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共八大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近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三十年来/中共“八大”研究/概况/重点问题/思考中图分类号：K27;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12-0060-08
党的“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召开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国史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等方面经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近30年来，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恰逢“八大”召开50周年，值此对“八大”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论述和相应思考，以示纪念，并推动对党的“八大”的进一步研究。
一、“八大”研究概况
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影响，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了严重曲折，导致对“八大”的评价和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关“八大”的科学研究无法正常开展。“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八大”历史地位的恢复和重新予以正确评价，学术界对“八大”的科学研究才真正开始，并不断取得进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三次较大的研究热潮。首先，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概括了八大的主要论断和历史贡献，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对八大的科学研究。其次，1986年为纪念八大召开30周年，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开始步入全面且深入拓展的新阶段。再次，1996年为纪念八大召开40周年，学术界又以此为契机，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又进一步推动了对八大的研究，且研究更为深入，研究领域也更为拓宽。这之后，研究八大的新成果虽有不断问世，但都相对比较分散，也很少有新的突破，所以，对八大的研究趋于一种平稳状态。
第二，呈现出四步走的发展趋势。近30年来，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经历了党的多次重大会议，迈出了坚实步伐，走出了四大步：第一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重新评价和恢复八大的历史地位；第二步，以学习《历史决议》为契机，开始全面评价和深入研究八大各方面的内容；第三步，对八大的研究置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环境，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视角进一步深入研究；第四步，对八大的研究由全面深入展开转向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薄弱环节的重点突破。这些都说明了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逐渐趋于成熟。
第三，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文献资料、学术著作及大量论文。在文献资料方面，学术界主要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此外，党的领导人的选集、文集、回忆录和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等文献也都记载了八大的相关内容。在学术著作方面，主要有石仲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杨先材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等著作。此外，学术界对于八大的研究，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以及《党史研究与教学》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如，龚育之的《八大的历史地位和研究八大的现实意义》，石仲泉的《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金春明的《探索中国之路的里程碑》，张博文的《试论党的“八大”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功绩》等，仅1996年学术界为纪念八大召开40周年就公开发表论文120余篇。很多刊物还以纪念八大为契机，出版“八大”专刊。中央和地方的各党史学会也都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研究八大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些都显示了学术界研究八大的丰硕成果。
第四，主要集中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学术界对于八大的研究，既有综合论述，又有专题研讨。综观近30年来的八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八大的历史功绩，二是八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三是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此外，学术界还论及了有关八大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执政党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在八大前后的探索等。学术界还具体涉及了八大研究的其他细节问题，如，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八大自身的历史局限、八大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的缘由和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等。所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丰富和拓展了对八大的科学研究。
二、“八大”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
（一）关于“八大”的历史功绩问题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冲破“左”的思想束缚，重新评价和恢复八大的历史地位。具代表性成果是黎洪和张弓两位学者的论文，前者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八大的历史功绩：第一，在党的思想方面，强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第三，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第四，规定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第五，在正确分析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基础上，提出要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①后者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明确提出了八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必要；以及提出了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②以上学者对八大历史功绩的概括，首先都明显地突出了八大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八大路线有着直接的联系。其次，都能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找到相关论述，说明当时学术界对八大历史功绩的认识是以重新评价和恢复八大路线为基础的。
第二阶段，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为契机，开始全面评价八大的历史功绩。1981年的《历史决议》对八大进行了全面地肯定和科学地评价，指出：八大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因此，在这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八大的历史功绩，首先是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确定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次是总结了我们党自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新经验，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③有学者进一步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分析和认识；第二，八大为适应新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且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三，八大民主选举的中央委员绝大部分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的。④还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八大历史功绩的认识拓展到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方面，提出了八大在五个方面的探索：一是关于国情的认识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二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维；三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四是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思索；五是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⑤可见，学术界在这一阶段对八大历史功绩的评价，总的来说主要还是在学习和宣传《历史决议》关于恢复八大历史地位的正确决策，并有所深入，开始拓展到对八大前后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整体研究。
第三阶段，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视角，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实际，进一步全面、深入地评价八大的历史功绩。有学者认为，八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要思想，从整体上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轮廓：第一，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模式进行了大胆地探索；第三，制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四，强调了“双百方针”为文化建设方针；第五，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六，加强执政党建设；此外，还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⑥与此相类似，有学者也从八大的方针政策出发，全面评价其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历史功绩。⑦
