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霞初起，春花竞发①——唐代工艺美术色彩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朝霞论文,工艺美术论文,唐代论文,春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艺美术业内，有句行话，叫“远看颜色近看花”。道理说来简单：花纹通常只能近视，色彩既能近视，还可远观，并且，但凡作品必有色彩，却未必有花纹。由此引申出的判断是，对于欣赏，色彩的作用高过花纹。
唐代工艺美术夙享盛誉，对其各个门类、品种，乃至器形、纹样，学界讨论已多，可惜，关于色彩，人们关注绝少，而对彩色的爱恋是唐代工艺美术的突出特点。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梳理，以抛砖引玉，并就正方家。
由于技术的进步，唐代陶瓷的釉面普遍远较前代光润，“类雪”、“类银”、“类玉”、“类冰”、“胜霜雪”、“千峰翠色”等等既是他们的釉色理想，又是对现实器物的赞美。尽管唐人也看重釉色的粹美，但依然无法压抑对彩色的渴望。表现异色效果的已有北方窑场的花瓷、绞胎瓷、油滴斑黑瓷，巩义窑的青花，密县窑的珍珠地划花，瓯窑的褐斑青瓷，长沙窑的彩绘瓷。秘色瓷最尊贵，其装饰不仅有金釦，甚至还有金银平脱。更著名则有三彩陶，那斑驳淋漓、变化万千的釉面浸透了对生活的热爱，件件器物都是对强国盛世的嘹亮颂歌。
唐代铜镜艺术成就辉煌，促成辉煌的原因自有种种，但高档装饰手法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人熟知的唐镜高档装饰手法有螺钿、宝装、宝钿、金背、鎏金、银背、金银平脱。它们的花纹固然精美，但主要是在炫耀色彩。其中，最朴素的是螺钿，螺钿之法本用于漆器，但在唐代被大量施之铜镜。一般的螺钿仅以蚌片镶嵌图案，但唐代的螺钿还会加饰琥珀、玛瑙、玳瑁、青金石、绿松石之类。对在螺钿图案中加饰这类材料的做法，日本学者称“平螺钿”，而在中国，起码在五代晚期的吴越国，称“宝装”②。宝钿的做法是镶嵌玉石之类，这样的铜镜也曾出土在西安。
唐代装饰喜用贵金属，高档工艺镜里，制作最简便的是鎏金。铜镜鎏金不是唐人的发明，但为唐人延续。金背镜、银背镜即在铜镜背面镶嵌金片、银片，它们应是唐人的创造。其镜背虽仅一色，但贵金属特有的呈色令它们倍显华贵。银背镜里，较特殊的一种为金花银背镜，这是在主要装饰部位鎏金的做法，镜背金银交辉，色彩更加华贵。比金花银背镜色彩更丰富的是金银平脱镜(较金花银背镜多出了漆色)，在唐代的高档工艺镜中，它们存世尤多。金银平脱本来也是漆器的做法，即以镶嵌金银薄片为图案，但唐人又空前绝后地将它施之于铜镜，使之成为唐代高档工艺镜的代表。
唐人缘何要为铜镜装饰殚精竭虑，这与那时的铜镜不单用于鉴容必有联系。唐人常以铜镜装饰建筑，典型是宫殿和寺院。宝历元年(825)，敬宗为清思殿院新殿等装饰，耗费铜镜三千片(或作“镜铜三千余斤”)、金银薄十万番。③古籍的记录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在西安的清思殿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铜镜残片和鎏金铜饰残片。如果说，宫殿张挂铜镜仅为装饰，那么在寺院，还是供养。开成五年(840)，在五台山大华严寺的菩萨堂院，日本求法僧圆仁就看到了“宝装之镜，大小不知其数”。④铜镜如何张挂于建筑，凭圆仁的日记能够准确推断：它们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外国和尚是来朝山观礼，绝不致唐突到翻转铜镜，以验看装饰的地步。
唐代是中国金银器艺术的顶峰。唐代银器每每鎏金，鎏金的做法有两种，一为通体鎏金，时称“金涂”或“金镀”，一为在主要的装饰部位鎏金，即做成所谓金花银器，前者虽用金较多，但制作简便，后者虽用金较少，但制作繁难。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效果不同，前者固然金光灿灿，但毕竟仅只一色，略显单调，后者则金银交辉，华丽异常。显然出于对彩色的爱恋，唐代金花银器远多于通体鎏金者。
