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破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帝国主义论文,日本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许多高等学校被迫内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华北及沿海沿江一带相继沦陷，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高等院校集中之地，为了保存中国文化遗产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广大爱国师生被迫纷纷迁移到大后方。据国民党教育部1939年统计，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因战争迁至后方的有52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的有25所，停办的有17所，其余14所或是原设后方，或原设上海租界，或是教会大学所在沦陷区勉强维持办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在上海租界与香港办的学校，乃至在沦陷区苟延残喘的教会大学都已停办关闭，其中一部分学校的师生员工迁至后方，复校续办，而原在后方的学校，因躲避敌机轰炸，也移到较偏僻地区。
抗战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至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仅一学期，由于日军向长江流域步步紧逼，武汉、长沙遭到空袭。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教职员工和学生分两路入滇，一路乘火车取道香港、海防，由滇越铁路到昆明；一路则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到昆明，历时73天的长途跋涉。4月，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沦陷后，国立北平师大与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在西安组成国立临时大学。1938年春，由于日本飞机轰炸关中，临时大学难以在西安维持，全体师生越秦岭，出褒谷，步行数百里，到达汉中，改称西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因校产、经费来源于美国，在“七七事变”后继续在北平办学，为华北青年提供一片自由求学的净土，但日军对这片自由净土耿耿于怀，妄图插足，竟再三狂妄地要求燕大聘请日本教授担任教务，校方想方设法尽力摆脱日伪的干扰，在北平苦苦支撑了四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当即被日军包围，强迫解散。1942年，学校被迫内迁至成都。中央大学在被日机轰炸四次后，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庆建校。同济大学辗转六次内迁，虽已至昆明，但仍不断遭日机轰炸，最后迁至四川南溪县，从东海之滨迁到祖国大西南。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则在上海沦陷时转入外国租界。1940年教育部决定在重庆成立交通大学分校，继续培养人才。复旦大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迁往重庆北碚，一部分留在上海市区租房复课。浙江大学自抗战开始，辗转迁移，最后到达遵义，两年多时间里五次迁移，跨越五省，行程两千多公里。中山大学由广州迁至广西龙洲、再迁至云南澄江，复课不久又迁至广东坪石。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迁校次数最多，由广州迁至广西悟州，先后八次迁移，最后至广东罗定。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厦门大学迁至福建长汀，湘雅医学院也曾两次迁移。华中大学是当时全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大学，1938年9月，被迫迁至桂林办学，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张，桂林频频受到日机轰炸，华中大学迁离桂林，选择偏离城市的云南大理喜洲镇办学。至抗战第三年，因战争受到影响的教职员约1万余人，学生4万人以上。从沦陷区到达偏远的大西南，条条道路都要通过日占区才能到达，沿途日军残暴、飞机轰炸、盗匪横行、充满危险，加以交通不便，千里迢迢，要完成数万师生和家属以及若干万吨图书、仪器、设备的大迁移是极其艰难的。而在迁移中给中国高等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经济浪费、人员伤亡更是难以估量。从此，成千上万师生被迫离开往日美丽宁静的校园，颠沛流离，辗转迁徙，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流亡办学。
