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本质原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本质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在分析苏联剧变和解体原因时，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从本质上看，不是右葬送了社会主义，而是‘左’葬送了社会主义。”“右是对‘左’的反动，右只是充当了‘送葬人’的角色。”〔1〕“表面看来， 苏联演变在国内是由于党的领导犯了右的错误，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事实上，长期的‘左’倾教条主义才是真正的祸首，它使人民群众受管受制还受穷，逐步把政府和人民置于对立的立场之上〔2〕。一句话， 正是以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基础的长期“左”的错误，拖垮和葬送了社会主义，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研究。
“左”倾教条主义是引起苏联改革的原因，不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不能错把改革的原因视为剧变的原因。
众所周知，前苏联，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一方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短短15年中使苏联由一个农业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工业国，并胜利抗击了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由他建立起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涂有比较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留有封建主义痕迹。例如，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专政，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个人。斯大林身兼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三职。不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推行个人集权制，而且还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在经济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不允许有别的所有制存在。采用行政命令方法管理经济，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搞粗放经营和自我封闭的经营方式，使苏联经济完全与国际大市场相隔绝。斯大林的模式，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尽管它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改革这一模式，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和封建残余影响，日益成为迫切而突出的问题。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难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因此，从根本上说，“左”倾教条主义其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是引起苏联改革的原因。
苏联改革的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原因，虽然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码事。一般地说，前者属于客观因素，后者则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甚至是主观因素为主。认识改革的原因，有助于推进改革，但不等于就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和主观能动性。没有正确的态度、路线和方法，是不能使改革成功的。
就“左”倾教条主义顽固积习和封建残余影响而言，中国并不亚于前苏联甚至还要严重。然而，在中国依然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79—199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8.5%，居世界第二位，工业总产值平均增率12.2%。原因何在？为何中国能面对“文革”的历史灾难，摆脱经济困难，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有效地克服“左”倾教条主义顽固积习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使社会主义改革日趋成功呢？如果说苏联剧变的真正祸首和本质原因是“左”倾教条主义，那末，为什么同样盛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却能避免类似苏联的悲剧并出现社会主义的一片勃勃生机呢？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各种“左”倾教条主义，而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正确地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方法，招致两种不同的结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克服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如果党的领导人能科学地分析“左”倾教条主义及其危害，采取正确的态度、路线和方法，就能有效地克服“左”倾教条主义，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反之，如果用错误的态度、路线和方法，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泥坑，葬送社会主义事业。这里不妨把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方法，略作一点分析。
（一）关于在改革中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实行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过去没有解决。既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怎样搞社会主义。以致文革十年中提出和推行什么“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据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邓小平同志无论风云变幻如何， 总是旗帜鲜明地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他在1989年10月31日会见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4〕并指出， 北京“6·4”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西方有些人企图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同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然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5〕
与邓小平同志态度相反，戈尔也乔夫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认为，改革不是去纠正社会主义体制的部分扭曲现象，也不是去完善过去几十年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6〕他完全否定斯大林的模式， 否定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指责斯大林是“把现成的公式强加于社会”，把建设新社会的方法的探索变为政治斗争，利用群众的革命急躁情绪，使社会主义思想变成“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并借助理论工作所谓“政治的合理性”置于“形式上的法制”之上，从而践踏了人类道德和公正的准则。因此，戈氏认为，“要一切从头改做”， 〔7〕，以建设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
（二）关于改革中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问题
邓小平始终强调要通过共产党领导去克服“左”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他说：“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常委会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8〕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华裔李政道教授时说：“过去两任总书记都没站住……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斗。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9〕并一再告诫，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必定会出现动乱，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和三个阶段发展的目标就会统统告吹，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就是我们坚决制止89年春夏之交那场动乱的原因所在。以后如果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还要坚决制止，照办不误，以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戈尔巴夫则完全不是这样。在戈氏看来“左”倾教条主义是领导所致，要克服“左”倾教条主义，深化改革，就要消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说戈氏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还只是提出“党政分工”，那么，他在1988年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要“恢复苏维埃全权”，党要向苏维埃实行“权力移交”，到1990年的苏共二十八大，则决定放弃苏共法定的领导地位，主张在苏联推行多党制和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苏共二十八大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指出：“苏联共产党坚持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苏共正在变成并且越来越要变成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实行自由竞争的“一个政治组织”〔10〕。直到通过人大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 公然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
