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服务论文,视角论文,乡村论文,效率论文,自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1-11-30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延缓了新农村建设步伐，阻碍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为此，探求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提升路径尤为必要。根据以往研究，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从农民集体行动阶段维度出发，笔者将农民集体行动成本细分为动员阶段的动员成本、运作阶段的直接资源成本和激励成本、维护阶段的监督成本。当前农民集体行动各阶段成本高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体现为乡村社会信任、乡村社会规范与乡村社会网络的乡村社会资本日益流失。具体而言，第一，农民之间低信任度致使农民合作精神缺乏，从而导致农民可组织化程度低与动员成本高；第二，农民之间低信任度与狭窄的乡村社会网络致使农民需求偏好表露困难，从而导致农民集体行动直接资源成本高和激励成本高；第三，农民之间低信任度与传统乡村社会规范失效致使农民监督机制低效，从而导致农民集体行动监督成本高。由此，笔者认为提高农民集体行动效率途径在于提升农民之间信任度，重构乡村社会规范，拓展乡村社会网络，积累乡村社会资本。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一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其成本过高，而积累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成本。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笔者结合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修路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F村乡村社会资本在村民低成本、高效率修路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此证实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
一、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集体行动效率研究主要集中于效率缺乏原因与效率提升途径两方面。首先，就集体行动效率缺乏原因而言，其主因为集体行动困境。具体而言，集体行动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个体异质性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等方面。曼瑟尔·奥尔森认为，“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位与完全竞争中企业的地位，或国家里纳税人的地位相似：他个人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1]13-14。曾军平则指出，“个体异质性也使集体行动呈现出负面的集团规模效应”[2]58。而张江华认为，“集体经济的失效也正来自于在该制度框架下，个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将导致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3]1。其次，就集体行动效率提升途径而言，当前学界持有不同主张。有学者认为实现集体行动效率存在理论困境。如苏振华和常伟指出，集体行动效率实现存在偏好表露的不可能性困境和社会选择集结偏好的不可能性困境[4]26-27。而钟祥财则认为集体行动效率能否实现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他指出，“在常态条件下，集体行动一般是缺乏效率的；而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是具有效率的”[5]104。但也有乐观学者指出了提升集体行动效率的具体途径。如胡小江认为，降低单个企业对集体行动的成本分担能提高集体行动效率[6]62。
笔者认为，以往关于集体行动效率研究存在视角单一与忽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等局限。集体行动效率有其提升途径，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性达成；二是集体行动成员需求偏好的明确表达；三是降低集体行动的动员成本、直接资源成本、激励成本及监督成本。社会资本则为集体行动效率提升条件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而言，第一，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特质与交易成本降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则、规范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网络群体能够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7]27由此，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嵌入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弱化搭便车行为，提高经济绩效。第二，社会资本的信任特质与交易成本降低。徐淑芳认为：“信任有益于经济活动，这是因为它能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8]212第三，社会资本的社会规范特质与激励机制完善。陆铭和李爽认为：“至少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使社会资本能够作用于经济增长：一是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二是社会资本表现为非正式制度的形式，通过影响参与人的激励、预期和行为来影响增长。”[9]162由此可见，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信任与社会规范等特质可以弱化搭便车行为、促进合作与完善激励机制，从而为集体行动效率提升条件的实现提供可能。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行为，其效率提升条件的实现在于发挥乡村社会资本作用。当前学界不乏与此相关的研究。如吴淼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就在于国家、社区公共权力和村民相互间合作的难易程度。因此，构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合作机制是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而社会资本对于农村中的合作有极大的作用，无疑将极大地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10]44笔者认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的关键在于增进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信任度，而乡村社会资本则有利于提升两者之间的信任度。
