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江浙地区的“杜威热”及其与江南文化的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江浙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31-11
五四时期上海文化界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日益频繁，形式上也变得越来越直接。一些西方学者来华讲演，往往选择江浙地区和上海作为他们的第一站。1919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受到蔡元培等人以北大、尚志学会、江苏教育会名义的邀请来华讲学，于同年4月30日偕夫人艾丽丝(Alice Chipman)及女儿罗茜(Lucy Dewey)从日本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到码头迎接，并送他们到沧州别墅居住。此后，杜威在中国各地住了26个月，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做了大小演讲200多次。①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启蒙的强调，与整个五四新文化对改变传统的追求，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杜威的思想被中国学者作为西方新术得到认同，并非奇怪。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杜威哲学的影响，“既有消极方面的，如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拒，宣扬社会改良；也有积极方面的，如实用主义所主张的试验的方法，新教育思想以及提倡民主的精神，因为这一方面带有强调反教条主义、反思辨哲学的倾向，体现了美国创业时期形成的求实与创新精神。从中可以领会到那种重视开拓、进取心、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这和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是一致的。”[1]
以往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论著，谈得较多的都是杜威的北京之行，其实江浙地区和上海一直是杜威进行演讲和活动的重要地区，笔者在王颖《杜威教育学派与中国教育》附录二“杜威在华讲演目录”所提供的资料之基础上，统计出杜威在华讲演有确切记录的共计120次，而有57次在江浙地区，占全部讲演数量的47.5%；而其大部分的关于教育的讲演都是在江浙地区进行的，且杜威的多部演讲集和杜威著作是在上海出版的。美国学者巴瑞·克纳(Barry Keenan)在《杜威在华实验：教育改革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力量》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了杜威思想之所以在华广泛传播，乃有其中国本土的思想基础。然而，他同样没有注意到杜威思想传播与影响的区域性问题。②
清代以来学者论学，多讲究地域与学术流派的关系。但是近来研究西学传播的论著，在涉及西学传播及其影响方面，似乎对地域与西学的关系又很少加以注意。现代西学输入和影响有无地域的差别，这种地域关系在西学传播过程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觉得是值得加以专门讨论的。事实上，杜威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某种地域性，这一点恰恰多为研究者所忽略。本文拟从杜威在江浙地区的讲演切入，讨论江浙“杜威热”与江浙地区杜威教育学派的关系。
一、杜威在江浙地区与上海的演讲
杜威来华讲演并非事先有一个严密的计划，起初杜威只是到日本演讲后转道中国游览一番名山胜水，演讲仅仅是附带的事情。1919年4月30日杜威到达上海受到了知识界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5月1日《民国日报》专门做了报道。1919年5月3日至4日，杜威首先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5月3日，杜威尚未抵达会场，那里就早已人头攒动。会场上还分发了杜威的小传。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上海，甚至整个中国都是少见的。③杜威在演讲中讨论了平民主义和教育的关系，由蒋梦麟翻译、潘公展笔述。杜威认为，平民主义教育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从前教育重记忆力，不重思想力，所以教授的方法全用灌注的手段，是埋没个性的。个性就是要把个人所有的特性各个发展出来，所以注重个性的教育所养成的人才，是主动、独立的，是能思考的，是活泼的，有创造力有判断力的，不是被动、依赖，不是拘束、因循、有惰性的。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人人须共同作业。共同作业的原理是，一个团体里头的各个分子都要同时做事，做事的效果要使各个分子同时都享受利益。这个原理应用到学校方面去，那么学校里的事情，不单是校长做的，也不单是校长受益的，也不单是教职员受益的，也不单是学生受益的，要使得学校里全体的人都受益处。[2]5月4日杜威在省教育会继续讲演“平民主义之教育”，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周由廑撰文称：“五月三、四两日，博士在上海江苏省演说，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两日演说之辞，已见中西各报，远方人士，有不及亲聆博士言论者，但读五月四、五两日各日报，自能窥见博士来华后之言论。”[3]
1919年5月5日杜威应浙江教育会代表邀请，去杭州讲演，计划住四五日，当日抵达后由蒋梦麟陪同，在杭州游玩。5月7日他在浙江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谛”，由郑宗海任翻译。[4]讲演表达了杜威对于当时贵族式传统教育的不满，主张平民教育、自由教育。他在演讲中认为，教育程序有两个方面，一是心理的，一是群体的（或社会生活的），两者应并重不偏，尤以心理的方面是基础。按照他的理论：“学校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并非未来生活的预备。”这在教育思想上是一大进步。他抨击当时欧美教育失败的一个原因，在于学校忽略了“学校是团体生活的一种”的准则。他说：“学校科目之中心，不在理科，不在文学，不在历史，不在地理，而在儿童一己之群体的或社会的事业。”④5月8日杜威夫人在浙江省教育会讲演了“女子教育新义”，由张天祚翻译。
