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轮廓论文,当代论文,女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09)02-0017-12
一 问题的提出和说明
从8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或称“妇女文学”）这一范畴的提出，到90年代中期形成对女性文学的社会性关注热潮，有关性别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构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一个广受瞩目的问题。同时，这种文学领域的讨论，又直接联系着人们对于社会、文化中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的认知，联系着有关性别身份和性别秩序的想象与认同，因而，关于女性文学的探讨就不仅是“文学”研究领域的议题，而同时具有强烈的性别政治意味。在此提出的“性别政治”，指的是凯特·米利特所阐述的：在父权制社会／文化体制下，“一个集团（男人），凭借了天生的权利，可以支配另一个集团（女人）”②。这种支配，采取种种不同的形式，而女性文学关系的探讨最值得重视的核心在于，它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她们由于身为女性而在写作、阅读等方面受到了怎样的压抑，并做出相应的反抗或解放行为。这是性别政治最基本的涵义。因而不管人们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关系的探讨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做出怎样的解释，都可被纳入共同的学术／政治领域之中。
本文尝试对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资源做出一种描述和清理。这一工作的现实针对性在于，到9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中频繁出现“困境”、“危机”这样的字眼，这表明80-90年代之交女性文学批评的活力，它所提供的文化阐释和所形成的社会冲击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衡量是在两个方面提出的：一方面，如果说女性文学批评尤其在90年代前中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90年代后期至今的情形来看，造成这种影响的因素并非仅仅由于性别政治或女性文学研究本身的冲击力，而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与偶然的历史契机（如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与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秩序的重构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一判断，使得我们必须对90年代前中期的女性文学研究保持相对冷静的态度，厘清女性文学批评处在怎样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并对造成性别压抑的社会文化状况保持充分的警惕。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可否认的是，95前后的女性文学热潮确实在宽泛的性别政治意义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在逐渐减弱。与这种并不乐观的情形相伴随的另一情形，却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和学院化进程的加快。一边是女性文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学科化，一边是大众文化和社会常识系统中女性形象（想象）的刻板化和定型化。这至少在一个方面说明，9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缺乏能够与社会产生有效互动的实践方式。这其中蕴涵的问题，不仅在于文学创作／文化市场的构造，更关键的因素在于以怎样的理论资源作为女性文学批评介入社会现实的支点。可以说，90年代后期的状况暴露出的是性别政治意义上的理论资源的矛盾或困境。因而，重新清理并审视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实践与理论资源互动的历史过程，就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对女性文学现状的批评，目前已经成为批评界一种较为有力的声音。就其中较有针对性的分析而言，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欧美”女性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社会情况）、阶级（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中产阶级”属性及其对底层女性的无视）这两个纬度。本文试图在对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回应的核心问题及其所采纳的思想、理论资源的大致梳理、分析中，来面对这一问题，使问题的讨论具体化。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女性”这一范畴或视野的引入，针对的具体对象是什么；诸多与性别相关的范畴如“女性文学”、“人／女人”、“两性同体”、“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的具体语境、历史上下文关系是怎样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译介的情形、被做了怎样有选择的吸收，并被用以讨论怎样的具体问题等。
为讨论的方便，需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本文使用的“女性文学”较为宽泛地指涉所有涉及女性和文学关系的讨论。为避免使讨论的范围过于窄化和固定化，我没有使用“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这样的概念提出之初试图固定的内涵，而尝试去分析这些概念出现的历史语境，当时界定内涵的方式及相关讨论。第二，在讨论女性文学批评时，为了标识出理论资源的差异和变化，我或许过于简单地把“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区割为：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理论、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人性理论、80年代后期引入的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这样的区割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是为了显示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在使用某一理论资源时的参照对象或潜在理论视野。比如，如果不了解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理论，它的历史实践及其造成的复杂后果，就不能很好地理解80年代提出“女性文学”范畴的针对性以及它的对话对象和先在的理论视野；如不把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理论、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纳入考察的视野，同样不能很好地理解“两性和谐”、“女性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的一部分”这种在当代中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观点，也无法理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曲折遭遇。引入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理论、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另一方面的考虑是避免简单地在“中国”／“西方”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讨论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问题，而试图把讨论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考察女性文学批评在性别视野之外，如何与民族（或许“国族”一词更准确）、阶级等主体身份形成特定的认同关系，进而产生了怎样的问题。
二 “女性文学”与新启蒙思潮的“人性”话语
“女性文学”或“妇女文学”这样的提法在20-30年代就已出现，但作为一个试图界定确切内涵并引起广泛争议的范畴，却是出现在1984-1988年间。这是49年后中国内地首次从性别差异角度讨论女性与文学的关系，因而在清理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历史实践时，这一范畴具有无可回避的重要性。③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考察“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提出的历史背景，它的特定历史视野，以及围绕这一范畴的讨论所呈现的性别想象。追溯“女性文学”概念的起源，不仅因为它至今仍产生的广泛影响，而且也因为它是在中国特定历史上下文关系中出现，有着特定的现实针对性和文化脉络。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80年代历史语境中勾连起多重复杂关系的核心范畴。
1、界定“女性文学”的方式
“女性文学”这一范畴在80年代中期的提出，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即针对50-70年代妇女解放理论的性别观念及其历史实践的后果。在50-70年代，尽管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女性获取了全方位的政治与社会权利，成为与男性同等的民族－国家主体；但在文化表述层面上，性别差异和女性话语却遭到抑制，女性是以“男女都一样”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这一历史和文化实践造成的后果，是女性处在一种“无性别”的生存状态中，缺乏相应的文化表述来呈现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生存、精神状况。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女性文学”首次将“女性”从“男女都一样”的文化表述中分离出来，成为试图将性别差异正当化的文化尝试。但是如何论述这种“差异”，从怎样的话语／理论资源角度给予有针对性的阐释，却是“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提出之初就始终面对的问题。
