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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无论在伦敦经济学院那家著名的“经济学家书店”，或者是在莱昂·罗宾斯大楼的“英国政治和经济科学图书馆”，抑或在其他我去过的大学图书馆，浏览书架上藏着的五彩缤纷的经济学著作对我总是一种快乐。观瞻百年以来近代经济思想之成长历程，我始终感受到横贯其中的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不会有我们当代的经济学面貌。
在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中国代表处任职的一个朋友去年七月给我寄来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九四八年第一版的纪念本。这是为了纪念《经济学》首版五十周年而精心印制的。作为一本教科书，《经济学》至今已被出版到了第十六版。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一九四八年第一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造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
的确，《经济学》的成功象征着经济学在过去的百年所取得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一九七○），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二十五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一九四七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一九六六——一九八六年连续出版的五卷本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三百八十八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然而，萨缪尔森还只是经济学在当代所经历的一个辉煌时代的缩影，而这个时代始于英国的剑桥。
剑桥遗风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正是英国剑桥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近百年来，英格兰美丽的剑桥城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我每次走在剑桥的古老学院的台阶上，心灵无不为之震撼。
一九二九年五月，经济学家庇古（A.Pigou）在一次演讲中说到， 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A.Marshall）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 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三十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二十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一八九○）和《工业与贸易》（一九一九）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 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二十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
的确，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熊彼特语）。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的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J.M.Keynes）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事实上，他经常去伦敦在政府财政部挂职，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由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帕廷金（D.Patinkin）等人撰写的凯恩斯的条目就长达三十四页。
凯恩斯是在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即一八八三年出生的。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的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十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的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一九二三）、《货币论》（一九三○）和《通论》（一九三六）。《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
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约翰·梅纳得·凯恩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383页）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二十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自己还在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五十岁的凯恩斯和一批二十五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这是作为经济学摇篮的剑桥在三十年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个俱乐部里，除了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F.Ramsey）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 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Mrs.J.Robinson）， 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 ）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一九○三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三篇论文。拉姆齐的这三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一九二六）、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一九二七）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一九二八）。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一九七○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到普遍的重视，
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 ）教授等一批学者在七十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七十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的理论而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拉姆齐的第三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做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二十六岁的拉姆齐悲壮的谢世使剑桥失去了一位知识巨匠，使哲学界失去了一位思想家。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是剑桥学术俱乐部的惟一一位女性。她和卡恩是昔日的同窗（不在一个班）和后来的亲密的同事。她一九二二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她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一九二八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三十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三十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一九四二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在经济学家的心目中，她也许是一个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真正的得主。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想追求真理，你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芝加哥教义
萨缪尔森显然是受到“剑桥”的深刻影响才决定从芝加哥大学转入那个更“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的。在那里他领教了汉森（A.Hanson）、列昂惕夫（W.Leontief）、 熊彼特和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威尔逊（E.Wilson）等著名教授的风采。更重要的是，在哈佛的五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 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剑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
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M.Friedman）、施蒂格勒（G.Stigler ）这两位后来先后于一九七六和一九八二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三十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F.Knight）和维纳（J.Viner ）为首的反对英国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一九○○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四五十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三十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纳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纳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一九四六年去世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 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一样，是一位杰出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
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T.
W.Schultz），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一九七九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到五十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做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尔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五十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做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一九五九年）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一九五七年）是早期的两个例子。”（里德，“芝加哥学派”，《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第454页）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 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一九九二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一九五八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
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一九九○和一九九七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五十年代芝加哥教义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一九三九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九五八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 ）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一九六○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斯蒂格勒甚至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因之成为一九九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这其实不正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吗？
毫无疑问，“芝加哥教义”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不仅仅是因为在迄今为止的四十四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中芝大独占鳌头，更重要的是，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风格构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的确，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古典的”到“新古典的”，从“剑桥园地”到芝加哥的“教义帝国主义”，她的发展和成型历程比起众多社会科学的分支还短得多。但经济学发展之惊人速度令不少学科望尘莫及。我不知道在过去的世纪这个世界出版了多少经济学的著作、共创办过多少专业杂志。但我相信，经济学的文献现在占据着任何一家图书馆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书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我们事实上还拥有了经济学的专业图书馆。经济学辞典的出现是另一个用来描述经济学成功的必要标志。更有意思的是，在目前世界上被认为最具权威的经济学大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该辞典的前身于一八九四年问世，现收入二千多个词条、四千多页，由三十四个国家近一千位著名经济学家和当时在世的十三位中的十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同编纂而成）中，专门把经济学的图书馆和专业杂志列为词目，实在令我赞不绝口，个中原因便不言自明了。
回眸过去的百年，经济研究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独立的科学活动，甚至经济学研究的论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一个基本上由学科本身和研究者内部的结构来决定的问题，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可以“演绎”和“检验”的科学。而这正是从剑桥到芝加哥的象征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试图说明谁是重要的、或者谁是更重要的人物已经没有了意义。尽管上面提到一些“大人物”，但我想力图展示的其实并不是这些人物，而是百年来经济学在这些人物背后所经历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二○○○年一月六日再修改于沪上嘉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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