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到转机：家庭抗逆力视角下高风险家庭实务介入研究
秦 和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社会风险叠加与家庭观念嬗变引发处在危机旋涡之中的“高风险家庭”频现。基于家庭抗逆力理论视角，应对高风险家庭问题的基本模式经历了从“危机外在干预”向“内生动力培育”的转变。在家庭社会工作实务中，为有效应对高风险家庭危机，培育该类家庭之抗逆力，应重塑以正向增能为目标的家庭内部保护因素，建构以资源整合为导向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家庭内外部协同的方式，恢复该类家庭的社会功能，进而促进家庭稳定、社会和谐。
关键词： 高风险家庭；家庭抗逆力；家庭社会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捷和高收入，另一方面又将人们从家庭中抽离，这使得家庭关系日渐疏离、家庭情感趋于淡漠、家庭的多元压力和风险突增。[1]学者古允文认为，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暴露在某种程度的风险中。[2]当遇到困境或风险，现代家庭在本身缺乏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和资源时，极容易发生家庭冲突、离婚、照顾疏忽、家庭暴力甚至死亡的悲剧。例如：南京女童疑似饿死事件、毕节儿童服毒自杀事件，这一桩桩惨剧时刻叩击着社会工作者敏感的神经。Beck认为风险是一种对未来保持不确定和可能发生危险的几率[3]48-71，而家庭风险程度的高低不仅关乎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更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国内学者对于家庭风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贫困家庭、失独家庭、空巢家庭、农村家庭等领域的家庭风险现状的描述，并从经济、保险学角度探究降低家庭风险的对策。但是，家庭作为一个发展性系统，除了经济风险的防范，关系紧张、照顾疏忽、教育方式不当、身心状况等因素引发的其他类型的家庭风险也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台湾学者谭家伦便认为在社会工作领域中，风险不同于经济、保险学所提及之概念，而是专指种种破坏家庭功能的负面因子，并造成家庭产生混乱、失去管理能力，进而影响家庭内部的成员(包括成人与儿童)。
为预防或缓解家庭面对的多重风险对家庭功能产生的影响，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以“密集型家庭维系计划”为主线的高风险家庭服务，通过开展教授亲职教育、情绪控制、家庭内冲突解决技巧等具体服务，以提高父母(监护人)的教养能力，协助其解决家庭压力问题，发展家庭的正式与非正式支持系统，帮助高风险家庭恢复家庭功能。[4]如今，高风险家庭服务已经在美国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发展成熟，并形成切合当地实际的服务模式；大陆地区的上海也早在2013年便开始着手探索高风险家庭服务，但“高风险家庭”尚缺乏一个国际上统一的定义。研究者分析认为，国内外主要以风险影响因素、高风险指标来定义高风险家庭，并关注未得到适当照顾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普遍强调家庭风险的攀升起因于家庭关系、家庭功能、身心健康、社会资源等方面消极状况的多重叠加与强化。学者Kaplan则从优势视角出发，将高风险家庭定义为“多重需求的家庭”。[5]台湾学者张青芬更明确表示，之所以用“风险”来界定，意味着这种家庭的功能还没有完全丧失，只要及早、适当给予帮助和支持，家庭功能就可能得到重建、恢复或增强。[6]
在“预防胜于治疗”的现代风险管理理念指引下，本文将高风险家庭定义为：出现经济困顿、健康亏损、家庭关系不良等困境，且上述困境有明显的叠加、强化趋势，致使家庭结构趋于碎片化，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照顾疏忽乃至存在生命危险，但家庭成员仍具有潜在的优势、资源及改变现有状态的意愿且迫切需要外界危机介入的家庭。例如，失独家庭、婚姻危机家庭、癌症家庭、白血病儿童家庭、特殊儿童家庭等家庭都可以被理解为高风险家庭，这些家庭长期处在经济、健康、关系等多重困境叠加且不断强化的状态中，只不过不同类型的家庭中的主要困境不同。基于协助高风险家庭培养家庭优势以应对家庭危机的考虑，本文致力于运用家庭抗逆力理论探究国内不同类型高风险家庭共同存在基本风险因素，以家庭系统内部增能与外部倡导相结合的方式，为国内高风险家庭抗逆力的生产与强化提出相应对策。