由于50-70年代马克思主义脉络上的妇女解放理论，把女性解放视为与劳工阶级、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同一”的历史议题，侧重从阶级压迫、传统社会的结构性权力关系（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中来解释女性的不平等地位，性别歧视和压迫被解释为阶级压迫和传统社会的封建压制。从这一思想资源当中，无法提供阐释同一阶级内部的男女性别差异以及革命政权的父权制结构问题的理论表述。作为一种历史契机，80年代在反省和批判50-70年代历史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西方19世纪人道主义理论，成为新启蒙思潮中的主导思想资源。这两种人道主义话语在强调人的“全面解放”和相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世俗人性方面，为个体从统合性的民族国家话语中分离出来提供了有效资源；但其性别议题仍旧是“男女平等”，即它们都是在抽象的“人”的乌托邦想象中来规划“人性”的差异。在这一理论脉络中，男女差异很大程度上被表述为基于生理、心理差异这些“自然”因素而导致的“人性”差异。作为一种倡导性别差异的范畴，“女性文学”一方面需要反叛“无性”的阶级话语而对“女性”的独特性作出描述，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理论资源对造成“差异”的历史文化因素做出解释。而且，在讨论“女性”这一话题时，80年代的谈论方式大部分时候都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权力、等级关系，而在“人性”这一平面上展开。这也加重了“女性文学”这一范畴的温和性和含混性。一个基本判断是，80年代的“女性文学”范畴大致是一个人道主义理论脉络上范畴，而非以反抗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范畴。
如何界定“女性文学”，在80年代提出之初即引起了争议。这一试图把女性和文学的特殊关系固定为一个讨论空间的范畴的具体内涵，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比较“模糊”的。对“模糊”这一性质的认知，表明当时的人们希望为女性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寻找一个确定的表述，以使“女性文学”与普泛意义上的“文学”或“男性文学”具有相区别的固定品质。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的，是将这个概念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所谓“广义的女性文学”是“泛指一切描写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包括男作家的此类作品）”，而“狭义的女性文学”则“一般指女作家的作品，有的定得更为严格，限定只有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妇女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风格的文学作品方能归入妇女文学”④。这种界定方法，“广义”的内涵侧重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狭义”的内涵强调的是作家性别以及特定的“女性风格”。另一种关于“女性文学”的界定与此大同小异，“一种是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称之为‘狭义的女性文学’；另一种是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称之为‘广义的女性文学’”⑤，只不过把所有的“女性文学”规定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由其是否表现“女性生活”来划分“广义”和“狭义”。这种区分建立在对文学／女性关系的不同层次上，由作家的性别区分，到作品的内容或表现形象的性别区分，最后到作品是否有特定的“女性风格”与“女性意识”，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做了或宽或窄的限定。但对性别身份的理解，基本上是建立在经验主义或一种女性本质的理解之上的，因而带有比较鲜明的“先定”性，即从某种关于“女性”的理解出发来衡量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女性文学”。由于这种界定方法对“女性”的理解带有这样的先定性（经验式和本质化的），并且其用以分析女性与文学关系的思路是命名式而非分析性的，因而它一开始就陷入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处境中。
与“广义”和“狭义”的分辨相伴随，“女性文学”逐渐被纳入“两个世界”的格局之中。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作家张抗抗于1985年西柏林举行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的发言《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报》1985年8月10日）。其中提出“必须公正地揭示妇女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的两个世界”，更具体的解释则是“女作家的文学眼光既应观照女性自身的‘小世界’，同时也应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大世界’……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成熟的女性文学应同时面向‘两个世界’”。⑥另外也有批评者提出“内在世界”／“外在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说法，“作家以女性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以表现妇女意识、妇女世界为主要艺术追求的‘内在世界’；作家以辩证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超越妇女世界的‘外在世界’。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女性文学第一世界，把后者称为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⑦尽管“两个世界”说法的阐释者似乎总是在“平面”地处理“女性”／“人类”、自我／社会、内在／外在，但这种区分方式却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种“等级”关系。如“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是女作家对外在世界的艺术把握，是女作家与男作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不仅作为女性，而是作为一个人创造出的一种不分性别的新文化”⑧，或者“应该是女性以女性化笔法用女性化生活来表现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⑨等。可以看出，在“女性文学”、“女性意识”之“上”，还存在一种“人类”的文学，一种“超越”了性别限定的、比“女性文学”级别更高的文学。
这一点事实上构成了“女性文学”提出的内在悖论：一方面，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给“女性”的文学提供正当性；但是，当“女性文学”与“人类的文学”并列时，它又必然地处在“次一等”的位置上。而这种悖论的出现，是因为在80年代的语境中，对于“女性”差异性的指认，被不言自明地限定于“生理”、“心理”等“自然”层面上。以“一阴一阳才为‘道’”来谈论男女差异，是评述者经常使用的类比。这事实上是将男女差异本质化和神秘化，而缺少从文化建构角度展开分析与批判的自觉。一个较为明显的症候是，在80年代中期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文章中，人们很少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结构层面来谈论性别等级关系，也很少见到关于性别压迫和压抑关系的表述，而集中针对于一种“无性”状态，提倡女性的独特性，并以达成“两性和谐”作为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女性文学”这一范畴的讨论，被限制在一种关于“人”、“人类”的抽象想象和等级关系之中，问题提出的动因是“人性”诉求而非针对性别压迫或压抑的强烈意识。即使对于张洁的《方舟》、张欣辛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这样一些明显将女性的社会处境作为问题提出的小说，评论文章也是在“妇女的自强不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信和实现”等层面上提取“女性意识”。
在讨论80年代中期的“女性文学”范畴及其独特内涵时，不能否认的是，它确实与西方女权运动的初衷及后6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的针对性，有很大的不同。从强调性别差异这一点看来，80年代的中国和60年代的欧美，都是在对既有的“男女平等”观念做出反省；但有所不同的是，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波”出现，主要是女性在民主运动、学生运动等过程中意识到她们和与之“并肩战斗”的男性之间始终存在的不平等关系，由此重新提出性别问题。而80年代中国的女性意识主要是针对作为民族国家主流的“阶级”话语而提出；倡导“女性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补充“人类”的丰富性，而不是置疑男女性别关系和文化秩序。因而，从表面看来，这种强调女性文学关系的范畴表现得颇为温和，且限定在既有文化秩序之内。那么是否可以认为80年代的“女性文学”批评就是“保守”的，或者缺乏足够的政治意义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联系8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分析这一范畴得以提出的潜在历史／文化的参照系和内在文化逻辑；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它的突破性和局限。
2、两个历史／理论参照系
