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说着”、“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宁论文,引语论文,说着论文,回民论文,标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 引言
刘丹青(2004)的研究证明，汉语里由言说动词语法化而来、主要用于介引直接引语的“V道”的“道”（张三嚷道广：……），其句法功能相当于英语介引引语从句的that(She said that……)，都属于内容宾语小句的前置式标句词。二者的区别在于依附方向。“道”依附于动词，属于“核心标注”；“that”依附于动词的从属语（宾语小句），属于“从属语标注”。类似的内容宾语标记在我国民族语中广泛存在，一般称为“引语标记”。近年来，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西宁回民话里由言说动词“说（着）”虚化而来的两个轻声词“-说着
”“-说
”也有引语标记的性质；两词的标注对象不限于引语小句，还可以与动词“说”同现，构成一类很特别的引语句（下称“—说”类引语句）。例如：
“－说着、－说”的标注对象、标注方式、语序类型与通用汉语的标句词“道”差异很大，而与亚洲大陆 SOV黏着语中的引语标记类型相似。本文拟从西宁回民话OV语序和引语句结构方式的系统性出发，着重考察这两个词的用法、功能、词法属性、句法分布以及语序类型，并对两词句法行为的影响源（语源）进行初步探讨。
一 西宁回民话的相关语法特点
西宁话在有着SOV语序特征的汉语西北“甘青方言”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学界习称的甘青方言，主要分布在素有“中国小麦加”之称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与之毗连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和陇中片。这一带是西北回族的重要聚居地，也生活着藏、蒙、土、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使用甘青方言的主要就是当地的汉族和回族。自明代起，西宁的回族、汉族就形成各自的聚居区，汉民主要聚居于城中区和城西区，回民主要聚居于城东区。本文的主要调查合作人就是城东区回民老户。
西宁回民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与汉民话有一定差异，特别是语法，表现出SOV型语言的系统特征。回民话的下述语法特点与本文讨论有关，需要先作交代。
1)句法层面，动宾关系有OV/VO两种语序方式。有丰富的后附性句法成分（助词、后置词、虚义动词、语气词等）表达体词、动词的范畴、关系、语气等意义，前附成分（前置介词、连词等）相对贫乏。体词有数、格范畴，格范畴可以用格助词（后置词）或介词（前置词）表达。与汉民话相比，回民话有明显的OV语序优势和后置词优势。请看回、汉调查合作人对“最自然句式”的首选差异（a为回民首选，b为汉民首选，括号中词语为非首选）：
注释：
①关于甘青方言与当地阿尔泰诸语言动词“副动形／连接形”平行关系的报道另见马树钧(1984)、阿·依布拉黑麦(1985)、贾晞儒《青海汉话的“着”与青海蒙古语的
》（《西北民族研究》1993第1期）、黄行(2005)等。据笔者调查，甘青方言动词的“兼役式”主要分布在青海局部，汉民话用得较少。现代语法学认为阿尔泰语“兼役形”的本质是“以分词形式构成关系从句”（唐正大《与关系从句有关的三条语序类型原则》，《中国语文》2006第5期）；西宁回民话“兼役式”关系从句是蒙古语“兼役形”与汉语“的”字结构方式的混合，而笔者在调查湟源话时还发现了与阿尔泰语前置无标记关系从句结构完全平行的例子：
对青海方言句尾“－说”的研究，最早见于程祥徽先生(1980)；之后张成材先生的《西宁方言词典》(1998)也收录了“－说”词条，例句类型与程文同：
(17)家明早明天北京去哩说[
]。（他说他明天去北京。张，1998:17）
(18)家说不来说。（他说不来。程，1980:148）
由“－说”的标音可以看出，这类例句当主要来源于汉民话。而据笔者对甘青方言18县市语法的初步调查，在回族人口较多地区的回民话里引语标记的用法一致性程度很高（详第四节）。因而我们确认，在西宁方言里，“—说”是通用词，“—说着”是回民话的特征词。
