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下， 2006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现就主要研究动态及成果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综合问题研究
1、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热烈讨论，黄枏森、陈先达、安启念等分别发表文章，阐述了他们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认识、评价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的认识和构想（黄枏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想》，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14日第9版。见本刊2006年第10期；陈先达：《对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看法》，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第9版；安启念：《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1期）。与此同时，理论家们也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问题展开讨论，讨论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非基本原理的区分等。童世骏在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中，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内核”和“外围”两个部分，目的是为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既要避免“思想僵化”，又要避免“立场丧失”。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有关理论和实践、现实和理想、个人和社会等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他主张，一方面，适当放宽和调整对理论之外围的理解；另一方面，坚守对理论之核心内容的信念（童世骏：《当代马克思主义：坚守“内核”，放宽“外围”》，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见本刊2006年第4期）。
2、关于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结论，而在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是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义和精神实质，是通过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或者说，只有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受到的伤害、马克思主义发展遭受的曲折，原因一般都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遭受了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历来是整体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梁树发继在2004年发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涵》（载《思想理论教育研究》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和2005年发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实质》（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两篇文章后，2006年发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贯彻整体性原则》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实现关于马克思主义由“观念整体”到“现实整体”、由“外在整体”到“内在整体”的转变。所谓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观念整体”，是就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泛马克思主义”倾向而言的。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学科与非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界限相对化。所谓马克思主义由“观念整体”转变为“现实整体”，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学科分散存在的状况，在学科体制上设置独立的综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章指出，作为学科体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现实整体，但还是一个外在性整体。它必须转变为一个内在性整体、实在的整体。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对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联系、协调、整合和建构（ 梁树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贯彻整体性原则》，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7期。见本刊2007年第1期）。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如何给马克思主义下定义的讨论，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不能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给马克思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高放针对从对自然界和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给马克思主义下定义的方式，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但他还是强调要从整体上认识马克思主义，为此提出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学”这一意义的“四个主要方面”：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关系；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目标；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领导力量 ——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并据此提出要相应地着重研究“四大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变革和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和执政的规律（高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载《北京日报》，2006年2月13日第17版）。也有学者提出，不能仅仅从价值意义上定义马克思主义，还要看到它的科学意义，即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在怎样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学者们还探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模式、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关系。针对在认识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存在的所谓“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等片面形式，王东、林锋提出，要还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就必须坚持“以马解马”的新解读模式（ 王东、林锋：《论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的创新》，载《光明日报》，2006年12月4日第12版）。胡大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复杂的传播和解释过程，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模式也从“一 ”（经典形态）变成了“多”（多种地方版本和理论流派）。这一历史既证明了基于地方经验和特定理论逻辑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又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本质。历史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原则，只有那些属于历史的模式才是科学的模式（胡大平：《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多样性的历史意蕴和当代价值》，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10期）。王永山认为“回到马克思”需要破除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学观念，更需要破除对待马克思的一种非历史的观念。只有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同其他思想家的关系，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王永山：《“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思考》，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见本刊2006年第8期）。
3、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史论关系的讨论，学者们
认为应该立足于当下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语境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丰子义等：《重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史论关系》专题讨论,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学者们还具体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重要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顾海良指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特别是在1883 年后，他不仅填补了因为马克思去世而可能出现的理论空白，而且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和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顾海良：《永远的恩格斯》，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见本刊2006年第4期）。卢森堡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关注的热点人物。张雷声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资本积累理论、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等问题及相互关联作了较为深刻的阐释（张雷声：《罗莎?卢森堡资本主义理论述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何萍通过分析卢森堡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阐释和创新，认为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预言、对资本积累环境中东西方国家关系的论述、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成为人们思考当今人类历史发展问题重要的思想资源。卢森堡对马克思思想富有创新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革新（何萍：《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见本刊2006年第9期）。学者们一致认为，总体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是近几年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近期学者们在以往着力于探讨文本的研究方法、解读模式的基础上，对文本研究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探索，在具体文本的研究上取得了大量成果。