在分析提升集体行动效率和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可行性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笔者提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具体分析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的相关性，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之间的作用规律和作用路径。
乡村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信任 乡村社会规范 乡村社会网络
动员成本 直接资源成本 激励成本 监督成本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 集体行动效率
图1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作用路径
二、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
(一)集体行动效率提升的途径
1.集体行动动力机制改进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
改进集体行动动力机制能够降低集体行动的动员成本，提升集体行动效率。集体行动动力来源于集团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就集团内部的动力机制而言，一是集体行动组织者的强制动员。李怀和贺灵敏指出，强制动员包括硬强制动员和软强制动员两个方面[11]101。二是集体行动组织成员的理性行动。学界对此持不同看法，“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的理性选择——达到个人未预期的结果：集体的理性；曼瑟尔·奥尔森指出，个人的理性选择——达到个人未预期的结果：集体的非理性；安东尼·吉登斯则认为主体有目的的行动——达到未预期的后果：该后果成为继续行动的条件”[12]48-49。三是集体行动成员的自我利益诉求。如李春锋指出，“后税改时代农民增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开始向政府亮出自己的身份，主动向政府争取自己的国民权益”[13]7。刘涛认为，“利益的无法表达会导致集体的行动”[14]69。
就集团外部的动力机制而言，一是集团外部的压力致使集体行动的发生。于建嵘认为，“当‘集团’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较明确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其真正原动力不是来自‘集团’内部的‘奖罚分明’，而更主要的来自‘集团’外部的压力”[15]32。二是集体行动动力机制良好运作依赖于乡村社会资本。贺雪峰指出：“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类似于多次博弈，行动者会预期总收益的大小。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同一村庄的村民不会为获得一次性收益，而破坏今后收益的可能性。”[16]118由此，基于乡村社会资本视角，集体行动成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行动倾向与集体行动保持一致。
由此可见，集体行动的内部动力来源于集团组织者的强制动员、集体行动组织成员的理性、组织成员自我利益诉求；集体行动的外部动力源自集体行动组织的外部压力与乡村社会资本。因而，提升集体行动组织者的强制动员能力，完善集体行动组织成员的利益诉求机制，积累集体行动组织的社会资本，可以激发集体行动组织成员一致行动，从而提升集体行动效率。
2.集体行动激励机制完善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
集体行动激励包括对集体行动组织者和集体行动成员的激励两个方面。完善集体行动激励机制可以提升集体行动组织者及其成员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和一致性，从而提升集体行动效率。具体而言，第一，对集体行动组织者的激励。朱林可指出，“对带头人的激励机制、参与人之间的榜样示范机制、对强搭便车者的惩罚机制，这三者构成了集体行动成功的充分条件”[17]。第二，对集体行动成员的激励，包括利益激励、行为激励和理念激励。一是对集体行动成员的利益激励。曼瑟尔·奥尔森认为，由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着矛盾，组织必须提供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才能使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共同利益的行动[1]40-42。二是对集体行动成员的行为激励。集体行动成员拥有自主退出权和监督权尤为关键，退出权和监督权的散失会导致集体行动效率低下。三是对集体行动成员的理念激励。陆自荣指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集体观念论认为，解释集体行动必须强调社会(集体)的观念本质[18]61。
(二)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