“女性文学”概念提出时所针对的历史对象，是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思想。这种妇女解放理论以“阶级”议题取代了“性别”议题，或者说，民族国家话语以一种同一的主体想象抹去了性别差异的存在。该理论认为：只要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妇女解放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组织妇女参与到民族国家的建国运动中时，特别强调妇女参与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但女性解放的议题，始终只是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附属议题，并被阶级议题统摄。可以说，这种妇女解放思想把“阶级”属性看得高于一切，性别差异并不足以构成主体之间的区别。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强调妇女解放是民族国家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女权运动所争取的选举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工作上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在50-70年代，都由国家干预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施行。但在文化表述和主体想象上，女性虽然成为男性一样的主体，潜在的性别等级秩序却依然存在。姑且不讨论从50-70年代的电影、美术、绘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出明显的性别等级，即使从所谓“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经典表述中，也可以看出，女性依然是仿照、模仿男性而成为“主体”的。这使得在社会权利平等的背后，作为女性的“差异性”却遭到压抑。梳理50-70年代妇女解放理论的脉络，可以见出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定品质：一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和民族－国家、政党－阶级形成对抗关系，而是后者重要的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这种由民族国家、阶级话语组织的解放理论，又必然压抑对女性差异性的表述，并将那视为理所当然的代价。这样，女性既是享有社会主权的主体，同时又是一个必须无视其性别差异的准主体，她必须参照“男同志”而成为主体。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及其实践造成了当代中国女性的两面性：一方面，当代中国女性迄今仍是世界上社会地位最高的女性群体之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塑造了当代中国女性格外强烈的主体意识；但另一方面，在“平等”的旗号下父权制结构对女性的压抑却被作为视而不见的因素遭到压制。
正因为8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的提出，所针对的是“男女都一样”的50-70年代妇女观念和性别制度，因此，在“文学”一词前加上“女性”的前缀，就不是一种毫无指向的泛泛而论，而是试图以这个范畴固定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特殊品质。尽管它没有直接质询革命政权的父权制结构，但把“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以阶级话语压抑性别话语的方式。也就是说，“女性文学”范畴不是在反抗性别压迫、父权制的文化脉络内产生，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脉络上产生。这使得它始终将女性问题作为社会问题而提出，并认为社会的改造和完善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其关于理想社会以及理想的两性生存状态的构想，又与80年代的新主流话语——新启蒙话语联系在一起。80年代新启蒙主义话语建构自身的合法性，是在“救亡（革命）／启蒙”、“传统／现代”的脉络上提出的。这两组二项对立式有着同构并互相替代的关系，也就是将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指认为“传统”社会，是保守、落后、封建的前现代时期，而80年代则在延续五四时代的文化启蒙的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时期。作为从封建体制中解放出来的现代化运动，其重要指标是“人性”的解放，特别强调个体的价值和丰富性。由此，有意味的是，在80年代的中国，作为对“阶级”话语的反拨，“性别”成为标识“人性”的主要认知方式。
在如何阐述“女性意识”的合法性这一点上，80年代有着两种方式：一种是把50-70年代与封建时代等同，认为这一时期“似乎是中国当代的女权运动的兴起，是在鼓吹男女之间的平等。然而，骨子里除了‘四人帮’的政治用心之外，其实是对封建意识的泛滥。封建时代把女性看作‘性’的动物，是女性的物本化；这里则把女性看作‘神’的抽象物，是女性的神本化。两者殊途同归，都不是把女性看作血肉和灵魂相和谐的人，是彻底的女性主体的异化”⑩——在这种表述当中，值得注意的不仅是“五四复归”式的现代想象的重申，更重要的是所谓“人”的主体想象被看作是“血肉和灵魂相和谐”这种认知主体的方式。“人性”被充分的自然化了，即由“血肉和灵魂”构成。这使得对“女性”差异性的认知必然导向“生理”和“心理”差异，而拒绝去面对“阶级论”对社会权力关系的结构性认知。正是80年代的这种新启蒙主义思路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倡导者，侧重从生理、心理等“自然”而非“文化”的因素来界定女性，从而把性别差异导向一种本质化、经验化的理解。这种将女性解放纳入“现代解放”想象之中的方式，由于对性别差异缺乏文化反省，因而在对女性差异的描述上，很大程度地重复了传统社会“男女有别”的性别本质主义观念。
另一种论证80年代“女性意识”合法性的方式，是首先承认：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女性已经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但没有获得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自主意识，因此，80年代倡导“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就是以“文化革命”的方式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意识。“在社会已最大限度地提供与男性同等政治权利的今天，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女性平等和显示她们生存的价值，她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封建道德观念的外在束缚，也不是男性世界的意识压力，而主要的是她们自己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复萌”(11)。在这种解释中，女性的政治解放和自主意识的文化解放被区分为两个层次：在前一层次上，中国女性被判定为“解放”的；在后一层次上，中国女性又被判定为“未解放”的。这种理解显然比那种简单地把50-70年代视为“封建统治”的变相形态的观点，更能描述当代中国女性的复杂处境。如果说封建论和异化观把问题指认为社会制度的话，那么强调女性独立意识的看法则将问题指认为女性自身。这种观点到90年代依然被一些批评者所重复：“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像中国的妇女这样解放，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像中国的妇女这样不解放。如此自相矛盾的判断同时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妇女，这并不仅仅基于城乡差异，更重要的是就妇女的社会存在形式与妇女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巨大反差而言”(12)。这种观点特别强调中国妇女解放的被动性，即“解放妇女”还是“妇女解放”。但这种把“解放”／“被解放”的关系绝对化的理解并非没有问题。一方面中国女性确实真诚地投入到民族国家解放同时也是自我解放的运动之中，另一方面，获得社会主体地位的女性也不再是传统女性，其“主体意识”之强是难以估量的。如中国妇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蔡畅明确地说到：“中国妇女运动，如能与整个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前进时，妇女运动就有发展，对人民革命斗争就有贡献；反之，凡不实际参加革命，只空喊口号，或离开当时整个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自己孤立地搞一套，就使妇女运动遭受挫折”(13)。这种表述方式中固然有民族国家话语压抑女性话语的因素，但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中国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密切配合与其解释为中国女性缺乏主体意识，不如说那正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性之所在。因此，一些研究者倾向于把80年代提倡“女性意识”视为由女性的社会解放转向深层的自我意识的文化解放，或许是一种更具历史感的理解方式。“作为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除了政治、经济等等的社会变革和保证之外，必须伴之以一场意识和文化的革命，现当代的女性恰是在一个历史的瞬间浮现到了现实的层面，然而她们的命运和地位并非一个瞬间的产物，只有辅之以深刻的文化革命，才能破除历史长久以来沉积在、压抑在她们身上的意识重压和负荷”(14)。80年代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的提倡，就是在实践这种“文化革命”。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女性文学”的文化革命意义找到确切的表达方式，但其问题在于，“政治”／“文化”的二分法可能并没有把倡导“女性文学”的政治意味显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李小江在文章中把女作家的作品中对女性问题的表现，与“人口问题和婚姻家庭问题”相参照，认为文学中“女性”身份的强调，是“‘解放了’的妇女的问题”，是“主体意识已经觉醒的中国女性在心灵世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历程”(15)。显然，在这种表述中，由于论述者所具有的相对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已经提出了女性内部的差异问题，即还处在争取婚姻家庭自由、受到传统封建势力困扰的普通女性，和已经“解放了”且有“主体意识”的知识女性。正是这一似乎不经意点出的女性内部的差异，使普泛的“女性文学”讨论显露出其“阶级／阶层”属性。事实上也可以说，“女性文学”以“人”／“人类”的名义探讨女性的差异性，仅仅是参照同样普泛化的“男性”而言。由于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和更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女性意识”的讨论就只能限定在特定阶级／阶层的女性主体的“生理”、“心理”的层次上。这也使得“女性文学”的讨论既是从新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那里获取思想资源，同时也仅仅是人道主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与“性别差异论”