1、《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自身手稿的不完整特点和它在马克思文本中的重要地位，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研究再次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对其进行问题研究外，近期学者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考证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文本结构方面，鲁克俭探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他在对新的版本考证成果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对“费尔巴哈”章进行排序注定不可能成功，新的研究思路应该是摆脱排序的思维定式,转而致力于探讨“费尔巴哈”章的逻辑体系结构（鲁克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他还指出张一兵在组织翻译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广松版所写的“代译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忽视国外学者版本研究新成果造成的，因此，国内“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走向深入,就不能无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包括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在对国外版本的评介方面，韩立新整体介绍和评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的研究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版与新ＭＥＧＡ版的异同以及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以使我国学者了解国外同行的工作成果和所达到的高度（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和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在文稿研究和考证方面，魏小萍查阅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及相关文献，指出原始手稿本身是一部未完成的修改稿，手稿本身的这一特点使得MEGA2正式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难以摆脱可争议性（魏小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问题讨论》，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聂锦芳也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一部计划中的、完整的著述，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而国内学者长期以来只是凭借由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对其内容进行解读，会造成很多误读和歧解（聂锦芳：《未完成的文本如何表述思想》，载《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他还从以下方面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文本学研究的两种思路；创作前史、实际过程和版本源流的甄别和梳理；重要观点的提炼、阐述以及思想的体系化“重构”；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聂锦芳：《?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本学研究的视野内》，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14日第12版。见本刊2006年第10期）。他还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甄别和分析，认为莫泽斯·赫斯真正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理应归入这一文本的作者之列；而且认为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仍然是一种思想合作的关系，而不可能是两种异质思想的彻底决裂，应改变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定性和划界（聂锦芳：《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赫斯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有重大意义，但由于其手稿自身的不完整性和编排整理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一著作引起诸多纷争，尤其是各种版本的编排顺序，这些将直接关系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解和叙述。因此，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考证研究仍将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待持续深入。
2、对其他文本的解读
在对其他文本的解读和研究中，学者们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林锋通过对恩格斯晚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指出所谓“罗马模式”的国家起源模式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是对恩格斯思想误读的产物（林锋：《恩格斯真的提出了国家起源的“罗马模式”吗？——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本解读为根据》，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王东、林锋通过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指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人类学笔记”称谓和人类学解读模式是一种严重误读，从而主张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笔记重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见本刊2007年第1期）。朱传棨通过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人类学笔记”的研究，对部分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古代史研究的观点上、在家庭形式演化的动力、顺序和内容等问题的观点上都存在着原则分歧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顺序和内容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动力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对家庭形式演化问题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即他提出和论证了过渡家庭形式的理论，揭示和分析了现代世界个体家庭的实质和特征（朱传棨：《实现马克思的“遗愿”，补偿“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6期。见本刊2006年第2期）
当然，还有很多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这些具体文本的研究有助于澄清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同时，它也反映出学术界在新时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和研究方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路向。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是“后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热度不减。
1、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等问题上。
（1）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
当前，由于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学者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的问题各持己见。汪行福认为《否定辩证法》对概念拜物教的批判是物化和异化批判传统的继续，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反差，但并不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它的转型（汪行福：《“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张一兵和周嘉昕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终结，这一终结的理论特征表现为在全面批判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和人的解放逻辑，法国1968年 “五月风暴”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走向衰落（张一兵、周嘉昕：《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的争论还在继续，这一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发展的深入研究。
（2）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问题是本年度学者们关注的新焦点。欧阳谦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经历了从文本到文化的过程。当前，我们应该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在方法上，重新审视并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的多元方法（欧阳谦：《从文本到文化》，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张立波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态度经历了从科学到叙述的转变，并指出随着从科学游移到叙事，“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越来越成为一项去发现新的、更好的、更为有趣和更富有结果的谈话方式的工程（张立波：《从科学到叙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衣俊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进行了探讨。他认为，19世纪下半叶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开始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回归（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邹诗鹏认为，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统一于当代西方哲学及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摆脱既定的学科依附，并从自身的思想源流及问题背景获得理解，从其真正面对的时代及思想文化问题中得到理解（邹诗鹏：《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方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
2、关于“后马克思主义”
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学术界虽然一直存在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学者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付文忠、孔明安深刻分析了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及其反本质主义解构逻辑的两个内在矛盾（付文忠、孔明安：《话语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取向》，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6期）。张一兵讨论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写作的特定历史语境，分析了德里达思想从胡塞尔现象学开始而又同时与之“偏离”的由来和发展（张一兵：《德里达:不在场幽灵的激进在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吴学琴则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解释学的关系入手，指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解释学的解释学”，亦即“解构式解释学”（吴学琴：《解构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见本刊2006年第8期）。曾枝盛针对近年来学术界对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问题的质疑指出，从詹姆逊的学术路向来看，他既属于后现代理论家之列，也属于“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他在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是拥护的，不像其他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拒斥和反对的态度，因此他属于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曾枝盛：《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见本刊2006年第7期）。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将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
