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的国家学说及从政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学说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章太炎的国家学说，形成于甲午战争失败后《訄书》撰写与修订时期。当时，他在西方近代法学与先秦法家思想影响下，提出了改革国家体制与政治构成形式的意见。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期间，他的独具特色的国家理论日臻成熟。他针对所体察到的中国固有的国情，设计了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架构和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武昌起义以后，他投身于建立民主政治的实践，在国家问题上的看法曾有过很大的起伏。章太炎国家学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系列本质特征。透过这面镜子，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曲折及问题症结之所在。
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改革紧紧结合在一起。时下在文化史学者中流行所谓器物改革、制度改革、观念改革依次而进的中国社会改革三阶段说，实际上很不确切。因为这三个侧面的改革几乎同时开始，彼此之间一直互相依傍，互相推进，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从局部改变到全局性改变、从表层动荡到深层动荡的发展过程。就政治制度变革而言，它伴随着近代以来社会改革的每一个重大步骤，而且，经常是这些改革步骤得以实施的必要前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对传统的拒绝“以夷变夏”观点的一大冲击，而使其转化成为实践则是在中央王朝中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地方上设置了南北洋通商大臣之后。总理衙门与通商大臣的设立，在传统的一元化的农业社会君主官僚体制中制造了一个运行机制与之恰好相悖的异化物，而这正成了洋务运动开展起来的有力保证，成为洋务观念渐次传布和军事、教育、商务、工业等一系列制度开始改变的根本条件。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维新派尽管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整个政治体制却依然如故。反之，后来新政反而取得若干实效，究其原因，行政机构本身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许多旧官衙的裁撤合并，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等新机构的建立，原户、兵、刑、工各部的改组，不能不说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改革之所以总以政治改革为其必要条件，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处于君主官僚专制主义权力支配下的小农社会。由高高在上的皇帝、辅弼左右的宰相、郡县等各级官吏、乡里士绅这样四个层面构成的皇权政治体制君临于整个社会之上，皇权体制是维护着传统社会全部秩序的强大屏障。而近代社会变革的方向却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即将自然经济导向商品经济，将手工小生产引向机器大生产，将小私有引向社会化，将封闭型引向建立直接世界联系。这一切，不能不首先与旧的皇权体制发生尖锐的冲突。不突破传统的农业社会君主官僚体制，改革也就无从进行。
在致力于社会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时，人们早就在思索，传统的皇权政治要害究竟在哪里？改革如何方能切中要害？康有为写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实理公法全书》，尽管当时未公开发表，却显现了他深刻的洞察力。他以“几何公理”为依据，运用演绎的方法揭露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本质，这就是一部分人强制绝大多数人，使人们丧失自主之权。他提出“法权归于众”，主张“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要求“立一议院以行政”，官员“皆从公举而后用”，目标就是铲除片面的权势、威福与单方面的服从、困苦，确保人们的自主之权。
章太炎的国家学说，最初便发端于对人之成为独立自主之人的强调。《訄书》初刻本收录的《明独》篇所高度赞扬的“大独”精神，便是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具体地说，就是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尽自已所能。章太炎的这一基本信念，衍生而成他日后国家学说的一个主要支撑点。1907年10月他在《民报》第17号上发表的《国家论》，便异常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国家论》提出三个论点：“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三、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这是他本人“明独”论、也是康有为“法权归于众”思想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他强调国家为人民所结合而成，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人民方才是国家的主体。为此，他斥责以国家为主体、人民为客体的国家主义者是倡导谬乱无伦之说。他反对尊卑有分、冠履有辨、君臣有等的传统观念与传统政治秩序，尤其痛恶将国家功业美名归于元首与团体，而坚持国家之事业为全体人民所有：创建国家事业的原料与工具既非自元首持之而至，亦非自团体持之而至，它们本属人民所有，强行将创建国家事业的功德名誉归之于元首与团体，甚于工场主人之盗利！“余以为众力集成之事，直无一可宝贵者，非独莅官行政为然，虽改造社会亦然。……其事皆为众力集成，则与炊薪作饭相若。……夫灶下执爨之业，其利于烝民者至多，然而未有视为神圣者。彼国家之事业，亦奚以异是耶？”这就是坚持莅官行政与改造社会多是普通的依靠众力进行的工作，反对任何人借此高居于他人之上，成为众人的主宰。
