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在经济哲学的视域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传统社会科学文献中，理性概念的频繁使用和专门研究主要是和哲学理论相关的。哲学家们对于理性概念的使用常存在于三种场合。其一是本体意义上的使用。在此，理性(reason)作为人所具有的别于感觉、情绪或意志的属性，常用来指谓人的一种洞察事物或现象必然联系的能力，与此相关的哲学研究或争论主要围绕这样的问题展开；理性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理性是否只是人的特性，还是也为较低级的动物所拥有？机器是否也会思维(thinking)因而具有理性？在什么活动或过程中理性存在？其二是认识意义上的使用。在此，理性(reasoning)作为观念、知识形成的方式及其结果，指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存在的思维活动和由此产生的高于感性与知性认识的观念属性。依据一定的规则和范畴进行归纳和演绎推理，或在主体思维的统摄下操作符号概念、知觉表象及外部实物以求得问题之解的实质，也就是理性机能在认识过程中的展开与显现。其三是行为意义上的使用。在此，理性(rationality)作为人类行动操作的观念及行动操作的属性，指谓的是实践观念及实践过程对于自然的合规律性与对于主体的合目的性。首先，实践过程是在一定理论、计划或方案的指导下进行的；其次，这种理论、方案或计划是基于外部世界存在及其与人的关系规律之上通过思考建立起来的。实践过程表现为合理方案、观念的展开、物化过程。
在现代社会科学文献中，理性概念也频繁出现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经济理论对于理性概念的兴趣来源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动因：其一是基于自我价值选择基础上对规范性行为的要求，人们期望了解怎样的行动或行动方案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持或获得是有利的。其二是在约束条件下对于特定目标达成的要求，人们期望知道怎样的行动或行动方案才能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以最小的投入实现特定主体的预期目标。基于第一个动因的理性被认为具有“独立存在”的性质，它要求人的行为必须采取某种界定的自身利益的形式。在此，主体行为的出发点不是一个任一目标而是个人效用，它表示有关个人的私利；基于第二个动因的理性被认为具有“手段”的性质，它要求人的行为应在目标给定情况下对各种方案或手段进行理智的选择。在此，主体行为的出发点不是个人效用而是任一目标的实现，这一目标可能建立在与行为者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可能与个人利益存在某种冲突。一个人可以有计划地做那些与他的目标函数相反的事，并由此产生一个手段意义上的合理选择。如果说独立存在的理性要求的是满足人对私人利益的最大追求，则手段方面的理性要求个人追求独立界定的某种目标。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个人私利，也可以是其他利益。当一个人把个人利益作为目标时，那么，他所要实现的独立的目标恰好是个人利益的实现或最大化。这时，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达到统一。但无论这种统一是否存在，理性所追求的最终都是利益的实现，即总是和一定主体的利益、效用方向协调一致。因此，一个理性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具有“一致性”的行为。说一种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一行为具有和自身利益或独立存在目标实现相协调的一致性。在此，一致性意味着经济行为须符合这样的要求，即围绕着目标的实现，来自于不同子集的各种行为要素或构件的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的方式相互对应。譬如，在正规经济学理论中，存在一种将根据某种二元关系R（通常被解释为“偏好”，例如，xRy指“x比y较偏好或x和y无差异”）对于不同子集所进行的选择看成是各个子集中产生的最大化解的二元论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理性行为即在可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寻找一种二元关系R的能力，从而使得对于全部子集中任何特定子集的选择，恰好由那个子集的R最大元素组成。
二
显然，经济学理论对于理性概念的使用与研究主要是在合规律性及合目的性即合理性(rationlity)意义上展开的。在这种使用中，一个理性的行为所以被看作是合理的即“理性”的，或者因为它被认为是合乎行为者的利己本性的，或者被认为在目标达成的可选方案中是最优的。不过，关于合理性或“理性”的具体内涵即什么样的行为最终才是符合个人利益或是满足目标实现的理想选择，不同的经济学家常有不同的见解。西蒙之前，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古典理性观假设的完美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具有这种理性的“经济人”(economic man)通常假定在决策时拥有与问题解相关的全部备择方案，决策者不仅知道每一方案如果实施了的可能的结果，而且知道每一结果对特定主体的效用或报酬，并据此对不同的方案进行排序，因而在经济活动的问题解中总是考虑、追求并选择唯一确定的最优解。在生产中，经济人要求成本最低产量最大；在销售中，经济人要求市场份额和利润最大；在资源分配中，经济人追求最合理有效的配置；在消费上，经济人追求最大效用或满足。为了实现最优目标，经济人在决策中被假设使用边际分析方法，根据递增或递减中数量的变化寻找最优解。（参阅厉以宁、秦宛顺：《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348页）譬如，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础的主观效用论就假定，经济主体的一切选择是在这样三个条件下作出的：第一，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且不变的；第二，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第三，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
