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现状、困惑与出路——’95高教研究中青年学者理论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青年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研讨会论文,高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发表10周年，由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未来学会教育分会、江西师范大学、云南财贸学院、爱德基金会、《教育研究》杂志社、《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和云南教育出版社共同发起并举办的“’95高教研究中青年学者理论研讨会”，于1995年7月6日－10日在云南昆明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1名中青年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信息交流、思想碰撞。”会议代表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现状、困惑与出路”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一）
与会学者认为，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公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也一直很活跃。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国民经济起飞的准备时期，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是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和21世纪国际竞争的时期，同时也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时期。10年来，我国高教研究工作者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确立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高校内部的领导体制，以及教育思想的变革、抓好学校学科建设、改进加强德育工作和教学管理改革，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有的学者认为，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个讨论的热点。在1985年中央《决定》发表以后，讨论集中在如何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和有偿服务，以及校长负责制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等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着重对学校德育进行反思，讨论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问题，以及高等学校如何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和产学合作问题；最近两三年来，又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高等教育如何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等学校联合办学和“211”工程等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健康运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10年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10个明显进步，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一是对教育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二是高等教育功能和高等学校任务的拓展；三是高等教育的产业准备和高等教育必须面对人才、科技、信息、知识等四大市场；四是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关系；五是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的关系；六是招生制度的改革；七是大学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八是大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九是明确了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对教学过程中专业、课程、教材、实践、环节和教学管理等五大要素有所研究；十是推动了学分制改革的进一步实施。
有的学者提出了当前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有10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它们分别是：1.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如何处理好体制改革与教学改革的关系；2.高等教育体制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仅仅由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吗；3.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如何真正落实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问题；4.进一步研究高等教育的举办体制，怎样看待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中心城市办学和私立高等学校问题；5.如何评价《决定》中提出的高校招收委托培养生和自费生，深入研究实行招生并轨的利弊得失；6.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问题；7.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问题，怎样才是规模适度；8.如何推动高校的联合办学；9.“211工程”的目标及其正确实施；10.怎样多渠道地筹集教育经济，如何发展高等学校校办产业问题。
与会学者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应当恰如其份地肯定1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尽管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这些都是发展和前进中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应当在全面估价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理性思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地探讨。
（二）
这次研讨会主要是分析现状、困惑和探状出路。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211工程”、招生制度改革、高校内部体制改革，德育工作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讨。
关于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的学者认为，仅仅提教育适应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教育的主体性和教育对社会的巨大反作用。一方面，社会环境、社会需要作为一种变量，既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也可能减缓或妨碍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不能简单地适应，而应有所选择，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无序、失范和困惑、矛盾，又往往需要通过教育、文化的力量加以整合，设法化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的主体性、教育对社会的反作用表现为对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导引”，尤其是通过教育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导引”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的学者通过多学科的研究，为国家和地方现代化提供参谋咨询意见，或提出批判、质疑，影响政府决策，避免短期行为、重利轻义，避免失范与无序；二是高校通过人才培养，通过高质量而又不乏崇高理想的新人，影响社会的风气和价值取向；三是通过校园文化的辐射，影响并提高社会文化、社区文化的品位。因此，不仅要“适应”，而且要“导引”，只有这样才能使高等教育得到较好的社会“定位”，才能比较完整地理解“科教兴国”的含意。有的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高等教育的“不适应”问题是主要矛盾。适应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主动适应是一种有选择性的适应。对教育来说，当前应抓住主要矛盾，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投身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有的学者提出，目前高等教育由于强调挖掘现有潜力，以内涵发展为主，使得层次结构、类型结构与专业结构变化不大，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办学形式上，依然是单一化的全日制，较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在专业结构上，专业门类与科技、社会结构的联系一直未作大的调整，即使有的专业改变了名称，也很少有实质性变化。高等教育要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依据新的社会需要，全面、深刻地调整既有结构、构建新的模式。