与《国家论》差不多同时发表的《官制索隐》、《五朝法律索隐》等文，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发表于《民报》第14号的《官制索隐》，包括《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古官制发原于法吏说》、《古今官名略例》四篇，主旨是一个，即论证：“承天下之下流者，莫政府与官吏议士若。行谊不修，贿赂公行，斯为官吏议士；而总其维纲者为政府。”“政府之于生民，其犹干矢鸟粪之孳殖百谷……百谷无干矢鸟粪不得孳殖，然其秽恶固自若。”
发表于《民报》第23号上的《五朝法律索隐》，评论中国古代法律，斥汉世法贼深，唐世法律同样刻深不可施行，惟魏、晋、宋、齐、梁五朝之法，“一曰重生命，二曰恤无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宽平无害，“有可傅以西方之制者，有孑杰于汉土者，有可拟以近世之制者，有孑杰于前代者”，可以有所取法。所谓重生命，就是推倒传统律令，肯定“父母杀子，并附死刑”；所谓平吏民，就是“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他斥“刑不上大夫者，特肉食者所以自谋”，断言“今之为法，急于优全士大夫，托其名曰重廉耻，尊其文曰存纪纲，不悟廉耻方颓于此，纪纲亦坏于此”，显示了他论法律时最关心的也是防止国家机构及官员议士成为特权享有者，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同等的社会权利。
章太炎说：“人本独生，非为他生，而造物无物，亦不得有其命令者。”（章太炎《四惑论》，《民报》第22号）这是章太炎坚持人的独立自主权利的出发点。这并不是唯利是图或一味逞强的唯我主义、个人主义。章太炎认为，人只有做到“无待”才能达到真自由，而无待就是无己、无功、无名，即顺应天地万物之自然而不自以为是，不贪居万物自然趋势及众力所成者为己功，不拘守包含着片面性的那些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这恰恰要做到“不慕往古，不师异域，清问下民，以制其中”（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章太炎《建立宗教论》，《民报》第9号），“随顺人情，使人人各如其愿”（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中国哲学》第6辑）。章太炎在维护人的独立自主权利时，尽管已经触及了人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法权主体及精神主体这样一些使人的独立自主权利具体化、现实化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还很粗疏，还没有触及一些最重要的实际权利，独立自主性也就很难避免流于空泛。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从国家学说上来看，章太炎在国家与人民、个人与民众等关系上，确实毫不含糊地坚持了卢梭以来启蒙思想家的民主主义立场，而这正是他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国家学说与近代以来国家主义的地方。他的国家学说，可以说完全是以对国家权力及行使权力者极为深刻的不信任为出发点的，为了保证人民的独立与自由，他要求限制这种权力与这些行使权力者。从总的倾向看，他的国家论属于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学说。
二
近代以来，思想界围绕着国家问题而展开的论争，焦点最初集中于国家的主体究竟是君主个人、国家本身还是全体独立自由的人民这样一个国体性质的问题，随后，很快就转到中国国家的政体要不要转变及如何才能转变这样一个更具有现实性的问题上来。
近代以来，人们经常将政治的民主化同代议制度的确立直接联系在一起。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共和立宪，都将实行代议制看成改变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最重要的环节。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期间，梁启超等人以中国还没有建立代议制度的条件为理由，提出中国非但不能马上实现共和立宪，甚至君主立宪也不能很快实行，中国必须先建立一个开明专制制度。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素无权利义务观念，无自治之习惯，不识团体之公益。而实行议会政治，第一要件为议院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第二要件为有发达完备之政党。可是，中国议会成员却只能是顽固之遗老与一知半解之新进，中国政党更不成熟，在此情况下实行议会政治，势必使政府不成其为政府，国家不成其为国家。而国民的共和资格并非可以短期之岁月养成，必须以开明专制为立宪之预备与过渡。开明专制与野蛮专制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以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而是以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开明专制下通过普及教育，使国民养成有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是时，选举制可以正常进行，议员可以有健全品格与见识，政治可以趋于成熟，共和将不期而自成。开明专制论在当时成了反对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的最学理化也最有影响的理论武器。