1919年5月9日由胡适和蒋梦麟陪同，杜威在上海与孙中山共进晚餐，并讨论了“知难行易”哲学。[5]5月18日，杜威开始了南京之行，5月18至21日、24日至26日，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讲演，由陶行知任翻译。有文报道，杜威自来中国后，每次讲演时，“听讲者非常踊跃，无不座为之满”（《教育潮》第1卷第2期）。[6]在江苏地区演讲的主要翻译是杜威的学生陶行知，美国学者布朗称：“当杜威访问南京时，陶行知作为主人和翻译。这或许是陶行知同杜威理论最持久的一次直接正式接触……”⑤此一时期，杜威在江浙地区的演讲构成了一个系列：在上海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在杭州有“平民教育之真谛”；在南京有“经验与教育之关系”、“真正之爱国”、“共和国之精神”等。5月29日杜威一行前往天津、北京。
1920年4月，杜威由新教育共进社公请再度南下讲演，在江浙地区总共演讲了51场。从4月7日起，杜威先后在南京演讲11次、镇江2次、常州4次、上海13次、南通3次、唐闸1次、嘉兴1次、杭州6次、徐州2次、无锡4次、苏州4次。⑥1920年4月4日到达南京，4月9日为南京高等师范学生作为期六周的长期演讲，讲演题目为“教育哲学”、“试验论理学”和“哲学史”，由刘伯明任翻译。“教育哲学”讲述21次，分“广义的教育”与“狭义的教育”两篇。“广义的教育”讲述教育的意义和性质，必要性和可能性，设施与结果及其评判。“狭义的教育”讲述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缺点和结果、理想学校的特点、教材与教法，经验的要素，知识的来源与分类，儿童直接的经验对于教材之编定和教授的关系，学校的本体，语言文字的教法，历史和科学在课程中所占的位置，职业教育、教育目的上冲突的学说，学校的责任，道德教育。“试验论理学”共讲述10次。主要内容有：论理学的性质与重要性，思想的起源、历程、阶段、缺点及其补救方法，论理方法之归纳、演绎、证实的历程，判断的重要、性质、功用，判断和动作、论理学上的三种命题，事实属性的注意等。“哲学史”共讲述10次，主要内容为古代希腊哲学。三大演讲经由刘伯明译记，结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11月初版，至1923年印有4版之多。
1920年4月22日下午杜威在中国科学社讲演“科学与德谟克拉西”。5月4日他乘马车周览华界和租界两界市场，晚间去九亩地新舞台观剧。5月5日浙江省教育会长来沪欢迎，赴杭州，5月6日在杭州游西湖。5月7日至8日受江苏教育厅邀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了4次讲演，题目为“社会进化之标准”、“近代教育之趋势”、“普通教育”、“教育家之天职”。由刘伯明担任翻译。5月9日返回上海。5月14日下午由郑宗海陪同，去爱俪园游览，又参观圣仓明智大学，在大会堂讲演。5月15日去南京，5月16日下午在省议会讲演“平民主义之精义”，郭秉文、刘伯明翻译。5月17日上午到镇江，住金山江天寺。5月18日上午由镇江劝学所请至西大街镇舞台演讲“学生自动之真义”、“教育家之天职”。该县张知事及各学校教员学生，均到场听讲，各界人士到者甚众，“该地几有容积不下之势”。散会后应省立第六中学邀请，去该校叙餐。晚赴扬州。5月19日去扬州游览瘦西湖。5月20日在扬州大舞台讲演，讲演的题目为“教育与社会进化之关系”与“‘自动’之真义”，由刘伯明翻译。在“教育与社会进化之关系”的演讲中，杜威认为“必须社会一般的人民身体健康，一般的人民经济充裕，一般的人民确能自治，然后社会自然进化，自然日新。所以要预料他日社会的情形，且看今日所施的教育”。午后讲演“‘自动’之真义”中指出，自动的要素有三：一、发展精神。遇事要作周密的规划经营。二、临机应变。遇事要能通权变达，以取成功。三、集中力。做事必百折不挠，一步一步做去。以这三个要素，“做自动的标准，再同向社会方面做去，在个人一定成功，在社会就会有进步，自动的真意义即是如此”。[7]5月21日赴清江，23日从清江回扬州，晚间赴镇江。24日抵达镇江。常州派人来迎接杜威一行。5月25日早晨抵达常州，游览青年社，观影戏，宴以中式便饭。上午赴东郊游览名胜，参观在天宁寺举行的圆戒仪式。买一风景画，据称为明人手笔，杜威“观不忍释”。午后假教会恺乐堂为会场开始讲演，题目为“学校与环境”，由刘伯明翻译。“大旨谓欲求学校发达须注意社会环境，其说为三项：一、学校与地方生活与家庭生活不可隔膜；二、学校当提倡公共卫生；三、学校与地方实业之关系。” “到场者有武进姚知事，霍约翰教士，胡稼农牧师，本地教育行政人员，各校校长教员，第五中学、县立师范、女师范全体学生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8]由于听众实在太多，不得不有所限制，决定发讲演听众票，每次800人。5月26日上午讲演“学生自治之真义”，大意是要从“自”与“治”两意着想。主持学校者当知道管理是一种方法，非一种目的。学校中应使学生对于管理上有切实的了解，一方面发挥其能力及责任心，诱掖鼓励其真能自治。下午讲演“新人生观”。25日和26日的演讲，“绅学两界前往听演讲人数极众，各乡小教员俱远道赴会听讲”。“两日听讲者各有三千余人”。5月27日上午8时在青年社讲演“青年道德之修养”。后与各界领袖开谈话会，讨论常州现状，对常州的教育实业大加勉励。中午与夫人、女儿以及刘伯明一行返回上海。[9]
1920年5月28日晚间，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共进社、职业教育社等团体在一品香饭店公宴杜威。郭秉文在会上高度评价了杜威来华对外交和教育均有极大影响：“外交上，则美人自杜威处探得我国之情形而有正确之舆论；教育上，则杜威来后，如久旱逢甘雨，精神焕发矣。”5月29日上午在第二师范讲演“教育者之天职”。午后2时，应中华职业教育社之请到中华职业学校所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演讲“职业教育之精义”。由刘伯明翻译。他认为一切的学校即是工厂商铺，一切的工厂商铺即是学校，即使家庭的或店铺的小工艺，也要和学校发生关系。旧的工艺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改良。此外，职业教育要打破知识界和劳动界的阶级区别，铲除劳心劳力的观念。还要从社会国家方面着想，增加社会一般人的生产力。5月30日上午，杜威夫妇携女儿在刘伯明陪同下到中华职业学校参观。下午在职业教育社讲演“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5月31日上午，在吴淞同济学校讲演“专门教育之社会观”。他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在乎用科学方法，提高一国的经济状况与”国民生活。职业教育是“一种公益有利的事业”。还认为“现在新教育方法，与前不同的地方，就是劳心的人，亦当兼具劳动的本领，将这二种昔日相歧异的要素，熔冶一炉，这不能不归功平民主义的影响。”下午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科学与人生”，由刘伯明口译。随后杜威夫人讲演“男女同学问题”，由胡彬夏夫人口译。“赴会听讲者，十分拥挤，会场上至无立足之地，后至者竟不得人，诚数年来讲演会未见之盛况，而亦足见社会上对于该问题之注意也。”6月1日下午，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在中华职业学校讲演“新人生观”。“下午3时后，听讲者已陆续到会。