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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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崛起的长期性,应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背景下来认识。长期以来 ,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长期性也认识不足。对于历史规律的这种认识不足,反映在我们的战略认识上出现 两个重大误区:一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如美国的 力量估计不足,对于整个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认识不清;二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对于中国崛起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对于成为世界强国进程 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障碍估计不足。由于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所导致的国际战略的偏差和 失误,已为大量的事实所证明。

一、认识中国崛起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 认识结合起来

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党必须 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我们要用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来完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这是在对社会主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历 史规律的深刻总结。

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经过 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无数次失败的血的代价换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预言,从资 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但是,在实践中 ,这个过渡时期究竟有多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态,各国的社会主义将产生哪些 不同的特征和区别,却成为各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性难题。每当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时 ,革命者总是盼望社会主义早日实现。但是,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 在几十年内建成。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比发达国家更要长得 多。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了七十多年。它们的失败,都不 应当看成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实践在探索中的挫折,为认识社会 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课堂和实验室。实践证明,社 会主义政党可能以几十年的时间完成夺取政权的革命,但是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几 百年的时间!

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最深刻的教训。长期以 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解简单化、绝对化,往往把社 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比较短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 ”的错误,违背了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其后果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根本上扭转了“左”的错误。但是,急于 求成、违背规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仍时有表现。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往 往倾向于把时间估计得较短一些。即使承认有“一个初级阶段”,人们也会自觉不自觉 地用传统“标准的社会主义”来判断初级阶段的各种现象。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 ,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明确的划分,而且清楚地指出每个阶 段的长期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和理论突破。

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有历史的眼光。尤其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 应考虑到各种历史条件。这些条件的成熟无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至少我们可以 列举以下条件:一是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条件的,这 些条件中国并不存在。在发达的现代经济结构形成并成熟以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 不完善的、初级的。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先导的, 在它执政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先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中国生产力发展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处于较低水平。三是我们党在3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40 年代提出的“论联合政府”、50年代初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等,都是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重要概念,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概念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成为我 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内容就终结了。四是改革开放以来,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转变所需要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要长得多;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及 意识形态,需要更长的时间。所谓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是一 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五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在总量上要赶上发达国家,大约需 要一个世纪的时间;按人均水平计算,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条件是中国崛起所必需的,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不 能超越的;那么,中国崛起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联系就明确地显现出来了。 换言之,中国崛起必须经过大约几个世纪的时间。其中第一个百年即到2050年以前,我 们只是为中国崛起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准备比较充分的历史条件 。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阶段上,我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 为完成上述历史任务提供和平稳定的历史环境。

二、中国崛起是处在世界范围社会主义低潮的历史背景下,在总体上社会主 义力量弱于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力量对比将保持相当长的时期

我们在考虑社会主义的外部环境时,不能不考虑国际力量对比。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 义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它比其他大国的崛起面临更多的制约因素。其中最 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力量、作为国家主体的政治经济存在,相对于 发达资本主义而言,在一个长时期内它将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逆转。

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高潮和低潮交替的历史进程。值得 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高潮和资本主义的危机并存,它的低潮则和资本主义的繁荣同步 。尤其是在20世纪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空前高涨和严重挫折。

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代。 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体系出现深刻危机,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发生30年代大危机和法 西斯独裁的崩溃,二次大战后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完全解体。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从在俄 罗斯的一国革命胜利到在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出现,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解 放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社会主义在当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民主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得到显著发展,形成强大的左派力量。 无法否认的是,当时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被迫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 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特点,从传统资本主义脱胎为现代资本主义,才摆脱了“腐 朽、垂死的阶段”。

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钟摆偏向了另一方。社会主义出现了世界范围的严重挫折和低潮 ,而资本主义则表现出较长时期的繁荣和发展。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发生大分化。接着,中国经历了60-70年代“文革”的长期动乱,经济到了崩溃 的边缘。苏联出现60—80年代的20年僵化时期,一方面扩军扩张,一方面拒绝改革,内 外矛盾积累,上下关系紧张。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传统社 会主义模式走到了尽头。

从二次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来看,出现了若干新的规律性现象。一是资本 主义创造了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和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知识 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规律发生了很大的变形。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制度改革 和创新,获得了自我调节、缓解矛盾、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能力。三是许多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后,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进行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尝试也没 有获得成功。它们实际上重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 依附力量。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协调机制,原来由于瓜分世 界而引发的战争在这种协调机制下几乎不可能,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走上了超国家 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这些新的现象,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 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由于两种社会制度高潮和低潮交替的发展进程,伴生着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正确认 识两种制度的高潮低潮交替现象,有助于我们准确分析和判断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 ,有助于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战略框架。

一种现象是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处于低潮时,两种制度内部的改革力量都企图 从对立的(正处于发展高潮而表现出较强生命力的)制度中寻求出路。事实上,30年代美 国的罗斯福新政就吸收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优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存在 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亦相当深刻。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也主要是从现代资本主义那里学 市场经济、学企业管理。列宁早就说过: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加托拉斯加 泰勒制等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某种相互学习、相互渗透的现象,并不能改变两种制 度的本质差异,但是它确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是对立的、对抗的,而且是 有共性、有互补性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规律在这里是完全适用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将长期共存、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社会主义代表 着人类历史的方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它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又是不完善 的,需要补充和发展。资本主义存在着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终将被扬弃和取 代;但是它作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制度,又有其自我调节的功能和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 。因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是谁胜谁负、你死我活的问题。在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两者的相互依存、利益交叉成为和平共处的基础。更重要的是, 两种制度的发展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的。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轨迹是伴随着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存在、发展而来的;换言之,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 义的因素。同样,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中吸收和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也是题 中之义。