一、家庭抗逆力理论及分析框架
面对当前家庭结构的日益多元化、性别角色的变化、社会经济差异和文化多元性不断增加、家庭生命历程的变化和拓展等社会趋势，人们对于社会建构起的“正常家庭”或“健康家庭”的怀念，使得不符合上述单一规格标准的听障儿童家庭、失独家庭等高风险家庭被病理化。在家庭社会工作实务应用策略由问题向优势、个体向生态、静态到动态的范式大转型的背景之下，家庭不再被视为阻碍个体发展的风险因子，而是促进个体抗逆力形成的保护因子，具有自我修复的潜能，以家庭为主体的抗逆力机制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3]48-71对于家庭抗逆力的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普遍强调家庭固有的特征及家庭对危机的正向应对，故本文认为家庭抗逆力是家庭在遭遇危机或者应对家庭内外部压力时，以家庭良性运作为目标的应对能力与调试过程。通过将家庭抗逆力视角引入高风险家庭研究，研究者旨在以高风险家庭系统整体为研究对象，运用发展的眼光发现和挖掘家庭潜在优势及资源，并根据家庭不同生命周期的特性探索应对危机的策略，促进高风险家庭从危机中获得成长。
房地产公司需要通过融资方式获得足够的资金使投资项目得以顺利进行。公司大部分项目都是首先利用项目的预售收入偿还融资贷款，在贷款的过程中又抵押了同等甚至更高价值的地块作为贷款条件。也就是说，在不可预知预售收入的基础上，如果公司不能用自有资金偿还融资贷款，保证方式的占比又呈减小趋势，那么公司要单纯依靠项目的预售收入来偿还融资贷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一)家庭抗逆力关键过程模型
超越“正常”家庭的迷思，美国芝加哥大学Walsh教授认为各种形式的家庭都能够获得成功，有效的家庭过程才是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健康功能和抗逆力的关键所在。因此,Walsh教授提出了“家庭抗逆力关键过程模型”，主张通过系统取向的介入，不断强化家庭关键互动过程，从而促成家庭的治愈、恢复和抗逆力。[7]49-300该模型设定了辨识关键家庭过程的九个关键要素，并归纳为以下三个关键过程：1.家庭信念系统：家庭信念系统涵盖了价值观、态度、假设及偏见，是所有家庭功能的核心，是培养家庭抗逆力的强大力量；家庭抗逆力的关键信念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范畴：赋予逆境的意义、克服逆境的正向展望、灵性的超越。2.家庭组织模式：被喻为家庭面对危机冲击的“缓冲器”，由来自家庭外部和内部的各种规范所维持；家庭抗逆力的关键组织要素包括以下三个范畴：弹性、连接感、社会与经济资源。3.家庭沟通过程：家庭沟通包括了传递信仰、交换信息、表达情感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关注家庭成员关系状态；家庭抗逆力的关键沟通要素包括以下三个范畴：清晰、坦诚的情感分享、合作解决问题。
(二)高风险家庭抗逆力分析框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家庭的压力与需求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功能，以及与之相契合的家庭优势面临着重大挑战，长期受多重困境影响且无法清晰家庭的优势与能力的高风险家庭数量也逐渐增多。Walsh的家庭抗逆力过程模型尤其注重压力下、危机期间以及面对长期困境时家庭的优势，为识别可以减少高风险情境下的压力和易损性、促进治愈和危机后的成长、克服长期逆境的关键家庭过程提供了一个认知地图。在家庭社会工作实务中，家庭抗逆力理念更是要求社会工作者从提升家庭应对“问题”的能力出发，把影响家庭发展的因素分为不利的风险因素和有利的保护因素，并致力于强化保护因素来抵消风险因素的影响，从而提高家庭应对逆境的能力。本文便以 Walsh 家庭抗逆力关键过程模型中为理论基础，依据家庭的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对应结构，建立起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致力于探究高风险家庭的信念系统、组织模式、沟通过程等三个关键过程存在的风险因素，并以家庭保护因素对风险因素的抵消作用为动力机制，从家庭系统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着手，有针对性的重构高风险家庭的保护因素，从而减弱甚至抵消风险因素给高风险家庭带来的影响，促进高风险家庭抗逆力的生产与强化。
