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和《史记》的断限、残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司马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司马迁的卒年史书无明文记载，后人有各种各样的推断。我认为最重要的应根据《报任安书》来推断。通过《报任安书》，司马迁将自己长期隐藏在内心的冤屈和痛苦喷发出来，触怒了汉武帝。所以，汉武帝将“有怨言”的司马迁“下狱”处死。这是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的记载。
现将有关司马迁卒年的一些旁证选择罗列于下：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全文引用《报任安书》之后，立即说：“迁即死”。又在传后的赞语中说：“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就说明“报”书与“死”有密切关系。
裴骃《史记集解》在“七十”一句下，注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进一步说明因“报”书中有怨言而死。
陈寿《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帝（曹丕）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这说明至晋代才有人敢于为迁抱不平，以前是皇家之大忌。葛洪《两京杂记》、桓宽《盐铁论·周秦篇》也记叙了相同的事实。
褚少孙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孝武封国”一语下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这样，褚先生就将孝武封国的最后四侯，列在本表之后。说明四侯不是司马迁所记。如：田迁秋封富民侯是在征和三年六月后，中山王昆侈卒于征和二年，而《史记》没载。
王国维说：“《史记》中最晚之纪事，得信为出自公（司马迁）手者，惟匈奴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之事，余皆后人续补。”他认为《汉书》中《宣帝纪》和《丙吉传》之内谒者令郭穰，即《刘屈氂传》之内谒者令郭穰。亦即司马迁之继任者，“其时史公必已云官或前卒。”
综上所录，足以说明司马迁的死因死时了。
但是，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王国维的考定影响很大，不弄清这个问题，司马迁的卒年是无法坐实的。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考定在汉武帝太始四年。王国维说：“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按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时。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坐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田书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
其实，王国维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怎么解释“会东从上来”？“会”，正遇上。“东”，往东，等于说由西边。“从上”，跟随皇上。这句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举兵后，司马迁跟随汉武帝自甘泉宫还长安的事。《汉书·武帝纪》载，征和二年“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因此汉武帝闻讯，急忙从甘泉宫还长安。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是由西向东走。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是皇帝当然的随行人员，所以说是“会东从上来”。
关于这个历史事件，根据《汉书》有关传记的记载，大致是这样的：武帝末年，戾太子的生母卫后宠衰，江充用事。江充与戾太子及卫后家都有矛盾，恐怕武帝死太子即位后自己遭祸。恰在这时巫蛊的事情发生了，江充便利用这个机会陷害戾太子。武帝使按道侯韩说、御使章赣、黄门苏文，共同协助江充，到戾太子宫里掘出几个桐木人。武帝本来有病，在甘泉宫避暑疗养，请示也得不到回报。所以戾太子觉得情况可疑，就命他的客人搜捕江充等，并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江充。但章赣和苏文逃到甘泉宫，却在武帝面前诬告太子谋反。武帝马上命丞相刘屈牦发兵和太子交战，同时回到长安城西建章宫。当时戾太子召兆军使者护军任安，给以符节，叫他发兵助战。任安接受了命令，但闭门不出。戾太子和丞相大战的结果，死了几万人，战败逃走，在长安东面新安县附近的湖地自经而死。后经壶关三老和车千秋上书，说明了事实的真相，武帝感到后悔，于是“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并“怜太子无罪，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①。恰在这时，有一钱官小吏诬告任安当时对太子有所要求，所以闭门不出。这就触发了武帝的思子之情。他认为任安是戾太子舅父卫青荐举的，汉王朝曾多次提拔重用，他却“坐观成败”，未支持太子，罪不容赦，应该处以死刑。
而王国维认定“会东从上来”是指东封泰山，因而在《汉书·武帝纪》里找到了“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于是得出结论说“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显然是不符合作者愿意和历史事实的。