二、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摧残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严重破坏了高校的办学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军事力量野蛮地侵占了中国各大学校园。悍然毁灭高等学府和教育设施的暴行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37年7月29日，日军连续两天用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实行狂轰滥炸，之后又纵火焚烧，日军损毁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37栋，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大量珍贵的成套期刊，“南开大学财物损毁按战前价值统计达663万余元”。[①]洗劫一空的校园沦为日军医院和军马牧场。清华大学被日军破坏的家具，设备达90%以上，图书两次遭难。1937年日军侵驻清华园后，把未及运走的图书约20余万册劫夺一空，另一次是1935年运存汉口继又转运重庆北碚的图书仪器400余箱，在敌机轰炸中，损失严重，“被炸毁图书计有中文书5838种，10660册，西文书3288册，期刊97种。”[②]日军占领清华园8年之久，先是驻扎军队，曾调驻过三批人马，最多时达1万多人，后改成伤兵医院，学校遭受严重破坏。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校具大量被毁，原来北大丰富的藏书几乎全部陷入敌手，红楼一度成了敌寇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迫害爱国人士的地方。复旦大学巍巍校舍沦于敌手，经营30年的学校毁于一旦，校园到处断垣残壁，学校内外尽成废墟，无瓦全可言。1937年11月，日本宪兵队在交通大学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该校徐家汇校舍和未迁出的设备，家具等校产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次年，日寇摘下交通大学校牌，改挂“东亚同文书院”布招。厦门大学被日毁坏校舍26000多平方米，造价按战前银元计算，共48万多元，此外“仪器、家具、图书、标本等损失约值78万元，相当于私立时期三年的经常费”。[③]1938年1月，日寇50多人用煤油纵火烧毁浙江大学，该校图书全部被日损毁。1939年2月，日本出动18架飞机轰炸宜山，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和教学区中弹118枚之多，学校房屋毁坏严重，损失校产约3万元。武汉大学珞珈山校舍被日军侵占作为司令部，学校西迁途中，图书、仪器设备在宜昌、万县两地被日机炸毁，迁至乐山后又遭日机轰炸，加上1940年3月存放汉口特二区英商怡和栈房的图书、仪器设备被日寇派来海军士兵数人，苦力60余人，载重汽车20余辆，将栈房前后门堵住，尽载所有财物而去，武汉大学存汉物质被掠夺。以上总计损失图书达5万余册，到1940年4月，全校图书只剩下近10万册，“武汉大学各类仪器设备在迁校前已蔚为大观，总价值76万元以上”[④]，在连遭四次严重轰炸、抢劫后，受到极大破坏。武昌私立中华大学被迫迁至宜昌再迁重庆，几遭轰炸，图书、家具荡然无存。湖南大学遭轰炸时，日本动用27架飞机分三队侵入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数十枚，其中有许多是燃烧弹，致使湖南大学图书馆全部被炸毁，科学馆被炸毁三分之二，学校宿舍被炸毁三栋，全校精华付之一炬。
中国高等院校因战争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数目惊人。“就沦陷区内40所大学图书损失计算，总共就有283万册”[⑤]，各校的教学仪器设备留在战区或沦陷区来不及运走的也全部被盗窃或毁坏了，各院校损失的珍贵资料是无法以金钱数字计算的，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研究资料，清华大学关于中国近代史档案资料，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广大师生员工私人书籍、衣物损失则不计其数，如1939年日寇出动36架飞机对乐山进行轰炸时，武汉大学叶圣陶、周鲠生、杨端六等30多名教授的家产全部毁于战火，叶雅各、蒋思道等20多名教授的财产大部分损失。
日寇除用飞机轰炸，毁灭高校基础设施外，还用极其野蛮的方式毁坏高校的基础设施。比较好的物品被日寇作为战利品盗运回国，其他有的当燃料，有的廉价出售，价值三五元一册的精装书，在镇江的书摊上曾卖过五分钱一本，在苏州曾卖过五分钱一斤。“这些损失若以财产估计，仅就各大学而言，至少在7000万元以上”。[⑥]
高等学校及其文化教育机关人员遭到日寇残酷摧残。日寇侵占学校后，对高校严加管制，他们不准中国人灌输爱国思想，严禁抗日宣传，抓捕仁人志士，残杀革命者，推行奴化教育。燕京大学被日强迫解散后，中外教师、职员和在校学生30多人被拘押，其中有陆志伟、张东荪。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上海女大校长吴志骞等因拒绝投降日本竟惨遭杀害。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无数教师学生身体和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这种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高等学校基础设施的毁灭，破坏了各高校原有的良好办学条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灾难。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世界文明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摧残，打断和阻碍了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发展进程