高粱整地工作主要是为了施肥而打基础，因此高粱种植人员需要做好前期准备。例如，耕地、除草等方法，以上操作环节主要是为了高粱种植提供良好的基础。具体方法需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具体根据种植地区的当期自然环境而定。
图 1分析框架
二、“危机”状态下的家庭抗逆力:家庭风险因素分析
家庭成员共有的家庭信念塑造了家庭的规范，并通过既定的模式和规则来管理家庭生活。家庭如持有促发性的信念，有助于家庭解决问题；反之，抑制性的家庭信念则会加重问题。根据分析框架指引，高风险家庭信念系统风险因素可通过“逆境意义的诠释”“克服逆境的正向期待”“灵性的超越”等三个关键信念来明晰。研究者分析得出，持续性的多重危机扰乱了高风险家庭的生活，使得其家庭成员对眼前的困难持有消极的评价，并悲观的认知未来，家庭与外在的社群及价值系统的连接不足，且逐渐散失了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乐观精神。例如，在婚姻危机家庭中夫妻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对未来婚姻生活抱有悲观的看法；[10]而多数癌症家庭由于缺乏正向的外部价值观支持，更是难以接受患病事实，对于癌症的恐惧，使得家庭成员用“这是命”“命苦”等非理性的词语来评价疾病，并对治疗不抱有希望；在我国传统价值观中，孩子给夫妇创造了一个共同展望的将来，而失独家庭由于失去了“共同的希望”，难以建构起对未来乐观、信心的家庭信念。信念支撑的不足，将进一步影响家庭的应对行为。比如，失独家庭因为害怕与人谈论结婚、满月摆酒等子女之事，常常采取自我保护和防御策略来使得自己与外界隔离，与家庭所在的社会关系“脱嵌”[9]。
(一)家庭信念系统负向化
Jenson 和 Fraser 将风险因素定义为，任何可能使一个问题形成、持续或加重的事件、状态。[8]对于高风险家庭而言，由于长期面临经济、健康、关系等多重困境，家庭始终处于“危机”状态，极容易发生家庭暴力、照顾忽视、关系破裂，甚至出现死亡悲剧。为进一步的明晰高风险家庭面临的基本风险因素，研究者在家庭抗逆力理论的指导下，对失独家庭[9]、婚姻危机家庭[10]、癌症家庭[11]等三类高风险家庭抗逆力文献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分别选取上述三个类型的典型家庭个案进行调研，尝试从家庭信念系统、组织模式、沟通过程等三个层面解构“危机”状态下的高风险家庭的风险因素。
(二)家庭组织模式病态化
2.更新家庭组织模式，促进家庭功能的恢复
处在三角形OLK区域的P8，是一种低成本低功能的价值短缺状态，表明高校较低的资源投入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功能产出。因此，其工作改进的重点是在保持现有资源投入的基础之上，着力提高其功能产出，通过逐个分析功能产出要素，找出其薄弱环节，精准发力，提高系统的运行价值，向上方的理想状态迈进。
经过对BIM技术在建筑工程全过程项目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分析，发现BIM技术在建筑工程全过程项目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且这种协调性也多呈现在建筑工程全过程项目管理的多个方面。具体而言，一般情况下，建筑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采用的为分包制的建设与管理方式，这使得建筑工程涉及到的组成单位比较多，很难对建筑工程进行统一化与整体化的信息交流，进而使得建筑工程的协调性比较差。
(三)家庭沟通错位化
家庭组织模式作为“家庭冲击的缓冲器”，能够通过动员家族、组织资源、处理压力、调整家庭结构等方式促进家庭有效应对危机与长期的困境。已有研究表明，高风险家庭普遍面临着原有的家庭结构和日常秩序遭到破坏、家庭功能弱化、社会经济资源匮乏等风险，迫切需要调整和更新家庭组织模式，以适应压力事件带来的变化，提升家庭抗逆力水平。研究者认为，应促进高风险家庭重视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作用，即便是年迈的父母、小孩甚至是残疾的家庭成员都可以在家庭中扮演一定的家庭角色，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家庭部分角色缺损的情况下，高风险家庭可以灵活调整家庭结构、寻求社会支持，积极通过网络家庭、亲属圈家庭、朋友圈家庭等形式，寻找新的家庭结构支撑点，从而促进家庭经济、情感、照顾等功能的恢复，建立起新的家庭组织模式。但是，在灵活调整家庭结构时，高风险家庭要充分保证儿童及其他脆弱的家庭成员的福祉，给予他们信任感、参与感、安全感，合理的落实家庭分工，使得他们在困境中体会到家的温暖，从而保证家庭结构的稳定。
