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想就当今世界发生重大转型的原因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转型的原因在于，国家仅仅是单个或集体地对它们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作出相对短期的反应，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其长期后果。长期的转型——乃至发生革命——常常是这种短期反应的后果积累所致，出乎人们预料。对事件、形势和危机的反应虽然互不关联，却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日积月累，形成全球性的变化。我这个提法听起来不如诸君所想象的理论那样引人入胜，但我想请你们相信，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我的观点并充分阐明我的理由，因此我打算分三个层次来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和美国所经历的变化；第二部分，描述一下经济领域和国家层次的行为者如何对这种变化作出反应；最后一部分则简要介绍一下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最主要的世界性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不规则周期性
如果我们逐年审视当代世界历史，就会自然而然得出一个结论：世界是在以不规则的方式前进——即使不是阶段式的，也是周期式的，并伴随着各种紧迫或不紧迫的危机，以及参与者为处理这些短期的具体的挑战所作的短期调整。事实上，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战略史完全可以看成一部调整史，而这种调整都不是长期的。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观点，下面我回顾一下明显影响欧洲和北美地区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五个明显的周期。其中各个阶段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特征是同时并存的。具体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阶段：1945—1951年。尽管美国、日本和英国在战争中耗费巨大，但相对于德、法、意、俄而言，它们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前者比后者更快地恢复了元气。当时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相继实施，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成为现实。50年代初出现的“均势”主要是美苏两国自身战略利益的产物：从美国方面来说，它要防止西欧按照苏联所设计的方向发展，要加强西欧的经济实力；同样，从苏联方面来说，是要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优势。
●增长与福利：50年代早期至60年代晚期。虽然[ 这在各国发生的具体]时间先后不一， 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稳定而又合理快速的经济增长，几乎充分的就业，不断增长的实际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所进行的干预；福利制度的发展和某些社会主义式实验（特别是在英国）；各国国内政治的相对稳定以及美元和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只有在意大利和法国，好斗的左派仍是一支重要力量。
●混乱的过渡期：1969—1973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增长突然放慢。这种情况先在美国后在欧洲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金融领域出现更大动荡；欧佩克国家突然提高石油价格给全世界能源体系造成的震荡进一步表明，美国经济虽然仍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力量，但已趋于脆弱。
●发展缓慢时期：70—80年代。这是经济增长缓慢现象最长的时期，出现“滞胀”，实际收入停滞，收入分配出现长期的倒退现象。从整个欧洲而言，增长放慢也意味着累进的重新分配福利政策的放慢以及阶级的和地方的保护政策抬头，其中包括右翼势力的加强。这种情形在美国和英国最为突出，欧洲大陆也不逊色。美国对市场的控制进一步减弱，是因为欧洲加快了联合，日本的实力不断增强，亚洲出现了“四小龙”。美国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45%下降到90年代的25%。
●当前时期。特点是苏东共产主义及其经济帝国的终结。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人们远未全部认识。这一阶段，全球范围内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至少在目前阶段苏联作为一支经济力量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统一为德国在东欧开展更大胆的行动、占据主导地位揭开了新的篇章，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也使新德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出现不确定局面。美国的经济前景受到长期衰退的影响，日本经济同样如此。
与这种经济—政治变迁同时——有时是并行不悖，有时是相互对照——的是国际军事和政治时局的发展。二战结束初期，国际阵营的划分多少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一些国家如希腊和土耳其（可能还包括意大利和法国，战后两国的共产主义有着强大的声势）举棋不定，但后来便形成长期冷战、虽不愉快但却相对稳定的时期，北约和华约都得到巩固。我说相对稳定，是因为不能忘记苏联反西方和美国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而且都伴之以核威胁；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它们加入到由美国主导的与东方的长期对抗中去，心情都是矛盾的。当然80年代的特点是美国在军备竞赛方面加快了速度。甚至可以说美国是导致苏联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军备竞赛于美国已经是几乎不堪重负，于苏联经济更是一场灾难。
随着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崩溃，本世纪结束时的世界格局不禁令人想起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时的情形。美国成了主要的核武器超级大国，核扩散问题却悬而未决。同样，由于受越南战争的影响，对军事冒险的矛盾态度仍在美国占主导地位。更广泛来说，苏联集团的军事和政治威胁消失之后，一方面使西欧和美国长舒了一口气，但同时也使他们面临着政治危机，因为形势变得不确定，采取联合军事／政治和经济行动的动机也大为减少。
我们还可以从这支交响曲中看到一条文化线索。50年代和60年代那段文化相对稳定的时期不幸转化为60年代末的大动荡，形形色色的文化运动——以亚国家（subnational）的民族、性别、地区、 生活方式以及其它群体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迅速繁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和政治界声誉日下，这种情形东欧甚于西欧，西欧甚于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悸动影响着西欧和美国。如果时间允许，我还可以对这些变化作逐年逐月的详细追述。但我更愿意对它们作如下整体性描绘：这些趋势是由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行为所引起的，而它们又构成了国家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形势背景。与此同时它们导致了一种跨国性趋势，其中一些趋势是人们难以预料的，因为它们是许许多多仅有部分联系的参与者采取的互不相关的行动所积累而成的结果。
国家是如何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的综合后果是什么？我在下面只是举了些例子来回答这一问题，但我相信你们会从整体上了解我的观点。
世界经济模式的变迁
过去三十年来，国际经济模式中的互相依存性呈总体增强趋势，世界贸易额增长了三十倍。在同一时期，全球经济活动的布局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早在70年代后期便已露头的主要机制之一便是实物资本从西德、英国和美国等国向国外转移。产生这种转移的最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出现的相对低速的增长和低利润——同时伴之以发达国家出现滞胀、经济放慢，而〔不发达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和其他因素则可抵消运输和其他成本的增加。这种加速的发展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