第二，如何解释“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旬月”，满一个月。“季冬”，十二月。汉律，十二月处决囚犯②。“薄”，同“迫”。“从上”，跟随皇上。“上雍”，上雍地去。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其地有五畤，汉武帝常到那里祠神。这句话是说，再过一个月，就进入处决囚犯的十二月了，那时我又迫于要跟随皇上去雍地。
王国维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他认为征和二年“无东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所以把《汉书·武帝纪》太始四年“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硬扯到这里来。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任安怀二心腰斩，而犹须系至冬尽，则汉法之异于后也”。司马迁见武帝心情已变，任安非死不可了，但又不忍心说出任安将要在十二月腰斩，所以只在此暗示了一下，这种低徊哽咽的辛酸情绪，对任安不幸遭遇的痛惜心情，王国维竟弃置不顾，是很不应该的。是的，《汉书·武帝纪》是说“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但这并不是“与报书不合”。《汉书·武帝纪》说的是具体到达雍地的时间，而《报任安书》说的是迫于要跟随武帝去雍的出发时间，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
第三，王国维既肯定《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为太始四年，但又找不到太始四年任安犯罪的事实，只好将褚少孙补的任安事迹中，汉武帝说的“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③加以强相牵合，算是任安的罪状。但对“任安有当死之罪”是什么内容却答不出来。其实这话是征和二年，武帝诛任安时，“欲成其死，而加之罪”的愤恨之言，并无任何事实根据。任安是司马迁的老朋友，如果真有“当死之罪甚众”，以“信史”和“实录”著称的《史记》，为什么于任安受太子节一事外，毫无记载呢？任安并非武帝“幸臣”，为什么屡次犯死罪，而残忍寡恩、喜怒无常的武帝却要赦免他呢？因此《报任安书》说的“今少卿抱不测之罪”，的确是指征和二年七月任安受戾太子节一事而言的。因为这件事是在不久前发生的，所以作者才用了一个“今”字。而事件又直接牵涉到汉武帝，所以作者说任安受到“不测之罪”。王国维把这一确凿的事实当作不可信的，而自己的考定却没有确凿的史实依据，无法自圆其说。
第四，《报任安书》说“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又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些话也可证明此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任安被钱官小吏诬告的时间，史无明文记载；但从他触发武帝的思子之情来看，应当在壶关三老和车千秋上书之后。车千秋在什么时候上书，也是史无明文记载的；但车千秋从高寝郎晋升为大鸿胪，是由于“上急变，讼太子冤”④。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载，征和二年“九月，大鸿胪商丘成为御史大夫”。可见车千秋继商丘成为大鸿胪，其时当在征和二年九、十月内，而车千秋上书自然应在这之前了。由此可以证明，任安被钱官小吏诬告，一定是在九月到十月这段时间内。司马迁在戾太子举兵（征和二年七月）后，跟随武帝还长安，当在征和二年八月左右。不久任安就被投入狱中。这与“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的话完全相应。这句话是说，我们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始终勿忙急促，没有一点空闲。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司马迁是在太始四年五月跟随武帝由山东回长安的，那么《报任安书》写于这年十一月，中间相隔七个月。七个月时间，两人同在长安，其时司马迁又没有什么事情，怎么能说是“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呢？
“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句话，涉及到司马迁始仕为郎中究竟在什么时候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此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又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西、沈黎、文山郡。”既然汉王朝在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那么司马迁以“郎中”身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就决不会在元鼎六年之前，因为那时汉王朝还未“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司马迁出使西南地区回来复命时，正是武帝“始建汉家之封”，也就是元封元年武帝封泰山的时候。而武帝封泰山是在当年四月，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司马迁是不可能在元封元年初的三个月内完成出使任务的，所以司马迁以“郎中”身份出使西南地区应该在元鼎六年，回来复命是元封元年以后的事了。