有的学者对当前强调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行发展规模并未超越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社会各界也在不断增长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和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要打破大学都靠国家办和大学教育就是就业教育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角度来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三乱”现象，主要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因噎废食，因此而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有四种张力：高等教育入学需求的压力、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的动力、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能力以及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人才的接纳能力。前两者分别为外在推力和内在动力，后两者则更多地表现为约束力。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大大增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张力，从而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并呈现大众化、地方化、多样化的趋势。有的学者认为，确定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过低的发展速度是难以支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的。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采取不同的发展速度，允许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快一些；对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也应有不同要求，专科教育应放得更开一些，要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重点。会上，有的学者还对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中心城市办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不应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而应是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分级负责。部委所属高校不应全部“下移”，不少应“平移”，即转由国家教委统一领导。其原因在于：第一，部委属高校基本是大区布局，省级政府难以对其统筹；第二，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省高教发展不平衡，但是从全国来说，高等教育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不在外延上扩展，就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由国家教委集中管理1/3左右的“国立”院校，以保证各行业、各地区人才的总供给；第三，加强中央调控权是防止“诸侯割据”的根本办法。
会议围绕“211工程”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辩论。有的学者认为，实施“211工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项新举措，它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211工程”的提出，调动了中央、地方两级办学的积极性，实际增加了对部分高等学校的投入，推动了一些高水平学校的 学科建设，把前阶段出现的创收热转移到抓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上来，对推动学校上水平、提高质量起了重要作用。有的学者则认为，“211工程”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很难真正实现。一是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很难象西方著名大学一样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二是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三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大学很难象西方一些著名大学那样吸引到世界一流大师云集其中。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一是造成不顾基础和条件一窝蜂争上“211工程”；二是挤占其它院校正常投入的教育经费，出现“富校更富、穷校更穷”的马太效应；三是损伤了大部分未能进入“211工程”学校的积极性。从目前高校进入“211工程”的预审情况看，多是由学校主管部门的条件确定，缺少平等竞争。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对“211工程”热应作淡化处理。
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必须采取谨慎态度，需要与社会其它改革配套进行和整体推进。一些学者对急于推进招生“并轨”提出了一些异议。认为即使是“并轨”，也很难说就体现了公平原则，因为由于地区教育水平和招生条件的差异，同样的考分，在北京、上海能上大学，而在陕西、江苏、湖北、湖南就可能名落孙山。许多考生高考落第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而是因为“指标”的限制。这部分人如果能支付相当的培养费，又有学校愿意接受的话，对个人、社会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的招生“并轨”并未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反而具有计划体制的色彩。事实证明，许多自费生学习更加刻苦，对其它同学也形成良好的影响。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是同步进行的，随着毕业生实行自主择业和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三资企业将更容易无偿地得到高校毕业生，而一些边远的地区、中小企业将很难得到所需要的人才。而实行委托代培、定向招生和招收自费生将有助于这一矛盾的解决。
代表们在会议讨论中指出，在高等教育的事业发展上，由于近几年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在高等教育经费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出于改变学校办学经费不足以及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教职工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良好愿望，似乎较多地表现为以经济价值为基本取向，使高等教育这种本有的健全文化的载体与传播者，在新的形势面前受到了冲击，产生了错位。因此必须还高等教育以固有的面貌，坚持大学的本质职能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责任，十分注重人文精神的合理建构。
（三）
高等学校外部关系的调整和高等教育宏观体制的改革，是为增强高等学校的活力、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服务的，必须通过高等学校的内部改革产生作用。代表们对高等学校内部的领导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是一个学术团体，又是一个社会组织，因此在学校组织管理中存在着学术和行政两种权力。如果过份强调行政权力，将会影响师生从事学术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片面强化学术权力，又可能导致分散主义。求得两种权力结合的最佳方式，是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关键在于两种权力的合理配置，其主要途径，一是要建立有利于基层释放能量的管理体制，学校要建立校系“两级管理、重心在系”的体制，让系级发挥重要职能；二是要充分发挥教师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人翁作用，让“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更多地参与决策；三是建立适合高校特点的精神激励和利益驱动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四是以法治教，建立起有效的调控和监督机制。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高校扩大自主权的改革至今收效甚微，主要在于体制上的弊端未除，观念上尚未走出误区。其原因，一是高校对政府主管部门的依附性过强；二是教育主管部门多用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三是党政关系的处理和权力分配似乎是一个难解之结。有的学者主张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导下，高校实行自主办学、依法治教；校内实行校务委员会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的分级管理，高校党组织起保证作用。有的学者提出，对“教授治校”这一西方大学管理传统应持分析态度，不能全盘否定；要认识其内涵已在变化之中，其精髓仍在发挥作用。