概言之，在家庭关系不良、健康亏损、经济困顿等多重困境叠加且不断强化的境遇中，高风险家庭在家庭信念系统、组织模式、沟通过程等三个关键家庭过程中存在大量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又进一步加剧着家庭的困境及危机状态，使得高风险家庭无法自觉识别和发现家庭应对危机的潜能和资源，迫切需要外界的危机介入。
三、家庭抗逆力的生产与强化：重构高风险家庭的保护因素
家庭抗逆力理论分析框架表明了家庭抗逆力是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博弈的过程，而家庭抗逆力的作用机制便在于降低家庭的风险因子，并重塑家庭自我效能感和资源动员能力等家庭保护因子。对于高风险家庭而言，多重风险因素的加强会给家庭带来更为严重的“危机”，仅仅靠高风险家庭自身是无法实现高效的风险防治，只有通过家庭内部与外部协同的方式，建立起“以家庭为本，社区为基础”的高风险家庭风险综合防治体系，建立家庭、政府、非营利组织、社区邻里等多元主体共担的风险分配格局，以内外协同的方式，恢复和重构高风险家庭的保护因素，才能使得高风险家庭由“危机”化为“转机”，从而促进高风险家庭抗逆力的再生产。
(一)重塑以正向增能为目标的家庭内部保护因素
信念系统在维持和发展家庭抗逆力上具有强大的力量，是强化家庭抗逆力的关键。已有分析表明，多重困境影响下的高风险家庭普遍持有对家庭现状的消极信念，这些信念使得他们长期沉浸于逆境带来的悲痛与自责，阻碍了他们发掘家庭潜在资源和获取社会资源。研究者认为，可以从婚礼、毕业典礼、过年大团圆及其他常规的家庭仪式出发，强化高风险家庭成员对于家庭的认同感，并检视和更新家庭信念，重新梳理家庭的优劣势和暴露每位家庭成员消极信念，促进家庭成员接纳家庭现有困境，逐渐凝聚起家庭成员克服困境的力量和共识，以积极乐观的信念和希望，面对家庭后续的生活。Walsh 主张外部社群及价值系统的支持，对于恢复家庭抗逆力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积极家庭信念的指导下，高风险家庭还可以积极寻求外部社群的支持，并通过外部价值观系统的追随、艺术创作的高峰体验、与大自然的联结等途径获取家庭共同的精神力量，以促进家庭成员乐观、勇敢的迎接困境与挑战。
1.增加家庭领域的政策支持
基于家庭抗逆力取向的社会工作相信，即使最艰难的家庭也有想要变得健康的意愿，并具有改变和成长的潜能。[7]49-300高风险家庭的潜能或许因为家庭资源枯竭或者自我质疑而未被开发出来，家庭成员长期陷入多重困境中无法看到其他可能性或解决方案；家庭成员及外界帮扶者对家庭存在的问题及负面行为的过分关注，又进一步阻碍了家庭能力的培养与施展。家庭抗逆力关键过程模型则为高风险家庭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了一个正向增能的实务框架，指引着社会工作者关注他们如何成功摆脱逆境的过程，并从辨识家庭的弱势与限制、表达对家庭潜能的信心、帮助家庭习得自信、能力和新技巧等方面出发，协助他们认可处境的艰难并为了改变而努力。
家庭组织模式被称为“家庭冲击的缓冲器”。在家庭面临危机的过程中，家庭组织模式能够通过提供相应的家庭结构与功能，维持整个家庭的有效运作与调适，对于组织家庭成员有效地应对压力和解决问题具有重要作用。[12]根据Walsh对于家庭抗逆力关键组织要素的界定，研究者从弹性、联结感、社会经济资源等方面对高风险家庭抗逆力培养过程中的组织风险要素进行了解构。研究发现，高风险家庭普遍存在家庭结构缺乏弹性，家庭经济、照顾、情感等功能运转不良，社会经济资源匮乏等组织风险因素。在婚姻危机家庭中，家庭边界常常因纠缠式疏离等不良家庭结构的影响走向暧昧性散失，“婚外恋”引发的家庭危机揭露了家庭凝聚力的弱化；[10]在“家丑不可外扬”等观念的影响下，婚姻危机家庭寻求外部资源支持的主动性呈现出明显的不足。癌症对于家庭的影响不仅在某个家庭成员身体上，更呈现在全体家庭成员心理、生理及社会等多个层面，部分癌症家庭更出现明显的角色分工混乱，主要照顾者身心俱疲，其他家庭成员与患者的联结陪伴却被限制。在“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子女成为老年家庭最主要的物质及精神保障，但失独家庭中子女角色的缺失，严重削弱了失独家庭的经济、照顾等功能。有学者研究表明，家庭危机的产生不仅反映出家庭内部结构风险，更与社会的结构性风险有关。[9]研究者通过分析发现，传统观念的束缚、社会忽视与排斥、公共服务资源匮乏及制度保障不足等因素，是婚姻危机家庭、失独家庭、癌症家庭等高风险家庭共同面临的结构性社会风险。