唐代金银器追求彩色效果的另一例证是镶嵌珠宝。这在礼佛器具中尤其常见，如庆山寺地宫里的棺椁、法门寺地宫里的“金筐宝钿真珠装金宝函”。它们用于供奉舍利，前者为鎏金铜棺和银椁，镶嵌着宝石、美玉、玛瑙、水晶、珍珠，还配有焊贴的种种鎏金花纹，后者则镶嵌红、绿宝石、珍珠等等，宝气珠光，十分华贵。靡费最多的礼佛器具出现在8世纪初，中宗时代，为安乐公主打造的百宝香炉高3尺，其上用真珠、玛瑙、琥珀、玻瓈、珊瑚、瑠璃、砗磲、琬琰等种种珍宝镶嵌出奇花瑞草、珍禽异兽、诸天妓乐。唐人说，由于打造它，“府库之物，尽于是矣”。⑤这只香炉的炉身，相信是以贵金属打造的。唐代镶嵌珠宝的金器不仅用于礼佛，还用于现实享乐，可惜，今见实物的嵌饰已基本脱落，如何家村窖藏的金筐宝钿金杯。
如果讲金银器使用中的色彩效果，最精彩的当推“金花银樱桃笼”了，⑥它们用于采摘、提携、盛贮樱桃。唐代的金花银笼已在法门寺地宫里获得两只，一只是镂空的，一只是“结条”的，结条即以贵金属丝编结。结条银笼最有可能还用于采摘、提携、盛贮樱桃，因为，杜甫已有“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的诗句。⑦金花银笼内置樱桃，不仅“以其鲜红，宜此洁白”，还有灿灿金花，色彩效果华艳之极，美妙之极，倘若红樱桃还连带绿叶，那色彩就更加繁丽了。这里，应当一说的是，既有的研究都认为法门寺金花银笼与茶事有关，是烘焙茶、⑧或盛放茶饼⑨的器具。这固然不错，但尚非其用途的全部。按前揭唐代文献，盛贮红樱桃是当时更常规的用法。
唐代制作常常取用高档材料，如象牙、如美玉、如名木。高档材料的质地一概极其精妙，但在爱重彩色的当时，对华美彩色的渴求时时压倒对精妙质地的向往。几乎所有高档制作都表现出色彩繁丽的爱恋，甚至，材料越高级，爱恋就越执著。
象牙质地细润优雅，但唐代的象牙器常常染色刻花，做法即所谓拨镂，这样的作品有尺、有带饰、⑩有围棋子、有官告轴。(11)象牙尺不仅有单纯刻花的，有拨镂的，还有金镂的、(12)银寸的(13)。金镂应该就是在刻纹里填金，银寸大约是每隔一寸，嵌或包一寸银箔。
美玉历来备受青睐，其材质之美发人遐想，引人赞叹，但在出土的唐代玉器中，有嵌金的、有金装的，还有宝钿的。今见制作最精美、色彩最灿烂的是长安窦皦墓玉带，它共15块，除带扣外，带饰皆以镂空白玉做框缘，玉下衬金板，又有铜板托垫，金板上，以金筐之法镶嵌彩色玻璃和珍珠为团花，异形者，团花中央还加嵌宝石。制作精巧，珠光宝气，五彩缤纷，富丽之极。大唐有起梁宝钿玉带，为三品以上武官和仪卫官公服的组成部分。(14)杜甫诗有“百宝装腰带”之句，(15)所吟咏的应当就是这类带饰。
紫檀木色沉稳，纹理优美，明清家具采用甚多，通常的做法是不施遮蔽性材料，以尽显木材之美，但唐代不同，常常再附加绚丽的彩色装饰，典型是日本奈良正仓院里的螺钿五弦琵琶和木画棋局。琵琶的正面不仅有朵朵团花，捍拨(运指弹拨之处)以玳瑁为地，螺钿弹琵琶的骑驼人物等。背面则满饰花鸟，花心、叶心饰以红绿彩色和泥金描绘，并以琥珀、玳瑁覆盖，在深浅不同的透明中，显示纹彩的华美，极其妍丽工巧。
木画是在紫檀等硬木地上，拼嵌染色或不染色的象牙、鹿角、黄杨木等图案。每年二月二日，唐代少府监中尚署都要进镂牙尺和木画紫檀尺。(16)木画紫檀尺现在大约见不到了。不过，木画的乐器和双陆局、围棋局、琵琶等在正仓院仍有完好的保存。木画棋局面以象牙嵌线，纵横各19道，其交汇点有用象牙和黄杨木拼嵌的小五瓣花17个。盘侧四面各界四格，格内有以染色象牙等拼嵌的鸟兽、人物、花卉，图案虽然纤小，但形象准确，布局疏朗，效果明快，色彩丰富。
由于连带着服用，丝绸的用色永远最具代表性。唐代丝绸色彩的鲜丽华美为前所未见，单色织物可以极其娇柔俏艳，锦则富丽炳焕，一锦具四五色者触目即是，有些则六七色，最多的可达十余色。唐锦上，有浓重的绛紫、土黄、墨绿和藏青，也有娇艳的粉红、杏黄、翠绿和天蓝。固然也会采用色彩由浅渐深的退晕的手法，但通常并不注重色彩搭配的和谐自然，往往要使花纹和地色形成强烈的颜色对比，洋溢着欢快，展现出奔放，配色柔和恬静的实在不多。白色常常用来勾勒纹边，也会成为地色，它令锦面鲜亮，使图案明快。唐锦用红色尤多，当时，衣红锦的不仅是女性，还有男子以之设奇沽誉。(17)