至4时后竟至坐无隙地。后至者均旁立而听。约有1300余人。”后赴青年会交际科讲演会。晚间8时到南洋公学讲演“工业与文化之关系”，指出“人类的进化，无非是工业的进步”，没有物质的进步，“文化就失去了根据”，工业对人的精神影响很大，“有了工业的发展，然后能解放人的精神”，而“工业的发达，全靠科学的应用；但科学如不应用到工业上，也是没用的。”6月2日上午，在沪江大学讲演“国家与学生”（也有称演讲题目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晚间在上海青年会讲演“社会进化”。该演讲认为，判断社会进化的标准有几个方面：一、体育，国民注意体育，身体健康；二、经济，平民的生产力与生活程度提高；三、交际方面，打破自私自利的旧习惯，培养互助的精神；四、品性方面，有自治的精神和自制的能力。另外，还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它是以上四种标准的核心。世界的进化，是由教育提倡的，促进了教育事业，以上四个方面也可以促进了。6月3日上午在浦东中学讲演“公民教育”，此演讲的大意是要培养出良好的公民，一、要“从学校组织及管理方面做起”，“因为学校是一个社会，学生就是社会里的公民，学生在学校里边受公民的训练，那就是公民教育”。二、教师教授时要培养学生公共的精神和互助的精神。三、“把先行的学科，根本改组，改用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学科”。下午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德谟克拉西之意义”。午后杜威夫人在勤业女师讲演“女子教育要义”，陆秀贞译。[10]
1920年6月4日应松江劝习所、县教育会、县立图书馆、省立第三学校邀请，上午抵达松江。在松江劝习所讲演，题为“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徐守五翻译，听众达两千余人，秩序颇乱。同日在沪江大学所作《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讲演稿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全文发表，大意是“教育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总要学说与实验同时举行”，就是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要生关系，普通教育要有职业教育去帮助它，职业教育也要有普通教育去救济它。“职业教育有社会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而生的”。杜威应张謇邀请前往南通进行演讲，于6月5日抵达南通。6月6日上午在南通更俗剧场讲演“教育者之责任”，刘伯明翻译，实到听众两千人，大多是各校教职员学生。6月7日讲演“社会进化问题”。6月8日在南通公园讲演“工业与教育之关系”。杜威完成演讲后前往唐闸， 6月9日在唐闸继续演讲。⑦张謇在为杜威所作的介绍词中指出，杜威“能明白中国之政治关系及教育情状，甚为难得。南通僻处偏隅，不可不使教员学生亲博士之风采，聆博士之言论， 以定适当之趋向。”张謇认为“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今请博士将美国政治上、教育上一切过去情形，为大家指示，公开研究。”[11]
1920年6月9日晚间杜威前往嘉兴， 6月10日上午在嘉兴演讲“小学教育之新趋势”，郑晓沧翻译，听众三千余人。杜威夫人演讲“女子教育问题”，下午抵达杭州。6月11日在马坡巷杭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问题之研究法”，包括“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进步”。6月12日上午浙江省教育会在律师公会开会欢迎杜威。“各校校长及学务各机关人员到者，约有60余人。会上由教职员联合会提出四种问题”，“与杜威讨论至12时方毕，并摄影留念”。下午4时在青年会屋顶花园讲演“德谟克拉西真义”。他认为，德谟克拉西主义的定义就如林肯所讲的，“是一种政治，是一种‘为民的’、‘由民的’、‘被民的’政治。”这定义包含有三种要素：一、“德谟克拉西的目的，专为人民的幸福，不是为私人的一部分的幸福的”；二、“由民的”就是指民意的重要；三、所谓“政治的组织”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议士所组织的。6月13日上午，在杭州第一师范演讲“德谟克拉西的社会分子应有的性质”，郑宗海口译。此演讲主要是谈在德谟克拉西社会里所需要的态度。提出要注意三件事：第一是虚心，在各方面有可以得到一种知识，或技能的地方，总得法子去学习它。第二是有目的，“德谟克拉西的社会做事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有秩序的计划”。第三是责任心，必须在“人格上养成一种坚定不拔的精神”，无论“前途怎样艰难”，“总要努力地向前去负责”。6月14日上午，受杭州第一师范学校邀请，在西湖凤舞台演讲“科学与人生之关系”，由郑宗海翻译，到会者一千余人。他认为，科学对于人生改良之方法有二：一、人类自省能力勿使其处于被动力。二、观念上之改良，并认为科学非由物质而来，乃溯源于精神方法之状态，理想方面之原素。还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即明日实行，人民必不能增加一倍之利福。非有许多门类科学之研究，科学上改良，济之于世不可。午后到女子职业学校，并参观西湖昭庆寺。晚间返回上海。
6月16日杜威赴徐州，17日在徐州讲演“教育的新趋势”，18日在徐州讲演“教育的组织与教材改组”。在前一讲中他认为，最近教育的新趋势，就是要注重学生本身的动作及能力发展，并要注重学生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联络，补足旧式教育的漏缺。在后一演讲中提出应从三个方面改组教材，以促进儿童的自动。第一是游戏，游戏就是运动，运动能发展精神，活动身体。第二是手工，手工能够使学生独出心裁，养成创造的能力。第三是科学，科学能够使儿童用耳、目、脑筋，去自己观察、发明、实验。6月21日杜威由刘伯明、王伯秋陪同，下午由南京到无锡，在无锡第三师范参加欢迎会。6月22日上午讲演“试验主义”。6月23至25日，在无锡讲演“学生自治”、“学校与社会”、“近今世界与教育思潮”。在“学校与社会”的演讲中，杜威认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教育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提出，在教育上应该注意三个要点：第一，“谋教育的普及”，“要注重女子教育”。第二，学校“应当做成一个社会的缩影”。第三，“各科教材的内容，须选取能够代表现时代的生活状态的，不当专门选取古代的现象的”。杜威女儿讲演“新教育原理之实验法”。6月26日从无锡启行，上午到苏州。6月27日在旧皇宫县教育会讲演，题目为“教育行政之目的”和“小学教育之趋势”，由郑晓沧译。6月28日，在天赐庄圣约翰讲堂讲演“各专门学校实业教育”和“教育行政”。6月29日，继续在天赐庄讲演，题目为“学校与社会”和“教育与实业”。6月30日返回上海。[12]