家庭沟通过程反映了家庭成员在处理压力事件时的应对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着家庭的关系状态，促进家庭成员之间达成有效沟通是提升家庭抗逆力的必要路径。[13]由于沟通能够促进家庭所有的功能，因此家庭抗逆力理论介入危机家庭的目标便在于提升家庭明确危机状况的能力，表达和回应彼此的需求与顾虑，以协商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研究者发现，高风险家庭长期陷在多重困境中，家庭沟通过程普遍存在沟通方式不当、信息不一致(语言和行为)等问题，家庭成员间多责备、少体谅，个体的差异及需求不能在家庭中得到很好的尊重与满足，家庭成员积累了大量负面情绪，相互之间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现实问题。比如，在婚姻危机家庭中，夫妻相互抱怨责备较多，但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能包容彼此的情绪，经常会出现将第三方(孩子、老人)当成“替罪羊”“出气筒”的情形。[10]在癌症家庭中，家庭成员容易受避讳死亡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出于对患者的保护而不与患者谈论病情及未来的安排，但他们可能会在是否治疗、如何治疗、医疗费如何分担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进而影响了患者就医；而疾病和治疗给患者带来生理上的不适会影响患者情绪，在家庭成员对患者的照顾出现疏忽时，患者极容易向家庭成员转移和发泄情绪。[11]对于失独家庭而言，家庭失去了孩子这一夫妻关系的重要纽带，夫妻间容易陷入互相指责的沟通危机，“埋怨”成为夫妻沟通的常态，双方不能坦诚的表达自身的想法和需求，导致家庭关系紧张，难以合作起来共同克服家庭困境。
3.转变家庭沟通方式，融洽家庭关系
沟通包括了传递信仰、交换信息、表达情感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良好的沟通对于家庭功能和抗逆力至关重要。[7]49-300已有分析表明，高风险家庭中时常存在“抱怨”“埋怨”“情绪冲突”，并时而把家庭成员当“替罪羊”“出气筒”。这些不良的沟通方式，不仅没有促进家庭问题的解决，反而导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了家庭凝聚力。对于高风险家庭而言，高风险事件的影响即代表着危险，也代表着家庭改变的契机。面对风险的持续强化，高风险家庭成员应通过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变，重塑家庭发展的内在动力。[14]例如，家庭成员可以借风险或问题加剧的契机，打破或者修正以往家庭互动的惯习，反思以往家庭沟通中的不当之处，学习和使用正确的沟通方式，建立起积极有效的沟通模式。其次，对于长期悬而未决的家庭矛盾，高风险家庭成员之间应负责任的澄清相关问题，化解相关误会，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及对于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为激发家庭内部发展动力，高风险家庭成员应合作起来积极评估不同风险对于家庭的影响，优先处理容易克服且影响强烈的家庭风险，主动维护家庭关系，促进家庭问题的解决。
(二)建构以资源整合为导向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城市化、市场化等大的社会背景下，家庭成员的高流动性，家庭伦理责任的嬗变，以及少子化、老龄化、离婚率上升等趋势反映的家庭结构的剧烈变迁，给家庭的传统功能带来了巨大挑战，更使得高风险家庭数目日益增多。研究者认为，高风险家庭的日益增多不能仅仅归因于家庭自身的，还应该考虑到社会经济资源的匮乏及政策保障不足等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影响。因此，不能仅仅靠高风险家庭自身来防范风险，应充分发挥政府及社会的保障和支持作用。
1.强化家庭信念系统的正面导向作用
相较于其他国家对于家庭的政策支持力度，我国在家庭领域的政策支持还有待更加系统化、集约化。研究者认为，有关政府及公共部门应充分了解现实中家庭对多元化服务的需求，坚持以“家庭需求”为中心的政策设计思路，推行家庭化福利政策改革，在整合已有的对家庭个人的专项资金投入与服务投入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家庭为单位的专项服务体系与资金配套体系。例如，开发有关高风险家庭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鼓励和引导专业组织为高风险家庭提供综合性服务。[15]