古典理性观的这种完美理性概念具有明显的规范特点。即它更多地是一些方便的假定，这种假定能为丰富而优雅的理论提供基础，但并不一定与实际的经济行为或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对于最优解的获得要求经济人具备关于其所处环境各有关方面完备、丰富或透彻的知识，具备一个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技能，依据这种技能，经济人能够计算出，在他的备选方案中，哪个方案可以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Herbert A.Simon,"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in Shlomo Maial and Sharone L.Maial (eds.)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Edward Elger PubLishing Limited,1993,p.229)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主体并不具备实现最优的这些条件或能力。这决定了古典理性观在揭示经济规律及指导经济活动方面因过度抽象或远离现实而存在缺陷。缺陷之一是对经济生活中不确定性的忽略。不确定性是人类经济行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只要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不确定性就会伴随我们的行为。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决策如此重要，以至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于它的研究已经构成经济学文献环绕的一个主要课题。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决策者并不能对前景有充分的估计。而古典理性观假定决策者有能力给每个可能的结果赋以明确的报酬值(drfinite pay-offs)，或至少是一个明确的报酬范围。缺陷之二是对经济生活中非线性关系的忽略。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变量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其函数关系相当复杂，古典理性观则从单一的角度，把各种经济变量间的关系统归或简化为唯一的线性关系。缺陷之三是对决策者主观条件的夸大。优选理论对方案选择过程虽有启发，但人们在现实而非实验条件下所能实现的实际仍具有满意性质。由于时间、精力及信息的限制，决策者面前不可能呈现某一问题解的全部可供选择的方案，决策者也无法知道一切可选方案实施后可能会引致的结果，因而最优方案的选择是无法实现的。而传统理性观则假定人会拥有全部必要的信息，以此为据产生某一问题解的全部预选取方案，并从中经过计算、比较，最后做出最优选择。缺陷之四是对于决策过程的忽视。古典理性观一般用理性概念表达经决策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而不表示决策过程的属性，说一项行动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对于特定的目标及行动者的真实处境来说，该行动被“正确地”设计成谋求最大成功的行动，用以指引这一行动的方案是合乎理性的。即使追求最优化的方案是可以达成的，个人在其行动中也并不一定追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因而通过每个自利的人主观上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客观地达到团体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实现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当对社会或团队成员的行为规范进行设计时，强调社会价值、团队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有时会使个人和社会或团队双方的处境更好。古典理性观的这些缺陷使其不仅不能作为经济理论特别是厂商理论的微观基础，而且也与人类理性的现实相去甚远。
一个理性行为模型的描述通常要涉及下列因素的部分或全部：一组备择行为即抉择或决策的备选方案；生物考虑或感知到的备择行为子集（客观存在备择行为与行为抉择者所能发现的备择行为在量上是不对称的，前者大于后者并构成后者的极限）未来的可能状态或抉择结果；一个用来表示生物给抉择的各种可能结果赋以多大价值或“效用”的“报酬”函数；关于一旦选定了一个具体方案将实际出现哪种抉择结果的信息及关于一旦选定一个具体方案一个特殊结果将会发生的概率的信息。（〔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古典理性观假定决策时存在与问题解决相关的全部为人知晓的备择方案，决策者不仅知道每一方案实施的可能后果，知道每一结果对特定主体的效用，并且能依据效用大小对备选方案依次排序，这意味着决策者必须拥有与此相关的完全信息和非常高超而准确的计算能力且实际应用着这种能力。事实上，这种完全信息和计算能力在人类经济生活的日常决策中并不必然存在或显现。