居易《杨柳枝》：“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晚唐到北宋，“柳越发同青楼女子——这种具特定身分职业的风尘女性的居处相联：柳市花街、柳陌花衢、柳际花边……”[10] 66
值得注意的是，歌妓不为江南独有，北方也有。只是宋代以来，江南经济发达，生活富庶，都市繁荣，促进了歌妓的兴盛，歌儿舞女享乐生活就成了江南文化的重要特征。如张籍《江南曲》曰：“倡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又如明皇甫汸《江南曲》曰：“锦帆西去绕横塘，画舸携来悉粉妆。旭日笼光流彩艳，晚云停雨凈兰芳。飞丝带蝶粘罗幌，吹浪游鱼戏羽觞。自是江南好行乐，采莲到处棹歌长。”凡歌妓活动之场所多莳花栽柳，花柳就不仅仅是美景的代称，更同青楼女子娱乐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柳永《笛家弄》：“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故常用杨柳比喻江南歌儿舞女之享乐生活。柳永《望海潮》就真实再现了钱塘江畔杭州的繁华富庶，其中“烟柳画桥”不仅是对杭州街道风光的描写，更是杭州歌舞娱乐生活发达的写照。因为晚唐以来，垂柳、画桥经常同青楼女子住处联系在一起，如徐铉《柳枝辞十二首》：“此去仙源不是遥，垂杨深处有朱桥。共君同过朱桥去，索映垂杨听洞箫。”仙源指青楼，并非仙境，所以没那么遥远，它就在烟柳画桥之处，可见烟柳画桥往往成为青楼楚馆的标志。
综上所述，杨柳作为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意象，从先秦到汉唐时期，对杨柳的吟咏多体现北方地域色彩，晚唐以来却越来越具有江南水乡的气息。这不仅同北方生态环境的整体衰退有关，而且也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基础之上，同时和杨柳品种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杨柳作为江南意象，包含了物华繁茂、水乡清柔和风俗奢乐的象征意蕴，典型地体现了江南区域文化的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