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开发研究趋势、战略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经济开发论文,趋势论文,战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072（2001）01—0029—09
随着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建立一个广泛、深入、富于成效的研究开发体系日显重要。新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企业、政府、大学在技术开发与利用中所应形成的合作网络等问题上存在着激烈而持续的争论。
一、全球化趋势使技术为基础的竞争发生变化
当美国经济的创新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处于无可匹敌的绝对优势时，技术创新与推广的发展过程似乎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重要意义。技术投资的全球化趋势已经明显地缩短了技术的平均寿命，迫切需要高效率研究与开发和更加迅速的技术吸收。许多高级技术日趋势复杂，越来越多的创新产生于多学科综合的基础上，服务于尖端的技术系统。总要素生产力的缓慢增长意味着许多产业，尤其是一些为数众多的服务行业，比较难以吸收和有效地利用新技术。
开发新市场，实现生产力的长期增长，从而提高生活水平，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有赖于卓有成效的技术开发与利用。许多技术的流通并不受国界的限制，国内的企业界完全有可能从国外获取所需技术。经济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出于两个重要的经济目的，必须具有广泛而深入的本土研究开发能力。1）赶在外国竞争对手之前开发出新技术， 从而获得先行者的优势；2）更有效地吸收与利用外来的技术。
美国政策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开发研究在市场中的失利扩大，结果造成美国对开发研究的投资远未达到长远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水平和结构要求。迄今为止，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研究开发政策尚未能在本质上和结构上适应产业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造成开发研究的投资不足。
（一）经济发展趋势：基础趋弱
90年代期间，美国的经济状况比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要好。这种良好的经济状况曾经使许多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技术，再加上改良的公司策略，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使美国稳居世界领导地位。但是，近年来的美国经济形势开始使人们向这个结论提出疑问，对那些推断不再盲目乐观。
90年代，由于公司重组和缩小规模，调低利率，公司回购普通股，降低保健费等措施（更多公司甚至在会计报表上做手脚），企业利润显著增长。然而，这些因素不可能继续发挥以前曾经有过的影响。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源于公司利润的增加，而真正收入水平几乎停滞不前。事实上，以美元不变价计，中等家庭的收入自80年代以来并没有真正地增长。为了增加消费，美国的消费者们已经把家庭债务与可支配个人收入的百分比从1980年的70%提高到1997年的94%。这样高的消费债务，再加上国外市场需求的萧条，足以抑制国家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在债务增长的刺激下，劳工需求增加终于使国民收入开始有所提高。然而，工资个人收入的增长部分地造成了企业利润增长的明显下降，因为许多美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控制价格的能力。
国内生产总值主要部分无法同时得到增长是因为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表1表明，美国总要素生产力（TFP），比通常引用的劳动生产力更准确，除二战后一段时间的增长之外，过去近30年期间一直非常低。表中数据说明，总要素生产力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以及广泛的经济投资在总生产力增长中的重要性。
表1 战后经济周期中总要素生产力增长分布表
时间间隔年均总生产力增长百分比%年均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百分
比%
1948-1958
1.79%
3.8%
(二战到苏联发射卫星)
1958-1973
2.32%
6.0%
(苏联发射卫星到石油危机)
1973-1982
-0.43% 2.0%
(后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胀)
1982-1991
0.55%
3.5%
(经济结构调整)
1991-1997
0.75%
3.0%
(经济复苏)
资料来源：劳工统计局，经济分析局
（二）贸易平衡——以技术为基础竞争能力的标志
商品贸易平衡既是总体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标志。过去22年中，美国贸易平衡一直都处于逆差状态。对商业贸易的分类分析可以得出发人深省的结果。技术密集度越高商品类别，其贸易平衡结果越乐观。虽然美国在先进技术产品类别中贸易出现顺差，但是，这类贸易仅占所有贸易的很小部分（22,000项分类商品中约有500项）。
