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发展现状分析_长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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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开放长江流域的决策效应明显,长江经济带地位不断上升

80年代中期,国家计委主持编写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沿海和沿江组成的T字型国家级产业发展轴的理论,但8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重点在沿海地区,尤以东南沿海发展最为迅速,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增长较缓。90年代以后,长江流域经济增长明显加快。1978~1990年沿江七省一市(指上游的四川,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下游的江苏、浙江、上海)GDP年均增长9.25%,高出全国0.5个百分点;1990~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高出全国同期2个百分点。如果说80年代以开放为基点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沿海地区先行发展的基本格局(Ⅰ型发展格局),那么90年代及下世纪上半叶我国将朝着各地区经济快速、协调的方向发展,长江经济带在这一进程中将起重要作用,与沿海地区一起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发展势头更加强劲,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1994年长江流域GDP占全国的39.0%,1997年上升至40.4%,三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根据我们“八五”国家重点攻关专题“长江产业带建设的综合研究”的预测,2000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的比重达到40%~42%左右,2010年达到43%~45%左右。1996~1997年沿江各省市GDP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1),按此势头持续发展下去,这一预测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区域发展报告》课题组根据GDP增长速度、投资率、投资效果、经济运行质量、外资比重和非国有工业份额,综合评价1995~1996年省区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的经济活力均大于1,占全国经济活力与竞争力大于1的省区总数的半数左右,经济活力与竞争力正呈现出沿江向内地扩散的趋势。

随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人口比重却略有下降(1994年长江流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38.3%,1996年占全国38.2%),长江流域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亦有所变化。1994年人均GDP全国3923元,长江流域3826元,长江流域人均GDP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0元;1997年人均GDP全国6079元,长江流域6407元,长江流域人均GDP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0元。

中国沿海经济增长中心由南部向中部转移。1994年以前广东省GDP增长率高于长江下游地区,1996、1997年沪、苏、浙三省GDP增长率均高于广东省(表2)。

2 宏观调控在长江流域得到实现,长江中下游差距有所减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生产布局的重点也由西部转向东部,发展条件比较优越的东部地区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使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地区经济差距迅速拉大,地区分工弱化和产业结构趋同。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指地区差距),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九五”起,国家开始加大对地区发展的调控力度,逐步缩小地区间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力求“在不均衡中求均衡”,在发展中求均衡。

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不能全面铺开,搞“一刀切”,而应向区位条件好的增长点倾斜,要“在均衡中求不均衡”,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采取倾斜式战略,即抓住战略重点。因此,现在我们所说的“均衡”与改革开放前30年实施的均衡布局战略有所不同,均衡布局战略虽然客观上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却大大削弱了全国经济的活力,经济效益较差。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时指出:“开发浦东,这个问题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长江横贯东西,众多南北支流和交通干道,使东西南北经济形成一体,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于带动长江流域以至全国经济发展、促进内陆开发和对外开放意义重大,目前我国还没有哪一条经济轴带比得上长江这一特殊的区位优势和作用。因此,长江经济带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脊梁”,又是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通道和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具有中枢作用,应重点发展。正因如此,中央相继做出开发浦东、开发开放沿江城市、兴建三峡工程、重庆升为直辖市、建设沪蓉高速公路等重大举措。

目前,经济实力东倾的趋势有所减缓,长江下游GDP比重有所下降。1994年沪苏浙GDP占长江流域的49.7%,1997年为48.6%,三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长江中游地区发展迅猛,地位有所上升。从表1可以看出,中游4省GDP增长率约高于下游1个百分点,高于上游3个以上百分点。1994年下中上游GDP之比为3.13:2.16:1,1997年为3.13:2.31:1。上游地区发展仍较缓慢,随着重庆升为直辖市、三峡工程的效益得到发挥及上游资源开发强度的加大,这一形势必将有所改观。

