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王弼以老解《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361；B2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1）01—0056—12
一千年多来，传统观点大都认为王弼的《周易注》是以道家思想解《易》。如北宋程颐批评王弼的《周易注》说：“王弼注《易》，元不见道，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二程全书·遗书一》）《四库总目提要》也认为：“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现代的许多易学家也仍然认为王弼的《周易注》是以老庄思想解《易》。但是，也有人认为王弼的《周易注》是以儒家思想解《易》，如北宋的李觏和欧阳修就认为王弼用儒家思想解释《周易》，还认为王弼是文王、周公、孔子思想的继承者，李觏说：“包牺氏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李觏集·易论十三篇》）欧阳修也在《易或问》中指出：“呜呼！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居士集》卷十八）。
本文通过仔细地梳理王弼的《周易注》，认为王弼在《周易注》中确实有以道解《易》的内容，但是还有以儒解易的内容，而且以儒解《易》的内容比以道解《易》的内容还多。从总体看，以道解《易》和以儒解《易》所占的比重在整个《周易注》中并不大，只占几十分之一。他主要的注经方法仍然受《易传》和两汉象数易学的影响，走的是以《易》注《易》的解经路子。所以，笔者认为，仅仅说王弼易学是以老解《易》或以儒解《易》都不是完整全面的评论，而应该说王弼《周易注》是以《易传》和象数易学解释《易经》。
一、以道家思想解《易》
为了清楚地显示王弼《周易注》中以道家思想解《易》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其中所有真正以道家思想解《易》的注释都列举出来。本文根据王弼以道家思想解易的构成形式，把这些注释分为如下三种：
1.从爻位说得出道家思想的结论
注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说：“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这个注释是由爻位说和老子的思想构成。坤卦六二爻以阴爻居阴位，并且位于下卦坤卦之中，所以说“居中得正”。坤为地，六二爻处于坤卦之中，所以说“极于地质”。王弼把爻辞中的“不习”理解为“无为”，根据《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王弼从爻位说得出“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的结论。王弼的这句注释对后世影响很大。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的解释是：“……任自然之性。故云‘直以方也’。”也是用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解释。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甚至连批评王弼以老庄思想解《易》的程颐也是以道家思想解释的这句爻辞，他在《程氏易传》中说：“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这很明显是受到王弼注释的影响。
临卦六五爻辞说：“知临大君之宜，吉。”王弼注曰：“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纳刚以礼，用建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则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不为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这句注释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爻位说和老子道家思想。临卦的六五爻处于尊位（五爻为尊位），而且是上卦的中位，处于正位，它与九二爻相应，所以说“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纳刚以礼，用建其正”。王弼把六五爻喻为国君，把它与九二爻的相应比喻为任用贤能而不加以干涉。后面的道家思想就是从这种爻位说的解释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如果君主任用贤能而不加干涉，臣子肯定可以做到“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作为君主，就可以“不为而成，不行而至”了。王弼认为伟大的君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这句注释而言，王弼确实是以老解《易》，但是，其道家思想却是能够从爻位说自然而然得出，并且与临卦九五爻辞的字面意思相符合。
损卦六五爻辞说：“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王弼解释道：“以柔居中，而为损道，江海处下，百谷归之。履尊以损，则或益之矣。朋，党也。龟者，决疑之物也。阴非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损己守之。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则众才之用（事）[尽]矣。获益而得十朋之龟，足以尽天人之助也。”这句也是从爻位说得出道家思想的结论。六五爻是阴爻且处于上卦之中，处于尊位不仅没有骄傲，还用“损道”，这就像江海处于地势低的位置，众多的水流都会归于江海一样，处于尊位而用损道，肯定会得到众人的帮助。《老子·三十二章》就说：“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很明显，王弼在此运用道家思想来解释。
《老子·二十六章》说：“静为躁君。”王弼在注恒卦上六爻辞“振恒，凶”时就说：“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这句注释是先讲道家思想，然后讲爻位说。
2.直接运用老庄思想解释