学术界还以专题讨论的形式，从更宽泛的角度探讨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功绩。其中有学者把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八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给邓小平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而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很大的启迪。”⑧有学者从八大反对主观主义斗争及其现实意义出发，认为，八大对主观主义进行了历史剖析，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任务，并付于了实践。⑨还有的学者着重论述了八大对防“左”的历史贡献，认为，八大不仅指出了妨碍大会正确路线和方针贯彻执行的‘左’的倾向及表现，还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⑩也有学者从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出发，肯定八大的历史贡献，认为，“八大是可以成为这两次伟大革命的交汇点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起点，现在看起来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从历史的走向而言，这个起点很有可能是1956年的八大”。(11)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学术界对八大历史功绩的评价显然更为深入、全面，角度也更加新颖，这与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不断与时俱进、提出新的方针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使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和思路，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八大路线的正确性。
（二）关于八大与中国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及探索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八大是否突破了苏联模式？对此，学术界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八大突破了苏联模式，指出，八大开辟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普遍道路，则是不足取的。”“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显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所谓‘通常’老路，也不同于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12)有的学者则认为八大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指出，“八大仍然受着传统观念和苏联模式的束缚，虽然它正确地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但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受着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13)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八大前后党对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研讨来看，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及相关关系方面，并且突破了苏联的模式和经验，但是对于与此相应的经济体制探索，虽然在认识上有所突破，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办法和政策，但是对苏联建立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却没有从根本上突破。”(14)当然，还有的学者从八大前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理性思考出发，“主张把学习苏联经验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思考产生升华，强调有选择地学习。”(15)这就走出了简单回答这一问题的是非框架，重在全面反思苏联模式，为改革这一模式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我们认为，八大已经开始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问题，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当然探索是要有个过程的，而且这一探索在八大以后又遇到阻碍并中途夭折。
第二，八大是不是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标志？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微观和宏观两种认识。从微观认识出发，有学者基于1981年的《历史决议》、1981年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及1986年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修订版）的文献事实，认为，“1981年6月通过的《历史决议》，实际上是把1957年作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起点，而把八大放在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作为‘前七年’这个历史阶段末尾的一件大事。”并进一步指出，“1981年版《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就明确地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的下限断在1956年底，而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起点定在1957年1月。”但是，“1986年8月，即在八大召开30周年的前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决定增补、修订并公开出版《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时，正式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衔接时限断在1956年9月，并以党的八大作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起点。”(16)这就最终明确了八大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事实。学术界还从宏观认识出发，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如，“党的八大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序幕”、“八大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先导和逻辑起点”等。有学者认为，“1956年的召开的八大，为中国革命之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又为探索繁荣、民主、富强的建设新路，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从而，在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新道路的征程中，树立起一座大放光彩的里程碑。”(17)也有学者认为，“八大是我们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是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18)
我们认为，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应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标志，即从1957年开始。而我们党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应以党的八大及八大前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探索、尤其是毛泽东的两篇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
第三，八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探索？又是如何进行探索的？如上所述，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苏联为鉴”，总结我们已有的经验，对中国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实际上已经为八大的召开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八大的一系列正确决策，正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是探索的积极成果。对此，除了文章前面提到的有学者对八大历史功绩的认识拓展到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外，薄一波也在其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明确指出了八大的探索成果，他认为：第一，八大根据对新形势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第二，八大根据反冒进中积累的认识成果，作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正确决策；第三，八大根据对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初步改进体制的正确决策；第四，八大把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写入文件，使它正式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第五，八大根据法制建设方面的探索成果，把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作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任务；第六，八大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19)薄一波的上述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学术界的广泛意见。至于八大以后我们党如何进行探索的问题，学术界的观点也基本上是统一的，即，八大正确地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决策，但是在一年之后这些正确决策就开始被逐步否定，直到“文革”，被彻底否定。
