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_美学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_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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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2)04-0011-05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研究路线。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各自在自己的环境和条件下做着阐释、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工作。可惜这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道路由于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单一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越走越狭窄。直到前苏联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研究局面才有所突破。另一条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路线,或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学派路线,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在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后来加上美国,掀起了一股“补充”、修正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的浪潮。对这两条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路线和方向进行考察研究,应该说是很具有学术意义和学理价值的。

我们先来考察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路线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在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的学生和战友如拉法格、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卡尔·考茨基等人,他们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而且在斗争中还撰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和许多有关文艺、美学的论著。这些评论和文艺、美学论著,有的是在恩格斯在世时写的,而更多的是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撰写的论著。这些论著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现状和现实的文艺现象进行科学合理的论述,并且在与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美学思想的斗争交锋中,传播、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应该说,拉法格、梅林等理论家们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具体化,并运用其科学的方法和观念来评论现实的文艺现象方面,是有开创性的贡献的,而且,他们的理论实践以一种群体性的面貌出现,初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巨大理论威力,也基本奠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文艺评论的理论风貌。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史时,对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料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他们不仅在青年时代都收集过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等,而且写过有关民间文学的评论。恩格斯认为民间故事书对劳动人民不仅具有娱乐身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人民的道德感,使其“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p401)。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多次根据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资料来阐述、分析古希腊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非常重视民间文学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而拉法格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2](p286),他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法国文学研究上去的第一个人”[3](p290),他在188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对民间文学的性质(人民性)、特征(集体性、地方性、纯朴性、自由生动性等)和历史价值(真实反映民俗等)进行了深刻的概括和分析,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拉法格还在对左拉的长篇小说《金钱》的评论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具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观念以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并对左拉的创作予以了公允的评价。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个对自然主义进行系统评价的学者。恩格斯在1891年4月30日写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认为拉法格是写左拉评论的“最合适的人”[4](p80),这是革命导师对拉法格的一个中肯评价。又比如,被列宁誉为“不仅是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5](p363)的弗朗茨·梅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方法,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启蒙和古典文学遗产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文学进行了辩证全面的分析,尤其是他对莱辛、席勒、海涅等德国伟大文学家的评价,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学遗产的科学态度。

另外一个值得后人注意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重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是普列汉诺夫。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西方古典美学以外,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不多的西方美学理论家之一就是这位普列汉诺夫(当然,还有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别林斯基等)。如果说,拉法格、梅林等人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化于对现实的文艺现象的评论之中,不以理论的突破见长,那么,与他们相比,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的贡献,就是在美学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尝试着去解决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一些问题和环节上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发展。例如,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最早科学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不用说,在极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目的是在于把他反复想起和反复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6](p4)虽然他的理论分析尚不周全,但他已经抓住了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艺术是用形象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根本环节,这一努力对日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普列汉诺夫做了另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他在考察、分析大量原始艺术史料的基础上,第一次批判了艺术起源于动物本性的谬论,指出艺术起源于劳动,科学地回答了艺术起源的重大问题。普列汉诺夫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艺术的过程中,辩证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对艺术发展的决定作用只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不能把经济视为唯一影响艺术发展的因素。他指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力量体系”决定、影响着艺术的发展。为了让人们对这个“极其复杂的力量体系”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1)生产力的状况;(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之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7](p195)这5个因素既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又体现了逐步深入具体的层次性。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论述实质上是在恩格斯的有关“中间环节”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晚年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指出:“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8](p249)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原理的一个重要补充。而普列汉诺夫则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且具体化,其论述的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心理是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并且对社会心理与艺术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发,既把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在艺术发展这一环节上具体化,也在社会心理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之先河。

从总体上看,拉法格到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他们就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民间文学的特性与价值、继承文学遗产、艺术起源、艺术本质、影响艺术发展的复杂因素等诸多文艺问题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论述。他们的具体分析和阐释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其中一些观点是具有开创性的,但更多的则是将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具体化。所以从整体上说,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这一代学者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没有特别大的突破和发展。而且,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在他们的具体论述中,程度不同地表现出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如,拉法格批评左拉“惯常很少发议论”,并认为“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3](p178),这一看法显然是与艺术创作的规律相左的。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就指出过:“倾向应当从场面而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注: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也就是说,作家和作品的倾向应当寓于真实的艺术描写之中。又比如,梅林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在政治和经济阵地上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那从它的母腹中就不能也不会诞生出伟大的艺术”[10](p266)。在梅林看来,工人阶级在革命年代的优势力量主要集中在政治斗争领域,而在艺术领域就势必难以显示出自己的优势。这种把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的理解显然也是片面的,而且也与自己的理论分析相矛盾。梅林自己就曾预言革命的无产阶级作家必须描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废墟上破土而出的新世界的萌芽,在他生活的年代,世界文坛上已经出现了高尔基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但是,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家的思考和研究成果,展示并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一崭新的美学观念的理论生命力和理论价值,对扩大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开拓一个新的理论世界,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可以把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视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导师。虽然他们三人尤其是毛泽东与列宁之间在思想理论上有着众所周知的承继关系,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卓绝努力,建立并巩固、建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才真正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代,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辩证地解决和观察艺术问题和文艺运动方面,形成了一次高潮,尤其是列宁和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命题,如“两种文化”、“文学的党性原则”、“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且,列宁、毛泽东分别作为前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党的领袖的特殊和至高地位,更是为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两种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形态的确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列宁的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列宁的理论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新纪元。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来研究美学的基本问题,观察、分析文艺遗产和现实的文艺现象,科学地总结了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伟大作家的艺术成就。他在两种文化、文学的党性原则、继承文化遗产、现实主义、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复杂关系、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深入生活与表现新事物、培养社会主义作家队伍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深刻精辟的意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本有才气的书》等文章,是列宁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理论财富。作为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虽然没有从事过文学创作,但他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有着深厚的文艺修养,毕生保持着对文艺的深深爱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列宁还让人给他朗读别德内依等作家的作品,逝世前两天晚上,列宁还听人朗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列宁与第一位社会主义文学家高尔基的深厚友谊,被誉为革命领袖与艺术家友谊的楷模……所有这些,都更增添了列宁独特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创始人,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是提出了思考和研究美学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但并没有为后人提供20世纪美学和艺术问题的现成答案。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如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指导下,在新的现实和文化条件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积极建设,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