80年代中期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可以说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尽管性别差异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但关于这种“差异性”的界定是在“人性”这一人道主义话语脉络中被谈论的。因而，对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女性意识”的指认，基本上是从女性的生理特性、心理体验和特殊情感等“本质”、“自然”层面上进行，而并不追究构成这些差异的背后的父权制文化结构和社会性别制度。其主要批判对象，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以“阶级”话语建构的主体想象，它并不反对父权制，也不批判男权意识，而是设定了一个“男女和谐共存”的、“作为一个人创造出的不分性别的新文化”的理想。但是，从80年代后期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文学批评从新启蒙主义话语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表述体系和话语方式。
1、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
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介绍及论著的译介，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之时就已开始。最早在1902年马君武就翻译了斯宾塞的《女权篇》，而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阐释男女平等思想的论著《女界钟》（1903年），其宣扬的观点成为流行一时的说法，即“18、19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20世纪之革命，为女权革命之时代”。当时普遍兴起的废缠足运动、兴办女校、女子参政运动等，无不受到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影响，是中国最早的女性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脉络上的女性解放思想从20年代后期劳工运动中开始的主流化，某种程度上是以对这种西方女权思想的批判为前提的。蔡畅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妇女》中所批判的“以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观点……只空喊妇女解放的口号，而不着手认真地组织工农劳动妇女”的“右的倾向”，和“将妇女运动突出，把它从整个的革命斗争中孤立起来，离开当时的中心政治任务去谈妇女解放”的“左的倾向”，(16)大致可以使我们看到西方式女权观念受到抑制的情形。
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女权／女性主义论著的译介，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西学热”中的一部分。从译介的情况来看，对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吸纳，仍是有选择的。构成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期”的四本重要论著中，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翻译最早（很多研究者也指出，这大约是受到80年代前期中国的“萨特热”影响）。这本书对当时中国批评界影响最大的是，它宣称“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另一本较早被翻译过来的是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应该说这本美国60年代女权运动的“圣经”，它所讨论的发达国家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无名痛”，由于社会现实的“滞后”而并未在中国引起多少共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1989年被翻译过来，它对女性从经济到文化表述上必须获得独立性的倡导，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趣的是，与文学和文学批评关系最密切的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却翻译得最晚，直到1999年。这本书难以被80年代中国批评界接纳的原因，大约是因为它如此敏锐而激烈地抨击男权制，并且把男／女两性的关系纳入“政治”范畴。这对于以“两性和谐”为理想的中国批评界，显得过于激进。即使到1999年被翻译成中文时，译者的“译序”也明显地透露出其对于书中倡导的性别政治不以为然。在序言的开篇，译者钟良明这样写道：“许多年前就听说过这本书。一旦拿过来仔细阅读，受益之余也有不时的苦笑：在这个称得上‘微妙’的问题上，欧美人士居然已经作出了这么多的思索、研究、‘实验’，说了这么多俏皮的、聪明的、发人深省的、莫名其妙的话”。显然，这里所用的“苦笑”、“俏皮”、“莫名其妙”等语词，正表明翻译者认为两性关系这个“微妙”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凯特·米利特这个“欧美人士”所说的那么重要。潜在语义中的“中国”／“欧美”框架，就把这种讨论视为“欧美人士”的特殊问题，或夸大其词与“无病呻吟”。这篇序言在介绍《性的政治》于“女性主义的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特别强调它引起的争议，并特别介绍诺曼·梅勒“奋起回击”的《性的囚徒》“普遍被认为是梅勒写得最好的书”。这种看似“客观”介绍中的褒贬，也可看出翻译者对《性的政治》一书的态度。1989年翻译的另外两本女权／女性主义批评论著，是英国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挪威陶丽·莫依的《性／文本的政治》。这两本书的特征，其一是和文学批评关系密切，其二是论著在英文世界的出版和它在中国的翻译接近于同步。除了上述这些专著，不同的杂志都对英美女作家和女性主义理论有介绍。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这一时期对“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主要偏重英美，而另一流脉法国的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相对少得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英美派注重女性经验的表达，法国派则注重与同期理论的对话，尤其与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有着密切关系。而对于80年代中国批评界而言，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不熟悉，文学批评的主流还停留在前语言学转型的经验—美学批评时期。由于缺乏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上下文的理解，对其接受相对困难一些。即使到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较多地收入了法国的埃莱娜·西苏、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和露丝·依利格瑞的文章，以及80年代以后英美“受到欧洲文学理论的影响”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如佳·查·斯皮瓦克等的文章，但在中国批评实践中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注重女性经验和女性美学的表达那一部分。这事实上已经症候性地呈现出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接受视野。由于语言学转型并未真正在80年代的中国批评界完成，文学批评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因而，内在地把（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解构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构成和对话对象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没有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界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说这是因为知识结构的不同体制而导致的中／西差异，那么，由于“女性文学”讨论中已经显露出来的从女性经验角度为“女性文学”特质寻找命名的倾向，则更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倾向于“经验的女性主义”一脉。即一方面从性别角色的文化构成性角度思考“女性”被书写、被规范的命运，从而试图通过女性基于自身经验创建“女性美学”以反叛被书写的命运，写出女人的“真相”，执著于女性“差异”，并且为其寻找文化上的阐释；而另一方面，对“女性”角色的“后天”建构性的理解仅仅表现在对父权制、伪装成中性或人类的文化表述实则是“男性”的表述等观念的发现，但并没有因此发展成为对两性角色的全面怀疑或否定，而是试图“在男性的苍穹下另觅天空”，着重挖掘女性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叛压抑和发出自己声音的部分。