我们认为，八大路线尽管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坚持，但八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提出的以上探索是全方位的、系统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第四，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重大会议的路线是怎样的关系？有学者从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从1956年到1978年，相距22年，可是只要将这两次会议的文献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会所提出的思想和制订的方针、政策，很多方面几乎一致。”“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是一般地重复八大的提法，在许多方面超越和深化了八大的认识。”(20)也有的学者认为八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历史参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提出有无历史的参照呢？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八大及其前后的正确决策。”(21)还有的学者把八大路线与十六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尽管八大和十六大分别烙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孩童’时和‘成熟’时的深深印记，其历史背景和面临的具体任务亦大不相同，但却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对十六大确立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路线进行追溯，可以从八大找到其源头。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偏离和搁置起来的八大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在十六大得到了全面的承续和令人瞩目的发展。”(22)
有鉴于此，通过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重大会议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立足现实，追根溯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关于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七个主要方面原因：
第一，毛泽东个人原因。有学者认为，中共领导核心毛泽东对八大路线存有疑义，并首先对八大路线提出批评，这是中共偏离八大路线不可逆转的推动因素，指出，“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毛泽东对‘八大’提出明确批评的开始，毛泽东断然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并对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否定了这两个基本论点，‘八大’路线就失去了根基。”(23)类似观点还有，“毛泽东是八大路线形成的主设计师，又是改变八大路线的总裁判长。”“八大路线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及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是其核心内容和根本所在，毛泽东对这两个核心内容的改变实质上也就导致了八大路线的改变。”(24)以上学术界主要是基于毛泽东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建设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的判断失误而言。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观点的提出，否定了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思想，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同时，在建成社会主义标准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以完成单一的所有制为重要标准，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坚持的以发展生产力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所以，“八大正确路线中断，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由于受国际国内突发政治事件的影响，从正确轨道逐渐走向失误而造成的。”(25)
第二，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党自身的认识局限性。有学者认为，“八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只能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八大召开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刚开始，缺乏经验特别是缺乏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因此，党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得很深刻，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要求八大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解决当时历史条件还认识不到的问题，它的不足之处正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认识的局限性。”(26)对此，也有学者从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二重性出发，认为，中共八大前后，党的这种二重性认识主要表现为：政治上，一方面肯定人民民主专政需要有其他阶级、党派参加政权；另一方面，对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国家的职能转换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经济制度上，一方面提出“主体——补充”的新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却进一步强化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这就导致了“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反复与曲折”。(27)
第三，阶级斗争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党的核心领导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仅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先后在1957年10月和1958年5月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状况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偏离了八大正确的政治路线。”(28)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的调门越高，地位越重，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规模越大，背离八大的路线就越远。”(29)这就进一步指出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当然，也有的学者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出发，认为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存在着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理论观点，“党对八大路线的贯彻，一方面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的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发生了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使探索出现了曲折，偏离了八大路线。”(30)可见，八大以后，正是“左”的发展趋向逐步占据了主导才导致了八大路线的中断。
第四，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保障。有学者认为，党的八大虽然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决策，但都没有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定，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党的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特别是对于反对个人崇拜，没有将其视为一项现实的重要任务，也没有把个人崇拜同领导者应有的健康的个人威望严格区分开来。因此，指出八大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没能在之后的实践中得到实施。(31)对此，多数学者也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第五，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组成问题。有学者以专题讨论的形式探讨了这一原因，指出，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的结构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的知识结构、阶级出身、个性心理、思维方式和领导工作方式等，都与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要求不完全适应，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贯彻执行八大路线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干扰，从而导致八大的路线中断。(32)
第六，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有学者对此也进行了专题讨论，认为，“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应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证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尤其是干部队伍的素质对于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八大时期干部队伍素质是否适应全而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直接决定着八大路线贯彻执行的结果。”(33)并指出，事实上八大时期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是欠缺的，如，还不具备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缺乏对新形势、新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错误的思想与作风；文化素质偏低，普遍缺少现代科学知识、法律知识和其它各方面的知识等，认为这些原因导致了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
第七，国际环境的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复杂的国际环境，也是八大路线的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指出，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相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并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对此，中共中央认为，“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主义原则，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时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很危险。”并进一步指出，“苏共‘丢刀子’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成为促使中共把传统的阶级斗争经验绝对化、教条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一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中共传统革命经验的历史惯性冲击力变得更加强大而不可抗拒了。”(34)因此，认为我们党未能按照八大的战略决策成功地跨越历史的断裂。