我们从上述杜威在长三角的演讲报告内容中不难发现，杜威在长三角的讲演篇目众多， 内容非常广泛，但杜威态度十分认真，很少一稿多讲，即使是同一论题，由于针对不同的环境和听众对象，他也会将内容设计得有所差别。而杜威在江浙地区所进行的讲演主要是关于教育的，在杜威120次的讲演中，笔者以杜威讲演标题中的“教育”、“教材”、“学校”和“学生”为关键词，统计出所占次数为60次，而其中有32次有关教育问题的讲演都是在江浙地区进行的，占杜威关于教育演讲总数的53%。
二、杜威演讲集与著作的出版与影响
一时间上海也成为杜威演讲集与著作的出版中心，据胡适讲，杜威对于每次演讲都十分认真，总是预先用他自带的打字机把大纲打好，将副本交给翻译，让他能够想出合适的中文词句， 以便到时翻译。每次讲演完成后，讲演大纲还会交给作记录的人，让他们校对一番后再发表。⑧早在杜威尚未来华之前，很多教育学者和人士都竞相介绍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 1916至1918年的《教育杂志》上连续刊载了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文章，如署名“天民”的《杜威氏之教育哲学》、《杜威氏明日之学校》等等。在《新教育》杂志1919年第1卷第2期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如沈恩孚的《杜威教育主义》、郑宗海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等。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的《教育周刊》第六号上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在杜威正式来华前，创刊不久的《新教育》还特地出版“杜威专号”（第1卷第3期），刊出杜威的照片和“杜威先生传略”，以及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和《杜威的教育哲学》、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刘经庶的《杜威之伦理学》等。
杜威来华后其大名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上海的各大报刊上，他的演讲被译记后连篇累牍地在日报和杂志上发表。《新教育》杂志1920年第3期推出“杜威专号”，《平民教育》杂志也出版“欢迎杜威博士专号”。杜威在华演讲被译成中文，随即或以整篇或以概要的形式发表在上海以及长三角的各种书刊上。1919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开始连载杜威演讲，十多种演讲一直连载到1920年6月。各种杜威演讲录也纷纷面世，上海新学社1919年10月率先推出《杜威在华演讲集》，收入杜威在沪、杭、宁、京四处讲演12篇，杜威夫人讲演2篇。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杜威教育哲学》一书。该书是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的讲演稿，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教育之性质”，分六节，一、教育为什么是必要的？二、教育为什么是可能的？三、什么是教育经程中所应用的利器？四、什么是教育的效果？五、怎样判断教育的效果？六、总论。第二部分“学校教育”，分九节，一、学校中的三要素；二、课程与方法；三、经验之要素；四、经验之性质；五、举数种教材之教授以为上列原则之例；六、职业教育；七、数种教育目的之讨论；八、教育者必须培养滋长的四种性质，可视为德谟克拉西的基柱；九、道德教育。1920年11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杜威三大演讲》，由刘伯明口译，沈振东笔记，收录杜威《教育哲学》、《试验论理学》和《哲学史》三篇。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还出版《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收录杜威在上海浦东中学的讲演《公民教育》、在中华职业社的讲演《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等。1921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由金海观等笔记的《杜威教育哲学》，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书”第四种，内分“教育之性质”、“学校教育”两部分。1921年刘衡如译出的《学校与社会》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分“学校与社会进化”、“学校与儿童生活”、“教育之耗资”、“初等教育之心理学”、“福禄倍尔之教育原理”、“手工之心理学”、“初等教育中历史科的目的”等章，该书出版后销路甚好，1928年出版第7版，1935年出版第10版。1922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常道直编译的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分“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环境”，“教育即生长”，“教育主义之批评”，“教育上之平民主义”，“教育上之目的”、“兴趣与训练”、“经验与思想”等28章。193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推出刘伯明口译、沈振声笔记的《教育哲学》，分“广义的教育”和“狭义的教育”两部分，包括杜威的22次演讲，共计26个讲题。1935年4月由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了收集了杜威在华22次演讲内容的《教育哲学》。由于杜威没有留下在华演讲的英文原稿，因此，直到由克洛普顿(Robert Kopton)和欧春晨编译的英文译本John Dewey:Lecture in China,1919-1920一书，于1973年问世后，美国教育学界和西方教育学界才了解了当年杜威在华演讲的实况。⑨