二 “－说着”、“－说”的句法属性
（一）“—说”类引语句的主要成分及引语标记的基本用法
西宁回民话“—说”类引语句有4种主要成分：全句主语、核心动词、广义引语、与引语相关的受事、与事、对象。广义引语主要有称谓语、引语两类。称谓语是名词性的；引语一般是谓词性的（也有名词性的，见 (25)），包括直接引语、间接引语、思考内容（例(28)）或对引语的概括（例(24)），而以间接引语为多。广义引语在句中主要作宾语性成分（内容宾语），称谓语作宾语，引语作宾语或宾语从句。称谓语作内容宾语时，事实上用如言说动词的直接引语，在书面语中都可以加注引号，因而本文将它们合称为广义引语，也简称为引语。
支配广义引语的核心动词主要有称说、言说（广义）、听说动词三类，可合称为言语动词。称说动词一般用“叫”，也可以用“说”；言说动词主要包括言说、书写、思考义动词，最常用的是多义词“说”；听说动词主要用“听”、“听说”（可扩展为“听N说”）。
全句主语一般是核心动词的施事，也可以是当事（例(20)）、拟人化事物（例(29)）或处于隐含状态（例 (22)、(23)）。称说、言说动词所带与引语相关的受事、与事、对象成分一般作双宾句的间接宾语，标记是后置词“哈宾与格”、“上与格”或前置词“把宾与格”、“给与格”。
引语标记（—说着、—说）是广义引语的附着成分。从与引语的关系看，两者的用法和功能大体相同：1)主要以后置方式与引语组成“Q+M”短语，再与动词组合；2)都可以用于称谓语和引语，在不同时体、语气的引语后用法没有区别。但是从句法分布看，两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和一定程度的对立，在某些句式里还出现了中插式、前置式的用法，本文将在第四节具体讨论。下面分别举例，(19)-(23)是称谓句，(24)-(31)是言说句，(32)是听闻句：
2)组合能力：引语句里，动词“说”的语序相对灵活，可以用在“S+Q+M+V”、“S+V+Q+M”、“Q+M,S+V”等句式谓语动词的不同位置上（见表2）；引语标记必须与引语同现并附着于引语，不出现在谓语动词的位置上，具有定位附着成分的典型特征。
由此可见，“－说着”、“－说”已经丧失了动词的基本句法特征，完成了“言说动词＞引语助词”的语法化过程，具有后置式从属语标注的性质。
引语助词的句法功能主要是赋元和关联，即：标注引语是言语动词的内容论元，表示二者之间的语义联系。因而在更高的句法语义层面，引语助词与本方言的格助词、结构助词、连接助词等同属于“联系项”类聚，而与格助词的功能最为接近。当引语或其指代成分出现在复杂定语（关系从句）中，或者作状语只在句法语义层面受动词管辖，引语助词也有同样的标注和关联功能。例如：
可见西宁回民话引语助词在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语法化程度并不对称，其形式特征的虚词化程度要高于语义特征的抽象化程度。
三 “－说”类引语句的句式
“－说着”、“－说”两助词的差异表现在句法分布方面；句法分布与引语句的结构方式、特别是引语短语与动词的语序方式密切相关。本节讨论引语句的句式和语序。
（一）引语句的常用句式、语序和句式变换
（二）复句式引语句和引语独立句
具有明显的复句特征：1)主句与从句间有较大停顿，两部分联系相对松散，组合顺序相对自由。因而，所有的主从式都可以易序为从主式（请看表2三栏里的上下句式）。2)主句、从句多有小句标志，如动词的陈述式、连接式标记、语气词等等。
四 “－说着”、“－说”的句法分布
（一）主要分布方式及分布变异
“－说着”、“－说”在常用引语句里的分布差异与句式的关系请看上页表2；表中SI、SII两类句式，就是根据两标记的分布划分的：1)SI类句（单句和从句），引语短语与句尾动词的语序是OV，标记的位置在引语和动词之间，使用“－说着”。2)SII类句，引语短语与动词的语序是VO，标记的位置在句尾，一般使用“－说”。3)“—说着”也可以用于SII的句尾，并可以与“－说”相交替。两词的分布结构式可以归纳如下（含独立句中的分布方式）：