3、关于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
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心由西欧向英美的转移，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段忠桥认为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是以柯亨和罗默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另一是以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伯特尔·奥尔曼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劳勒为代表（段忠桥：《转向政治哲学与坚持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张亮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基本思想方法可归纳为历史证明法、个案研究法和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分析法，他视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个成功典范（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模式及方法》，载《求是学刊》2006第5期）。
就具体流派而言，我国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关注较多。王雨辰分析了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斯特的生态政治战略。陈学明对高兹，佩珀和奥康纳的观点分别进行了介绍。何萍论证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随着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会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4、关于西方“马克思学”
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范式，西方“马克思学”因其中立立场而占据特殊位置，我国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张亮探讨了对“马克思学”的三种不同理解及“马克思学”的外部特征和四个发展阶段。他认为，具有鲜明冷战意识形态烙痕的西方“马克思学”的终点，也就是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真正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起点（张亮：《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期。见本刊2006年第7期）。鲁克俭就国外“马克思学”家卡弗、广松涉、里格比等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鲁克俭：《国外学者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8期。见本刊2006年第11期）。胡大平则从模式与问题的角度出发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生史研究中，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异质性，把模式构造作为摆脱本能反应的基本途径之一，并特别指出我们强调从模式的角度来研究包括“马克思学”在内的西方解读马克思的既有成果，中心目标在于借鉴这些研究的得失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从而开辟具有当代水平的自主模式（胡大平：《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见本刊2006年第7期）。目前，我国有些学者提出的建立“中国马克思学”或“东方马克思学”的建议，虽然对这种与西方“马克思学”相对应的学科能否成立还存有争议，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我们的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然，学者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绝不止于以上方面，还涉及布洛赫、哈贝马斯、科亨等人物和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流派的研究宽广领域。但我们对亚洲、拉美地区、俄罗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关注不够，对国外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了解不深，这两方面都应该加强。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除了易杰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当慎重外，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一命题。对于它的内涵，学界在“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上进行了研究。
许全兴认为，应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两方面（许全兴：《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见本刊2006年第8期）。侯树栋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它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道路和形态的统一（杜海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基本特征---访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载《前线》2006年第12期）。
郑传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在正确把握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巨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郑传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认识》，载《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关于二者的联系，周树志认为，中国共产党85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是统一或同一过程的两方面（周树志：《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载《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关于它们的区别，谭培文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区分，即形成时间不同、内涵不同、标志着两种不同状态、质和量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谭培文，汤志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界域的哲学厘定》，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在这一年中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对这个问题，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研究在步步地走向深入，并形成一些创新性的观点。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龚育之认为应着重研究：“化”出了什么东西，什么独特的东西？怎样看待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是全面吸收还是具体分析（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载《北京日报》2006年6月26日第17版。见本刊2006年第9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以石仲泉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在此过程中，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三大理论成果（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当然，还有学者分得更细一些，如张晓东从时代主题转换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即四大理论成果诞生的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张晓东：《时代主题转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历程》，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2期）。戴茂林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五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到新中国成立，完整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形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标志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戴茂林：《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党政干部学刊》2006年第12期）。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学者们普遍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认清中国的实际，必须使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具体而言，柳国庆概括为“四个必须”：必须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须发挥自觉性、能动性、主体性（柳国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总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与以往相比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人们更多地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如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一些领袖人物、革命团体及重大会议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从哲学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经验的研究和总结则显不够。
3、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
（1）关于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之际，学者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作出了杰出贡献（郝首栋等：《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2期）。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说凸现了它的巨大价值。庄福龄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是毛泽东一贯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永恒主题（庄福龄：《矛盾理论的划时代创新》，载《理论视野》2006年第2期）。