提升集体行动效率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超越集体行动困境；第二，降低集体行动成本。社会资本在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一，就社会资本与超越集体行动困境而言，社会资本通过超越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而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其二，就降低集体行动成本而言，集体行动成本可细分为动员成本、直接资源成本、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四个部分。社会资本在降低集体行动成本中发挥着桥梁作用，是提升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变量。
1.社会资本与超越集体行动困境
曼瑟尔·奥尔森认为，个人在参与集体行动前的个人理性具体包括个人获益度、效益独占的可能性以及组织成本三个方面[1]2-3。同时他认为，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1]2。那么，如何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结合起来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从社会资本维度探讨了超越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途径。她认为，“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了相当长时间，有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理模式，他们就拥有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中的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资本”[19]275。在探索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可行性路径的基础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进一步提出提升集体行动效率的议题，她指出，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实现低成本的合作效能是集体行动的关键所在[20]16-17。由此可见，积累社会资本成为超越集体行动困境与提升集体行动效率的可行路径。
2.社会资本与降低集体行动成本
第一，社会资本、集体行动组织构建与降低集体行动动员成本。降低集体行动动员成本的关键在于构建集体行动组织，降低集体行动交易费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存在交易费用，而构建集体行动组织能降低交易费用。如秦晖指出，“如何降低交易费用？只要有经常性的交易要求，人们自然会演变出某种组织来整合交易、降低费用”[21]。而构建集体行动组织的关键在于显示集体行动成员偏好、构建集体行动信任机制以及赋予集体行动成员自愿加入权和自由退出权。社会资本在降低集体行动组织构建成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长期形成的社会资本网络体系更易于集体行动组织者了解集体行动成员偏好；其二，社会资本的信任特质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组织信任机制构建；其三，社会资本的互惠规范特质能促进集体行动成员自愿加入权与自由退出权的制度化建设。
第二，社会资本与降低集体行动直接资源成本。集体行动直接资源成本主要是指集体行动组织运作成本，包括达成集体行动目标成本、集体行动成员参与成本及组织者与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三个方面。其一，一定的社会资本可以形成集体行动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集体行动成员参与集体行动的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集体行动成员易于达成一致目标，从而降低达成集体行动目标成本。其二，集体行动成员参与成本主要是集体行动组织成员集体行动中因投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结构特质能降低此种成本。正如刘春荣指出，“社会资本在一般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嵌入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行动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增进集体行动的能力，减少人际互动过程中因投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22]60。其三，降低协调成本。高春芽指出，“社会资本通过传递集团成员具有合作意向的信息，约束狭隘的利己行为、简化签署协议过程、节约社会成本”[23]96。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组织者与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
第三，社会资本与降低集体行动激励成本。随着集体行动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激励成本也不断上升，导致集体行动效率不断下降。社会资本在降低集体行动激励成本中有着重要作用。其一，社会资本通过其网络规模扩张传递激励信息，从而降低激励成本。其二，社会资本的信任特质促使集体行动成员易于了解集体行动组织者的激励动机，从而降低激励成本。其三，社会资本的规范特质约束集体行动组织者的激励行为，从而降低激励成本。
第四，社会资本与降低集体行动监督成本。集体行动监督成本主要是指集体行动组织成员监督集体行动组织者分配集体行动资源而产生的成本。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结构特质在降低集体行动监督成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社会资本长期形成的信任关系促使集体行动组织者与成员之间彼此相互信任，从而降低了他们之间的信任机制构建成本。其二，社会资本规范约束着集体行动组织者行为，降低了由集体行动成员专门设立机构约束集体行动组织者而产生的约束成本。其三，集体行动组织者和成员之间因长期形成的网络结构而使彼此之间信息传递迅速，信息传递成本大约降低。
三、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提升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低下，而提升其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成本。根据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的阶段划分，笔者将其成本细分为公共服务供给动员阶段的动员成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直接资源成本和激励成本、公共服务供给后的监督成本。乡村社会资本则是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成本的关键变量。