首先，决策问题解决的方案集中可能不存在最优解，不同方案的效用有时是不能或难以比较的。其次，决策人受时间、环境和能力等条件的约束，不能保证对客观存在的备择方案都有所搜索并觉识，因而即使有最优解存在，也不能排除被漏掉的可能，或保证决策人一定会产生追求最优解的行动。最后，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也不要求人们必须拥有完全信息或穷尽各种可能而求得最优解，决策者一般只寻求问题解决的近似解或“满意”解就可维持其生存、满足其行为需求，犹如棋手通常并不寻求“最佳”走法，而只寻找“好的”走法去获胜。西蒙指出：在决策方案的筛选过程中，第一个碰到的满足方案可能就是实际选择的方案，而当该方案被发现并评价后，搜索过程可能便会终止。一个棋手在比赛时如果发现了某个能将死对方的走法，那么，一般说来，他来不及考虑是否有其他能将死对方的走法，便采用了已经想到的走法。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及实际决策过程都表明，决策中人们所实际达到或显示的，通常都是追求满意解。在往往非常大的问题空间中，方案的搜索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经验或启发式规则通常会把搜索引导到获得答案的区域，使搜索只浏览了全部问题空间的一部分便找到了问题的解的有效答案，搜索过程因此结束，即使这个答案不一定最优。
三
决定人类行为决策不追求最优而只求满意的根本依据是人类理性的有限。因此，西蒙主张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代替古典理性观的“完美理性”来刻画人类生活中的理性现实，并围绕此概念形成一套与古典理性观不同的有限理性论。有限理性论是指那种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观。这种局限既存在于知识的获得和拥有方面，也存在于认识主体的计算能力方面。有限理性论是用行为科学研究经济学的一个中心课题。它关心的是实际决策过程怎样影响最终得出的决策，因此可以称为一种与古典理性观不同的决策和选择理论。一方面，它假定决策人希望达到某项目标，并为此竭尽心智进行着计算与选择；另一方面，又认为因为实际智力的局限，计算与选择的结果只能达到满意的程度。有限理性论的基本观点可概述如下：理性是一种行为方式，是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适于达到给定目标的行为方式。由于体外及体内、主观和客观条件特别是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或局限，现实生活中的理性总是有限的。决定这种有限的主要因素有：环境变迁所造成的风险及每一备选方案所导致后果的不确定性；搜索成本及不完全信息导致的对全部备选方案知晓的困难或不能；求解问题的复杂性及活动者计算、比较等能力的有限；决策者的欲望水平等。（在问题求解的方案选择中，如果抉择者不把全部备选方案都检查一遍，则必须用某些法则去确定是否找到了一个满意的方案。这种准则在心理学文献中称之为欲望水平）理性的有限决定了一般的问题情境大量简化后而寻求满意解，以满意抉择代替最优抉择，以可观察和测量出其实现程度的有形的子目标取代抽象的全面目标。所谓寻求满意是指：人们在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搜索过程开始前，已经形成了某一欲望水平。当这种欲望水平的备选方案在搜索中被发现时，搜索过程即告结束，该方案因符合满意要求被选定。由于欲望水平在不同时间或不同人那里是可变的，会随体验的变化而升降，在好方案多的情况下，欲望提高；在恶劣环境下，欲望下降，因此，对于相同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可变的。变化通常是在有限理性决策的不同满意度范围内展开，而不是在完全理性支配下最优方案的实现。
同古典理性观相比，有限理性论对人类理性的解释是较贴近实际的，它不仅较好地刻画了人类理性及其活动的现实特征，同时也为人类组织特别是企业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理解的视角。正如西蒙所描述的那样：现代世界上为进行生产和政务活动而建立的种种精致组织，只能被理解为对付个人本领局限性的机器；它们对付的是个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的理解力和计算力的限度。尽管在理论构造中，许多经济理论如理性预期学说仍承袭着古典理性观的一些特点，有限理性的普遍特征——选择性搜索、寻求满意等已成为现代决策理论及企业理论的一块基石。
的确，就现实世界所发生的具体活动而言，无论从必要性还是从可能性来看，用以规划、指导、统摄人类行为的理性都具有有限性。然而，不同于西蒙的有限理性论，我们认为人类理性也有无限或完美的一面，这就是对于完美目标的设定、追求以及以人类认识、思维所体现的客观性、至上性。不管客观世界是否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唯一的最优解，人们依旧在他们的理解范围内表现出对于最优解的兴趣和追求，以至使完美理性观即便不具有本体实存的意义，也具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这是今天在有限理性论已出笼多年而古典理性观仍渗透于经济学的许多侧面的一个可行的解释。虽然组织成员在其活动过程中经常使用“大拇指”规则即满意规则，而不是在进行复杂的计算。但是，许多看来并非最优化的行为可能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结果（参阅〔法〕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7页），在此意义上，最大化模型支持者的观点是成立的。在约束条件下对于最大收益或最优解的追求的观点在最优化模型的支持者看来至少有两个依据：一是认为人类确实在追求最优化并且很注意这样做；二是认为自然选择将导致实行最优化者的境况更好，而不实行最优化者会被自然选择机制淘汰。这种“强加”的极大化在企业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经营中可能或很容易破产，而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才能在经营中更长久地生存。