章太炎在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同梁启超争论白热化时提出了他自具特色的“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行动方案。
章太炎也不赞成在中国建立代议制度，但是，出发点与梁启超截然不同，他所担心的是中国“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因为中国幅员太广，人口太多，议员数目有限，无论是实行普选，还是按照文化程度、纳税额实行限选，“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是故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
腊齐民”。正是从保障民权出发，章太炎认为中国当时不适宜建立代议制，将来也不适宜。
那末，是否应当建立开明专制呢？章太炎的答案是截然否定的。他认为，中国恰恰需要用权力分立来取代权力的一统状态。在发表于《民报》第24号上的《代议然否论》中，他详细阐述了实行权力分立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包含：1.总统由选举产生。2.行政、司法、教育、立法四权分立。3.抑官吏、伸齐民。官员的迁举不以总统好恶为转移，而以年资与劳绩为依据，贤且劳者得超除，溺职者受罢黜；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贿者，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财政收支公诸民众，增加税收需先得民之允准；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有外交、宣战诸急务，民可以临时遣人向政府表达其意等。4.抑富强、振贫弱。一是严格限制政府，不得滥发货币，不得人为地利用物重钱轻导致中人以下皆破产；严格限制官员及其家属经营工商业，不得借政治以自利。二是严格控制并努力改变分配不公现象，如“限袭产之数”，强调“田不自耕殖者不得有”等。
综观章太炎这一方案，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寄托于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是寄托于君主个人的开明。章太炎所设计的新的政治体制的精髓在于：
首先，它坚持了国家的集中与统一。章太炎不赞成中国改成联邦制。他说：“自宋以降，南人视北人则有异，荆、扬、益三州人视岭外人则有异……，若一日分为联州，其逖离则愈甚，而南北美之战争将亟见于汉土”。因此，他确认“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欲，究宣情志”，令民族亲如昆弟。这当是中国今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次，必须通过权力分立制度，使权力的配置与使用得到严格的限制，形成行政、司法、教育、立法四权各自职责分明，而彼此又能有效地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使任何一种权力的掌握者都难以滥用其职权，或化权力为特殊利益，并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使这一格局稳定。
再次，在努力使国家权力的掌握者成为社会精英的集合体的同时，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对权力结构、政策决定、权力行使者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积极的参与。而其基础，不是在开明专制下对民众进行空泛的教育与训练。民众对权力真正有效的监督与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必须依赖于人民确保自身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依赖于他们经济上、利益上的自主自立，这就需要经济制度与其他体制的全面改革，使人民真正成为利益上、法权上、精神上的主体。与《国家论》相较，时间虽只过去了一年，人怎样才能名符其实地成为国家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泛泛之论，而有了从所有权到政治权利等相当充实而具体的内容。
和梁启超一样，在章太炎这里，政治发展的目标具有多重性。除去民主、自由、公道、福利、平等之外，还有统一、安全、安定、制度化等。但是，目标的多重性没有使章太炎畏首畏尾，不敢有所动作，相反，他正是从目标的多重性出发，针对西方代议制已经暴露出来的缺陷，进行政治制度的重新设计的。
章太炎的新设计，一是避开了议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二是避开了政党远未成熟的弱点，三是避开了选举议员的诸多困难。它没有将民主化推向人人都成为圣贤的遥远未来，而坚持眼下便可实施，它没有将民主化条件的成熟指望于某几个杰出人物，而认定一般民众人人都可参与，人人都可出力。它主要依靠政治机构自身内在的互相制约、互相平衡。政治结构与政治运行机制决定了它不是依靠人治，而是依靠真正有效的法治。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章太炎经过十多年反复探究、深思熟虑的成果。