由此可见，《集解》引徐广的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是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时间，而“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司马迁“还报命”的时间。司马迁在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仕为郎中”，到写《报任安书》的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恰好渡过了二十一年的仕宦生活，所以这和《报任安书》中说的“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完全符合。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即公元前93年，那就只能说“待罪辇毂下，十九年矣”，因为十九年是万万不能说成“二十余年”的。自然，王国维把司马迁“仕为郎中”的时间含糊其辞地说成“大抵在元朔、元鼎间”，但按他的意见，无论怎样推算，都与“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相矛盾。
第五，司马迁这封《报任安书》，是和自己的生死有关系的。卫宏《汉书旧仪注》和葛洪《西京杂记》都说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这“怨言”便表现在《报任安书》里。这封书，满腔愤怒，大发牢骚，说他为李陵“陈情”，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睢眦之辞”，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言外是说，武帝贤愚莫辨，是非不分，袒护裙带关系，是一个专制残暴的君主。对于遭受“宫刑”，司马迁更是悲愤欲绝，痛不欲生。说什么“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对于汉王朝屠杀功臣，虐待大臣的行为，司马迁更予以大胆地揭露：“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子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这些无情的揭露，活画出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帝王的专制残暴，使人感到触目惊心。这些所谓“怨言”，可能后来被人抓住告发了，致下狱而死。司马迁还在《报任安书》里，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他的著作已基本完成了。但下文又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则证明《史记》又还未最后完成。那么，《史记》的最后完成当然是征和以后的事了。所以司马迁的卒年，自然是在写《报任安书》的征和二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则李长之、王达津等更据以断定司马迁就死在太始四年，那就更是错误的了。
总之，《报任安书》究竟作于何时，不仅关系到司马迁的卒年，还关系到《史记》一书写作所经历的时间与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因此这是一件值得考辨清楚的事情。
（二）
司马迁的卒年既然在汉武帝征和二年，死因是“有怨言，下狱死”。那么关于《史记》的下限问题自然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书》“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看来司马迁本人的说法就不完全一样。而《集解》、《素隐》、《正义》的《序》又都说“下讫天汉”。“麟止”就是汉武帝曾在雍（今陕西凤翔）狩猎一只白麟，所以改年号为“元狩”，又做钱币成麟的脚形。这里即指元狩元年。从元狩至太初，中间经历了好几个年号。为什么同一篇里出现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可能是两个计划。起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计划，司马谈把写《史记》当成是续《春秋》，《春秋》的下限至于获麟而止，这可能是司马谈最初的计划。起于黄帝，至于太初，是其子司马迁修改后的计划。
至“太初而讫”是史迁记事的实际下限。太初之前，为元封六年（前105）；太初之后，为天汉元年（前100）。由于“太初而讫”四字不够精密，因而又有人认为讫于元封六年，如朱东润《史记考索》，有人认为讫于天汉，如《汉书》及三家注。对此，我们既不能责怪史迁记事之疏漏，也不能苛求前人对问题的争辨。我们只能就《史记》的实际来考察。《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均讫于太初四年，便是明证。所以范晔《后汉书·班彪传》及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均说：“太初已后，缺而不录。”范文澜《正史考略》说：“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史记》记事为何要讫于太初？因为司马迁认为从元狩到太初是西汉鼎盛的一整个时期，所以把下限从元狩元年一直扩展到太初四年。据《汉书》，任安坐受卫太子节而下狱在征和二年，著名的《报任安书》即写于这年秋天。所以这之后的史事，很难确证为司马迁手笔。