第一，乡村社会资本、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动员成本降低与农民自主供给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动员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治组织的构建成本；二是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动员阶段的组织成本。就农民自治组织的构建成本而言，降低农民自治组织构建成本需要提升农民合作意识和超越农民集体行动困境。乡村社会资本由于其独特的信任、乡村规范和乡村社会网络等特质，可以增进农民之间的信任度，促使农民摆脱短期的个人理性行为，增强合作意识，积极参与农民自治组织构建。就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的组织成本而言，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集体行动阻力、激发农民参与集体行动、降低集体行动组织成本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首先，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决策阶段，农民之间的乡村社会信任使信息公开机制和农民参与机制高效运作，降低决策成本。其次，遵循共同乡村社会规范的单个农民自觉参与到农民自主供给公共服务过程中，参与成本因此而降低。最后，乡村社会网络促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信息快速传递，农民更易了解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现状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准备现状，从而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的协调成本。
第二，乡村社会资本、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直接资源成本降低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直接资源成本包括人力和资金两个方面。就人力成本而言，降低人力成本的关键在于调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和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现状，从而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自主供给，进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均衡。乡村社会资本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在降低调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成本方面，乡村社会资本网络结构特征易于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传递给公共服务需求者，从而降低了此方面成本。其次，在降低调查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现状成本方面，显示个人偏好不仅需要花费一定的金钱，而且还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公共服务供给者通过乡村社会信任和乡村社会网络更易了解公共服务需求者需求偏好，从而降低公共服务需求偏好显示成本。就资金而言，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资金筹集和运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在资金筹集成本方面，由于农民处于一定的乡村社会网络中，农民更易理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农民易于自愿出资。其次，在资金运作成本方面，乡村社会资本的信任特质促使农民更易信任农村公共服务组织者的资金运作行为，从而降低由于监督资金运作而产生的成本。
第三，乡村社会资本、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激励成本降低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激励成本主要来自于了解农民公共服务真实需求和强化农民参与意识两个方面，而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以上两种成本中充当着重要角色。首先，乡村社会资本的乡村社会网络特质能够降低了解农民公共服务真实需求的成本。其次，乡村社会信任、乡村社会规范和乡村社会网络能降低强化农民参与意识的成本。乡村社会信任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参与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组织者的供给动机和供给行为；乡村社会规范约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组织者的供给行为，由此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组织者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变小，农村公共服务参与者易于响应号召，一致行动；乡村社会网络易于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组织者将供给信息传递给参与者，强化农民参与意识。