（四）关于八大其他问题的研究
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除了上述三个重点问题之外，比较突出的还有八大与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八大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八大的研究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与八大的研究，等等。
一是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学术界主要探讨了党的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贡献，指出，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标志着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但明确将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来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且八大对党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和可能带来的问题从理论上、政治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因此，研究中共八大执政党意识的形成及其原因，有助于推进共产党执政规律问题的研究。
二是关于八大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学术界概括指出，八大不仅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的任务，而且还对中国现代化事业作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富有创造性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写下了光辉一页。
三是关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八大，学术界主要从其中的积极意义出发，认为，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历史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从中受到了重要启示，对八大的召开及八大路线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是关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与八大，学术界集中探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八大前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活动，阐述了他们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历史贡献。
此外，学术界还就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八大自身的历史局限、八大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的缘由、以及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丰富和拓展了对八大的科学研究。
三、对“八大”研究的思考
综观近30年来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状况，我们感到以下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首先，近30年的“八大”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尚存在一些不足。如，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还很不平衡，大部分成果都主要集中于对上述三个重点难点等问题的探讨，而对其它问题，诸如“八大”与民主法制建设、“八大”与思想文化建设等进行专题研究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是，“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国际关系内容的阐述是很丰富的，但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八大”关于我国对外方针和对外政策思想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同时，尽管学术界对“八大”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入，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其中对“八大”的研究拓展到对“八大”前后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研究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视角研究“八大”，都跳出了简单理解“八大”政治报告内容的框架，但是，对“八大”各方面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党中央一级的宏观层面，对于当时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如何具体贯彻“八大”路线的情况和成就的微观研究还是非常欠缺。再有，关于“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研究，应该是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党内与党外、主观与客观等多方面的，还应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文化因素等新视角，再深入探讨。这样，会更有说服力，更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
其次，对于“八大”研究的展望。除了尽可能地挖掘“八大”的文献资料，进一步加强对“八大”的薄弱环节深入研究之外，还需要有更为开阔的视野。目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格局给我们党治国执政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使得我们党在分析、思考和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不得不把它们置于整个国际大环境之中。同样，对于“八大”这次在我党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重要会议，更应该把它置于当今整个国际大环境之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不仅要横向研究“八大”在1956年的世界历史坐标上的特殊地位，同时更要进一步纵向分析“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的历次大会的渊源关系，以及“八大”传承至今的相关“精神”在当今世界历史坐标上的特殊意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地审视和评价“八大”，更科学地汲取“八大”宝贵的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注释：
①黎洪：《试论我党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历史研究》，1979(4)。
②张弓：《光辉的“八大”》，《党史研究》，1980(1)。
③贺力思：《从八大到十二大》，《党史研究》，1982(6)。
④张德成：《党的八大的历史功绩》，《社会科学研究》，1981(6)。
⑤石仲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党的文献》，1988(6)。
⑥张博文：《试论党的“八大”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功绩》，《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1)。
⑦桂玉麟：《党的“八大”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江西社会科学》，1996(7)。
⑧汪青松：《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9页。
⑨郑庆荣：《“八大”反对主观主义斗争及其现实意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
⑩张晓峰：《八大对防“左”的认识》，《党的文献》，1998(3)。
(11)(21)石仲泉：《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6(6)。
(12)赵炳章：《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理论导刊》，1996(9)。
(13)(31)谢春涛：《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6)。
(14)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
(15)邢和明：《八大前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与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
(16)石仲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462页。
(17)(29)金春明：《探索中国之路的里程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6(12)。
(18)龚育之：《八大的历史地位和研究八大的现实意义》，《中共党史研究》，1996(6).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572页。
(20)陈国清：《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433页。
(22)曹应旺：《中共十六大与八大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2)。
(23)(34)张星星：《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5)。
(24)晏晓明：《浅论毛泽东与“八大”路线的改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6)。
(25)田荣山：《对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1996(4)。
(26)孙力：《也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4)。
(27)庞松：《略论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二重性》，《教学与研究》，1996(5)。
(28)沈春敏：《对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原因分析》，《长白学刊》，1997(2)。
(30)曾宪凯、赵泉钧：《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之窥见》，《中共党史研究》，1996(4)。
(32)黎见春：《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中共党史研究》，2001(2)。
(33)李桂花：《浅析干部素质与八大路线中断之内在联系》，《山东社会科学》，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