回头我们再来谈关于《史记》的上限问题。司马谈计划起自陶唐，理由是：1.儒家的权威著作《尚书》的记事即起于尧，司马谈的计划是以《尚书》为典范，所以也要从尧开始。2.百家言黄帝，文字不够雅驯。“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这跟古文经典不相吻合，所以司马谈不相信那些百家言黄帝，更不相信年代说得那么清楚。因此要从尧开始。司马迁修改这个计划，提前到黄帝，也有自己的理由：1.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走遍全国各地。他在游历考察当中发现，尽管各地的风俗教化不一样，但各地长老皆谈传说中的黄帝。这个传说尽管是口头的，但长老们谈得都比较生动，绝非凭空捏造。所以司马迁相信这些传说事出有因，认为黄帝这个历史人物确实存在。2.《五帝德》、《帝系姓》这些著作，司马迁相信是孔子所传的典籍，拿它来和《春秋》、《国语》互相参证，认为是可靠的资料。3.各种谱谍资料，百家言黄帝虽然“其文不雅驯”，但绝非无因。4.《五帝本纪·赞》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儒家的典籍中虽然有些东西没有记载，但黄帝的轶闻轶事时时见于其他著作。司马迁对古文资料，百家之言，长老的口头传说选择比较雅驯、符合实际的东西加以记载，对于那些不可信的资料，则弃而不录。所以司马迁修改了他父亲原来的计划，把历史记载从尧上推到黄帝。为什么只上推到黄帝而不再往前推呢？司马迁认为黄帝轩辕氏“修德振兵”──既注意自己品德的修养，又使用武力征伐来统一天下。《史记》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以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追祖溯源，他们都来源于黄帝这个系统。中华民族皆是黄帝子孙，这一民族观念就奠基于《史记》。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是司马迁修改《史记》上限的一个重要思想。
司马迁修改《史记》上限的证明是：
第一，司马迁本人有着明确的交代。《五帝本纪·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三代世表·序》又说：“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不论是《五帝本纪·赞》，还是《三代世表·序》都说从黄帝始，而不是从尧开始。
第二，《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最初由司马谈规划，最后由司马迁修改完成。《自序》里所说的和《五帝本纪·赞》、《三代世表·序》交代的完全相符，证明“自黄帝始”“至太初而讫”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符合事实的。司马迁对《史记》上限的修改既然有这样明确的交代，从中还可以看出他的修改有两条标准：1.相信文献典籍的记载。在《伯夷列传》中说：“考信于六艺”。《孔子世家·赞》说：“折中于夫子”。所以对《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尚书》等古文很推崇。2.他通过实地调查来补充、验证文献资料的记载。
（三）
现存《史记》不仅有断限问题，而且还存在着一个残缺问题。《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史记》的字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由此看来，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其后班彪、班固父子提出：“十篇缺，有录无书”⑤。班氏汉人，去迁未远，人们因而常以班说为据。但到底缺哪十篇班氏没讲清楚，后代也就产生了各样的说法。三国时魏人张晏第一次提出十篇的名称，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又说：“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张守节则说：“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表》、《礼》、《乐》、《律书》、《三王世家》、《傅、靳》、《日者》、《龟策传》。”司马贞却说：“《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书》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虽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续此篇；《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
吕祖谦说：“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⑥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赵翼《廿二史札记》均有详细论证，以为班张之说未可全信。从《史记》各篇的实际情况考察，吕说诚可谓至当难移。班氏父子和张晏提出的十篇，可分为四类不同的情况。
第一类为《孝景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和《傅靳蒯成列传》三篇，均未缺佚。
司马贞在《太史公自序》篇的《索隐》中说：“《景纪》取班书补之。”此不知何以为据。究竟是《史记》取《汉书》补缺，还是《汉书》录《史记》成篇？显然只能是后者。现取《史记》和《汉书》加以对照，《史记》和《汉书》的《景帝本纪》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并不能说明《景帝本纪》就亡佚了。崔适是个过头的疑古派，他在《史记探源》中也说：“盖此纪实未亡尔。”这个“纪”就是《景帝本纪》。
据《太史公自序》，“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查今本《年表》，与这一意旨完全吻合，无法证明原著已佚。陈直《史记新证》认为《将相表》是司马迁《史记》里很出色的篇目，这种构思为别人所不能。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而且《史记》首创纪传体，此表却为西汉前期的编年体大事记，纲目了然，线索明晰。以纪传为主，而以编年为辅，此亦史迁记事之匠心独具。王应麟说：“复从汉兴以来大事为之记，盖以存《春秋》之法也。”⑦汪越说：“《汉书·百官公卿表》详一代之官制，《史记》但表相与将、御史大夫，意在论世知人，以备劝惩。”⑧如此，则史迁作《将相名臣表》，还不止是一种记史手法，而且寓有劝善惩恶的深意。这哪是后人所可随便补缺的呢？至于表中太初以后事，当为后人补续。