杜威的很多著作也分别由上海多家出版社出版中译本。1909年问世的《教育中的道德原理》(Moral Principles in Education)由元尚仁译出，1921年中华书局出版（1930年另有张铭鼎译本）。1913年出版的《教育中的兴味与努力》(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1923年由张裕卿、杨伟文译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5年出版的《明日之学校》(School of Tomorrow)1923年由朱经农、潘梓年译出，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为“认教育为自然发展”、“自然生长中的四个要素”、“课程的改组”、“游戏”、“自由与个性”、“学校与社会之关系”、“学校为改良贫民生活的”、“实业发达与教育改造”、“从实业入手的教育”、“民治与教育”等11章。1910年问世的《思维术》(How We Think)由刘伯明译出，192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1935年有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邱瑾璋译本，1936年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孟宪承译本）。1916年问世的《民本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28年3月由邹韬奋译出，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2年的《儿童与教材》(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由郑宗海译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1908年出版的《道德学》(Ethics)，由余家菊译出，193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20年问世的《哲学之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33年出版有许崇清译本，1934年出版有胡适等译本。
以往杜威一些原著问世后均需要十来年才因为他五四时期演讲的巨大影响而被译成中文。而五四之后杜威所写的著作，一般马上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并迅速被译成中文，如杜威1929年完成出版的《教育科学之资源》(The Source of a Science of Education)，分“教育是种科学”、“借来的有所不足”、“法则与规则”三部分。1932年就有了张岱年和傅继良的译本，1935年10月又有丘瑾樟译本，均由商务印书馆推出。1938年问世的《经圣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40年由曾昭森译出，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42年有上海正中书局的李培囿译本，1946年又有重庆交通书局的李相勖等译本。
三、江浙地区的杜威教育思想的推行与“杜威学校”
胡适曾指出：“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他坚信杜威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杜威的历史观念和实验的态度，在中国将“渐渐的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13]他在“沪、杭、宁、京四处先后讲演现代教育之趋势及最近学术之思潮，备受全国人士之欢迎”，他的演讲被认为是使“吾国教育界顿开一新纪元”。[14]这种所谓新纪元可由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表示。理论方面是很多教育学家在自己的教育观点上深受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如陶行知在《新教育》、《时报》、《教育周刊》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试验教育的实施》、《新教育》等文章，系统地介绍杜威的教育哲学。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版的许多教育学论著，无论在基本内容，还是在体系结构的安排和建构上，都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甚深。如在基本内容方面，或多或少都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或在卷首就表明，是依据杜威学说编著的，如王炽昌编《教育学》（教育部审定的新师范教科书，中华书局1922年初版，1933年达34版），其编辑大意称：“教育思想于近今有日新之趋势，本书本现代民本主义、试验主义及自动主义而编辑”。“本书于作者意见外，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戴克、密勒三氏之学说。”庄泽宣的《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28年出版）在论述教育定义时，列举古今中外各家之说，尤其推崇杜威的“生长说”。有不少教育学论著在体系结构上深受杜威影响，如吴俊升、王西征编著的《教育概论》（教育部审定的师范学校及乡村师范学校教科书，正中书局1935年出版），是这一时期教育学理论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到1946年已高达50版。此书结构分五篇十二章，第一篇论教育的意义和目的，共五章，但它不是先从意义、目的论起，而是把“儿童的发展”列为开篇第一章，“学习的功能”为第二章，“社会的适应”为第三章，第四、五章才回归到教育的意义和目的。孟宪承编的《教育概论》（教育部审定的师范学校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在当时也是颇有影响的，到1947年共计发行了29版。此书共分十章，同样以“儿童的发展”为第一章（内含学习的过程），“社会的适应”为第二章。可见，他们都把儿童作为整个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给予十分的重视。⑩
杜威倡导中国教育界应本着试验的精神，寻找适应于时势、适应于国家、适应于地方之需要的新教育，还积极提倡建立试验学校，所谓“试验学校愈多，则发明愈多，成绩自佳”这一杜威“从做中学”的思想在中国，特别是在江浙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杜威1896至1903年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设立的试验学校，正式名称为“大学初等学校”(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后又称“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11)此时也成了中国的楷模，多称“杜威学校”。蔡元培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岐点》的演讲中阐明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所依据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黄公觉写了《最近教育思潮的趋势》一文，认为这个学校试图解决学校和家庭及其社区生活的关系问题；解决如何使历史、理科和艺术的教材对于儿童生活产生实际意义的问题；解决如何将教授读法、书法和算法放在经验和职业背景中的问题。杜威的一些学生，还在南京、苏州和上海等地展开了实践杜威教育哲学的活动。如江浙很多地区都创办了几个“实验学校”，其中有的就叫做“杜威学校”。