章太炎指望革命以后建立新的国家机构时，能按照这一方案行动。然而，章太炎将方案的实施主要依托于少数明习法律者及通达历史、周知民间之士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条规，以及明习法令者独立地监督法令的实施，制裁各种违法者。他想撇开特定的政党与利益集团，但也正由于这一点，他的方案便没有一支坚定的矢志不移使之实现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为其基础。这一致命弱点的危害，武昌起义后很快就异常清楚地暴露出来。
三
武昌起义后不久，滞留东京的章太炎以中国革命本部名义发表了《中国革命宣言书》，用汉文印刷一千份，他为“农商抗税，行伍倒戈，学士驰以求同德，议员传檄而晓四方”发展为武昌起义成功，各地纷纷响应而欢欣鼓舞。返国途中，他希望中国出现华盛顿式的足孚众望的领袖人物，引导中国建立共和制度，而不希望出现拿破仑式的领袖，潦草地在统一的名义下走向独裁。这时，他对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仍然很有信心。
返国后章太炎立即发现，在已宣布革命的各省，共和并未真正实现。在赞成革命的原革命党人内部各派系之间，在革命党人与原立宪党人之间，在宣布拥护革命的前清官僚士绅与革命党人、立宪党人之间，存在着各种纷争。为改变这一状况，促进共和政府之实现，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就叫做《大共和日报》。他要求中国建立起于法国、昌于美国的民主立宪制度，而又不机械模仿，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他认为，承晚清政府腐败之余，贪墨生心，奸欺得志，“非督以威刑，格以绳墨，旧染将不可涤除”（章太炎《复孙中山书》，《大中华》第2卷第12期）。为此，他特别强调纠察权的独立，“自大总统、议院以至齐民，皆能弹劾”（《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章太炎先生演说》，《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5日）。但是，包括章太炎在内，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急于廉价地取得革命胜利和共和的成功，对言词许诺和形式变换的重视程度远过于制度的切实建设，结果流了大家的血，袁世凯爬上总统宝座，民主立宪的体制实际上只搭起了一个空架子。
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南北统一后，章太炎建立民主立宪的主张与先前相比有两个显著变化，这就是将民主立宪的实现一寄托于新政党的建立，二寄托于军事政治强人的威权。
1911年10月下旬，章太炎在槟榔屿《光华日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诛政党》，分析了当时中国新党各派竞名死利、为民蠹害的情况。但这时，他已不再象写《代议然否论》时那样避开政党在民主立宪中的作用问题，而期望革命成功以后，“中国既安，各依其见为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章太炎《诛政党》，《光华日报》1911年10月26、28、31日）。认为旧有的各种党派团体已不能适应建立民主立宪政治的需要，革命后应建立新的政党来推动共和实现。南北统一之时，他认为条件已趋成熟，便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为统一党，“一面谋巩固民主根基，一面谋民权民气在当时的轨道上发扬”；以为“要促进政治上的演进，政治上的表现必须有对待的二党在同一国体之下，各自团结，拿政纲、政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使人民有从违择舍的自由和信从”（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65页）。然而，他很快便发现，包括统一党在内，中国新建的各种政党远不具备现代政党的素质，这些政党“徒有议论形式之殊，及其偕在议院，胡越同舟，无非以善腾口舌为名高，妄扩院权为奉职，奔走运动为真才，斯皆人民之蠡蠹，政治之秕稗”（章太炎《与黎元洪论政党电》，《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1日），因此，他宣布退党。依靠政党实现民主立宪的计划经过这番匆匆一试，便宣告失败。
在建立统一党的同时，章太炎对袁世凯寄予很大的期望。袁世凯曾长时间任国务官，并掌握着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又宣誓“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誓词》，《中华杂志》第1卷第9号），这正符合章太炎《代议然否论》中所开列的总统之选的条件。章太炎希望通过树立和强化袁世凯的权威，排除各种干扰，统一全国，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善共和政治。依靠政党实现民主立宪计划受挫后，恰逢沙俄加紧分裂外蒙，英国加紧分裂西藏，章太炎提议应容许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因为值“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章太炎《致黎元洪电》，《黄远生遗著》第2卷72页）。随后，他更建议实行“民主开明专制”，要求袁世凯“以至果之决心，行至严之政令”，大刀阔斧解决内讧不已、政府疲于调和、政治习于敷衍等腐败现象。然而，他的期望很快就完全落空了。袁世凯信誓旦旦，忠于共和，但由于没有健全的权力分立体制的制衡，没有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督，他的权力愈大，个人野心与贪欲愈膨胀，最后便发展到扼杀了整个民主共和制度。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对章太炎是一帖有效的清醒剂。他痛切地感到，中国的“国病”就是“腐败专制的遗传病”，“民国成立，辄曰维持现状，……民国非维持现状也，乃维持现病耳，若坐视腐败专制之病常存留中央，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为此，他强调：“吾辈欲扫除劣政治，产出良政治，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国民党欢迎会记》，《民立报》1913年4月26日）自此他开始积极投入逼袁世凯退位的斗争。