改进和加强德育工作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德育工作已有了许多改进和加强，但由于社会变革的加剧和多种价值观念的冲击，当前学校德育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和困惑，传统的德育方式与德育内容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提出的要求，德育工作的有效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为了改进和加强德育工作，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以一种新的德育观来回应德育理论和实际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一是要把德育与政治教育加以区别，德育的内容应以相对稳定的方式，逐步走向规范化；二是要把德育内容渗透到教育工作的全过程中去；三是要在进行正面灌输的同时，加强学生的自我教育、咨询指导和环境教育，优化学校的育人环境。作为一种新的思路，有的学者提出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应重心前移”的观点。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停留在抓好稳定和整顿上，而要更多地关注和适应改革与发展。因为目前社会政治局势已趋于稳定，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前移提供了可行性；社会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社会现实，使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问题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向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提出“工作重心前移”，有助于从历史的发展和联系上把握改进和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目标，有助于从方法论上去思考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增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有的学者提出，要树立一种全面的教育发展观，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其它系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部要着重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以提高质量和办学效益为重点。这就需要着重抓好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而学科建设的重点在于实现课程结构的综合化。它不仅是为了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培养学生思想文化素养，全面提高人才整体素质的要求，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从技能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有的学者认为，教学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主体，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的永恒主题，深化当前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需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二是素质教育与传播知识的关系；三是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的关系；四是教与导的关系；五是搞活教学与严格管理的关系。
实行学分制是当前教学改革中的热点，也是本次研讨会中较为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学分制形成的理论依据，一是强调“教育的核心就是对人进行完全的人的教育”；二是提倡因材施教，“使人的个性充分发展”，主张“知识的爱好和特殊的才能都应当在教育中受到尊重”；三是提倡竞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行学分制，有利于促进教学思想的转变，改变人才培养目标单一化、教学计划一体化、教学过程“同步化”的传统模式，给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注入活力；有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促进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深化。但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高校不宜匆忙实行学分制。其理由是，第一，学分制并不具有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全部实行学分制，把学分制和其它教学管理制度对立起来是不适宜的；第二，从实践看，没有足够理由认为学分制优于学年制；第三，学分制不一定就能快出人才和出好人才，学年制也并非与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相悖；第四，我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目前尚不具备实行学分制的基础条件，因此不如改革学年制，增加选修课，加强灵活性，克服传统学年制的弊端，进一步完善辅修制和双学位制，作为对学年制的一种有效补充。
（四）
1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探索高等教育规律，协助政府制定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政策，以及推动高等学校各项改革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研究工作的组织，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显示出与新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与会学者在讨论中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高等教育研究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一些领导和实际工作者把它看成是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东西，因而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不能得到应用，高等教育研究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研究工作难以进一步展开；二是高等教育理论还不成熟，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存在着脱节现象；三是研究方法过于陈旧，很少进行认真细致的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
有的学者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要走向科学化，一是要在方法论上由定性的描述性研究，转变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二是在体系上由单纯的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及其各门分支学科研究转变为既有不同分支，又有一定层次的多学科的系统研究；三是在方式上由个体的思辩式或经验式研究，转变为遵循科学程序的实证性和非实证性相结合的规范化研究；四是在功能上由侧重于发挥宣传、议论效应，转变为评价性、解释性和批判性的研究。
有的学者对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10点改进性意见：比较教育研究要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服务；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质在于探索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要重在“比较”，而不是单纯介绍；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不能不研究中国；积极开展“外国人眼里的中国高等教育”之研究；系统深入的国别研究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基础；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应特别提倡协作攻关，国际交流既是比较教育的手段，又是目的；为广大教师的教学改革服务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永恒的主题”，在有关高校开设比较高等教育课程，促进该学科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高教研究要注重合作，鼓励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和展开教育改革的实验。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不是简单地把普通教育学延伸到高等教育，也不是单纯地把国外的高等教育研究翻译到国内，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教育传统的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理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目前需要开展对高等教育学元科学的研究。
与会者一致认为，教育问题本身是社会问题，不能就教育谈教育，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多途径来研究教育现象，要变“单兵作战”为“多兵种合作”，也要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拓展高等教育研究思路。有的学者还结合在国外学习、研究的体会，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及中外研究方法的比较谈了自己的看法。
与会者提出，作为中青年理论研究工作者，也要学会善于解剖自己和认识自己，要发挥己之所长，补己之所短，要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是要有献身高教研究事业的精神。在高教研究处于高潮时期，要有冷静思索的准备，在低潮时期又要有一种甘于寂寞、勇于奉献的精神；二是要将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在科研选题上力戒“远”、“大”、“空”、“浅”，真正做到来自实践、面向实践、高于实践、用于实践和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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