1919年秋天，曾经赴美国考察过教育的江苏吴县人俞子夷(1885-1970)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后为东南大学附小）开始了实践活动。设计教学法是美国教育家克伯屈创建的一种新教学方法，其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理论来自杜威和桑代克(Edw ard Lee Thomdike,1874-1949)，尤其是杜威。他主张废除班级授课制，打破学科界限，摒弃教科书，由学生自发地决定学习目的和内容；在学生自己设计、自己负责实行、自己评估的单元活动中获得有关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教师的任务在于利用环境，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引导决定活动的目的，帮助儿童选择活动所需要的教材等等。俞子夷在实践中采用“分系”设计法的教学，把学科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学科组成混合科，如语言、文字、故事合为一系；史地、公民，社会常识等合成一系；自然、卫生、园艺、算术等合成一系；音乐、体育合成一系；美术、劳动合成一系，采用设计教学法进行教学活动。当时参观南高附小的人员络绎不绝，参观并笔记的，也人数众多。在中国小学教育界的出版物上，到处都有关于他们教学概况的介绍。(13)如《教育杂志》1923年第15卷第11号上刊登出沈百英《参观南高附小杜威院维城院记略》一文，记述了该学校低年级、中年级实施设计教学法的概况。其低年级（包括幼稚园和一、二、三年级）的教室称为“杜威院”，有游戏室、音乐谈话室、读书室和工作室四间，几个年级的儿童在一起过团体生活，造成特别的环境和特别的风气。“杜威院”如同一个村子，各教室是个家庭。学生们无论进行什么活动，都是自己需要的，各人要求的。他们在每天的末一节课里，各人预定明天要有的学习，教学采取分团、分组的形式，三个年级打通，通过测验法，依各人能力高低，采用不同的教材、教法。总之，学生所学功课，由他们自己决定，自由选择，自由支配上课时间。学生只知道把自己设计的工作向前推进，要做他自己生活的事，而不知道有科目。有关该校实施设计教学法的情况和经验，还以《一个小学十年努力记》为题，192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专著。1920年在俞子夷指导下和其学生沈百英(1897-?)主持下，江苏第一师范附小也进行了类似设计教学法的试验。同年以南京高师附小为首的“江苏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联合会”作出决定，号召各地小学试行设计教学法。这一时期教育界纷纷到试验设计教学法的学校参观访问，举行的各种演讲会、暑期讲习会、暑期学校等，也都是把设计教学法作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此外，还进行现场演示教学等。
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推行小学校设计教学法案》，提议全国师范学校研究、试验、推行设计教学法，于是设计教学法的试验从南京、苏州、上海的长三角一带逐渐扩展到全国教育界，在20年代中期渐趋高潮。一般学校都以与儿童生活有关的问题或事物为中心编制一个个教学单元，通过创作设计、欣赏设计、解决疑难的设计和获取技能的设计等几个步骤，强调学生要“自己设计，自己实行，自己发展”。(13)1923年春，陈鹤琴在自己家中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家庭幼稚园。之后他在南京先后创办了多个实验学校和幼稚园，后又在南京鼓楼头条巷正式成立鼓楼幼稚园，之后在上海创办了几所小学和附设幼稚园。他通过自办幼稚园，建立中国化幼稚教育，进而推动家庭教育的主张，得到研究幼儿教育的同人的支持，成立了幼稚教育研究会，每月开会，讨论幼稚教育的问题，并出版非定期幼儿教育刊物——《幼稚教育丛刊》，以及定期刊物《幼稚教育》。1928年陈鹤琴联络了东南大学实验小学、南京中学实验小学、苏州中学实验小学、南京女中实验小学、江苏第三师范附小等几个著名的小学，组织中华儿童教育社，并将《幼稚教育》月刊改为《儿童教育》月刊。[15]
事实上，在江浙地区教育界集中了一大批杜威的弟子，他们在江浙地区实践着杜威的教育思想，如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出任南京高等师范校长后，就将杜威的实验主义运用到该校的科系建设方面，建立了当时国内最完备的学科体系，这是杜威实验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体现。[16]他还十分注意聘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来校任教，1917年他访问美国，请回了陶行知；1918年请回了陈鹤琴。留学美国西北大学的南京人刘伯明也是他请到南京高师的，后来刘伯明成为杜威哲学在华传播的译介者中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齐名的人物。(14)而陶行知则是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中对杜威生活教育理论实践阐述最多、最具创造性的一位。1919年当杜威访问南京时他担任翻译，并在《新教育》创刊后发表了诸多介绍杜威理论的文章和评论。1927年他还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学院，使学生主要通过技能性学习解决教育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推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
四、结语
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注意到了清末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学术地缘与学术流派问题，认为五四时期的学术仍然存在南北之分，有所谓北方学派和南方学派。被认为是提倡白话文新文化派代表人物的胡适，实际上主张结合清代考证学余流与西洋诸学。1920年胡适批评北大虽然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两块招牌，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他被恭维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却自称“无论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指责“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呼吁北大同人全力切实求真学问，提高学术程度， 以期“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桑兵认为，在输入新知方面，胡适的实验主义比《学衡》的人文主义当然要浅而且偏，前者只笼统地拿来不论正邪的当代新思想，后者则主张从文艺复兴甚至希腊罗马时代的源头分清主流与支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衡》公然树旗，与北大派分庭抗礼，形成所谓“南高学派”，成为南方学术的代表声音。