这种批评实践又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挖掘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上被淹没、遮蔽的女作家，通过重新阐释她们的作品来建构女性文学的传统；另一是对同期女作家创作的关注和阐释，为其中表现出来的构成女性独特美学的内容做出阐释。而这两种主要的批评方式几乎一致地采取了“女作家批评”，也就是主要分析女作家创作，相应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做得较少。“女作家批评”一方面延续了“女性文学”讨论时的界定方式之一，即把所有女作家的创作都视为“女性文学”；另一方面，“女性写作”这一范畴的提出则更将批评的重点转移到女性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上来。埃莱娜·西苏关于创作与女性身体关系的阐释，即“写作是女性的。妇女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17)，引起了评论者和作家们的很大兴趣。但正如一篇分析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问题的文章指出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是在“本质主义”的脉络上被接受的，而桑德拉·吉尔伯特提醒人们注意“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何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却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介绍。(18)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本质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尽管对于女性“本质”的表述一直受到多方置疑，但没有理由认为“结构主义”就比“本质主义”更重要或者更“高明”，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是在以怎样的方式实践经验—本质女性主义理论一脉，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文化互动关系？
与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相伴随，在女性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女权／女性主义”一词。这一范畴译自英文“feminism”。关于这个词的翻译一直存有争议。90年代之前，主要把这个词翻译成“女权主义”。1992年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前言”中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并提出理由：“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1996年王政在为《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的序言中，对feminism的翻译做了更全面的解释。但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它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或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的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女性文学”（批评），尽管这个概念的涵义一直不清晰。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女权”和“主义”所引起的反应常常是“女人霸权”、“女人控制男人”或“反对男人”，或常识想象中种种与女性相关的负面品质联系在一起。经常被女性文学批评家作为女性写作典范的王安忆对于人们称她是“女权主义者”这样解释说：“我在这里要解释我写‘三恋’根本不是以女性为中心，也根本不是对男人有什么失望。其实西方女权主义者对男人的期望过高了”(19)。在这里，“以女性为中心”、“对男人失望”，就是王安忆对于“女权主义”一词的直接反应，而并不表明她对这一语词本身有更多的了解。另外的反应是，feminism本身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只有产生过独立的女权运动的西方社会才接受这一概念，而中国则未必需要接纳这个“西方”概念，在使用时这个词也经常和“西方”联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黑人理论家贝尔·胡克斯在她2000年的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也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这一称号的拒斥，很多女性“回避‘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把它当作一种讨厌的、不愿意与之有联系的东西”。贝尔·胡克斯解释道：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意味着“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为之中”，这种“事先被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为”常常是人们遵照常识系统对性别观念的理解而做出诸如“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反应。(10)——可以看出，即使是西方女性，对于“女权／女性主义”也并非一概接受，中国女性作家或批评家对“女权／女性主义”的回避或拒绝，并不能简单地在中国／西方这样的文化身份关系中做出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作为“中国”（本土）拒绝“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证明。女性主义理论确实是在西方（英美、欧陆）历史语境和文化脉络中产生，而且中国／西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女性的处境也有很多差异。“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的提出就是东／西差异冲突的结果。但讨论东／西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缺乏沟通和合作的可能，理解差异只是警惕其中的权力关系。被翻译成中文的一篇谈论东德和美国女性之间不愉快的交流的文章《东西方女权主义》，这样写道：“尽管东西方妇女的愿望之间存在差别，东方妇女自身的愿望也存在差别，东西方妇女还是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双方妇女运动还能有许多共同关心的事物、价值和目的”(21)。因此，谈论东／西差异，不是对女性主义的“中国”、“西方”属性做出泛泛的判定，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是从一些具体的理解方式，可以沟通的文化想象和文化交流之间做出辨析。
2、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与“性别差异论”
最早在80年代中国提出“女性主义文学”这个范畴的，大约是1987年被列入“文艺新潮丛书”的《女性主义文学》(22)一书。这本书使用“女性主义文学”（注明英文为feminist literature）一词，并未超出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以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母系／父系社会的转变为立论基础，讨论建立一种“双性人格”的两性和谐状态。但引人注意的是它将论述的基点放在“父系文化圈”中的“传统的男女性格模式”当中，也就是把女性问题的讨论放在父权制的不平等关系结构当中。这本书尽管没有具体表现出怎样受到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引入关于父权制社会文化结构的讨论，却是80年代后期女性文学批评超越新启蒙主义式的“女性文学”讨论的一个关键词。
在这一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由戴锦华、孟悦合作完成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这本书的绪论引入了精神分析、叙事学理论和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结构，提出“女性”作为被统治的性别是这一社会秩序构成的秘诀，即“以女性作为敌手与异己而建立的一整套防范系统乃是父系秩序大厦的隐秘精髓，正是从男性统治者与女性败北者这对隐秘形象中，引申出这一秩序的所有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对抗性二项关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不仅“女性的真正存在”“在形形色色的阐释中被永远封闭在一片视觉的盲区”，而且这一抹煞行为本身也被抹煞、被正当化，因而“使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奴役成为永远的秘密”。正因为整个传统社会秩序都建立在对女性的统治和压抑这一基点上，因此，对“女性的真相发露”，提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以什么方式生存并已在如何生存”(23)。这篇绪论不仅对两千年的传统历史作出了重新解释，而且对20世纪一百年历史也作出这样的解释：女性并没有能够摆脱作为“空洞的能指”的命运，随着1949年新国家的建立，女性的历史“走完了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对那些“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浮出历史地表》赋予了她们独特的性别意味，即“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这一结论不仅远远地超出了80年代新启蒙主义关于历史、人性或人类的理解方式，而且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进性。