1927～1936年，中国高等教育有较大的发展。中国政府对高校进行了教育改革，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和《专科学校组织法》，之后又公布了《专科学校规程》等，整顿了公私立大专学校，注重实用学科，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设立研究院，实行出国留学制度。抗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0所。多数学校都具有一定规模的校舍和设备齐全的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实习工厂等。如战前清华大学已有较充裕的经费，学校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图书资料丰富，汇集了一批有名望的教师，多数从国外归来，学有所成，他们力图利用清华优越的人力物力等条件，使清华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加之清华校园环境优美，教师待遇好，生活安定，全校学术研究空气浓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北京大学从1931至1935年，教学基础设施得到完善。1935年8月，新图书馆建成，可藏书30万册，其中中文藏书1.70415万册，外文书籍7.9873万册，中外文杂志400多种，并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孤本、珍本、善本。北大研究所扩大成研究院。被聘为北大教授的李四光、曾昭伦、丁文江、罗常培、徐志摩等在科研上已有所成就。李四光曾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的科学博士学位，他还奠定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基础。从二、三十年代，北大地质科学研究已取得许多科研成果。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都有很大发展。文学研究上，1936年5月，由胡适、罗常培等发起组织风谣研究会，得到朱光潜、沈从文等30多人响应，主要工作是发掘研究民间文学。学校按照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改革文件，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确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冶健全品格为职志，学校施行学院制、出国留学生制等。可见，北京大学这一时期在教学、科研上都有所成就，成为培养人才的基地。据1936年统计，北京师范大学藏书11.8767万册、杂志759种，中外文日报39种，图书馆收集到30年来出版的各种教科书4200多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特藏，该校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师范大学，抗战前对中国师资力量的培养、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大学发展成国内规模较大，具有7个学院3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武汉大学在1928～1937年已形成了一批有相当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的师资队伍，学校馆藏图书已达14万册，学校拥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15个系，两个研究所。“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人才”[⑦]是交通大学的教育宗旨，遵照这个宗旨，学校加强了理科建设，充实了课程内容，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方针，学校在教学上尤其强调学以致用，培养实干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铁道、交通建设为主的工程学科体系。同济大学是1907年建立的，到抗战前夕已是一所设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专办实科的国立大学，其教学设施完备，采用德国的学年制，并以德文为第一外国语，培养的人才理论基础扎实，实际经验丰富。湘雅医学院自1914年建立，到30年代已有较先进的医术水平和办学条件。
由上可见，抗战前夕各高校校舍建设、图书仪器设备、师资力量、科研水平、教学管理、学校领导艺术等都有一定发展并日臻完善，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健康的发展轨道。不幸这种发展趋势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所打断。
1937年9月起，国民党政府为应付反侵略战争，缩减了文教经费开支，把已经核定的全国各国立院校的经费都改按七成发给，私立学校由于失去了抗战前来自社会各方的捐款，所以，各高校八年抗战期间办学经费极为缺乏。西南联大的经费支出预算数平均在法币120万元左右，仅及战前清华大学一校支出经费额，但此时期西南联大学生职工人数倍增，加上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校方只好靠贷款维持，向银行透支和借债。据统计，自1940年～1945年联大借款的本息合计达法币1400余万元。复旦大学自抗战以后，经费只有两项来源，一是学生学费，二是政府补助每月1.5万元，而当时学生随校西迁，与家中音信不通，不仅无力缴纳学费，学生本身的生活费还要依靠学校贷金，政府补助费则因战时关系只按7000元发放。武汉大学在抗战前每年由国民党中央国库支出99.71万元，抗战爆发后按七折扣发，每年只付69.797万元，学校人数增加，物价上涨，迁校耗费，使武大在乐山8年中，由于办学经费奇缺，入不敷出。国立学校经费如此缺乏，私立学校经费则濒临绝境。如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办学经费来源主要靠校董事会捐款才勉强渡过难关。