以上结果是由于美国许多产业和产品（包括高技术供应链的多个层次）竞争能力的减弱，贸易出现逆差，这些产品主要有：半导体设备、光电子器件、计算机配件、高级陶瓷技术、自动化机器、消费电子产品等等。
美国经济策略分析失误，未能将注意力放在高技术各个供应环节，以及组成这些环节的产业上。例如，计算机产业通常被列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而所谓“计算机产业”往往指那些组装和销售计算机的公司，其假设前提是此类产业肯定会贸易顺差。但是，计算机的生产依赖于一系列的供应环节，这些供应环节包括硅的供应、硅生产的半导体、各种高级材料、半导体器件的集成电路板等等，计算机又往往反过来销售到供应线的底层，成为大型生产系统与服务行业的组成部分。
如果把政策仅仅孤立地集中在计算机上，就会忽略整个供应线的其它环节上的问题。图1 很清楚地显示在美国以外生产的计算机的主要配件具有增长的趋势，计算机各供应环节所产生的附加值（对GDP 的贡献）正从美国以外的地方产生。今天高度竞争的世界经济之中，高科技市场不可封锁，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跻身于这个市场之中。例如台湾公司设计和生产的笔记簿式计算机已经超过世界总供应的50%（尽管这些计算机的商标不一定标明它们是台湾产品）。
图1 计算机及其配件产业中的贸易平衡统计图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
美国电子供应线存在着竞争弱势，半导体生产设备制造业就是一个竞争能力较弱的行业。国内产生的附加值的减少，不仅降低了美国经济增长率，而且还降低这一供应线上其它层次的生产力（特别是美国的半导体公司）。这些厂家在国际竞争中和其它国家的竞争对手如日本公司相比，往往发现自己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日本与设备供应商的联系更为紧密。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商十分关注能否接触到一流设备，已经有一些半导体生产厂家表示，宁愿输出美国开发的设备技术给国外供应商，而不愿意依赖本国虚弱的设备制造业。
一些工业组织（例如SEMATECH）已经采取措施试图补救这种纵向工业供应线的瓦解现象。但是其它一些国家中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已高度发展，再加上这些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其结果就导致美国国内生产的附加值下降。更应引起警觉的是，一些新技术，如数字显示技术，由于生产技术不足，在其技术生命周期之初就已遭到损害。
光电子器件行业是另外一个供应线的例子。光电子技术与半导体技术一样，是一项对许许多多信息技术应用有决定性影响的技术。美国早在60年代和70年代就进行了大量光电子技术的原始和基础的研究。但是，日本通过不断扩大对研究开发的投资，已经占领了今天的光电子元件市场。仅仅光储存技术一项，目前日本公司每年销售额大约是400 亿美元。而美国公司每年销售额只有60亿美元。从整个产业供应线来看，美国公司本身就是光电子元件的主要用户，其供应主要依靠日本（并且开始转向其它的亚洲国家，尤其是台湾）。一旦国内供应线的竞争能力削弱之后，恢复起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二、开发研究的主要趋势
随着新千年的来临，技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毫无疑问，这些机会将在新世纪中带来全球性的经济腾飞。与此同时，参与以技术为基础新兴竞争市场的国家在迅速增加。美国目前每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是2,250亿美元，但七大工业国中另外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总和比美国还要多。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成员国的研究开发总投资中，美国所占的比例目前是40%，但是这个比例在持续下降。各新兴工业国正在迅速地扩大其研究开发项目范围。
全球竞争的发展趋势使研究开发策略成为企业提高总体效益的重要部分。一方面，美国公司越来越需要与其产品供应线上的研究开发机构建立联系；另一方面，美国公司需要与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更为广泛联系，其中，第二种联系的健全程度将影响到整个研究开发网络的健康发展。该网络将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最终决定国内经济部门供应线上产生附加值的多少。研究开发政策的研究者只有充分理解这些趋势的经济基础，才能建立有效的对策。
（一）开发研究投资的规模趋势
开发研究投资额的重要性可以用开发研究强度表示（即开发研究投资相对销售额的比例）。美国总的研究开发经费比任何其它国家都多，但是，只有极少数产业的开发研究强度达到世界级水平（8—12 %的范围）。这些较高开发研究强度的产业其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 开发研究、新技术应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强，对总要素生产力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二。由此可见，技术型企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之重大。
开发研究强度分布的非对称性表明，美国经济中大部分行业在有效吸收利用技术的全球性同业竞争者面前表现出脆弱性，这些行业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技术的利用与推广。
图2表明制造行业中企业的开发研究投资与销售额的比例从80 年代初的2.6%上升到1997年的3.3%。一些行业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比例，另一些行业比例甚低，甚至有些根本没有研究开发的投资。事实上，不同行业开发研究强度差异很大，其范围从高技术行业的10%以上到某些业的1%以下。