新启蒙主义话语始终是在抽象的、本质论意义上来谈论“人”和“人类”，《浮出历史地表》则引入历史的纬度，并指出这历史是男性统治者压制女性，由此形成整个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因素。因而，所谓“人类”的历史，就成为男性统治女性的父权制结构的历史，并且因为压制女性的事实始终是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因此，男性话语和父权制结构也始终是以“人类”的形象出现。使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就不仅仅是完满人类的两性，而是对整个父权制结构的颠覆，所有历史和意识形态话语都需要重新解释。正是在这一点上，《浮出历史地表》为女性写作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提供了颇为有力的解释。当然，《浮出历史地表》的问题在于，它在阐释女性被压抑的历史，指出女性作为始终被“他人话语”书写的“空白能指”的符号意味时，简单地设立了男性／女性这样一个二元对立项，并将之解释成为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的全部。与此同时，它又设立了一种“女性的真相”的本质化想象，认为这种“真相”受到了压抑，而女性写作的意义在于呈现这种真相，并因这种真相的浮现而能够使整个社会结构重组。但问题在于，如果说“男性”（父权制）始终必须参照“女性”才能建构社会秩序，那么在什么时候女性曾经有过“真相”？或者说，作为父权制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女性”是否能够或怎样不被父权文化“污染”，而保持一片尽管是“黑暗、隐秘、喑哑”但毕竟是别一世界的“黑暗大陆”？这片“黑暗大陆”是始终隔绝于父权社会之外，还是与整个父权社会之间产生了复杂交错的关系？具体到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国运动，固然有着被规范到一种“不可超越的精神性别身份”，但同时女性也是这一建国运动的主动参与者。女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远不止是“二元对立”式关系，而有着更复杂的关联。
《浮出历史地表》最后落脚于“性别差异”论的必要性，认为由于中国女性解放与西方妇女解放道路的不同，“性别差异远不是一个应当抛弃的概念，而倒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必由之径”。这可以看作80-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普遍诉求。尽管从8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文学”范畴到90年代普遍使用“女性写作”这样的概念，在表述方式和所使用的理论资源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因素是“性别差异”论。即试图将“女性”从统一的主流话语中分离出来，寻求其独特的文学表达传统、特定的美学表达方式。80年代后期西方后6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在这一文化期待视野中，主要被吸收的是其对性别角色文化构成性的揭示。由此到90年代初期“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对于性别差异的讨论不再限制在sex，即生理、心理等“自然”层面，而是进入gender，即性别角色、性别制度或秩序等“文化分析”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限定在新启蒙主义话语中的“女性文学”范畴所遭遇的困境。新启蒙主义话语更关注的是女性出于生理、心理等“自然”因素而形成的差异，在文学表现上女性差异被看作是一种“文学风格”和“特殊气质”，而这种差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补充”和“完善”整个“人类”。但新启蒙主义话语未曾意识到或无法解释的一点是：如果表现女性意识仅仅意味着丰富对“人类”的理解，那么由“社会”、“理性”、“第一世界”这些词所揭示的因素与男性构成怎样的关系？提供女性意识是否表明女性必须表现“自我”、“情感”、“第二世界”这些“次一等”的领域？这其中的权力、等级关系如何解释？80年代后期女性文学批评主要引入了西方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结构的批判，在这一结构中来解释女性从属、被压抑的位置。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所揭示的“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24)，成为对波伏娃“女人形成论”更有力的解释。这使得人们意识到，在人道主义话语脉络上抽象地谈论的“大写的人”、“人类”背后的性别属性。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对父权制性别结构的“发现”，主要是为女性“差异”论寻找文化和历史的解释。由于对父权制的指认，“女性文学”的提倡由“文学风格”的指认而开始具有性别政治和文化批判的意味。到90年代前期，开始有一些批评者提倡用“女性主义文学”来更严格地规定文学的性别意味。如把“女性主义”界定为“进入文化批判的女性主义企图通过揭示人类文明中的父权制的本质，强烈地要求打破现存的两性秩序，重新确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由此，“女作家的写作并非就一定是‘女性写作’，描写女性生活的本文并非就一定是‘女性本文’，只有那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和女性主义视角的才构成‘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25)。这种命名法与80年代中期对“女性文学”的规定不同，强调的是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契合程度。在这意义上可以说，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现象，正是文学创作实践中女性差异论的理论和创作互动的结果。
四 女性文学的社会性热潮与“个人化写作”
在80年代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女性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到了90年代前期，开始成为一种引起广泛注目的社会文化思潮。在造就女性文学“中心化”的诸多因素当中，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事件是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重要因素。形成热潮的诸多现象都围绕这一会议的召开而形成，比如对女作家作品的集中出版、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体的集中宣传，以及社会性的对女性问题的普遍关注等。但是仅仅强调这一近乎偶然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尚不能解释女性文学形成热潮的全部原因。事实上，这是一次由多种历史因素偶合而成的并非必然的热潮。
首要因素或许是90年代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全面推进而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和文化市场。这是女性文学热中媒体积极介入的客观条件，它使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扩散到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之中。而大众文化和文化市场对“女性”的热衷，又与80-90年代之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重构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重构不仅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急剧分化提供合理化和自然化的文化表象，同时也伴随着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重组。而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中关于女性差异性的表述，由于没有厘清反抗“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性别差异论，与“男女有别”这一传统社会的性别本质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后者的文化表象，无形中已经成为社会常识系统中关于女性的定型化想象，并在90年代成熟的大众文化市场上呈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例证，是95年前后出版的多套女作家丛书，在其运作方式、书籍包装、文化市场的定位等方面，把女作家定位于客体、他者、被观看的位置上，表现出的正是大众文化想象中对“女性”符码的定义和消费方式。总体而言，90年代的女性文学的流通／消费与大众文化市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女性文学介入其中的方式也相当被动。也就是说，这种热潮的形成并不是或主要不是由于明确的文化目的而形成，而是借助文化市场才得以浮现出来，且相当无奈地被纳入到大众文化事先预定好的定型化性别想象模式当中。事实上，女性文学在90年代初期与大众文化、文化市场之间的勾连，显现出的是中国女性文学主体性的匮乏。如果说19-20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渐、五四运动时期的个性解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问题始终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结构当中而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其独立性，那么，90年代前期形成的女性文学热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即它始终与多重复杂因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并在一个被限定的文化空间当中浮现。