3 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获得成功,深层次的问题不容忽视

比较1996年和1993年的产业结构,长江经济带与全国相比发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表4)。这一期间,由于全国多数省份突出发展工业,加上对农业的重视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使一、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出现了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不同的现象。长江流域则仍然是一、二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长江经济带农业对整个产业和经济体系支撑能力削弱的趋势得到遏制。与全国一样,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耕地面积等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或基本平衡(表5),农业规模经营、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种植业和林业的产值比重有所下降(1993年为56.4%、4.7%,1997年为55.3%、3.4%),渔业和牧业的产值比重有所上升(1993年为8.6%、30.3%,1997年为10.4%、30.9%)。但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在全国的地位继续下滑(表6)。

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初见成效。上海市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度高、附加值高的工业行业得到较快发展,基本实现支柱产业的战略转型;江苏、浙江强调基础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缓解了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短缺状况,同时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湖北、安徽则培育出一批轻工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对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四川之所以发展缓慢,很可能与产业发展的思路有关。专家通过对其产业结构进行全面分析,认为未来工业发展应在不断协调轻重工业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原材料和加工工业的配套程度,选出饮料、交通运输机械、电子及通讯设备等几大重点行业,同时提出了名牌产品-知名企业-重点行业的发展模式。总起来看,这种“下游偏重、中上游偏轻”的产业发展政策与90年代以前“下游偏轻、中上游偏重”的发展特点有很大不同,却又弥补了以前产业政策的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流域工业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益并不高。工业增加值率、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总体上看,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市场占有率、市场优势指数也略有下降(市场占有率1993年为42.15%,1996年为41.33%;市场优势指数:1993年为0.99,1996年为0.98)。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很可能与工业的不景气有关。

随着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迅速发展,交通、能源及重要原材料对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得到缓解,但长江中上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较明显。以交通、通讯、供电和供水综合评价显示,长江中上游川、湘、鄂、赣、皖五省基础设施都比较差,特别是四川,是全国最差的省区之一。

4 对外开放取得进展,外资利用水平有所提高,经济外向度仍较低

浦东的开发开放使与之毗邻的长江三角洲各地市纷纷与之接轨,利用优惠政策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凭借享有"5+2"优惠政策的优势(1996年4月1日国家规定,除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外,对新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不再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税,这一政策对外商来华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成为目前中国继浦东之后第二块利用外资的热土。中上游地区也充分利用武汉、重庆、宜昌、芜湖、九江、岳阳、万县、涪陵等对外开放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目前,长江流域已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7个、各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1个,此外还有保税区、旅游度假区等多个,各种开发区是长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1985~1993年长江流域实际利用外资190.3亿美元,占全国的15.8%,低于广东省(270亿美元)82.7亿美元;1995、1996年长江流域实际利用外资280.6亿美元,占全国的27.3%,提高了11.5个百分点,高出广东省(239.3亿美元)41.3亿美元。1995~1997年长江下游两省一市实际利用外资(351.3亿美元)与广东省(381.3亿美元)基本持平。

经济外向度有所提高,但提高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流域1993年出口总值为203.67亿美元,占全国的22.1%;1997年长江流域出口总值为403.10亿美元,占全国25.9%,比1993年上升3.7个百分点。长江流域外向度(出口值/GDP)1993年为11.7%,1997年为13.0%,提高了1.3个百分点。但与全国相比,1993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8%)5个百分点,1996年(20.3%)扩大至7.3个百分点。1997年长江流域进出口总值799.5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从1985年的15.4%增至1993年的19.7%、1997年的24.95%。

5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综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区域发展报告”课题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除上海、湖南外,长江流域各省市的社会发展水平均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四川、安徽是全国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之一,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位次。这些问题已引起部分省份的重视。

人民生活水平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基本格局未变。与1994年相比,1996年长江流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仍然是沪苏浙,其它各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仍是沪、苏、浙、赣、鄂,湖南、安徽、四川的城乡差距仍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表8)。

科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足(表9)。1996年长江流域国有企事业单位拥有专业技术人员582.88万人,占全国的29.35%;技术市场成交额109.82亿元,占全国的36.58%,均低于总人口所占比重。1996年长江流域人均R&D经费42.2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3.5元)。

据1996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抽样比1.02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全国为56.90%,长江流域为58.3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全国为2.23%,长江流域为2.09%。1996年长江流域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75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5元)。

城市化进程缓慢。长江流域1995年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的34.1%,低于总人口比重(38.2%)。1996年长江流域市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0%)。