引语标记(iv)、(v)两种用法的出现率都很低，在笔者调查到的约240个引语句里，前置式、中插式用例分别是4例和3例，可视为后置标记在SII句法条件下的分布变异。两种变异都是有理据的，可以用“联系项居中”的语序优先原则（刘丹青，2003）来解释：在OV式的SI类句里，“－说着”正处于两个被联系项（引语－核心动词）之间，与句法环境语序和谐；而在VO式的SII类句里（单句和复句），句尾的“－说／－说着”远离被联系项的一端（核心动词），与所处结构的语序和谐度降低。因而两词在句式(iv)里由引语之后前移到动词、引语之间，正好填补了被联系项之间的空位，满足了语序和谐性要求。这种“核心标注”的用法与通用汉语标句词“道”的用法相当，区别在于：1)“－说着”、“－说”是引语助词的分布易序而不是言说动词的降级叠用，与“道”是在相同句法环境中的“殊途同归”；2)“－说着”、“－说”可以与源动词“说（着）”叠用，通用汉语没有“说着说／道着道”的形式。在句式(v)里，“－说着”由独立句句尾前移到引语内“状－动”之间，既满足了“联系项居中”的语序要求，也与“－说着”的分布方式(i)相合：在现代语法学看来，“状－动／宾－动”都属于“从属语－动词”大类，因而“－说着”的(v)、(v)两种分布方式也可以归为同一大类。
（二）基本分布规则及其对立的性质
引语标记的以上5种分布方式，(i)、(ii)具有规律性、强制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立，即：在“OV／非结句”条件下只能使用“－说着”；“－说”只能用于“VO／结句”条件。这两条当属于引语标记的基本分布规则，其对立当所来有自。为进一步考察这种对立的性质，我们可以根据两词的词汇来源、构词方式、本方言动词的构形特点、甘青方言内部引语标记的空间差异，重建(i)、(ii)的源结构式如下：
“说”在源式(ii)里当是肯定陈述句的结句动词，今天的常态是“光杆儿”。而据以下两方面材料推测，这个位置上的“说”在助词化之前，应该可以附加动词的陈述式标记：
1)西宁回民话肯定陈述句的结句动词，一般习惯于附加相应标记（时体助词或陈述语气词）构成陈述式，光杆儿形式很少，例见(7)-(16)，又如：
2)湟源、民和、乐都话，“－说”虚化程度要低于西宁话，尚有一定的动词性。民和、乐都话的“－说”在称谓句、言说句句尾一般要附加陈述语气词“哂”、“呀”；湟源话句尾的“－说”已与一个本字待考的后附词（价“着唡”合音／呀／唡）合音为[·fa]：
因而我们相信，西宁回民话早期的引语动词“说”，在句尾条件下其常态应该是可以附加肯定陈述式的相应标记的，“光杆儿”当是“说”在“动＞助”的语法化过程中“去范畴化”（吴福祥，2005）演变的结果。也就是说，今引语助词分布规则(i)和(ii)的对立，当来源于早期引语动词“说”的“连接式（非结束）～陈述式（结束）”的形态对立；“－说着”、“－说”当分别是引语动词“说”的连接式、陈述式语法化、凝固化（词汇化）的结果。
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西宁回民话用“－说着”结句的分布方式(iii)应该是后起的，派生的，它的原生句法环境应该是广义的连动式。这一推断可以得到我们对“甘青方言”引语标记调查结果的支持。请看表 3。表端是西宁回民话两标记的三种分布式，表右是18方言点及调查合作人的民族身份。除回族、汉族之外，其他民族的合作人都能纯熟运用当地汉语。
表3显示，“－说”不仅是西宁话、也是甘青方言内部通用的句尾标记。“－说着”的有无及句法分布则表现出地域差异和一定的民族（回、汉）差异，分为四种类型，可以看出：
1)“－说着”最适宜的句法环境是OV的(i)式，(i)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一、二、三类）；“－说着”用于句尾的(iii)式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一类）。(iii)相对于(i)表现出明显的派生性：没有(i)就一定没有(iii)（四类）；有(iii)就一定有(i)（一类）；但是有(i)可以没有(iii)（二、三）。第（二）种类型引语标记的使用与西宁回民话接近，两词呈现规则分布，“—说着”没有扩展到句尾。
2)回民话普遍有“－说着”和(i)式（一、二、三），汉民话则表现出相反的倾向（四）。西宁回民话和汉民话恰好处于连续统的两端。这应该表明，“－说着”的存在是以动宾语序OV化的相当程度为前提、并要求动词出现了阿尔泰语式的构形方式；西宁回民话与汉民话引语标记及句式的差异，与双方OV语序优势程度的差异不无关系。
表3 甘青方言引语句式及引语标记分布表
五 西宁回民话引语标记的语法类型及影响源