最典型的是 ，它们着意渲染的是色彩的繁丽与华美，其上排列着多种彩色的条纹，虽然也会再织出细巧的花纹，但那只是彩色的点缀。对色彩，唐人不仅追求繁富、绚丽，还喜爱热烈和明艳，因此，他们称颂锦，说“章彩奇丽”，(18)说“千花开瑞锦”，(19)说“烂若朝霞之初起，灿如春花之竞发”。(20)夹缬、蜡缬等每每诸彩彰施。若裁做衣裳，夹缬应为女服，可竟有男子衣夹缬谒长官，(21)似这样炫耀彩色图案的情况，在唐，时时有之，在其他朝代，绝不多见。刺绣则在彩线之外，又蹙金、蹙银，甚至缀珍珠、(22)络瑟瑟。(23)都是要用色彩的丰富去烘托图案的华美。
唐人特喜张扬，对绫锦的色彩十分看重，许多人只要好看，似乎并不在意与此直接联系的服色制度。高宗时代，男子愿衣鲜艳的贵色短袄穿行街市、炫耀郊野。(24)军将跋扈，违制乖仪原在意中，可是文臣竟也不安于本品服色，居然迷恋出使前敕借的绯紫贵色袍，不肯归还，这类事情实在荒唐，无怪年轻气盛的玄宗皇帝大怒勃然，严令禁止。(25)到了晚唐，还有以锦色的焕丽夸示同僚的著名文臣。(26)此风之下，性喜装扮的妇女自然不会寂寞，甚至能令外衣的色彩匹配“尤剧怪艳”，(27)就连本该安分的和尚也迷恋高贵的紫色。{(8)
绫、罗、纱、縠等单色丝绸的色彩可浓艳、可娇柔，很难举出沉闷、滞重的例证。在阿斯塔那，先后出土了不少唐代用为屏风面等的绢画，画上仕女所服的单色丝衣颜色每极鲜丽，那些娇嫩的粉色当即唐人所谓退红。(29)唐人对彩色的爱恋始终如一，甚至还在发展，织金锦在玄宗时尚不多见，到文宗时，已经富家豪门“往往而有”了。(30)郑谷诗说：“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纹彩入时难。红迷天子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31)这无疑是对晚唐织锦的慨叹。
由以上缕述可以引申出的认识大致有三：
一、统治集团引领风气。在已知的作品里，长安贞观元年(627)的窦皦墓宝钿玉带时代最早，此带是进入大唐舆服制度的起梁宝钿玉带，必为官府制作。时代较早的还有唐三彩，按现有的知识，唐三彩中，制作最精，彩色最美的是两京大墓中的出土物，玄宗开元间最为典型，而它们应属将作监甄官署制作的明器。由官府制作时代较早可以推断，唐代工艺美术对彩色追逐的风气是由统治集团引领的。
二、唐人对彩色的追求始终如一。在时代上，本文所述例证自唐初延续到晚唐，体现了唐人对色彩鲜丽和彩色炳焕的追求却前后如一。然而，唐代工艺美术的造型和花纹前后差异明显，这与用色的情形决然不同。
三、唐人对彩色的追求贯穿于今生与来世。本文列举的作品不仅有日用的，还有陪葬的。唐三彩外，其他明器上文未曾言及，而唐代禁约厚葬的诏令甚多，其禁约内容不仅包含了墓葬规模、陪葬品数量，还有大量的色彩繁丽的高档制作，这些作品都是要在阴间陪伴墓主的。
毋庸讳言，关于唐代工艺美术的色彩问题，还有两点不能解说：
一、那时的汉族人士通常并无衣锦的习惯，锦大都用于各类装饰，这与异域和少数民族上层大量衣锦的情况大相径庭。关于这个现象，既有研究未曾注意，作者也百思不解。
二、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唐是爱恋彩色的典型，尽管前代(特别在北朝和隋)对彩色的爱恋也有迹象可寻，但在唐代表现得十分强烈，甚至突兀。其间必有缘由。影响来自何方？来自西方和北方的胡人？无论如何，仅只将它归结于唐代生活的富足，唐人观念的开放，恐怕太难服众。
注释：
①“朝霞初起，春花竞发”出李峤《为武攸暨谢赐锦表》。此表有句云：“烂若朝霞之初起，灿如春花之竞发。”对本文内容的更多讨论，请参见拙著《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社，北京，2005)相关章节。以下，除重要的文献史料等保留注头外，其它恕不注出。