第四，乡村社会资本、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监督成本降低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提升。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后期阶段存在两个后续问题：一是如何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二是如何克服农村公共服务使用过程中的“公地悲剧”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督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组织者，确保其能合理分配农村公共服务；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督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参与者，确保其能超越短期行为，发挥农村公共服务长期效用。因而，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后期阶段产生了监督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和乡村社会规范则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具体而言，长期博弈形成的乡村社会信任使农村公共服务自主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大为降低，从而使监督成本也大大降低。而乡村社会规范已成为农村公共服务自主供给组织者的约束机制，约束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组织者合理分配农村公共服务，同时促使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者将其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摆脱农村公共服务使用的“公地悲剧”困境。
四、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一个案例
本文缘于2010年底笔者对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修路的观察和思考。笔者系统调查了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修路缘起、修路决策达成、道路修建、道路修建后的监管和维护过程。通过调查研究，笔者发现整个修路过程由F村村民自主发起、自主出资、自主修建及自主维护，地方政府并未参与其中。F村村民自主修路得以顺利进行，其关键在于乡村社会资本在F村村民自主修路过程中发挥着粘合剂作用。具体而言，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F村村民自主修路成本与提升自主修路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修路缘起
安徽省桐城市F村位于桐城市西南部，与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交界，F村偏离桐城市区，距离大约为40公里，而它距离安庆市区也约为40公里，F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它在桐城市“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建设中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据笔者调查，在目前桐城市“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比较重视乡村与乡镇之间的公路建设，而忽视乡村与乡村之间的公路修建，F村村民自主修建的公路不仅连接F村与其所在乡镇主干道，同时也是与F村相邻的其他三个自然村庄通往乡镇的必经之路。这条公路长约为2公里左右，但道路狭窄，一旦下雨则泥泞不堪，汽车无法进村，而当地政府不愿出资修建，因此，F村村民不得不于2010年11月自主修建此路。修建此路总费用为15.8万元，从修路发起到修路完工历时2个月整，修路效率之高可见一斑。
(二)F村乡村社会资本、农民自主修路成本与农民自主修路效率
1.F村乡村社会资本分析
F村居民由汪姓、江姓与潘姓三个姓氏组成，其中汪姓村民约占村民总数的90%。汪姓村民居于此地大约150年左右，形成了独有的乡村社会信任、乡村社会规范和乡村社会网络。
第一，就乡村社会信任而言，村民以诚信为本，正直为念。如村民有谚语流传如下：“汪而不弯，诚直为本”。F村乡村社会信任建立于汪氏宗族文化基础之上，乡村社会信任源于以诚实正直为核心内涵的乡村社会文化。
第二，就乡村社会规范而言，其主要源自于汪氏宗族的信条，其中忠恕仁义为其思想核心，可见于汪氏宗族辈分排序之中。如汪氏宗族的辈分划分如下：“金之国应士，诗书礼尚贤；忠恕存孔道，仁义本孟言。山河名万古，德泽永千年；科教兴邦社，文明显家风。”长期以来，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已外化为F村村民的日常行为准则。
第三，就乡村社会网络而言，F村村民关系网络建立在地缘、亲缘和血缘基础之上，根据村民居住地理位置，F村划分为“前头”、“后头”与“南头”三个组成部分。F村村民关系网络和亲疏程度又由其所处具体位置而定。同时，F村社会精英离乡创业拓展了乡村社会网络。
近年来F村乡村社会资本有所积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乡村社会精英积极组织乡村社会活动，积累了乡村社会资本；第二，重修汪氏家谱，扩大乡村网络范围，积累了乡村社会资本，如1998年重修了汪氏家谱，此为汪氏家族第五次修谱；第三，乡村红白喜事增进了乡村社会凝聚力，从而积累了乡村社会资本。
2.F村乡村社会资本、农民自主修路成本降低与农民自主修路效率
笔者将F村村民自主修路整个过程划分为发起、修建和维护三个阶段。村民自主修路成本具体可细分为动员成本、道路修建直接资源成本、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四个组成部分，F村村民自主修路效率提升关键在于降低自主修路四个方面的成本。在笔者看来，F村村民能高效自主修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F村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自主修路成本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一，乡村社会资本、F村修路发起与F村村民自主修路动员成本。F村自主修路由已不在F村居住的汪姓乡村社会精英H提议，缘于H每年返乡扫墓遇到道路狭窄泥泞，汽车无法进村的难题，但当地镇政府和村委不愿出资，由此H提议自主出资修路。起初无人响应，随后H跟F村的一位农民企业家Z商讨，决定由其二人共同出资，F村村民出人力自主修路，其中前期出资额为6万元，村中居民每户出人力一人，共25人。修路具体事宜由Z进行组织。F村修路发起可以具体划分为组织和决策两个阶段。自主修路动员成本包括组织成本与决策成本两个方面，以下具体讨论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自主修路动员成本中的作用。