“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沅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17]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桑兵的观点，承认在五四时期的西学传播中实际存在以《学衡》为代表的江南学术的话，笔者认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存在思想传播的地域性及其地方性影响的问题。杜威五四时期亲自到中国讲学，而当时江南地区的很多教育学家如胡适等都是他的学生，在教育界又多是权威人物。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晓庄师范的陶行知，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后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都出身于哥大研究院，或为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或是杜威实验主义的门徒。他们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直接照搬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模式，通过在江南地区组织教育团体、出版刊物、译刊杜威著述等手段，扩大和加深了杜威实验主义教育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实验主义哲学家、“新教育运动”领袖的杜威来华讲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和其实际影响，远比其他地区更广泛和深入，1922年5月湖南衡阳三师的教师屈子健拟带领一部分教员和实习生专门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情况，就是一个例证。
其实，杜威本人当时就注意到试验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存在地域差异性的问题，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要注重试验主义，要注意各处风俗习惯的不同，指出：“中国地方辽阔，各处风俗人情，迥不相同；地方办教育的人，不可照了中央规定的教育制，依样画葫芦，应该参酌各处风俗人情，变通办理。”[18]确如杜威所言，江浙地区的本地文化在杜威教育思想的传播过程中确实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实验主义哲学传播与江南地域文化或江南传统知识资源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
1.江南学术传统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传播的关系
艾尔曼曾分析清代中叶江南地区的考据学，指出宋代以来江南发达的地缘条件，不但制造了营商的有利环境，更令江南逐步发展出学术交流的网络。由商人后代和文人学者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即以从事学术研究和整理文献作为谋生手段的“考证学派”。[19]江南地区历来是学术积淀最为丰厚的地区，五四时期江南的这一考据学学术传统成为杜威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基础。杜威把自己的实验主义称为“思维术”，胡适在《杜威论思想》一文中扼要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也指出“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即如何思想就是一个核心问题。按照胡适的说法，实验主义就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能够创造应付环境能力的思想，是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的科学方法。胡适自己首先将实验主义方法与清代的考证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在清乾嘉时代达到高峰的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考证学”、“音韵学”中，都有科学的法则存其间。他指出从杜威那里学到的方法同中国传统的考证学（特别是清代朴学）是相通的。因此，他主张在中国考据学、考证学传统的基础上，运用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来治学，与“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相结合，来推进学术研究。
2.江南书院传统与杜威“平民教育”及“杜威学校”的关联
在乾嘉以来考据学形成的过程中，江南地区的书院也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书院成为知识者集聚之地。明代以来书院已经出现一个平民化的趋势，如无锡东林书院的参与者有缙绅、宗室、儒林，亦有星相、商贾和技艺，该书院在教育中提倡走出象牙塔而关心时事政治。泰州学派的环古书院吸收了不少来自商贾之家的求学者。江浙地方书院与商贾的关系尤为密切，一直到晚清书院都得到了商贾的广泛捐助，其特征也是非常注重实学与西学。(15)1916年杜威完成出版的《民本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Democracy”原是“民主”或“民治”之义，然而由于杜威本人在江浙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多次做了关于平民教育的演讲，在演讲中多从“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16)的角度去阐发，将“平民教育”的宗旨说成是“使人人有被教育之机会”，(17)于是在江浙地区，“平民教育”经常与“平民读书运动”和“大众识字运动”混为一谈。于是五四时期江浙倡导在平民中普及教育和在大众中开展识字教育，也多被认为是实行杜威的教育哲学。而杜威哲学的忠实传播者胡适就从江浙地区的传统书院教育中找到了杜威学校盛行的基础。他以南菁书院黄梨洲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和上海龙门书院“读书先要会疑”等出发，强调清代这些书院虚心研究、自修求疑，都与现代教育有一定的相近处。