●将工业生产迅速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目前最富的国家并不是老的工业国，而且出口制造业的主要国家是泰国、韩国、中国、新加坡、巴西、墨西哥及香港地区等。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制造业已超过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
●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出现动荡——失业、男女就业比例变化、工会力量削弱、收入分配倒退以及城镇或地区重新布局等。这种震动自然导致这些国家内部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给这些国家的政府提出了重大的调整难题。
欧洲的统一
80年代的各种发展趋势中，有两个问题进一步促使欧盟各成员国致力统一它们的金融和其他政策。这两个问题是：（1 ）意识到各国经济增长逐步减慢、失业率越来越高；（2 ）逐渐认识到在它们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相互间的出口所占比重急剧增加。巩固欧盟是这些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达成共识的结果。但是，欧盟一旦巩固，对各成员国来说它便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更重要的环境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总能令所有的成员国都满意。
电视的全球普及
这一点，包括卫星转播，使任何国家都难以将自己国内不稳定的形势秘而不宣（天安门事件、东德人外逃、罗马尼亚的政治大屠杀、索马里的饥荒和内战等）。这种一有情况便立即被报道的局势给这些国家带来两个问题：（1）把有关国家立即带上世界法庭，或者更确切地说， 暴露在世界舆论面前；（2 ）为一切国家有抱负的群体获得被传媒报道的机会提供了潜在的政治“弹药”，很可能使这些国家的政治问题复杂化。
但也有一些情况多少限制着上举各例的趋势，值得一提：（1 ）一些国家——虽然数量越来越少——仍然相对绝缘于世界范围的变化趋势、威胁和机遇之外；（2 ）外部形势和事件的内部作用常常经过有关国家的历史背景的“过滤”。例如，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之接受新移民群体，从性质上来说不同于英国、斯堪的那维亚和德国；美国接受和同化外国移民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并且鼓励它的许多机构去这样做；而上述欧洲国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单一民族，因此缺乏同化外族移民的经验。
世界范围的转型
从这种长久而纷繁复杂的多重互动式调整——经济机构以及国家和国家集团采取行动、其他机构和国家作出反应、新结构的形成、新国际环境的产生——中出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环球变迁方面的一些总体趋势。下面我将对我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四种趋势加以分析，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这四种转型之间的关系。现简单说明如下：
经济增长的革命持续不断。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伴随我们两个世纪之久，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已不再是当今世界最深刻的动力之一。相反，一切似乎都以它为目标——发达经济大国力图保住自己的地位，新兴工业国想迎头赶上，第三世界国家竭力挣脱经济束缚，而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者们无不都想巩固各自的地位，保持既得利益。保护经济复兴使市场为基础的国际资本主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且使这种主导地位的替代性选择——传统主义以及设想中的第三世界选择等等——如果说不是彻底崩溃的话，至少也是黯然失色。
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的历史已有数世纪之久，本世纪70年代以来加速发展，席卷全世界数十个国家，而且成为造成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威胁某些国家现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民主革命只是部分地成功，其证明就是市民社会的失败和向专制主义倒退，但这并没有削弱民主的力量，而且也看不到有什么能阻止它的前进。
团结和认同的革命。这是一场求整合的革命，包括国家层面之下的各种群体和运动——以地区、宗教、民族、语言、性别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各种亚群体及其分别发起的争取各自权利的运动以及主张和平、反核的运动等。这种群体性运动遍及世界，逐渐与作为组织和忠诚的核心的社会阶层一争高下，而且常常作为自我团结的力量出现而与民族国家相抗衡。
环境革命。环境革命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我们居住的世界的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二是提高人们的觉悟、制订政策来阻止这种破坏，以求在人类主宰自然的地位与破坏、耗尽和摧毁自然的趋势之间保持一种“可持续的平衡”。
我们已经说过，在这些运动之中至少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对于人的因素的高扬。在这一点，我的观点近似于——但不同于——阿兰·图雷纳对个性化的强调。与此同时，上述四种趋势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矛盾。
●一个长期而又为人熟知的矛盾。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趋势使国内阶级和群体间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国家间的极端不平等长期化——如果说还不是进一步恶化的话。尽管目前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不再时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观点不应被人忘记。
●国际潮流的胜利并不彻底。例如，目前以国家为基础的资本有时与以国家为基础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一种反对生产国际化的政治力量。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现已正式推行雇佣劳动、市场体制和消费主义，但他们仍然选择社会主义类型的保障制度，这样可以减少总是和市场资本共生的风险和不平等。
●前三种革命以各种方式破坏着民族国家。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和财富分配的控制力下降，因为他们没有也无法控制国际资本主义的战略及其产生的结果。政治民主这一推动力不可避免地使向往和经历这种民主的全体公民产生越来越高而且很难控制的期望。而亚民族的文化运动又会产生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忠诚，而且常常提出“不可谈判”的要求。
●前三项革命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冲突，从长远来说是与人类的生存环境背道而驰的，因而也使得环境革命成为四种革命中最弱的一项。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转型的情况。而且它们仍然是未来的主要决定性力量。希望我对这些转型的根源所作的说明并非无益。我还希望你们会注意到，我没有使用诸如“民族国家的死亡”、“世界一族化”这样简单的论断，这样的一些提法有可能哗众取宠，我却认为其无法抓住目前我们这个世界还在经历的重大转型这种复杂而又多层次的进程的实质。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如果我们想对世界性革命的进程加以控制，避免因它们带来的矛盾而引发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的话，我们显然应该对这种进程有具体而详细的理解。
（注：本文是作者在1995年7月3—7日在巴黎举行的“社会转型管理计划”非政府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主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