王弼注乾卦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说：“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这就把“健”当作统天的无形者。这也是受《老子》的影响。王弼在《老子·三十八章注》中说：“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指。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王弼以无形为本，有形为末，所以说“夫形也者，物之累也”。
讼卦象辞说：“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王弼注曰：“……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起契之过），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由于“契”过错而造成争讼，所以，评判争讼就要“司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出自《老子·七十九章》：“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用《老子》的这句话来注，不仅与象辞“君子以作事谋始”暗合，而且使整句注释行云流水般的谐调，毫无牵强附会之感。
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俱存矣。”这句注与他的《老子注》非常相似。《老子·三十八章注》说：“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先王之至睹也。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
复卦象辞说：“先王以至日闭关。”王弼说：“冬至，阴之复也。夏至，阳之复也。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也。”这也是进一步用道家思想来解释的。晋卦上九爻辞说：“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王弼注曰：“……已在乎角，而犹进之，非亢如何？失夫道化无为之事，必须攻伐然后服邑。……”从爻辞的字面意思看，并不能得出“无为”的思想，但王弼完全以道家思想解释。注革卦上六爻辞“征凶，居贞吉”说：“改革创制，变道已成，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故居则得正而吉，征则躁扰而凶也。”这句爻辞并没有“无为”的意思，王弼却以道家思想解释说事情成功以后就可以无为。
注损卦彖辞“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说：“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所加焉，非道之常，故必与时偕行。”彖辞的字面意思是说，应该按照不同的时机选择不同的行为。王弼引用了《庄子》中的话来解释，《庄子·骈拇》说：“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其自然的本质，不需要损益。值得注意的是，王弼此注已经与彖辞的意思有了很大的不同。睽卦上九爻辞说：“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王弼解释道：“……至睽将合，至殊将通，恢诡谲怪，道将为一。未至于治，先见殊怪，故见豕负涂，甚可秽也。”其中，“恢诡谲怪，道将为一”出自《庄子·齐物论》：“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
3.运用《易传》思想和老庄思想解释
（1）大衍义。按照传统的观点， 王弼对大衍之数的解释来自老子思想，但是，笔者认为王弼对大衍之数解释的前半部分来自《易传》，后半部分来自《老子》，而且来自《易传》的可能性要大于来自《老子》的可能性。《系辞》说：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大衍之数本是占卜的一种方法，至于为什么创立这种占卜方法的人要准备五十根蓍草，而开始占卜时却只用四十九根蓍草的原因，已经没有任何记录。后人在探测这种占卜方法产生的原因时，只能是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进行猜测。两汉象数易学家们由于有天文、历法、星象的知识，所以从天文、历法、星象的角度解释。王弼没有这种知识，而从老庄思想和《易传》思想的结合来解释。他说：
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大衍之数五十分成四十九和一，这个“一”虽然不用，但是“四十九”却要运用它才能“演天地之数”。这个“一”不是“数”，但是其它“四十九”依靠“一”而成。王弼把这个不用的“一”看作是《易传》中所说的“太极”，因此他说这个“一”是“斯《易》之太极也”。他的这种看法是可以在《系辞》中找到根据的，《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在占筮时，把四十九根蓍草分成两份，这就类似于“两仪”，再把这两份蓍草各自四根四根地分取，就类似于“四象”，如此经过几次之后，就形成一个卦，八卦也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四象生八卦”，根据八卦就可以判断吉凶祸福，所以说“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笔者的这种看法还可以在王弼的《老子注》中找到佐证，他在《老子·第六章注》中说：“门，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与太极同体，故谓之‘天地之根’也。”这就是把“太极”当作天地的根本。因此，他在解释大衍之数时，进而把“太极”称为“无”，说“太极”作为看不见的“无”，不能够通过“无”使人明白，而只能通过具体的“四十九”使人明白。当然，这后半部分思想来自道家思想。实际上，不仅王弼，魏晋时代许多人都认为《周易》中的“太极”就是《老子》中的“道”，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如阮籍在《通老论》中说：“《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既然“太极”等同于“道”，“道”又是“无”，可见，王弼用了《老子》和《易传》的思想解释大衍义。
（2）得意忘言的方法。王弼在其《周易略例·明象》中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王弼的这种思想来自《庄子》。因为《庄子·外物》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得意，得意而忘言。”笔者认为王弼的这种思想来自于《系辞》，而又掺杂了《庄子》的思想。尽管王弼运用了《庄子》中的一些原话，但是，他形成得意忘言方法的主要原因还是受《系辞》思想的影响。因为王弼的这种思想与《庄子》的思想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庄子》用蹄兔、筌鱼的比喻来说明，“言”是表达“意”的工具，想得到“意”就必须忘“言”。王弼用《庄子》的这个比喻是想说明，“言”是表达“象”的工具，“象”是表达“意”的工具，想得到“象”，就必须忘记“言”，想得到“意”，就必须忘记“象”。