在大众文化兴起和文化市场形成之外，另一可以考虑的因素是，中国快速地卷入“全球化”进程而形成的与国际学术资源的密切互动。在女性文学领域，“全球化”力量直接地表现为世界妇女大会的运作方式和国际学术资源的介入。如《全球社会学》一书在描述妇女组织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时这样写到：“各种妇女组织的兴起，并将其活动推进到全球规模已成为建构‘自下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妇女运动特别能将小规模的、共同参与的、富有意识的运动转变成诸如1985年肯尼亚和1995年北京国际妇女大会这类大事件中，具有突出效果”(26)。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正是在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与欧美学术界的联系得到加强。这不仅表现为翻译、介绍、出版女性主义著作自88-89年后再次形成一个高潮，而且也表现为多项国内外合作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这种状况的形成，使得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不再如80年代那样仅仅是单方面的引入，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如90年代中国卷入全球化格局之后，已经很难分清何谓“国内”何谓“国外”，知识界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视野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女性文学批评也进入到这样一种不能由单一的民族—国家视野衡量的情境之中。具体表现不仅是学术资源跨国流动的加快，而且也影响到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学科化进程、批评成员的构成、理论资源和批评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女性文学构成成分的变化等。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老”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这就是“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实践之间的适用性问题。一些批评者再次强调了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特殊性，及其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不相容。(27)但正如本文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关键问题不在“中国”／“西方”，事实上中国男女平等、女权女性主义的诸种思想资源无不来自“西方”，关键问题在于，需要在“西方”（不如说欧美）与本土文化实践之间的具体互动关系的清理中提出问题，而不能把问题框定在抽象的“中国”／“西方”的本质想象之上。跨国学术资源的快速流动对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带来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交流中构成“对话”关系，并将怎样有效的资源拿来回应中国的本土问题。
使女性文学浮现到社会“中心”的另一重要因素，与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密切相关。一个成为学界共识的观点是：在90年代，统合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趋于分化，直接表现为80年代处于中心的主流话语如新启蒙主义及其现代化意识形态，在90年代遭到种种置疑。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已经丧失了80年代处于民族国家内部并在话语象征层面上形成的对抗性关系。颇为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个人”话语与“女性”话语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借以标识身份政治的主要符码。90年代女性写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脉络被称为“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这已经是一种被广泛讨论的文学现象。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女作家，在80年代后期她们的作品主要被纳入到“先锋小说”这一称谓之下，但在95前后，她们注重个人经历的自传性小说被当成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品。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被放置在封闭性的私人生活空间和成长经历当中，比如家庭、独居女人的卧室、个人的性爱经验等。在这些封闭的空间中，性别成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身份标志；而小说所写到那些女性成长经验，尤其涉及身体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90年代讨论女性写作的背景和想象空间。“个人化写作”显然与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中“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中的性别政治意味并不相同。如果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是通过打碎私人领域／公共空间之间的区隔，而将女性个体经验的政治化和社会问题化，那么“个人化写作”却是在重建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的分界线的前提下，通过将女性经验“私人化”而获取其正当性。王晓明在文章中谈到，90年代“个人”意识的膨胀与关于当代中国创伤性的“集体”记忆相关：“这一股在90年代急剧膨胀的‘个人’意识，却并非只是经济‘改革’、文化和社会‘开放’之类的所谓‘现代化’的一般后果，它分明还带有一系列由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所铸就的特别性质。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一种对于公共生活的不由自主的回避”(28)。“个人化写作”正是在对“创伤性”的集体经验的批判中获取其合法性。不过，这里存在的更关键问题，不止在于个人／公共之间的对立，而是“个人”与“女性”的对接。当女性的问题被置于私人领域中，并为其合法性张目时，女性文学的政治意味也就发生了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90年代女作家自传性小说的出现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主要形态，既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同时也是注重女性差异的女性文学探索的必然延伸。从8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文学”，到80年代后期注重反叛父权制社会的“女性真相”，都在指向一种经验化、本质化的女性想象和认知。女作家自传性小说对女性成长的性经验的重视，对父权制社会中性别压抑意识的自觉，并有意营构女性主体形象和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正是试图实践一种基于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美学。同时，由于关于“女性文学”和“女性真相”的阐述，尽管由抽象的“人”转向了“男人”／“女人”，但由于在单一的性别纬度中谈论问题，因而，构成女性主体的其他因素被忽略。被越来越多批评者指出的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个体，不可忽视的主体身份是其“中产阶级”特性。王晓明因而颇为尖锐地批评道：被女性批评者所认为的90年代前中期的这次女性“解放”，“绝对不是面向所有的妇女，下岗的女同胞根本没有这种幸运。时代给予一部分女性自由与自主，给予她们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不再为柴米油盐而烦恼，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天天与权势相遇，不用求爷爷、告奶奶、讨好村长经理书记，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说得直截了当一点，是一部分提前进入‘小康’的女性，这样的女性才有时间与兴趣专门研究性别问题，才有可能把性别问题与其他有碍观瞻的事情区别开来”(29)。这种以“阶级”身份置疑“女性写作”合法性的方式，无疑对许多女作家并不公平，不过这一质问方式却正显示出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与阶级分化、社会主流秩序重构之间的暧昧关联。它使我们能够尖锐地看到9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在构造单一性别纬度上的“同质”的女性想象时，忽略或压抑了怎样的他种主体身份。如果说在80年代，女性文学对差异性的女性主体的建构，正是以其对僵化的社会主义性别秩序的批判而吻合于一种新启蒙式的“告别革命”的历史氛围，那么90年代的女性文学对个体性的彰显，却不期然地显示出了其中产阶级特性。如果说在后60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社会与文化实践中，“性别”与“阶级”构成了最具批判性的两个结合纬度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却使得性别立场上的激进性越来越显示出其阶级／阶层立场上的保守性。在很大程度上，女性文学在市场上的成功销售，以及它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热潮的内在原因之一，也正在于“个人化写作”对私人生活空间的建构和想象，并没有为叛逆的女性主体开辟新的天空，相反，却以不自觉的方式参与了90年代中国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想象的新主流秩序的建构。关于差异性的女性经验的书写，没有颠覆定型化的性别想象模式和既有的性别秩序本身，却在“看女人”的市场消费过程中变成了一次女性的、个人的、中产的（莫如说“时尚的”）性别表演。因此，从“红罂粟丛书”中的个人照加作品，滑向卫慧刻写在身体上的小说，(30)并不是一个怎样曲折的过程。
结语：仍是问题的提出