②1987年，在浙江湖州的飞英塔塔壁发现了一件残损的螺钿黑漆经函，函外布满镶嵌的装饰，嵌物以蚌片为主，还有水晶珠和绿玻璃片。据题记，它是广顺元年(951)吴越国王太后施舍的“宝装经函”。函外底的朱书题记为“吴越国顺德王太后吴氏谨拾(施)宝装经函肆只入天台山广福金文院转轮经藏永充供养时辛亥广顺元年十月日题纪。”湖州市飞英塔文物保管所：“湖州飞英塔发现一批壁藏五代文物”《文物》1994，2，第52-56页。
③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二》：“敬宗宝历元年七月乙亥，支准宣进镜铜三千余斤，黄金银薄总十万番，充修清思院新殿及阳德殿图障。（按《旧唐书·薛存诚传》作‘敬宗荒恣，宫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十万番’。)”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1960，160页下。
④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开堂礼拜(大华严寺菩萨堂院)大圣文殊菩萨像……老宿云：……此像时时放光，频现灵瑞。每有相时，具录闻奏。敕施袈裟，今见披在菩萨体上者是其一也。因此，每年敕使送五百领袈裟，表赐山僧。每年敕使别送香花、宝盖、真珠、幡盖、佩玉、宝珠、七宝宝冠、金镂香炉、大小明镜、花毯、白叠、珍假花果等，积渐已多，堂里铺列不尽之。余者总在库贮积，见在。自余诸道州府官私施主每年送者，不可胜数。……其堂内，以七宝伞盖当菩萨顶上悬之，珍彩花幡、奇异珠等，满殿铺列。宝装之镜，大小不知其数矣。”白化文等校注本，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1992，第281-282页。
⑤张駕：《朝野佥载》卷3：“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拨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瑠璃、琥珀、玻瓈、珊瑚、砗磲、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府库之物，尽于是矣。”中华书局，北京，1979，第70页。
⑥令狐楚：《进金花银樱桃笼等状》(《全唐文》卷542)：“右伏以首夏清和，含桃香熟。每闻采撷，须有提携。以其鲜红，宜此洁白。前件银笼并煎茶具，庆等羡余旧物，销炼新成，愿承荐寝之羞，敢效梯山之献。其通犀、玳瑁、上药等，买并依价，采皆及时，诚非珍奇，恐要聚蓄，勤奉丹款，不敢不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第2437页上。
⑦杜甫：《往在》，《全唐诗》卷222，中华书局，北京，1960，第2357页。
⑧韩伟：“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文物》，1988.10，第54-55页。
⑨孙机“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第103-105页。
⑩张祜：《赠柘枝》(《全唐诗补编·全唐诗补逸》卷9)：“鸳带排方镂绿牙，紫罗衫卷合欢花。”中华书局，北京，1992，第195页。
(11)《册府元龟》卷60《帝王部·立制度一》：”(元和）八年八月壬寅，吏部奏‘请差定文武官告纸，轴物之色：五品以上用大花异绫、纸、紫罗褾，檀木轴；六品以下朝官并内装写，许与大花绫，余小花绫、纸，通用紫绫檀木轴；命妇邑号许用色笺花素纸，小花诸色锦，红牙轴；其红地独窠金锦线花笺，红花牙拨镂钿轴等，除恩赐外，请并禁断。’从之。”第675页下-676页上。
(12)令狐楚：《谢春衣表》(全唐文》卷540)：“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敕书手诏，兼赐臣及大将军等春衣一副、金镂牙尺一条。”第2429页上。
(13)白居易：《中和日谢赐尺状》(《全唐文》卷668)：“右今日奉宣，赐臣等红牙银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节，庆赐申恩。当昼夜平分之时，颁度量合同之令。况以红牙为尺，白金为寸，美而有度，焕以相宣。逮下明忖度之心，为上表裁成之德。庆泽所及，欢心毕同。”第3010页上。