《系辞》上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经师并不赞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如果书籍不能把想说的话完全说出来，说出来的话也不能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就不能知道圣人的意思了吗？在此，经师实际上否定了《庄子》的观点，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位经师看来，圣人通过创立卦象来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设立不同的卦来把情伪完全表达出来，附上卦爻辞来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这样，就提出了“意”、“象”、“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圣人在《易经》中把自己的意思通过卦爻象和卦爻辞完全表达了出来。（注：陈鼓应教授也认为《庄子》“从‘言不尽意’走向了言与意之间的绝对对立。而《系辞传》则利用《周易》本身的特点，在言意之间加入了‘象’这一环节，作为沟通言、意的桥梁。”（陈鼓应著，《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第96页）。）可见，《系辞》提出一种“象尽意”、“言尽意”的观点，与《庄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区别开来。王弼正是基于《系辞》的这种观点，才可以逆推回去，忘记“言”以得象，忘记“象”以得“意”。而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的思想中引用了《庄子》的原话，则又说明他确实受了《庄子》思想的影响。余敦康先生也认为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在思想上受了《系辞》和《庄子》二者的影响，他说：
王弼在《明象》中说，“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是根据《系辞》言尽意的观点立论的，强调表达形式与所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同一。他又进一步指出，“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这是根据庄子的言不尽意的观点立论的，强调表达形式与所表达的内容乃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注：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页。）
二、用儒家思想解释《周易》
王弼在《周易注》中，不仅用了老庄思想解释，而且还用了不少的儒家思想或原话来解释《易经》。我们也可以把王弼对儒家思想的运用分为以下三种：
1.从爻位说得出儒家思想
大有卦九二爻辞说：“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王弼注曰：“任重而不危，健不危中，为五所任；任重不危，至远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这句注由两部分组成：爻位说和儒家原话。九二爻为阳爻又处于中位，与六五爻相应而受到六五爻的重用，还能做到任重不危，至远不泥。“至远不泥”出自《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可以“任重不危，至远不泥”，当然就可以“无咎”了。
在《论语·颜渊》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就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回答他，从此，注重家庭伦理、家庭和谐就成为儒家一直非常重视的内容。家人卦辞说：“家人，利女贞。”王弼就用儒家思想来注释说：“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故利女贞。其正在家内而已。”家人卦九五爻辞说：“王假有家，勿恤，吉。”王弼解释道：“……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则勿恤而吉。”这句注从爻位说得出儒家的伦理思想。家人卦上九爻辞说：“有孚，威如，终吉。”王弼用《诗经·大雅·思齐》的话解释道：“处家人之终，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诗经·大雅·思齐》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意思是说，要想治家严格，须从嫡妻开始，然后才能要求兄弟，最后推广到整个国家。这也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主张。随卦九四爻辞说：“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王弼解释道：“处说之初，下据二阴，三求系己，不距则获，故曰‘随有获’也。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于臣道，违正者也，故曰‘贞凶’。体刚居说，而得民心，能干其事，而成其功者也虽违常义，志在济物，心存公诚，著形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这句注释主要用的是爻位说，不过，从中又得出儒家的思想，说处于臣子的地位却做不符合臣子的行为，就会造成凶险的后果。只有“心存公诚，著形在道，以明其功”，才不会有过错。