服务行业中开发研究强度的差异也非常大。1997年整个服务行业公司资助的开发研究强度为2.2%，但交通、公用事业、金融、 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开发研究强度是1.0%甚至更低，卫生服务、 工程与管理服务居中，其研究开发强度分别为5.9%和6.1%。研究开发服务和计算机与数据处理占服务行业的领先地位，其研究开发强度分别为9.4%和12.4%。出人意料的是，即使是划分在同一类型的服务业中，其研究开发强度仍有显著的差异。例如，计算机与数据处理被划分为商业服务业中，而此行业中其它企业的平均研究开发强度只有1.1%。
图2 美国制造业开发研究强度趋势图
资料来源：全国科学委员会（1998年）
（二）开发研究投资的结构趋势
美国私营企业开发研究投资结构偏向短期目标，从而牺牲了长远开发研究。美国工业研究所的年度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在长期高风险研究上的投资持续减少。有关专利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专利产品的质量与总体研究开发强度不相关，但与研究开发的基础阶段工作紧密相关。事实上，较高的研究开发强度可以带来的是较高专利授予率和引用率。
朗斯莱尔（Rensselaer）工业研究所的案例研究表明，长期高风险开发研究具有“不连续”特性，因此延长了研究开发的周期，并且使其最终的市场应用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研究人员对11个大公司创新个案的研究显示：不连续创新项目的生命周期与连续创新改进项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市场中一系列失败关键之处，11个创新案例中有8个在项目正式启动后，政府是主要经费来源。这些经费大部分被用于延伸、扩充或者加快研究。11个案例都采取与公司、大学以及政府合作研究的方式。
开发研究复杂性的提高是下一代深入研究投资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恩·凯什（Don Kash）和罗伯特·里克罗夫特（Robert Rycroft）两位教授的研究发现，1970年和1995年美国30种价值最高的出口产品分别占全球总贸易的48%和46%，但是，1970年这30种最高价值出口产品中，43%经过复杂的生产过程，而1995年的这一数字翻了一倍，达到82%。
（三）开发研究时间趋势：技术生命周期缩短
竞争的压力要求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主持的全国质量评估调查中，79%接受调查的公司首席执行官们认为降低成本和缩短周期是公司发展的主要趋势。美国的公司在缩短周期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全国计划协会曾对189家公司进行有关研究， 结果发现1990年开发新产品或对产品进行重大改进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是35.5个月（从形成概念到投产的过程）。1995年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23个月。在另外一个由制造业研究所支持的研究中发现，大约四分之三的美国制造业公司表示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了。
美国工业界在缩短产品生命周期作出的努力还包括开发研究过程中争取更高的效率。这种努力在90年代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一项研究表明，从1993年到1998年的5年间开发研究项目的平均时间缩短了45 %（从18个月缩短到10个月）。
另一方面，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策略引起开发研究投资结构性市场失策，特别是抑制了私营企业对新一代技术的投资积极性。如果全球技术竞争不似今天如此激烈，平均技术生命周期较长，企业不是急于收回开发研究的投资，他们会进行更多新一代开发研究。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政府研究机构，过去都不必特别苛求时间效率。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中心实验室已不受重视，被迫改变研究方向，甚至被彻底取消。政府提供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研究经费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还未达到60年代中期所达到顶峰。分子生物学研究建立起了世界领先的生物技术产业，信息网络研究则带来了互联网，有些项目至少让美国企业拥有领先一步的优势，这类研究项目曾获得数十年的政府支持，但现在已经凤毛麟角了。
（四）短周期开发研究的效益
技术投资是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制造业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四分之三接受调查的公司把缩短生产周期和降低生产成本列为技术投资的主要好处。
然而，生产周期的减缩并不总是带来生产效益的提高。对有关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某些产业中，缩短产品开发研究周期结果引起产品质量与可靠性的问题。此外，在许多情况下，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是为了缩短产品进入市场所需时间形成目标多元化。不少研究表明，多元化目标，对产品技术小修小改缩短开发研究周期的方式，其效益并不高。
相比之下，较大的技术革新比小范围的改善所需要的时间较长，风险也大。比较重大（或回报较高）的研究开发项目往往需要向外承包或者通过各种合作形式。无论是向外承包还是对外合作，都会延长研究开发周期。这类项目本身具有的技术与市场上的风险，再加上较长的开发研究周期，令人望而却步，结果导致对这类项目的投资不足。