其一，F村村民会议中的闹会场现象、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民自主修路组织成本。会议由F村村长Y通知，起初村民出席率不是很高，听说由H和Z发起后，村民积极参加，主要原因在于村民认为应当给他们“面子”。有村民认为如果不参加会议，他们以后可能会受到其他村民排挤。由此可见，乡村社会资本在组织村民积极参会、降低修路组织成本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F村村民A为潘姓，A闹会场原因在于没有接到会议通知。A认为F村村民没有把他当做该村村民，他有权利参与自主修路会议。由此可见，A在F村的自我认同感不高，A深知外姓村民遵守乡村社会规范、融入乡村社会网络与积极支持乡村社会事务的重要性。笔者认为，A的行为反而促进了修路动员顺利进行，从而也反映了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沟通成本中的积极作用。
F村所修之路，其他三个村庄村民也由此路通过。为此，该村有村民提议，其他三个自然村庄也应出资和出力。而实际情况是其他三个自然村村民对此不加理会，他们认为此路不在他们村内。对此，村长Y认为由乡村社会精英H和Z出资，F村出人力即可，村民遂不再争议。据调查，F村村民不再争吵出于对未来乡村社会资源共享期望及拓展同邻村网络关系的考虑。由此可见，乡村社会资本在自主修路协调成本降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提升农民自主修路组织效率。
其二，F村乡村社会精英提议自主修路、乡村社会资本与自主修路决策成本。自主修路决策成本是指在制定修路决策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F村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修路决策成本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具体而言，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修路决策主体精干化、决策程序合理化、决策方法科学化。H和Z皆是乡村社会精英，他们在村中威望颇高，村民对他们信任度高，决策事宜委托他们完成，由此，修路决策主体实现精干化。修路决策的目标确定、修路方案的拟订、修路最佳方案的选择等决策程序合理，修路决策程序合理化得益于乡村社会信任。在修路决策制定过程中采取了典型调查法，而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更易于调查村民的真实意见，调查成本低，从而实现了低成本科学化决策。F村修路决策制定共费时2天，由此可见，乡村社会资本在提升F村修路决策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乡村社会资本、F村村民自主修路过程中的直接资源成本和激励成本。
其一，就修路直接资源成本而言，自主修路直接资源成本包括人力和资金两个方面。
首先，就人力方面而言，起初村长Y指派在道路周围有水田的农户出人力，而不是整个村庄每户出人，共15人。F村已有一小半农户搬到街道上居住，他们已经不再种田。Y认为，他们可以不出人力。后来街道上居民主动出人力参与修路，共10人。据调查，他们认为自己还是F村村民，理应积极参与F村公共事务。具体原因有二：其一，大家都是一个自然村的，不参加的话“面子”上过不去；其二，不参与修路可能跟F村村民关系会日渐疏远，自己的根还在村里，要避免日后家里办红白喜事村里人不参与。由此可见，乡村社会资本在人力成本分摊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街道上的村民自愿出力提升了自主修路效率。
其次，就自主修路的资金而言，资金来源分为两部分：一是乡村精英H，出资10万元；二是乡村精英Z，出资5.8万元。据调查，他们出资目的有三：一是过年回家祭祖方便；二是感谢村民在他家老人去世中给予的帮助；三是走再远，都是村中人，都是一家人，应该为家乡做点贡献。由此可见，H和Z出资目的可以总结为维系乡村社会资本，因而乡村社会资本降低了自主修路资金筹措成本。其中在出资中还出现了小插曲：在四川办厂的江姓村民N过年回家听说自主修路，准备出钱，其父不主张儿子出钱，原因是修路资金已经解决。据调查，N准备出资动机在于他是外姓，应当积极融入到村中，自己再有钱，老来也要落叶归根，因而要跟F村村民搞好关系。由此可见，乡村社会资本已经深入到F村村民心中。
其二，F村村民自主修路的激励成本包括激励F村村民出资和出力两个方面，其中乡村社会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文已经论述出资动力，下文探讨自主修路激励因素。F村村民住居分为街道和原村庄两个部分，姓氏分为汪姓、江姓与潘姓。他们都积极出力，原因在于他们都认为融入到整体乡村生活中非常重要。在笔者看来，他们对于乡村规范、乡村信任和乡村网络关系的坚守及对各自未来在村中生活方便的期许，是他们积极出力的动力所在和激励因素。由此可见，F村村民积极参与自主修路无需物质激励，无需村长督促，自觉参与，是为了维系和积累乡村社会资本。因而，乡村社会资本在自主修路的激励成本降低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三，乡村社会资本与道路修成后的监督成本。监督成本包括监督村民而形成的道路维护成本与监督修路组织者形成的监管成本两个方面。乡村社会资本主导下的自主修路维护成本和监管成本比较低。在道路修成后，F村村民中没有出现将沙石搬回家为己所用的行为，道路修成后的维护成本低。据调查，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规范。F村村民自主遵守诚信为本的乡村规范，他们认为积极融入到乡村社会网络中尤为重要。F村自主修路没有设立专门机构监管乡村社会精英Z的资金使用行为，节省了监管成本。据调查，自主修路不设立监管机构，原因在于F村村民拥有纯朴的乡村社会信任。因而乡村社会资本降低了自主修路监督成本，提升了自主修路效率。
纵观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修路整个过程，F村村民自主修路效率高，主要原因在于村民自主修路三个阶段的成本低，根源在于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自主修路的动员成本、直接资源成本、激励成本与监督成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与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而言，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三个阶段成本及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具体而言，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的动员阶段、供给阶段和监管阶段分别降低了动员成本、直接资源成本、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