学校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全面开展深化改革工作，促进学校学科建设水平和整体办学能力提升。作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入选者，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与一流大学应当承载的使命和担当高度契合。从办学宗旨、办学定位，到工作思路、具体举措，都必须按照“一流”来站位，符合“一流”的要求。
2.大力发挥社会力量的调节作用
椎管内麻醉是指将药物向椎管内某腔隙中注入，可对脊神经传导功能逆性阻断或使其兴奋性减弱的麻醉方法之一，分为蛛网膜下腔阻滞和硬膜外腔阻滞两种类型[1]。有研究文献指出[2]，上述两种麻醉方法使术后患者产生尿潴留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尿潴留主要是指尿液在膀胱内充满而无法正常排出，如不及时处置，可继发尿路感染及返流性肾病等疾病，对患者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本研究收集接受椎管内麻醉方法的100例骨科手术患者有关资料，对采取椎管内麻醉方法的患者术后产生尿潴留的有关影响因素进行前瞻性分析，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出于家庭自身原因以及社会对这种类型家庭的忽视或标签化，高风险家庭主动或者被动的与社会关系网络保持距离，家庭在多重风险叠加中内耗，无法得到外部及时的关注和支持，极容易引发各种悲剧。研究者认为，应以“社区”为基础，设立高风险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吸纳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高风险家庭服务，发挥社会力量的有效调节作用。例如，为保障高风险家庭服务中心的顺利运作，社区应大力引进专业的家庭社会工作机构和团队，发挥他们的家庭社会工作服务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为高风险家庭提供风险预防、危机干预、发展支持等服务。
3.整合社区互助资源
基于此表，可能入声分清浊，清声母字归入阴平，浊声母字归入去声，由声调的计算方法计算出T值，做出五度值调值表如图1：
社区作为居住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具有共同关系、社会互动与共同服务体系的人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不仅能够通过经济及商业活动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更能够为居民提供表达需求的渠道，促进居民间的相互支持与帮助，建立起自然的协助和支持网络，从而满足居民情感及物质上的需要，维持社区的稳定。因此，研究者认为应协助高风险家庭向所在社区表达需求，高效整合社区的居民组织(如社区居委会)，非正式的邻里团体(如志愿者小组、社区调解员、邻居)等互助资源，为高风险家庭提供情感及物质上的帮扶。例如，邻里团体可以为高风险家庭提供情感陪伴、家庭矛盾调解与生活协助，帮助其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信念；居委会可以协调社区内的婚姻咨询、家庭教育、身体康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资源，为高风险家庭提供公益支持，协助其克服多重困境。
参考文献：
[1]罗玲,张昱.高风险家庭:国际社会工作服务的新领域[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0(3):43-51.
[2]古允文.谁是弱势者: 一个风险社会的再思考[J].社区发展季刊,2010(130):4-16．
[3]BECK U. World Risk Society[M]. UK Cambridge: Polity,1999.
[4]罗玲,张昱.美国密集型家庭维系服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6(6):182-188.
[5]KAPLAN L.Working with multiproblem families.Lexington[M].MA:Lexington Books，1986.
[6]张菁芬.解析高风险家庭的服务策略[J].社区发展季刊,2006(114):77-84．
[7]WALSH F,徐永祥.家庭抗逆力[M].朱眉华，译.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8]JENSON J,FRASER M.Social Polic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A Risk and Resilience Perspectives[M].London: Sage，2011．