从词汇来源看，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与通用汉语的标句词“道”都是言说动词语法化的结果，但是二者的标注方式有着语法（语序）类型属性的重大区别：“－说着”、“－说”可以标注称谓语，属于后置式从属语标注；“道”不可以标注称谓语，属于前置式核心标注。语序类型学的研究发现：“‘标句词+小句’通常与前置词及动宾语序(VO)相和谐，‘小句+标句词’通常与后置词和宾动语序(OV)相和谐。”（刘丹青，2004）。跨语言比较可以证明，用后置标记标注引语，是亚洲大陆OV型黏着语普遍存在的语法特征，像藏缅语族语中表示传闻的语尾标记词、蒙古语族语中的引语动词／助动词
、韩国语中的引语词尾
、日语中的格助词“とto”和传闻助动词、突厥语中的动词传闻过去时词尾，都具有与SOV语序相和谐的后置式从属语标注的性质，并可以标注称谓语：
这就是说，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标注方式与本土方言的OV语序倾向和后置词倾向相和谐，与亚洲大陆SOV语言的后置式引语标记属于同一类型。鉴于甘青方言所处的语言环境，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本土的这类引语标记以及OV语序的由来可能有语言接触的背景。
20多年前，程祥徽先生(1980)揭示了青海汉语包括“‘说’字句”在内的诸多语法现象与藏语的相似之处，自是，甘青方言异源性语法特征的影响源（藏语影响／阿尔泰语影响）便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事实上从地缘关系看，甘青方言与当地不同系属的SOV诸语言都有长时间的接触史；包括OV语序、引语标记在内的诸多语法特征已呈现区域性趋同倾向，形成了“河西走廊语言区”（黄行，2005）东段的一个著名的“语言联盟”板块。因而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不只与藏语安多方言、也与当地阿尔泰语的同类成分有着类型的相似性（注：为了强调可比性，本节(66)-(85)例中所引用的民族语例句，言语动词、引语动词形态的随文注释一律用统一名称，词尾的汉语对译（原著一般不译出）参照了西宁回民话的对应词。）：
但是，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与当地阿尔泰语、特别是蒙古语族语的引语动词相似性程度更高；我们可以在蒙古语族语（包括本部蒙古语）里找到与重建的西宁回民话引语标记的两源式、亦即早期引语动词的基本结构式完全平行的句式。试比较：
事实上，蒙古语的引语动词在元代就曾对北方“汉儿言语”产生过影响（祖生利，2000），使言说动词“道”和“说”在元明之季的“汉儿言语”里、特别是在以“直译体”、“直讲体”白话文献为代表的“蒙式汉语”里出现了如蒙古语引语动词的用法。例如：
(79)那时节，王莽
的人夺了汉家帝位。（《训世评话》第20则，汪维辉：417）
请注意(75)(76)和(77)(78)两组引语句的结构也分别与西宁回民话源式(i)(ii)大致平行，(77)(78)句尾的“说”都有陈述式的时体语气标记。另据笔者考察，《蒙古秘史》里，引语动词“客额(ke'e)”的联合连接形“客延(ke'e-n)”、并列连接形“客额周／抽(ke'e-ju-
u)”、假定／延续连接形“客额速(ke'e-su)”在旁译里最常用的对译词分别是“麽道”、“说着”、“说呵”（例从略）（注：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在元明“蒙式汉语”里，动词也出现了连接形特征。《蒙古秘史》里用对音字“周／抽”表示的蒙古语动词并列连接形词尾
在旁译中一般译作“着”；蒙式汉语里的“着”与蒙古语的“-ju/u”有音近义通关系（余志鸿，1988；李崇兴，2005；祖生利，2000）。因而，笔者认为西宁回民话连接式引语标记“说着”与《蒙古秘史》“客额周／抽(ke'e-ju/u”的旁译“说着”有渊源流变关系。西宁回民话引语标记与近代“蒙式汉语”同类标记的关系及演变过程，笔者将另文探讨。）。
西宁回民话的两个引语标记都已歧变为语义高度虚化的其他语法词，我们发现两词与蒙古语族语引语标记的语法化方向也相当一致。例如，来源于引语动词连接式的“－说着”与蒙古语族语引语动词一样，都重新分析为“状－动”或小句间的连接词；只是，“－说着”是固化连接助词，没有蒙古语族语相应的“关系动词／连接助动词”的构形能力。试比较：