儒家非常注重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表率作用，《论语·颜渊》就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百姓有罪是由于统治者的过错造成的，《论语·尧曰》说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观卦九五爻辞说：“观我生，君子无咎。”王弼在解释时就从爻位说得出儒家的这些思想，“居于尊位，为观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观之极者也。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故观民之俗，以察己（之）[道]。百姓有罪，在（于）[予]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上为化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
大畜卦九二爻辞说：“舆说輹。”王弼解释道：“五处畜盛，未可犯也，遇斯而进，故‘舆说輹’也。居得中位，能以其中，不为冯河，死而无悔；遇难能止，故无尤也。”爻辞的字面意思是说车子脱离了其车轴，并没有任何儒家的思想成分。但是，王弼先用爻位说，然后说采取“中庸”，不走极端，就不会有危险。其中，“不为冯河，死而无悔”是孔子所认为的极端行为。在《论语·述而》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又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仁”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概念。王弼在注复卦六二爻辞说：“休复，吉。”王弼解释道：“得位处中，最比于初。上无阳爻，以疑其亲。阳为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顺之，下仁之谓也。既处中位，亲仁善邻，复之休也。”这个注释由爻位说得出儒家的思想。萃卦九五爻辞说：“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王弼解释道：“处聚之时，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四专而据，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夫修仁守正，久必悔消，故曰‘元永贞，悔亡’。”这句注提到“修仁守正”，如果能够长期“修仁守正”，就可以消除悔恨的事情，这也是儒家提倡道德修养的思想。
2.直接用儒家思想解释
讼卦象辞说：“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王弼注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出自《论语·颜渊》，意思是，审理讼事，我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讼事不会产生。象辞中本来没有孔子这句话的意思，王弼却直接把孔子的原话用来解释讼卦象辞。讼卦九四爻辞说：“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王弼注曰：“……若能反从本理，变前之命，安贞不犯，不失其道，为仁由己，故吉从之。”从这句爻辞根本看不出任何儒家的思想观点，但王弼对这句的注直接引用了孔子的话，“为仁由己”出自《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益卦九五爻辞说：“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王弼解释说：“……为益之大，莫大于兴；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惠心者也。……”其中，“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直接出自《论语·尧曰》：“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卦九五爻辞说：“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王弼注曰：“杞之为物，生于肥地者也。包瓜为物，系而不食者也。……”其中，“包瓜为物，系而不食者也”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吾岂匏瓜哉，焉能系而不食？”王弼见爻辞中有“包瓜”二字，就在注中用了孔子的原话。观卦卦辞说：“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王弼解释道：“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荐’也。孔子曰：‘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尽夫观盛，则下观而化矣。故观至盥，则‘有孚颙若’也。”这又用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王弼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出自《论语·八佾》。困卦象辞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解释道：“泽无水，则水在泽下；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忘乎！”这是先从取象法解释了“泽无水，困”，然后从正反两面解释“君子以致命遂志”的意思。处于困境而放弃自己志向的是小人，君子却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道”。其中，“君子固穷，道可忘乎”出自《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王弼还用儒家的礼仪思想解释《易经》。如：比卦九五爻辞说：“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王弼解释道：“……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其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也。……”三驱之礼是古代狩猎的礼制。《左传·桓公四年传注》说：“王者习兵于搜狩，驱禽而射之，三则已，法军礼也。夫前禽者，在前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顺而射之。不中则已，是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仪如之：降者不杀，奔者不御，皆为敌不敌己，加以仁恩养威之道。”巽卦六四爻辞说：“悔亡，田获三品。”王弼注曰：“乘刚，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虽以柔御刚，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获强暴，远不仁者也。获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获三品’。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王弼先从爻位说解释，然后解释“三品”的具体内容。注中的“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就来自于《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意思是说，把田猎所得之物分成三分：晒成干肉，作为祭祀时的供品；宴赏宾客时的食品；充作君主庖厨中的菜肴。可见他对儒家的礼仪思想非常熟悉。