(14)杜佑：《通典》卷108《礼典六十八·开元礼纂类三·序例下》：“平巾帻，簪导，五品以上通用犀，六品以下通用角。冠支，令云：‘皆金饰，五品以上通用玉。’紫褶，令云：‘五品以上绯褶，七品以上绿褶，九品以上碧褶。’并大白口，起梁带，三品以上玉梁宝钿，五品以上金梁宝钿，六品以上金饰隐起。乌皮靴，武官及卫官寻常公事则服之。”中华书局，北京，1988，第2803-2804页。假如不按佩带人职品区别这种宝钿带，主要史料对它们称谓略有差异。《通典·礼典六十八》作“起梁带”，《旧唐书·舆服志》作”宝钿起梁带“，《新唐书·车服志》作“起梁珠宝钿带”。
(15)杜甫：《即事》(《全唐诗》卷226)“百宝装腰带，真珠络臂鞲，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第2445页。
(16)李林甫：《唐六典》卷22《少府监》中华书局，北京，1992，第573页。
(17)王定保：《唐摭言》卷23《设奇洁誉》：“咸通中，郑愚自礼部侍郎镇南海，时，崔魏公在荆南，愚着锦袄子，半臂袖卷，谒之，公大奇之。会夜饮更衣，宾从间窃谓公曰：‘此是应有，惭不称耳！’既而，复易之红锦，尤加焕丽，众莫测矣。”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第141页。
(1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10《唐朝下》：“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缺，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63，第192-193页。
(19)佚名：《浣纱女》(《全唐诗》卷27)：“南陌春风早，东邻去日斜。千花开瑞锦，香扑美人车。”第388页。
(20)李峤：《为武攸暨谢赐锦表》(《全唐文》卷246)：“臣攸暨言，伏奉恩旨，以臣昨扈游上苑，执辔还宫，特赐臣瑞锦一匹。……跪开缄题，伏视纹彩。烂若朝霞之初起，灿如春花之竞发。成都濯具，本自非俦；朝鲜制衣，则知难拟。”第1100页下。
(21)《唐摭言》卷23《设奇沽誉》：“王璘举日试万言科，崔詹事观察湖南，因遗之夹缬数匹。翌日以中单襜褕衣之以诣，崔公接之大惊矣。”第141页。
(22)白居易：《绣观音菩萨赞并序》(《全唐文》卷477)：“故尚书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讳行简妻京兆杜氏，奉为府君祥斋，敬绣救苦观音菩萨一躯，长五尺二寸，阔一尺八寸，纫针缕彩，络金缀珠，众色彰施，诸相具足。发宏愿于哀恳，荐景福于幽灵。”第3065页中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开成五年七月二日，于保磨镇国金阁寺普贤堂)礼普贤菩萨像。三像并立，背上安置一菩萨像。堂内外庄严，彩画镂刻，不可具言。七宝经函，真珠绣像——以线穿真珠，绣着绢上——功绩奇妙。自余诸物，不暇具录。”第300页。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无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中华书局，北京，1960，第53-54页。
(23)《杜阳杂编》卷下：“(同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制挽歌词，令百官继和。及庭祭日，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之庭，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玉驼、马、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威仪。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为楼阁，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绛罗多绣络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结为幢节伞盖，弥街翳日。”第53-57页。