西宁回民话与当地蒙古语族语以及元明“蒙式汉语”引语标记的相似性可以从当地回族的族源以及民族关系方面获得解释。回族是以蒙元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入华西域色目人（西域回回）为主体、融汇多种民族成分逐渐形成的。据史料记载，青海回族人口的主要来源是：1)元至明初先后入驻并信奉了伊斯兰教的蒙古回回（蒙古宗王及其部众）；2)随蒙古军东来的西域回回（回回军士及工匠）；3)明清两季由淮泗、南京、山陕、北京、河州（今临夏）等地移入的回民（胡振华，1993；田方，1986；芈一之，1987；喇秉德、马小琴，2002）。蒙古回回、本土或内地的西域回回在融合为回族的过程中共同经历了放弃原用语转用汉语的历史；由于元代蒙古语的特殊地位以及东来色目人与蒙古人的密切关系，西域一蒙古回回在双语时期所使用的中介语以及早期（元至明初）转用的北方“汉儿言语”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蒙式汉语”的色彩（注：包括回回人在内的东来色目人在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的“蒙式汉语”实际上是蒙古人、色目人在多语制背景下共同使用的中介语形式。例如，元代在蒙古翰林院负责拟写、互译蒙－汉文诏敕的官员，有姓名族属可考的约二十人，其中色目、蒙古人参半，共14名（张帆《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国学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元代大科学家、主持《大元大一统志》编修的西域回回人札马鲁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所呈的一道奏折正是典型的蒙式汉语语体：“‘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元秘书监志》卷四，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直至明初将《蒙古秘史》译成汉语的也是著名的回回翻译家马沙亦黑和蒙古人火原洁。）。此外，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相近的民族来源，也使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族语）各民族与回族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东来回回人是东乡族、保安族的重要来源，他们与蒙古人融合并转用了蒙古语。但是东乡人至今仍自称为“撒尔塔”，而“撒儿塔／撒儿塔兀勒(Sana/Sartaqhal)”正是蒙元时期蒙古人对西域回回人的统称。）；这些民族中转用了汉语的部分有相当数量融入了当地回族。两个典型的例子是，源出于东乡、保安族、兼用康家蒙古语和汉语的青海康家人，已经自称为回族（斯钦朝克图，1999）。临夏东乡县由东乡人与汉族人融合而成的“唐汪回族”，已不会说东乡语；但唐汪回民话的语法则受到东乡语的强烈影响（阿·依布拉黑麦，1985），或者说，有一个东乡语的底层。
因而，基于语言比较、民族来源、民族关系史的上述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最有可能是在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族语的影响下产生的；其渊源当可以追溯到近代蒙式汉语中“说”的后置式引语动词的用法。可以支持这一推断的另外两个佐证是：1)甘青方言中的诸多异源性语法特征都可以在近代蒙式汉语文献里找到相应形式，例如OV语序、名词的复数标记“们”（每）、格标记“哈”宾与格（行）、“唡／啦”凭联格（里），动词的形态成分“着”连接式、“呵／时”假设、条件连接式（江蓝生，2002；余志鸿， 1988；李崇兴，2005；祖生利，2000）。2)虽然SOV语序是甘青“语言联盟”最重要的共同特征，但是从名词的格标记类型看，汉语甘青方言与当地的阿尔泰系各语言都属于“宾格型”语言，而青藏高原的藏语各方言都属于“作格型”语言，这也可以作为考量语言关系的一个参项。
附记 本课题在方言、语言调查中得到了日本千叶经济大学汉语教研室樱井明治教授、西北民族大学藏语学院华侃教授、宁夏大学韩国留学生赵圣永先生、宁夏大学研究生舍秀存女士及其家人（西宁市老户回族，本文的主要调查合作人）、西宁市陈尚德先生（西宁市老户汉族）的热情帮助，谨致由衷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