显然，企业通常是在约束意义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有限理性论将最优解的存在及其人类理性对于最优解的追求仅仅看作是古典理性观对理性现实偏离的表现，正好表明其问题理解上的某种形而上学性质，即将无限、最优和有限、次优分离开来，将无限、最优看作为与有限、次优根本有别的东西。这导致完全理性、最优只能被视为与现实无关的观念中的一种设定。事实上，无限与有限、次优与最优的区分在一定层次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无限、最优是通过有限、次优被表现出来或不断被接受的。这意味着理性在我们的理解中是有限与无限、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关于理性的无限性也可以从思维及认识的客观性、客体性方面加以阐述。对此，黑格尔、恩格斯等在哲学思维至上性问题讨论中有精彩论述）。
四
综合哲学理性观、古典理性观及有限理性论的不同观点，关于理性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想表明或赞同如下观点：
(1)理性首先是一种本体意义的机能存在。作为本体意义上的机能存在，理性表达的是人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包括以感知运动机能结构操作外部物理对象、在实物操作中获得问题之解的直觉思维能力，以具体运演机能结构操作知觉表象、在表象操作中获得问题之解的形象思维能力，和以形式运演机能结构操作符号概念、在概念操作中获得问题之解的抽象思维能力。（关于这方面较权威的文献，可参阅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代表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具备这种思维能力，人类不仅可洞察事物的本质，探测可能世界，而且可创造如宗教、技术、艺术等人工世界。
(2)理性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属性。其一是认知活动的属性，即认知目标的的确立是合乎主体思维的价值需要的；认知过程的展开是顺应或遵循了人类思维发现的认知规律的；认知结论的获得是合目的与合规律双重选择、操作的结果。其二是实践活动的属性，即实践目标的确立符合实践主体及其相关者善的利益格局并具有可行性；实践过程的展开遵循了一个思维设定的原则或计划，并在思维的统摄指导下进行；实践结果既符合预期，也符合一定时期居主导地位的社会行为规制。
(3)理性有追求最优处境或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与趋向。客观世界中可能存在达到这种处境或满足这种欲望的最优解，但在不同主体或同一主体的不同状态下，问题解决的不同方案不具有可比性。第一，我们对最优解的追求是以主体对相关信息的搜索、加工进而在观念域中对不同方案进行摹拟建构、比较选择为方式的，人所掌握的问题之解或者在量上或者在质上与客观存在的问题之解有可能是不对称的。因此，即便求得“人化世界”的最优解，也并不能保证求得了客观世界的最优解。第二，由于时间、环境、主体能力的局限，决策者在其拥有的解集中并不必然具有准确赋值、比较、最后择优的能力，即使具有这种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也没必要发挥。第三，理性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获得客观最优解的可能，但决策者通常并不能够准确知晓。我们只能说某一主体可能获得了最优解，却不能绝对肯定他已经拥有了最优解。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谓的已经明确了的最优解多数实际不过是客观世界的满意解，人们习惯于用“最优解”概念指称实际上只是“满意解”的事实。
(4)如果将理性追求的最优、无限看作是与次优、有限的对立同一，或将最优的边界划定在人类已经掌握、知晓的问题解集中，则“最优”概念的使用亦是合理的，令人满意的行为亦即最优的行为。不过，这里的“最优解”的含义已不再是客观世界中的最优解，而是在人力所能及的约束范围内的主观最优解。这意味着，在不同的主体或同一主体的不同时期，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对同一问题的最优解可能会不同。
(5)理性选择是有成本并遵循一定原则的。在问题求解过程中如果对于各种方案的搜索、比较成本大于问题解决产生预期收益，则决策者便不会进行这种工作，搜索、比较成本与收益的等同点是理性选择通常展开的极限。理性选择的原则是一定时期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会随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最优”、“满意”的标尺也因此是可变的。不同时代或时期的不同主体或同一主体的不同时期可能会赋于同一问题的“最优”、“满意”解以不同的含义。特定时期对特定人而言的最优或满意解，在另一时期或另一主体那里则可能只是满意或劣质解，反之亦然。
从上述对于理性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的最优方案在可能世界中可能是次优或不优的；在独立存在意义上的对己有利的理性行为对于社会或他人来说则可能是无利或有害的；在手段意义上的对目标实现有益的理性行为对行为者个人来说可能是无益或有害的。也存在独立和手段意义上理性统一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对于目标实现有益的行为同时是利己性行为。这说明，一个现实的经济行为既可以是理性的，同时也可以是有害的。一个理性的经济行为不必然是处处有益或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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