[20]而杜威学校所倡导的读书要与实际生活相联系，恰恰与杜威强调的“经验与教育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3.江南求真务实的学风与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心理上一个重要的民族特性便是“实践理性”，而在江南地区，这种要求人们关注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俗横行，事事强调“实际”、“实行”的风气尤为盛行，这种风气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又有相近的一面。活动在泰州的王艮在会稽书院论学，就以“百姓日用之学”为要旨，提倡将圣人之道融会于百姓日用之中。从晚明开始，一些接受西学的江南知识领袖，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就从经世致用出发认识和接受西学。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江浙地区绵延不绝，道光以降尤为盛行。而杜威哲学中强调教育与实业的结合，让课堂知识和地方实业经济具体发展相联系，尤为当时求真求实、具有鲜明经世意识的江南知识分子所推崇。所以在“五四”前后，与西方其他教育理论相比，杜威的理论更能为当时江浙教育界所接受。可以说，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江浙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附记：本文初稿2009年5月3日至4日曾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报告。与会期间承李长莉、马勇、陈以爱、川尻文彦诸教授提出批评意见，促发作者在修改中的进一步思考，特此鸣谢！
注释：
①单中惠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6页。杜威来华究竟做了多少次演讲，至今各家说法不一，尚未有完整的统计资料。王颖《杜威教育学派与中国教育》附录二“杜威在华讲演目录”（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249-254页），统计杜威演讲共计115次，并列出了具体的时间、题目、地点和翻译者，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的较为完整的统计。但由于杜威的演讲遍布10多个省市，有的演讲地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如江苏唐闸，有的内容演讲多达10余次，因此造成统计上的不一致和确切统计的难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杜威的演讲“数也数不清”（参见张宝贵编著《杜威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46页）。据笔者所见的资料，上述王颖一书的统计亦有不少缺漏，如据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王颖统计杜威在南通的演讲为1920年6月6日和6月8日两次，遗漏6月7日“社会进化问题”的演讲1次，6月9日在唐闸的演讲1次。漏记的还有1919年5月杜威在南京所做的《经验与教育之关系》、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教育答问》、1921年在济南所做的《中国学校的科目问题》等（参见单中惠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200-202、341-344、189-192页）。且王书还有若干误记，如1920年6月8日在南通公园的演讲题目为“工业与教育之关系”，而非“教育与社会的关系”；1920年6月10日的演讲地点是在嘉兴，而非杭州；1920年11月在武汉湖北学生会演讲的题目为《学生会的宗旨与办法》。
②参见〔美〕巴瑞·克纳(Barry Keenan)《杜威在华实验：教育改革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力量》(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
③参见张宝贵编著《杜威与中国》，19-23页。
④参见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08-409页。
⑤参见〔加〕许美德等主编《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4页。
⑥统计资料来源主要依据王颖《杜威教育学派与中国教育》附录二“杜威在华讲演目录”（249-254页），笔者增补了南通1次、唐闸1次，修改了原误记杭州1次的地点为嘉兴。
⑦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757页，日记中所记时间为农历，特此说明。
⑧胡适《杜威在中国》，转引自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48页。
⑨单中惠《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489页。杜威在华讲演的内容，与其先前出版的同论题的著作，在表述上有哪些差别是值得专门进行讨论的。
⑩参见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83-185页。
(11)关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研究，参见〔美〕凯瑟琳·坎普·梅林等著，王承绪等译《杜威学校》，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参见张瑞璠等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264-266页。
(13)参见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996年，205-208页；参见张瑞璠等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1997年，265-266页。
(14)参见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97-400页。
(15)关于明代书院研究，参见〔日〕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の研究》，国书刊行会，1976年。
(16)杜威《平民主义的教育》（在上海的演讲），载单中惠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237页。
(17)杜威《平民教育之真谛》（在浙江教育会的演讲），载单中惠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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