[9]郭庆,孙建娥.从拔根到扎根:家庭抗逆力视角下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及其干预[J].社会保障研究,2015(4):21-27.
[10]马青萍.从危机到转机:家庭抗逆力视角下婚姻危机家庭保护性因素构建策略探究[J].青少年学刊,2018(3):9-15.
[11]芦恒,黄晓婷.家庭抗逆力视角下癌症患者家庭的医务社会工作介入研究[J].医学与社会,2016,29(2):80-82.
[12]朱眉华. 困境与调适：乡城流动家庭的抗逆力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3.
[13]姚红,田国秀.家庭抗逆力实务干预模式研究评述[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18-125.
[14]WALSH F.Family resilience:A framework for clinical practice.Family Process,2003,42(1):1-18.
[15]张粉霞.高风险家庭的风险研判与风险管理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3):278-283.
From Crisis to Turn :High -risk Family Practice Interven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Resilience
QIN He
(Society and Politics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
Abstract ： The superposition of social risk and the change of family concept lead to the frequent emergence of “high-risk families” in the vortex of cri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mily resilience, the basic model of dealing with high-risk family problems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external crisis intervention” to “endogenous motivation cultivation”. In the family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crisis of high-risk families and cultivate the resilience of such families, one should reshape the internal protection factors of the family，with positive energy-enhancing，and construct a resource-oriented social support system. In the for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peration,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uch families are restored, so as to promote family stability and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 High-risk families; family resilience; family social work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 2019) 09-0019-08
收稿日期： 2019-04-14
基金项目： 安徽大学横向研究项目“合肥市方兴智慧社区建设研究”(2017FBCZ3519)
作者简介： 秦和(1996-)，男，甘肃张掖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区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研究。
〔责任编辑：许 洁〕
标签：高风险家庭论文; 家庭抗逆力论文; 家庭社会工作论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