（五）开发研究投资的受惠者
企业的行为差异很大。仅有极少数的公司会成为成功的创新者和新技术的利用者。因此，需要一个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技术基础去满足“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各种需求，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繁荣。所以，前面所讨论的高技术供应线瓦解问题的处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策性问题。
谁是开发研究的成功者将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毫无疑问，90年代是美国经济中就业稳定，企业利润上升的时期。然而，这些众所周知的成就后面却掩盖了美国经济各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些激烈的动荡，这些动荡带来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也摧毁了许多原有的就业机会。有一项研究表明，1994年至1995年，一年之内美国新增了大约70万家公司，而同时有约60万家公司停业。新的企业以及扩大了的企业创造了1,62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而关闭和减缩了的企业则导致了1,270万个工作机会的损失。总体而言，美国经济中30%的工作机会是处于波动状态的，也就是说，这些工作机会是随着公司的出现、消失、扩大、收缩而波动的。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反映了美国经济健康的动态平衡特征。但是，它也表现了美国竞争状态的脆弱性，以及为了经济迅速发展需要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和相应的基础设施。
此外，美国商业部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发展迅速的公司或企业创造的净就业数量是一般制造业企业的4倍。 这些公司或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优化经营，他们在生命周期之初投资于这些技术，并由此而获利。在美国经济中高度成功公司的数目极为有限，事实证明技术是使这些公司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的主要因素。为了使更多的公司获得成功，美国经济需要建立更为广阔的技术基础。
三、技术产业中投资不足的倾向
前面讨论表明，现代开发研究投资过程受到一系列复杂技术、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复杂性使那些曾经影响开发研究决策的简单模式失效，这种模式不能按照现代决策的要求搜集和分析大量复杂的数据。
为了对阻碍私营企业必要开发研究投资因素的分析，需要采用大量的数据和恰当的经济模式。开发研究的市场成效涉及到以下因素：
·在一个机构中需要一支综合的多学科队伍进行开发研究；
·开发研究投资风险评估；
·新的重要技术潜在市场应用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
·严重的技术泄密现象，使开发研究的公司遭受损失，而没有开发研究的公司可以不劳而获；
·技术生命周期缺乏必要的技术基础体系支持（如技术标准）；
·现有的工业开发研究能力不能满足高新复杂技术用户的需求。
按照传统的简单模式，政府能够合理地论证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基础研究的投资。企业在一些方面可以利用足够的知识积累对创立在基础科学之上的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风险作出判断。依照这一观点，私营企业会主动从事技术开发研究应用，促使新的技术生命周期的开始。
然而，开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向技术研究的过渡与转化。开发研究的企业除了要评估技术风险之外，还需要考虑市场风险。对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综合考虑使企业开发研究决策过程远比政府的基础研究决策过程复杂得多。
爱勒尔报告（ehler Report）中把开发研究初期阶段（通用或者基础技术研究）投资不足的现象称为“死亡之谷”，这已引起广泛的讨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有政府企业联手的计划，以帮助私营企业排除技术生命周期初期的投资障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是通过高新技术发展计划（ATP）来减少这些障碍。
除了需要加大一般性技术研究的投资外，各个行业越来越依靠广泛的“基础技术”的支持（指一些技术工具，如测量方法、科学和工程数据、开放系统规范化等等）。许多基础技术提供了产业技术基础标准，推进了各行业高效的开发研究、质量控制以及国内外市场复杂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在多数先进的经济体系中，政府机构和实验室（例如美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测量与标准实验室）在提供基础技术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最后，美国经济中真正领先的高技术的比例还不到10%，也就是说，另外的90%实际上与其它国家竞争对手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这90%的企业也进行了一些开发研究，并且显示了不同程度吸收外来技术的能力。但是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一员，他们对国外供应线的依赖性逐渐增加，对未来经济发展贡献的能力也随之衰减。此外，即使是开发研究强度较高的企业，为了应付长期竞争所进行的关键性必要技术开发研究也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四、开发研究策略失误