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有自己的理论特色。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百年历史中一位个性张扬、才华横溢的伟人,一位伟大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文艺实践和现实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中国社会现实、分析文艺现象,回答和解决中国文艺实践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因此,它必然具有中国特色。1942年问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从中国当时文艺发展的实际出发,在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的继承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所写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历史性的经典文献,它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真正诞生。贯穿《讲话》始终的文艺人民性的精神,是我们至今仍可以从中吸取理论养分的根本所在。

在充分肯定并科学阐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在使马克思主义美学现实化、实践化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和环节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简单化了。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偏爱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但他们从未简单地说过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提出这个口号的列宁和强调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的毛泽东,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没有充分意识到艺术除了反映现实生活之外的其他功能和作用。又比如,恩格斯提倡并实践的文艺批评是“美学和历史的”方法,他对歌德的评论和对拉萨尔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分析,就是这种“美学和历史的”方法的杰出典范。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论,是对恩格斯式的批评方法的极好继承和发挥。但到了毛泽东那里,恩格斯“美学和历史的”丰富的、充满历史感和诗学精神的批评方法,却被浓缩、改造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了,这种标准的产生当然有其革命斗争年代的特殊背景和语境,但在和平岁月依然沿用,容易在有意无意之间带来文艺批评的偏颇和失误。再有,马克思、恩格斯偏爱现实主义艺术是事实,但他们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视野却是相当广泛和丰富的,早期的马克思对浪漫主义艺术十分喜爱并亲自尝试实践过,恩格斯还认为当时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是时代的旗帜。列宁对20世纪初出现的未来派、表现派、立体派和其他现代派艺术都不甚理解,他承认“我们不再懂得新的艺术了,我们只是一瘸一拐地跟在它的后面”[10](p435),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宽容和坦诚。遗憾的是,其后的不少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对西方现代艺术流派持反对、否定的态度,很少做认真、客观的分析研究。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文艺的现实主义规定为诸多创作方法与原则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创作理念了,这样的指导理念显然是不符合文艺创作的实际,实践也已证明是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这股思潮发展曲折,纷繁而复杂,其中派系枝蔓,著述很多,内容广泛,既有新识新论,也有谬说妄言”[11](p1),陆梅林先生的这一概括是切中肯綮的。列宁在评价马克思时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马克思)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注:转引自陆梅林选编《西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前言》,第1页,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我们应该像革命导师那样,不带偏见和有色眼镜,客观、辩证和公正地对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内的人类思想现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取人类思想发展的营养,为我们社会主义科学的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所有。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产生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密切联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在哲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公然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渊源;在政治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赞同列宁关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理论,主张走议会道路和选择自治形式;在文化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艺术是惟一能够超越一切的力量,人类未来的希望就在于文化艺术之中。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计的一种理论和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在美学研究领域的体现。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同时又包括了卢卡契、伊格尔顿、詹姆逊等重要理论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确呈现了与经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风貌,是一种不同的理论声音。如何对待这一客观的、不能略过的理论现象,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敏感问题。让人高兴的是,现在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持一种客观冷静的研究态度,这就确定了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一个良好基础。我们认为,在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一内容复杂的理论现象时,学习和研究者应该持有以下的基本态度: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现当代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或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信念的理论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状况中,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重大问题所作的理性思考所形成的一个思想流派。在西方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和环境中,对西方的社会现实进行理性的批判,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同的基本环节。正是这一点,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的建立有了可能。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深入(有时又是偏激、片面的)的分析批判,他们所面对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无法完全预测的社会现实。理论的生长根基始终是现实,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见解和理论(包括美学和文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

第三,人员构成、社会实践、思想来源等诸多因素的不同,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和理解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认真辨析不同理论家的思想构成,即弄清哪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哪些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哪些是在现实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阐发和发展,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又要看到其具体论述中所包容的其他理论流派的思想因素。这是学习研究的要点,同时也是难点所在。

第四,具体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本身,我们要特别注意其思想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批判为中心,因此,美学与文化、艺术问题就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据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论、反映论美学不同,它是一种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批判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美学。这种美学的核心是强调艺术和审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巨大的“颠覆”、“否定”、“超越”以及再造“新感性”的功能,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还特别关注大众文化、文化产业、艺术生产等问题,正确地指出艺术已直接成为日常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高度关注艺术与审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所发生的新变化,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尽管其思想理论当中,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但从整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仍然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其思考和研究也是有助于我们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创造性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问题。

第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具体论述中,涉及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文化、文艺现象,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了解。否则,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只能是无的放矢,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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