另一个重要的相关现象是,在两种制度高潮和低潮交替的过程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往往出现急燥冒进和悲观颓废两种情绪(或思潮),以及由此形 成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高潮时,一些党和国家的领 导人就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埋葬资本主义”,至少也要在短时期内赶超最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低潮时,也有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彻底放 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甚至追随西方学者的“历史终结论”,把资本主 义看成是不可能被取代的社会制度。虽然这两种观点的表现形式极为不同,但是在思想 方法上却有共同之处,即形而上学地把一定时期的高潮或低潮绝对化,同样也是把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完全割裂。以这种思想方法来研究和制定国际战略,其后果不 是对社会主义力量造成严重损失,就是亡党亡国,导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重大挫折。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高潮或低潮 时期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判断。

从根本上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出现世界范围的低潮是历史现象。我们 不能把这个历史现象仅仅解释为西方反共势力的阴谋产物,或者是某些党的领导人错误 政策的结果,它只是证明了前苏东国家的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出现了根本的偏差 ,他们的国际战略选择也是狭隘而僵硬的。这些党不能通过改革来纠正错误,通过开放 来自我完善,从而陷入了绝境。他们的失败,给了我们研究国际战略的极好的反面材料 。至少在国际战略方面,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判断,对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对战争 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分析,对国家资源的分配取向,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攻防进退,都可以 从苏联的失败教训中学到很多。这些经验教训都应当成为我们研究国际战略的起点和参 照系。

如果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还可以设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高潮和低潮交替 出现,是否反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这种 更替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有何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和收缩,与经济 全球化趋势是否相关?这些都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必须严肃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它们关 系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关系到中国崛起过程中 的战略与策略选择,关系到我们人民的凝聚力和胜利的信心。

三、中国崛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中国崛起的制度保证

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表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世界性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社会主义是多样的,其他国家 的社会主义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中国是否能真正地崛起,关键还是要看中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有生命力,是否有吸引力,是否有战斗力。

应当承认,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 性和它在发展初级阶段上的不完善性,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教条束缚以及打破传统 模式的改革进程,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必然王国,距离自由王国还十分遥远。我们的社 会主义理论仍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尚不足以说服群众和掌握(国际)舆论。这是我们在国 际环境中受到牵制、发展受到障碍的根本原因。要真正改变这种困境,一是有待于社会 主义能够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二是有待于社会主义能够形成高于资 本主义的政治参与和监督机制;三是有待于社会主义能够提供高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精 神产品。显然,这是需要几代人的奋斗才能创造出来。因此,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开放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特点。中国崛起 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分工体系,是同其他社会制度特别 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然 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的外部市场和资金技术来源;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主要借鉴的仍然是西方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和企业管理模式;在参与世界市场的过 程中,接受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于是,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 市场上取得社会主义发展的资源、要素、环境和条件,就构成了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国 际战略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开放已经开始改变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产业链,中国市场本身就是最大的战 略资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内部结构和制度创新带来的动力是空前的,对 世界市场带来的结构变化也是空前的。中国大量吸收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实现比较优 势的有效配置,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甚至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 的研发中心。随着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的人民币价值含量增加而坚挺,人民币 走向可兑换货币是必然趋势,这将使中国成为对外投资大国。由于中国国内消费能力的 成倍增长,并在一定时候积累成为巨大的投资能力。这种能量的爆发,将导致发达国家 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可能造成对我们相当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以致转化为 相对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在市场扩展、制度变革、技术创新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具有国际化、全球化的深厚基础,中国崛起就会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 家带来巨大的投资优势和利益。

中国崛起是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改造和弘扬,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现代制度建设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赋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如“以德治国”、建立“诚信体系”等,都是中国历史 文化传统在国际战略条件下的重要体现。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同样需要强化文化竞争力, 即国家的软力量建设和国际形象建设。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使中国的国家制 度建设更具有凝聚力和更具有理性的平衡能力。

中国崛起和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同样有一个循序渐进、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起步 阶段可能时间比较长,进展比较慢,但是基础比较稳。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 的发展中大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家制度体系,是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迄今为止 ,绝大部分西方战略家们承认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奇迹”,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奇迹 ”并没有制度上的保证,因此是难以持久的。中国在制度上的成功,显然将引起国际社 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重视。这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国 际战略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开始,经济体制 改革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转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进入一个全 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起点上,一方面需要认真总结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 探索其中的深层次规律;另一方面,需要形成新的理论思维,把改革开放的许多有效方 法制度化、法制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包含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认 识问题,国家制度建设也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 主义制度建设如何有效地借鉴和引入世界上先进的治理模式和手段,可能是中国崛起过 程中最复杂的难题之一。也可能是中国崛起在国际体制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突破口和关 键因素。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干扰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会产生相当激烈的冲 突。国际战略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化解外部势力对我们内部制度的冲击,保证国家制度 建设能够按照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目标推进。这就是制度建设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内在互 动关系,而且它们同样证明了长期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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