（三）关于要不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如何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成功推进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对经济改革作总体设计的同时，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他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11〕。由于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很困难，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要先从一两件事情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大干特干，要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否则，就会给国家造成混乱。他在1986年9月29 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中心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这就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对不能照搬西方那套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政治体制要服务于和服从于四个现代化建设。
戈尔巴乔夫则不是这样。他没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没有狠抓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头两年欲搞经济体制改革，但遇到困难和阻力，就急急忙忙将疳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1988年6 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会议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行动上操之过急，不经试点就一声令下，加上提倡无限度的民主化，“让公开性大放光明”，允许明确彻底地反映历史痛苦，揭露过去灾难，结果顿时掀起了一股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主义的历史逆流。在这股逆流的冲击下，错误的社会舆论导向，致使政治体制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尤其是实行党政分开、权力重心由党转向苏维埃过程中，行动过快，安排不周，形成了权力真空，许多重大事情，党无权管，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戈氏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但谈不上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无奈只得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上，热衷于一场又一场的政治争论，根本无暇过问经济发展问题。例如仅1988年这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苏维埃最高会议。正如西方有人评论，戈氏忽视改革经济体制，忽视经济生活，而热衷于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多党制和总统制，犹如脚痛医头，结果脚痛未愈，头痛发作，全身疾病加剧。
（四）关于要不要抵制西方和平演变和各种制裁问题
邓小平同志认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归属国际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顶住这股逆流。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1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中国是一个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一个国家。建国后，中国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几十年，它依然象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当着西方抓住“6·4”事件大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实行制裁时，邓小平同志说：“中国人吓不倒。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子孙也不会怕”〔14〕。他还坚决驳斥道：“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15〕1990年7月11日， 他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再次强调说：“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16〕
戈尔巴乔夫却完全是另一种看法。戈氏认为，世界进入核时代，核战争的结局，不存在什么胜利者和失败者，只能是全人类的毁灭。现在全人类好比同坐海上的一艘大船，共沉浮，同命运。1986年11月，戈氏与拉·甘地签署的德里宣言指出：“在核时代，人类应当确立新的政治思维，以及能保障人类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恐惧和猜疑的世界”。〔17〕，也就是说，我们用不到担心和猜疑西方会对苏联施展和平演变的阴谋，建立所谓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必须承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要抛弃旧思维，学会新思维，就是用阶级斗争观点认识和处理国内外问题，认为战争与革命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所谓新思维，说到底，就是要消除对战争与和平以及两大体系之间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传统观念，牢因树立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新观念。戈氏在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进一步概括并发展了《改革与思维》一书的的基本观点。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要在苏联“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新科技革命和两大制度长期共存，已使“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需要发展现代生产力，都要掌握科学技术，它们“有着内容十分相似的进程”，正在经历着“一体化的过程”。因此，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社会主义要充分考虑道德、正义、个人权利和自由，使苏联“更加有机地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五）关于如何认识和克服“左”倾教条主义问题
中国从1957年开始出现“左”的错误思想。其主要特点，一是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对外封闭。它很快导致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继而在十年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左”倾教条主义者，既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搞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地总结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经验教训时认为，如同经过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民主革命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教育了全党深刻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为此，就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充分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反对教条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容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凡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触犯了刑律的人，不能姑息养奸，一定要严肃处理。
戈尔巴乔夫则与此相反，他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致使苏联社会整个地被扭曲。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是“把现成的公式强加于社会，对生活和现实情况强求一律”。〔19〕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20〕它不是视人为目的，而是视人为手段，完全忽视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因此，必须完全彻底地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上改造苏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目的出发，戈尔巴乔夫提出发扬公开性、民主化、社会主义舆论多元化，并美其名为“三大革命性创议”。作为《改革与思维》作者的戈氏，在其心目中惟有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原则，而不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戈氏说：“社会主义思想，据我们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21〕允许什么话都可讲，什么屁都可放，什么案都可翻，结果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趁机出笼，大肆活动，大造舆论，终于使苏联在剧烈的动荡中陷入所有的危机状态。戈氏活象一个巫师再也不能支配自己用“公开性”、“民主化”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到头来自己反受魔鬼包围并赶下了台。戈氏是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去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而受到历史惩罚的。