从对8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范畴的提出到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简单描述来看，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关注的主要问题一直是性别差异问题，其指向是确立一种独特的女性美学。这使得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始终限定在单一的性别纬度，并且不自觉地陷入男女二元对立结构当中。有意味的是，尽管在自传性女性写作出现的同时，90年代也出现了徐坤的《游行》、《广场》、《先锋》、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等直接颠覆、解构性别秩序的作品，也有大量的并不以直接表现女性差异性而呈现出“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但后两种小说并没有获得与前一种小说同等的注意力。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建立在经验论的性别差异论基础上的。而90年代后，女性文学遭到的批评，以及女性文学批评自身的实践遭遇到的问题或者说“困境”，也主要来自性别差异论。它造成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注重同质化的女性想象，而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尤其在阶级／阶层的纬度上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性别差异论的前提和视野是把性别作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忽视了与其他主体身份形成彼此参照的关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容易把“女性”身份简单化和固定化；在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时，也无法对问题做出更灵活、更丰富的解释。作为一个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目前多数女性文学批评都采取了“女作家”论的方式，并在阐释女作家时采取单一的性别视角。相应地，对于女性形象和女性阅读的研究则不多，在研究女作家时把作家纳入到复杂文化关系和特定历史格局，讨论女性身份与多种关系的交互连接的研究也不多见。这种批评方式潜在地将性别身份和女性主体构成抽象化或非历史化，因而无法作出更复杂深入的讨论。卫慧的《上海宝贝》所构成的社会影响，就是在性别、都市、时尚、畅销小说等多重影响下交互形成，用单一的性别立场和性别视角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
但指出“性别差异论”造成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取消关于性别差异的探讨和推进。一篇提出“超越性别差异论”的文章也不得不强调：“正是由于父权制解构仍然还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产生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的历史条件也还存在，继续进行这些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仍旧是合理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31)。这篇反省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把“一种差异——自然性别和／或社会性别差异凌驾于其他差异之上”的文章，倡导一种“社会身份新疆界的关系论、情景论、流动不固定论”，一种“位置上的女性主义批评”，即视具体的对象、情景和人物关系来讨论性别身份与其他主体身份关系的交融。但她同时说明：反省自然／社会性别的僵化，并不意味着取消性别差异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前提是人们“已经懂得社会性别问题的重要性，或是她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社会性别上”。参照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类似的问题似乎同样存在，而且似乎是一种更糟糕的情形：人们会把所有与女作家、女性相关问题都以性别作为唯一的纬度去讨论。在这样的情形下，在不放弃对性别差异问题的强调的同时，引入社会身份的多重关系和视野，似乎更有利于对问题的澄清。
这事实上也就要求，女性文学批评必须对“女性”问题的讨论采取一种流动、灵活的方式，在对具体问题和具体结构关系的讨论中分辨性别差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要求对性别问题的讨论与其他主体身份的讨论更多地联系起来而不是隔绝开来分析；也要求研究者在其性别立场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方式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换一种说法，女性文学批评更主要的不是一种政治正确式的立场的强调，而是把性别问题纳入到具体的文化网络、主体位置关系中进行批判性分析。但是，这是否导致对女性问题关注程度和女性主义立场的弱化？在反省“性别差异论”的批评实践所造成的问题的同时，应当怎样更为准确而深入地理解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历史及其现实问题，怎样寻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使性别问题的政治性呈现出来？这对我仍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2003年4月初稿2009年2月修订
注释：
①本文是为2003年上海“女性文学与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写作的论文，曾作为主题论文在会上发表。其中部分观点经改写曾以《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为名发表在2003年的《文艺研究》杂志。此后这篇文章一直沉睡在我的电脑的不知哪个角落，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08年底，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询问为何没看到文章发表，并将当年会议的电子版转发给我，才使这篇文章得以“重见天日”。
②［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③关于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当时引起的争议，谢玉蛾编撰的《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做了细致的辑录和整理。
④吴黛英：《女性世界和女性文学——致张抗抗信》，《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吴黛英同时对“妇女文学”和“女性文学”这两个命名法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女性文学”“更突出了性别特征”。
⑤⑥马婀如：《对“两个世界”观照中的新时期女性文学——兼论中国女作家文学视界的历史变化》，《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
⑦⑧王绯：《女性气质的积极社会实现——读〈女人的力量〉兼论女性文学的开放》，《批评家》1986年第1期。
⑨徐剑艺：《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⑩阮忆：《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新时期女性文学断想》，《文艺评论》1987年第4期。
(11)彭子良：《新时期女性意识构成初探》，《当代文坛》1988年第3期。
(12)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13)(16)蔡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妇女》，《人民日报》1951年6月27日。
(14)陈惠芬：《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15)李小江：《新时期妇女运动回顾》，收入《告别昨天——新时期妇女运动回顾》，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17)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18)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19)陈思和、王安忆：《关于“性文学”的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
(20)参阅［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第2章“结束性压迫的行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美］南尼特·芬克：《东西方女权主义》，收入《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李银河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22)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
(2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绪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4)张京媛：《从寻找自我到颠覆主体——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收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选》，李郁编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
(25)陈虹：《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本文》，《文艺评论》，1995年第4期。
(26)［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27)赵稀方：《女性主义的困境》，《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陈骏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两个问题》，《南方文坛》2002年第5期。
(28)(29)王晓明、薛毅等：《90年代的女性——个人写作》（笔谈），《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30)“红罂粟丛书”由22本女作家选集构成，其中每本书前都有作家的15幅生活照。卫慧小说《上海宝贝》的封面设计，是卫慧本人的照片，小说名字刻写在她裸露的肩膀上。
(31)［美］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论社会身份的疆界说以及女权／女性主义批评之未来》，收入《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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