6 流域环境未根本好转,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尚存在问题

“治太工程”是国家“九五”环境保护的重点工程之一,经过几年的整治,太湖的水质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太湖中的污染源类型发生了变化,工业废水排放有所减少,城市生活废水、农业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却不断增加。各类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贡献率如下:CODcr贡献率,工业污染占42.7%、生活污染占39.4%、畜禽污染占10.7%、河湖降尘等占7.2%;TP贡献率,生活和畜禽各占35%、水产养殖占22%、河湖降水降尘等占8%、农业施用磷肥占1%;TN贡献率,生活污染占37%、农业占20%、畜禽和水产养殖分别占19%和17%、河湖降水降尘等占7%。太湖水环境整治和水资源利用应以流域为单位,进行综合整治。目前应首先对治理太湖的环境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和研究,为工程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峡工程大江截流后,必然引起库首(大坝至巴东段及香溪河地区)及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化。据中国科学院“九五”重大项目(A)“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持续发展”专题——“长江中游干流水环境变化态势和水质与经济协调发展方案”的研究(注:“两个专题的阶段成果介绍”,中科院“九五”重大项目(A)“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持续发展”研究简报,1998,(4)),当三峡大坝建成蓄水形成流速缓慢的库湾时,只要有适当的氮源,就有可能出现富营养化现象。对长江干流鱼体汞含量的研究表明,金沙江的巧家江段,三峡库区涪陵江段、枝城江段鱼体汞含量超过长江流域鱼体汞含量的背景水平。长江干流岸边污染带水质污染能诱导鱼类染色体损伤而产生微核,微核的产生是在石油类污染物作用下造成染色体损伤而发生变异的一种形式,并且诱变物已达到较强的活性。

交通运输综合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建设沿江产业密集带的关键,建设与铁路、公路相配套的跨江桥梁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长江干流在建和拟建的跨江桥梁有十几座。过江通道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应做好大桥建设的经济可行性论证。江阴公路大桥建成后,对北岸靖江市的经济发展将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大大加快靖江市与上海、苏南等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但对南岸的江阴市而言,如果没有临港工业为依托,极可能仅仅是一个过江通道,而不能对区域发展产生较大的带动作用,甚至造成巨大浪费。同一城市公路铁路桥应尽可能合二为一,以减少桥梁数量和因桥墩建设所形成的碍航浅滩,对江阴公路桥和铁路桥这种各行其是的做法应设法予以制止。

结合长江经济带实际和航空运输发展需要,长江经济带到2010年仍将建设一批新的机场。航空港建设投资巨大,占地甚广,建成投产后若不能取得应有效益,将造成巨大浪费。但一些城市为改善自己的对外交通联系,扩大其在国内外影响,争相建设自己的机场。苏州、无锡、常州都在规划新建、扩建自己的机场,而南京至上海之间只有240km,并且已有上海虹桥、浦东、南京禄口等国际机场和常州奔牛机场(合用),沪宁高速公路通车后,苏南各市到上海或南京机场的时间仅2个多小时,再建新的机场势必造成巨大浪费。

岸线资源是重要的国土资源。据中国科学院“九五”重大项目(A)“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持续发展”子专题——“长江岸线资源利用与港口优化配置”的研究(注:“长江岸线资源利用与港口优化配置研究”子专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科院“九五”重大项目(A)“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持续发展”研究简报。1998,(3)),目前岸线利用和港口建设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岸线利用缺乏统一的规则和管理,造成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矛盾突出。目前,无论是当地的计划、交通(包括港务)或水利部门,还是部属长江水利或航运管理部门,均无法说清目前长江岸线的实际利用情况,乱占滥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其次是港口码头建设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布点过多、能力过大和结构雷同的重复建设现象愈演愈烈。一些港口规划和建设不顾腹地大小、水陆集疏运配套等条件,各自为政,争相上马,加上港口泊位结构雷同现象普遍,导致经济效益不佳。再次是重大岸线开发与整治工程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一些项目立项和开工建设前并未经严格的科学论证,或只从局地现状条件考虑,而未从全面和发展的角度加以周密的考察和研究,致使项目建成后无法正常发挥设计功效,或严重影响上下游、左右岸已建项目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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