至于《傅靳蒯成列传》，《太史公自序》说，它的写作意旨是：“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緤常从高祖，平定诸侯。”可是今本《史记》中记周緤事甚简略，难以据此详知秦楚之事，但也没有根据可断定今本《傅靳传》非迁原著。梁玉绳认为这个列传“非史公不能作。”甚至崔适也说张晏“此言转不足信”。他还举了三证：第一，《傅靳蒯成列传》里的赞语是班固《汉书·傅靳蒯成列传》里没有的；第二，“文亦是太史公作”；第三，“三候立国之年，皆与功臣侯表合”。也就是《傅靳蒯成列传》根本没有亡。
第二类为《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此三篇均被指为褚补。其实，三篇中凡褚补者均冠有“褚先生曰”，甚为明显；三篇又均有“太史公曰”的论赞，亦甚明显。
《三王世家》仅载群臣奏请及封策书，借以说明三王受封的起缘和经过。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取材？我们推测司马迁本来就没有作传，这一点司马迁在赞语中交代得非常明白。他说：“燕齐之事，无足采者”。可见“三王”并无事迹可传，但封他们的策文，司马迁认为“文辞灿然，甚可观也”，故“附之世家”。就是说取三王的“封策文”，姑且当作三王的世家，并不是说将“封策文”附入世家。我们考察三王受封，同在元狩六年四月乙已这一天，齐王刘闳死于元封元年，没有后代，封国也取掉了。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都死于汉昭帝时代，都因谋反被诛。司马迁作《三王世家》时，三王既没有传代，又没有可以记载的事情，所以说：“燕齐之事，无足采者。”但按司马迁作史的体例，应当给已经封王的武帝的三个儿子作世家，于是就取了“封策文”来敷衍成篇。
我们再看一下褚少孙的续补，也只是搜求了一些遗文来说明“封策文”的意义，是补充司马迁所说“文辞可观”之旨的。仔细琢磨褚少孙的话，他的意思很明白，他是对司马迁用“封策文”代替世家这一作法进行评述，并没有说《三王世家》亡佚了。
至于《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的道理也和上面相同，都是司马迁所作，没有亡佚，也不是草创未就。后代学者嫌《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太简略，殊不知司马迁这两个传本身就这么简略，并不是什么未成之作。《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但今本《日者列传》并未阐述诸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可能是一篇未最后定稿之作。司马迁作《龟策列传》，主题在这两句话：“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联系《封禅书》来读，司马迁讥讽时政，微言大义，何鄙陋之有？
总之，今本《三王世家》等三篇均言辞简洁，篇幅不长，也许史迁就只准备写这么一点点，也许是草创未具，而绝不可说它们已经亡佚，否认今本为史迁之作。
第三类为《礼书》、《乐书》、《兵书》。今本《礼书》、《乐书》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礼书》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它的正文。《乐书》取《礼记乐记》来代替。这些撮取的部分，吕祖谦认为属于“草具而未成者也”，王鸣盛则认为，“其实亦是子长笔，非后人所补”⑨这点，不可妄测，亦可置而不论，因为它确属撮取，谁也不会去否认。
至于《兵书》，今本《史记》无此篇目。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元启《三书证伪》，赵翼《廿二史札记》，均认为《律书》就是《兵书》。因为《太史公自充·集解》里引张晏的话作“亡……律书”，与“律书序目”里所说“作《律书》第三”相符合，但其意旨与现在流传下来的《律书》的内容并不吻合。所以“《律书》即《兵书》”的论断，实在很牵强。今本《史记·律书》实际上是《律历书》的一部分。《兵书》实际上亡佚了，没人补。今本《史记》的《律书》，其序文也应该是补亡者搜求到的逸文。总之，《礼书》等三篇，今仅存序论而残本论。
第四类为《孝武本纪》。赵翼的《廿二史札书》认为《武帝本纪》“非仅侈陈封禅一事。”我们也认为《今上本纪》不可能完全抄自《封禅书》，司马迁怎能自己抄自己的书？现存《史记》中叫《武帝本纪》，而《太史公自序》里叫《今上本纪》，篇名都不符，说明《今上本纪》亡佚了。后人抄《封禅书》以代替《今上本纪》。补者为示区别，改名为《武帝本纪》，曲折地显示出这不是司马迁的原作。这就是说《武帝本纪》真正亡佚了。
综上所述，班、张所说的“十篇有录无书”虽情况各异，但真正“无书”的，只《今上本纪》一篇而已。如果再加上只有序论的《礼书》、《乐书》、《兵书》，也只四篇亡佚。《汉书·艺文志》说：“省太史公四篇。”这是符合《史记》的实际的。所以，班、张之说实在未可全信。
注释：
①见《汉书·刘据传》。
②见《汉书注校补》。
③见《史记·田步列传》。
④见《汉书·车千秋传》。
⑤见《汉书·司马迁传》及《后汉书·班彪传》。
⑥见《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一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
⑦见《玉海》卷四九《汉大事记》。
⑧见《读〈史记〉十表》。
⑨见《十七史商榷》卷一《十篇有录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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