（2）关于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学者们比较重视的研究主题。吴怀友等认为，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和新时期指导我们实践的科学思想体系，其形成必须具备主题性、系统性、逻辑性等学理层面的共同追求；同时，作为中共党的指导思想，还需要考虑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时代特征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广泛的实践基础及集体智慧的结晶等特殊机制和要求（吴怀友等：《邓小平理论形成新论》，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吴学东认为，邓小平通过对落后观念、旧体制、传统模式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建构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品质角度看，邓小平理论是批判和建构辩证统一的产物，是批判和建构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及其当代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体（吴学东：《邓小平理论是批判和建构的统一体》，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随着《江泽民文选》的出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受到理论界的极大重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的理解方面，李慎明认为，应首先正确理解“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等基本概念；正确理解“三个代表”中每一“代表”的内涵；正确理解“三个代表”本身之间内部的辩证关系（李慎明：《准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载《中国监察》2006年第24期）。宇文利指出，多数海外学者在理解和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把“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和党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并且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及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的角度来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其价值，因而其多数课题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命题来展开的（宇文利：《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考略》，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5期）。
（4）关于科学发展观
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后，科学发展观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和研究主题。在这一年中，许多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理论实质和现实意义作了科学阐释，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学者们认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是在科学地总结我们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苏亮乾认为，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苏亮乾：《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载《扬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见本刊2006年第8期）；蒋新卫认为，应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即在科学体系层面和世界观、方法论角度上把握科学发展观，认为这样才能回答“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蒋新卫：《科学发展观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内涵剖析》，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冷溶认为，从发展的角度讲，科学发展观初步回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过程中概括出来的理论精华，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冷溶：《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及其重大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侯惠勤认为，必须从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阶段性特征上定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必须从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上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必须从推动全党思想行动转入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衡量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侯惠勤：《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7期）。
综合来看，广大学者从理论的高度对科学发展观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阐释。但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与应用、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又快又好”的评定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等的研究仍待深入。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拥护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并就学科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一定理论成果。
1、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是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学者们一致给予积极肯定和高度评价，从多方面深刻认识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顾海良指出，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决定的，而且还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要求，作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基础而决定的（顾海良：《科学理解 系统把握 整体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思考》，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6期）。在现实意义上，张耀灿认为这既是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条件；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张耀灿：《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定位与建设》，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7期）。李军也认为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综合研究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学科建设——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军》，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2期）。有了对这些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我们才能更好地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带头作用和基础地位，才能以一种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科学态度来把这一学科建设成为精品工程。梁树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立看作是“人类教育史上的创举”（梁树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贯彻整体性原则》，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7期。见本刊2007年第1期）。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涵和定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以后，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对各个分支学科进行定位。学科定位是关系到学科属性、发展方向和建设规范等的重要问题，学者们对此非常关注。学者们都把整体性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特征和学科规定，认为只有从整体性的高度，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涵、体系和精神。顾海良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整体性，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既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身的整体性，又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四个二级学科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的整体性（顾海良：《科学理解 系统把握 整体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思考》，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6期）。
学者们还具体探讨了各个二级学科的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定位上，张雷声和梅荣政各自撰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核心地位，认为这个学科的建设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其他四个二级学科（张雷声：《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意识问题》，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年第11期， 梅荣政、李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1期）。同样，在对其他四个二级学科的定位上，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讨论，提出了很多见解。根本说来，学科定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一个学科定位准不准，直接关系到它以后的发展状况和前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学科进行定位，就是要找到各个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所在，从而凝练学科方向以形成学科优势，这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随着学科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各个学科的内涵和定位有待于作出更深入和符合实际的探讨。
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思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还处在起步阶段，有些方面需要巩固和完善，有些方面需要推进和发展，学科建设的前景建立在正确的学科建设思路基础上。靳辉明指出，要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把握五个二级学科（含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关系（靳辉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1期）；还有学者从具体实践层面探讨了学科建设问题，张澍军指出，目前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理清队伍，形成学科共识，尽快选定和编写一套博士生、硕士生培养的主干课程推荐教材（张澍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思路与任务》，载《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学者们还具体探讨了各个二级学科的建设思路。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要求各个子学科之间统一协调的建设，又要求我们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学科建设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有效地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由于学科建设的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仍将是一个持续活跃的领域。
（彭冰冰、李慧、王芳、王柏霞提供初稿，梁树发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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