同时，他要求原革命派人士重新团结起来。他说：“所最堪叹息者：（一）民党当日不应退步，遗留腐败官僚之根株（二）民党不应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机利用政党。此民党失败之总因。今日追悔亦属无益，就民党一方面说，惟有化除意见，联合各省起义同志为一气，合力监督政府，终有政治改良之一日。”（《国民党交通部茶话会纪事》，《民立报》1913年6月11日）他还特别关注唤起民众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切之情，将民众的政治热情、民众政治权利的积极行使视为民主共和能否实现的根本，视为革命党人能否在改良国家政治生活机制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支柱。这显然是对武昌起义以来政治实践经验的可贵总结，也是对于《代议然否论》建立民主共和方案的一项重要补充与发展。
章太炎对于“国病”的深切认识以及他对民党、国民真气的呼唤，代表了他那一代革命家对在中国实现民主立宪的新的思考。也正是这种思考，使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这一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一代对民主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改造国民性的高度重视相衔接，成为他们的前驱。
四
新文化运动和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没有象辛亥革命那样直接改变国家政权的形式及其性质，可是，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反对专制与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推动国民性的改造，其深度与广度为晚清以来历次思想文化运动所不可比拟；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数以千百计的公众自治团体涌现于民间，学生会、教育会、商会、工会、农会、银行、律师、报业等形形色色的行业公会，大大小小各种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社团，使政治民主运动有了前所未见的广泛基础和活力、生气。可是，当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勃兴之时，章太炎却置身于外。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章太炎结束了被拘禁羁束的生活，由北京返回南方，恢复政治活动。此时，他所关注的重心，又回到寻觅和利用若干现成的上层政治势力，通过权力结构的改变，来解决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事变上。章太炎的身份、地位、声望，外在力量政治上的包围，使他游离于民主运动的真正基础即起自下层的公众社会之外，这一致命的弱点，决定了这位呼号政治民主的先驱南返以后一系列政治方策、政治努力无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同民众越来越隔膜的这位先前的斗士，看不到出路所在，政治上终不免走向悲观消沉。
章太炎南返后第一个重大政治活动是到广州和孙中山一道举起“扩法”旗帜，企图利用树立民国初年临时约法的权威，依靠“切实结合多数有力者”，“扫荡群逆”，成立“真正共和国家”。可是，为时不久，他就发现，被他寄予很大期望的西南军阀，无非是“藉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章太炎对于西南之言论》，《时报》1918年12月2日）。没有实际政治力量的支柱，临时约法只是一纸空文，法治社会决不会由此而建立。但能作为临时约法支柱的政治力量究竟在那里？他感到茫然。
1920年始，章太炎转向积极鼓吹“联省自治”。为打破北洋军阀对中央权力的控制，他要求削弱中央权力，虚置中央政府，“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章太炎《联省自治建议书》，《益世报》1920年11月9日）。但是，这一主张并不能遏制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北洋军阀，也不可能让地方军阀就此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地盘，它充其量只是给各地方军阀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政治名义，强化其地方分离主义与割据局面。1924年11月，他发表《改革意见书》，认为统一不如分治，建议各地方在省自治基础上分为数国，中央建立行政委员会，采取合议制以代替总裁制，则更径直成为地方军阀的代言人。
章太炎还曾设计了一个新的方案：取消国会，将选举元首、批准宪法之权还之国民，另外设置给事中和御史二职，以给事中监督政府，给事中和御史经考试产生。这一方案全无操作性可言，纯然是书生纸上谈兵。它充分表明，章太炎已无法面向现实，实际改变中国政治局面，因而只能耽于政治幻想。
五