美国现有开发研究的有关数据揭示了开发研究策略失误及开发研究投资不足的四种类别：
（一）产业及开发研究总体投资不足
开发研究强度高的企业数目较少，这些企业地理分布的高度集中，表明需要在美国经济中大力推广开发研究及其成果。税收优惠是刺激广泛开发研究的较合适的政策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只有在企业开发研究计划、决策被实施且与产业发展相符合时才产生有效作用。
（二）新公司开发研究应用及风险投资不足
这是一个涉及资金、产业机构、开发研究鼓励机制等政策的复杂问题。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然而，这个市场的地理分布和技术范围相对集中，只是面向有限的高技术产业。此外，大部分风险投资只有在技术得到规定的论证后才能用于应用研究的启动。
（三）基础技术研究、技术更新、新技术投资不足
由于缺乏合适的经济模式和有关的数据支持明确前期高风险技术研究的具体特征，导致产业扩大新一代技术研究投资政策受阻。此类研究一般在技术生命周期的前期进行。其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往往超过私营企业可以接受并且愿意投资的限度。
由于技术开发在经济上的高度微观性，市场失败的影响阻碍各种技术的产生，类似税收优惠的鼓励政策此时难以奏效。对于通常不需要政府资助的技术开发研究，税务支付并不能有效地区分高风险前期技术研究和低风险的后期开发研究。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效对策是对企业与政府共同的战略性基础技术研究项目予以直接资助。早期基础技术研究通常合作进行，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研究技能、设备和分担风险，选择研究成果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机，提高技术推广的速度（高新技术发展计划就是这种模式）。
（四）开发研究基础及支撑性基础技术投资不足
基础技术普遍存在于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中，具有很强的公益特征，对经济的影响大，涉及面宽，这导致了对其投资不足，使决策者也难以形成投资重心。基础技术与企业所采用的具体特定技术不同，它不仅具有“通用”性（如提供标准的技术基础），而且来源于多种不同的基础科学与其他技术，这可能更加导致对其投资不足。
基础技术的特性说明政府研究机构（例如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测量和标准实验室）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研究机构可以通过它们所特有的技术和设备，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满足不同产业大量的基础技术需要。政府研究机构还可以在标准化过程中担当中立的第三者，推动标准化的发展。
五、政策回应
总的来说，针对上述投资不足所制定与实施的政策很不理想。由于研究开发决策过程无法准确理解和正确说明税收优惠措施的经济基础，税收优惠政策实际收效甚微。这方面的失败不仅使税收优惠政策未能达到预计的鼓励效果，而且造成将鼓励性优惠变成永久性政策的误区。
另一个政策回应是联邦开发研究经费逐渐从国防转向民用。但是，这个转移过程仍然是不稳定和非系统化的，并且作为发展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的资源，其增幅还远远不够。尽管自从80年代以来，联邦非国防研究开发经费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从图3可以看出， 以不变价计算的投资只是刚刚达到60年代中期的峰值。
图3 联邦非国防研究经费分布图
通过产业和政府分担经费的项目来解决基本技术研究投资不足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大量增加政府开支。企业应用研究上的投资是基础研究投资的4.4倍，开发研究上的投资是应用研究投资的2.7倍。在典型的研究开发生命周期中，基本技术研究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在费用连续增长的整个研究开发周期中，基本技术研究处于前期部分。因此，与其它后续研究阶段（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相比较，这一类研究需要的经费相对少一些。但是开发研究生命周期中前期阶段所遇到的各种明显而长期的障碍，足以令私人投资望而却步。
基础技术的公共投资也不是一个资源消耗太大的类别。例如半导体工业中每年在测量设备上的投资是40～50亿美元，所需政府对测量方法和标准资助（以达到投资的生产力目标）却相对少很多。问题的关键是，不少基本技术及有关标准是产业在技术生命周期最关键的环节所需要的，政府的资助必须按照产业竞争趋势，根据开发研究战略给出的时间要求及时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
六、总 结
综合上面的分析，得出有关研究开发决策的几点启示：
第一，美国经济中只有少数产业具有广泛和坚固的竞争能力。
第二，全球性竞争趋势正在缩短企业投资的时间周期，因而导致了低风险、低回报的开发研究投资倾向。
第三，不断提高的技术复杂性引起现有企业策略和开发研究能力与新技术带来的市场机会不相适应的现象。
第四，这些趋势揭示了公共和私有部门共同组成全国创新体系的必要性。
[译稿日期]2000—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