正因为时局动荡不定，国库空虚，物价上涨，教育经费日益短缺，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一，办学条件极其艰苦。许多学校西迁后遇到校舍问题，有些只好向所迁地的学校商量借用校舍；有些以土坯为墙，茅草盖顶作为课堂；有些借用祠堂、庙宇，稍稍修整即作校舍；有的租赁民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因陋就简，开学授课。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相当缺乏，无法维持正常教学。西南联大时期的图书和其他教学设备远比不上原北京大学，由于经费困难，各系每年仅得到的教学设备费不过几千至一、二万法币，8年累计联大共有中文、日文图书3.41万册，西文图书1.39万册，合计不过4.8万册，图书远远不能满足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因图书缺乏，学生阅读的指定参考书很少甚至根本找不到，学生要上图书馆排长队挤借，形成抢风。因仪器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以致不得不削减实验项目，甚至停开一些实验课，战前清华大学化学系20多门课程有实验，而战争期间只有5门课有实验，地质地理气象系因仪器少，只好减少课程实习时数，由于仪器设备条件差，对学生实验要求也相应降低，有些学校虽在后方开学，但学校的图书、仪器迟迟未按时运达，严重影响了教学。八年抗战期间，像西南联大这种因教育经费短缺而影响教学的现象，在内迁的各高校中普遍存在。
武汉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轰炸目标主要集中在后方城市，如桂林、昆明、重庆，日机的轰炸对刚刚迁移到后方的高校无疑是雪上加霜，许多刚建的简陋教学楼和生活区被炸毁。1940年5月，日机轰炸复旦大学所在地重庆，教师宿舍被炸毁，孙寒冰教授遇难，由于所受损失惨重，使学校该学期被迫停课。1939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西南联大一带投掷了不下百余枚轻重炸弹，妄图根本摧毁这所高校，结果西南联大租用的昆华师范学院全部被炸毁，教职工财物损失一空。1941年前后，昆明屡遭日机轰炸，经常因警报而中断上课，实验半途而废，或整天不能上课，校舍遭轰炸后，下雨时无处不漏，在图书馆看书及上课时都要打伞，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使西迁后的高校也难以生存。
第二，高校师生学习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教学质量，科研水平急剧下降。师资力量是决定教学质量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期间，广大教师工作条件极差，因躲避敌机轰炸，多住乡下，进城上课，必须走数十里，夜间在豆油灯下工作，加上教师收入微薄，生活难以维持，因而到处兼职，如闻一多教授就不得不到昆华中学兼职，以便每月可得到一石平价米，还要挂牌刻图章。教师们为生活奔命，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武汉大学许多才华横溢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等10余人被贫病夺去了生命。生活的艰难，使教师们无法专心致志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由于战时急需人才，而师资力量又不足，使学校类型发展很不平衡，大学数量减少，专科学校发展较快，文理科各系数量下降，学术研究工作受设备经费条件和战时政治等因素影响，总趋势是陷于停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战前出版的各种学术刊物已停止出版，教师即使有成果也无处发表，大部分教师因抗战期间身处十分闭塞之地，信息不灵，对科技发展状况缺乏了解，讲课内容陈旧，科研水平也难以提高。战前许多学校制订的教授休假研究制度及留学生制度均无法执行，出国留学人员人数锐减。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恶劣，许多大学都是从繁华都市迁到残破不堪的庙宇，学生住的是泥墙宿舍，在不避风雨的草房里撑伞睡觉；在破庙里伴着泥菩萨听课。学生吃的是被渗水发霉的黑米，加上谷子、沙子和泥巴的“八宝饭”，学生们大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学生身体素质大大下降，死亡率也越来越高，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挫伤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元气，数十年惨淡经营的教育事业遭到摧残，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抗战胜利后各高校纷纷迁回原地，而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后的校园已是一片荒凉，百废待兴。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但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对世界文明的践踏。
注释：
[①]《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②]《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页。
[③]《厦门大学校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④]《武汉大学校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⑤][⑥]曲土培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页。
[⑦]《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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