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促使苏联演变和解体，是本质问题。现象表现本质。
有人说，苏联剧变，从现象上看是右倾机会主义葬送了社会主义，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左”的错误毁灭了社会主义。右只是充当了送葬人。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也颇为流行，但仔细推敲，值得研究。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他们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既没有脱离本质的现象，也没有脱离现象的本质。本质总要通过现象去表现，现象总要表现事物的本质。如果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就不应该将现象与本质截然分开，不应该搞张冠李戴。事实上有斯大林时期“左”的本质和现象，也有戈尔巴乔夫时期右的本质和现象。斯大林的“左”与戈氏的右，虽然后者与前者有联系，“右”是对“左”的反动，但后者并非完全由前者造成的。批“左”容易产生右并非注定要导致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在批判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没有形成右倾错误路线；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批判共产主义运动“左”倾错误时，没的产生过右倾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批判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时，也没有形成右倾错误路线。不仅没有，而且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得更好，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终于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原胜利。邓小平同志在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严重“左”倾错误时，更不但没有形成右的错误路线，而且还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正确的改革方针，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完全搞清楚”。〔23〕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首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制定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着重批判“左”的错误，正确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由上可见，不论是革命时期或建设时期，批“左”未必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批“左”未必绝对会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批“左”防右，从批“左”中科学总结出经验教训，制定出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思想水平、领导艺术和主观能动性。
无论革命遭失败还是建设受挫折，一般来说，总是有诸多原因，但在界定直接原因时，不能因为右与“左”有联系就可以把明明是右的错误所致硬说成从本质上看是“左”造成的。反之，也不能因为“左”与右有联系，就可以把“左”的错误所致硬说成从本质上看是右造成的。事物的相互联系，并不排斥本质原因的存在。
我们不否认斯大林时期“左”倾教条主义严重危害，也不否认它对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影响，但如果抓住这一点，断言苏联解体从本质上看是“左”葬送社会主义，不免有点言过其词。
苏联的改革，远一点说，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相继搞过改革。不论是赫氏改革，还是勃氏改革，确实只不过对斯大林模式的修修补补，无意根本摆脱教条主义顽固积习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 决心从根本上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消除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实为无可非难。遗憾的是他以《改革与新思维》开路，提出一整套右的错误路线、错误方针和错误政策，打着“民主化”的旗号，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提出“多元化”的口号，推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把否定期大林模式变成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纵然使一场所谓“全面改革”导演为“全面危机”，直至酿出苏联解体的悲剧，试问：假如能象邓小平同志那样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去抓社会主义改革，假如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样采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苏联的悲剧难道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听听苏联人民、各国共产党及西方首脑对苏联解体后的评论吧。
1991年12月24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季亚科夫的文章写道：“戈尔巴乔夫1985年承担起治理我们这个大国的重担，他想医治这个大国。药是好药——公开性、民主化，但病人服用这些药的最小剂量，尚且死亡了”。“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过错吗？当然，是他的过错。”“是的，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将自由引入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破坏了这个社会。他在希望帝国原有的界限内解放帝国时，打破了界限，也摧毁了帝国，这就是苏联。”〔23〕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中央于1991年12月26日发表声明说：“苏联垮台，主要是戈尔乔夫错误造成的，这是历史性的倒退。”
英国首相梅杰则评论道：“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戈尔巴乔夫做到了这一点。”〔24〕
简短结论
苏联解体，究其原因，虽有主次之分远近之别，但不能以一言蔽之；本质上是“左”造成，现象上是右所致，戈尔巴乔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斯大林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联系，但它们之间不完全是因果关系。
苏联和中国在过去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受到过“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两国都面临着反对“左”的错误、实行改革开放的任务。“左”是引发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源。只有批“左”防右，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改革成功。苏联防“左”，产生了戈氏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国批“左”却没有导致右的错误。反“左”必右，不是一条规律，如果说中国取得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成就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能以邓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制定和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那么，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注释：
〔1〕应水珠：《对正确总结苏共剧变教训的几点看法》，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3年第3期第64页
〔2〕陈林：《苏东演变原因之辨析》，《社会主义研究》， 1993年第3期
〔3〕〔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330、345—346页
〔6〕〔7〕〔10〕赵长峰主编《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第18、29、80页
〔8〕〔9〕〔11〕〔12〕〔13〕〔14〕〔15〕〔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4、326、177、313、326、345、359页
〔17〕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第181页
〔18〕〔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139页
〔19〕〔20〕〔21〕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苏联《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23〕《参考消息》1991年12月26日头版
〔24〕《美联社12月25日英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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