(2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08《官人百姓衣服不得逾令式诏》：“敕，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式令，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袄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蠹彝伦。自今以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切禁断，勿使更然。咸亨五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北京，1959，第582页。
(25)玄宗：《禁僭用服色诏》(《全唐文》卷27)：“彰施服色，分别贵贱，苟容僭滥，有乖仪式。如闻，内外官绝无着碧者，皆诈着绿，以为常事。又军将在阵，赏借绯、紫，本是从戎缺袴之服，一得以后，遂别着长袍，递相仿效。又入番使等别敕借绯紫者，使回合停，或有便着，曾无愧耻。宪司不能举劾，遂令此弊滋甚。自今以后，衙内宜专定，殿中侍御史、本司官长并量事贬降(按此为开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诏，见《唐会要·内外官章服》)。”第130页上。
(26)《唐摭言》卷23《设奇沽誉》第141页。
(27)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全唐文》卷653)：“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第2939中页。
(28)陶毂《清异录》卷上《释族门·紫织方》：“获嘉秃士贵微僭奢，如贵要子弟，旋织小叠胜罗，染葚，服号紫织方。”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1047，1991，第853页下。
(29)陆游：《老学庵续笔记》：“唐有一种色，谓之退红。王建《牡丹》诗云：‘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花间集·乐府》云：‘床上小熏笼，韶州新退红。’盖退红若今之粉红，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今无之矣。绍兴末，缣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谓之不肯红，亦退红类耶？”中华书局，北京，1979，第138-139页。
(30)《册府元龟》卷314《宰辅部·谋猷四》：“帝(文宗)曰：‘……朕尝闻，前时，内库有两领锦暖子，其上饰以金鸟，一领玄宗皇帝幸温汤时着，一领与杨贵妃着，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亦应往往而有。’”第3701页上。
(31)郑谷：《锦二首》(《全唐诗》卷675)：“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纹彩入时难。红迷天子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春水濯来云雁活，夜机挑处雨灯寒。舞衣转转求新样，不问流离桑柘残。”第7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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