萃卦彖辞说：“萃，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王弼解释道：“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孝敬祖先也是儒家的思想。注困卦九五爻辞说：“……祭祀，所以受福也。履夫尊位，困而能改，不遂其迷，以斯祭祀，必得富焉，故曰‘利用祭祀’也。”儒家接受周礼的传统，非常重视祭祀。虽然到了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祭祀的传统却不可能一下子就丧失，所以王弼注释中有祭祀求福的儒家思想。
儒家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王弼在注释中也用到儒家的这种思想，如震卦初九爻辞说：“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王弼解释道：“体夫刚德，为卦之先，能以恐惧修其德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这句爻辞中看出儒家修德的思想，王弼却认为初九爻是阳爻，是震卦的第一爻，能够因为恐惧而修德。观卦彖辞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王弼解释道：“……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这句注又用了儒家的思想观念，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复卦初九爻辞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王弼解释道：“最处复初，始复者也。复之不远，遂至迷凶，不远而复，几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难远矣。错之于事，其待庶几乎，故‘元吉’也。”这又在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
许多大象辞包含着儒家的思想。有时，王弼就直接把儒家的这些思想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一番。如蛊卦象辞说：“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王弼解释道：“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故君子以振民育德也。”临卦象辞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王弼解释道：“相临之道，莫若说顺也。不恃威制，得物之诚，故物无违也。是以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也。”蹇卦象辞说：“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王弼注：“……除难莫若反身修德。”
此外，王弼在注中还使用了其他一些典籍的原话或思想，主要有《史记·商君书》、《左传》、《书经》、《孙子》、《说苑》等。
三、结论
从上面的内容看，王弼并非完全用老庄思想解《易》，而且用了不少儒家思想，甚至用孔子的原话来解易。李觏、欧阳修等人说王弼以儒解易并非空穴来风。有时，王弼在同一个卦中，既有道家思想，也有儒家思想，比如注释复卦彖辞和大象辞时用了道家思想，而注释复卦初九爻辞和六二爻辞却用了儒家思想。更有甚者，在对同一个爻辞的注释中同时用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如讼卦大象辞，先引用孔子的原话解释，然后又引用《老子》的原话来解释。
如果王弼真的是力图用老庄思想解《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情况呢？实际上，王弼注释《周易》的目的是力图疏通其卦爻辞的字面意思，解释每一句卦爻辞为什么这么说的原因。所以，他自然会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来解释，如果儒家思想能够说通，就用儒家思想解释；如果道家思想能够说通，就用道家思想解释。他并没有偏爱道家思想而排斥儒家思想。清代易学家胡渭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庄》书，祖尚虚无，以六经为圣人糟粕，天下士人慕效此风，迄江左而未艾。故范宁谓‘王、何之罪，深于桀、纣’。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尝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易图明辨》）的确，如果王弼真的认为“孔子之辞”是糟粕，就不会运用许多儒家思想和孔子的原话来解释《易经》，事实上，王弼一直就认为孔子是圣人。
绝大多数学者一直认为王弼易学是以老庄思想解《易》，少数学者认为王弼易学是以儒解《易》。他们的观点都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因为王弼在注释《周易》的过程中，确实用了一些老庄思想，也用了一些儒家的思想。但是，我们评论王弼易学究竟是以什么思想解释的《周易》，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综合考虑，既要考虑王弼在注经时运用了什么思想，也要考虑这些思想在整个注释中的比重有多大。否则，每个人都可以从王弼易学中找出一些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不从定量的角度考虑，我们甚至都可以说王弼是以《左传》解释《易经》的。
我们列表比较一下王弼在《易经注》中以老庄解《易》和以儒解《易》的数量：
以老庄思想解《易》 以儒家思想解《易》
卦辞 0
2
彖辞 3
2
爻辞 7
16
象辞 2
5
总数 12 25