章太炎作为一个素无行政历练的文人而从政，其纪录实在是失败远超过成功，甚至不免被他人玩弄于股掌。但他及其同时代人所作的努力，确实是中国民主化总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环节。他的国家学说和从政实践，深刻反映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在中国现实的土壤上所面临的根本性矛盾，展现了这一进程所应追寻的方向。
章太炎以及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思想历程及其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政治民主化并非少数政治理想主义者浪漫的玄想，它是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创造历史的群众队伍渐次扩大的必然结果。在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历史创造者的队伍异常弱小。而要挽救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新的社会阶级投入历史创造者的队伍，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中国现代化，无论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科学技术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每一重要进展与突破，都不可避免地要造就新的社会力量，给历史创造者的队伍注入新的血液。政治民主化进程，实际上就是新的社会力量形成、壮大，更多的群众发挥历史创造精神，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现代世界竞争中争取民族自立、自存、自强。
世界所有国家政治民主化都是一个过程。章太炎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程度还很不高的国度里，机械地移植别国的普选制度、代议制度，常常会流于形式，甚至会产生许多混乱。他更洞察到，象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那样借口国民缺乏民主素质，而将民主化推向遥远的将来，或者将民主化的实现寄托于独裁者的开明，在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及化权力为特殊利益有着根深蒂固传统的中国，这样只能使中国继续沉沦于专制主义的深渊，使现代化及民族振兴之业一再受挫。但他后来转而支持袁世凯时，恰好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失足。
和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及《民报》其他许多撰稿人相比，章太炎对国家民主化的探索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曾紧紧抓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构的变革。他力图树立法的最高权威，建立法治的秩序，改变原先的集权状态，使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监督诸权明确分立，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平衡，对各级权力执掌者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与考核，将政治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政党、社团、舆论、民众自下而上的政治热忱、政治监督结合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仍处于旧式农村重重包围中的总形势下，章太炎所拟定的这一操作程序，有利于将现代化所造就的社会精英集合起来，通过政治权力引导整个中国从小农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但他为此所付出的努力终为旧式的文明所压倒或吞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一直由现代化运动与主要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农民运动所构成。作为传统农民运动“再版”的近现代农民运动，从本质上讲，仍然倾向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倾向于服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而中国民主化进程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现代化力量过于单薄，且只集中在沿海沿江少数城市，和现代化相依存的公众社会、公民社会是如此幼稚，完全不足以从正面引导或实际地统率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它们甚至常常和农民运动相对立。可是，章太炎和他的同时代佼佼者们，对此却无清醒的认识与足够的估计。这正是他们的国家学说及其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致命的弱点，是他们的努力经常不能得到应有成果的根本原因所在。使农民运动与现代化运动相衔接，造就真正根植于中国广大城乡的公民社会、公众社会力量，以使法治化、民主化获得深厚的土壤，使现代化运动能够真正对农民运动起到领导作用，应当是后来者所应担负起来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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