王弼在《周易注》中，对31个卦的卦辞作了注，对58个卦的彖辞作了注，对48个卦的大象辞作了注，对70条小象辞作了注（小象辞一共有386条），对386条爻辞作了注。根据上图的数量，用老庄思想解释的爻辞占爻辞总注的五十五分之一；用儒家思想解释的爻辞占爻辞总注的二十四分之一。用老庄思想解释的彖辞占彖辞总注的二十分之一；用儒家思想解释的彖辞占彖辞总注的二十九分之一。用老庄思想解释的大象辞占大象辞总注的二十四分之一；用儒家思想解释的大象辞占大象辞总注的十分之一。卦辞没有用老庄思想解释，而用儒家思想解释的卦辞占卦辞总注的十五分之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弼在《周易注》中用儒家思想解释的比重超过了用老庄思想解释的比重。其《周易略例》中用老庄思想解释的内容也只有极少部分，大衍义则是结合《系辞》和道家思想解释的。如果可以说王弼易学是以老庄思想解《易》，毋宁说王弼易学是以儒家思想解《易》。但是，就整个注释而言，无论是老庄思想的成分还是儒家思想的成分，在整个《周易注》中都是很少的一部分，只占几十分之一。比起王弼吸收两汉象数易学的方法，并运用《易传》的思想和方法解释《易经》的内容要少的多（注：关于王弼继承两汉象数易学的内容，请参阅拙文《论王弼易学对两汉象数易学的继承》， 载《周易研究》1998年3期，关于王弼易学以《易传》思想和方法解释《周易》，请参阅拙文《论王弼易学与〈易传〉的关系》，载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 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详细论述这些观点。）。一千多年来，人们大都认为王弼易学是以老庄思想解易的原因有两种：许多研究者认为王弼既然是玄学家，又注了《老子》，而且在他的《周易注》中也有老庄思想的内容，自然得出王弼易学是以老庄思想解易。还有一些研究者潜意识里就认为《周易》是儒家的经典，而王弼的《周易注》中有老庄思想的内容，所以才一再认为王弼的《周易注》是以老解《易》。如牟宗三先生就说：“王、韩之易学，要在废象数。至于义理，则未能握住孔门之管钥，而是以道家之有无玄义而解经也。”（注：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第101页。 ）牟先生认为《周易》就是儒家的经典，本应该以儒家的观点解释才对。这样就从反面凸显出王弼以老解《易》的特点。但是，当代的易学研究者们基本上都否认了《周易》是伏羲、周文王、孔子等三圣创作的，《易经》本是卜筮之书，《易传》则是战国时代的许多人创作的。只有到了汉代，儒家学者们把《周易》拿来作为儒家的经典。即使是这样，就现有的易学史料来看，汉代的易学家们也并非完全以儒家的观点解释《周易》。那么，要求王弼完全以儒家的观点解释《周易》就显得不合情理。
在王弼的时代，《周易》已经被公认为儒家的六经之首，从王弼的注释来看，王弼对此并没有异议，所以就引用了很多孔子的原话或儒家思想。那么，为什么在其《周易注》中还会有道家思想的内容呢？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1.《易传》自身就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王弼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易传》来解释《易经》，而《易传》本身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就道家思想而言，《易传》关于宇宙形成的过程的观点与《老子》类似（注：参阅高亨：《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37页。），《系辞》中的“太极”（注：请参阅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天尊地卑”，《文言》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等来自道家思想（注：请参阅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1、77、97页。），李镜池先生认为，彖辞综合了由阴阳家发展而来的刚柔说，道家的宇宙观和儒家的政治思想、行为修养思想（注：请参阅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10、340页。）。
2.王弼本人的知识结构
众所周知，《易经》原来是一部占筮的书，其中的卦爻辞都是在占辞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到王弼解释《易经》的时代，《易经》的真面目已经不可确知，要想完全从整理卦爻辞者的原初动机出发解释卦爻辞绝对是不可能的了。因此，王弼象其他易学家那样，只能是解释卦爻辞的字面意思，力图揣测和解释卦爻辞为什么这样说的理由，以及为什么卦爻辞的前一句能够推理出后一句，这样，他在解释的过程中，除了根据《易传》解释卦爻辞以外，还要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先见来作出看似比较合理的解释。王弼从小就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为傅嘏所知。”（《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王弼别传》）海德格尔认为：“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注：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 ）王弼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道家思想，后来，又注《老子》。同时，他由于受其父、祖儒家家学传统的影响，肯定也对儒家的很多经典非常熟悉，后来还注了《论语》。可以说，王弼既有儒家思想的功底，也有道家思想的影响，他所具有的这种知识结构必然会成为他解释《易经》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王弼在解释的过程中，不仅运用了一些老庄思想，而且也运用了儒家《论语》、《礼记》、《诗经》的原话或思想。此外，还有《史记》、《孙子》、《左传》等的原话或思想。
正是由于这两点理由，王弼在注释《周易》的过程中，就运用了道家的思想，但是，道家思想的比例并没有超过儒家思想的比例，其最主要是注经方法还是用的《易传》发明，两汉象数易学家光大的爻位说、取象说、取义说等方法解易。如果不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评价王弼易学时，就会得出以偏盖全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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