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和易丹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困惑论文,同志论文,易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困惑感在中国学术界弥漫。转型期特有的传统与新潮的夹击，一直使我们进退两难；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及由此而激起的商潮，又让许多人不得不面临金钱与知识、良知与利欲的抉择；在商品拜物教越来越浓重的香烟缭绕中，学术殿堂的圣光日见黯淡。学术研究还有没有价值？学术研究究竟向何处去？诸如此类的困惑也渗透进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
易丹同志《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一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以下简称易文）就是对这一困惑的集中追问和解答。不过，尽管易文表示了超越困境的良好愿望，但在笔者看来，易文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产生了偏误，因而它对外国文学研究现状的估价和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出路的思考，都是值得商榷的。易文实际上迎合了以后现代的面貌出现的虚无失落情绪，进而否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反映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后退倾向；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在当前中国学界绝非个别现象。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困境？易文的理论规划及其出发点到底有哪些问题？笔者愿意写下自己的意见，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正如易文所说，涉及的问题已大大超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因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得到学界前辈与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一）一个成问题的概念预设
易文从根本上把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说成是“殖民文学”性质。整个论断建立在一个预设的概念上，即关于文学的概念。易文认为：“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观念的修辞性陈述。”
正是从这里出发，易文强调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背景，并断定在此背景中，中国文化处在相对虚弱的地位上，难以避免被外来的强大文明所征服的命运，而外国文学的研究，由于直接面对着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课题，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
必须指出，这一文学概念的预设，首先就是有问题的。文学虽然和文化有不容抹杀的联系，但文学决不单纯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有自己的特性，这一特性需要从它的内在构成，而不是从它的外缘关系上去把握。把文学当作文化的单纯载体，就如同以往把文学当成神学的奴婢或政治的工具一样，是纯粹的“唯决定论”，着眼的角度虽有所不同，实质并无区别。
那么应如何看待文学以及它和文化的关系呢？要而言之，文学是人类措助语言文字为中介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们不满足于生活世界的平庸琐碎，因而通过语言文字的艺术，创造出一个文学的世界，以期在其中求得在比现实生活里更趋向理想更接近本真的生存。文学艺术的创造，一方面是在既定的文化传统中完成的，另一方面，当传统压制这一生存意志因而不能不突破传统时，它就要寻求、选择和吸取不同的异质，这同时也就在孕育与缔造着新的文化因素。文学和文化，就是这样辩证地发生联系，而且只在人的生存的关节点上彼此发生联系。换言之，文学创作只在生存意志的实现上，反映文化的境遇。当某种文化足以保障生存并使其充分实现时，文学将充分显现出这一文化的流光溢彩。反之，文学的呼喊必然要对文化进行最无情的批判与抨击。
在更宽泛也更本质的意义上，外国文学研究，当然也包括其他门类的文学研究，也可以看成一种类型的创作，只不过研究者借用了他人的文本，以阐释作为主要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后现代的理论家早就作了充分的论述。我们看到，在互文性上，研究者和创作者并无根本的区别；而在阐释的自由维度上，研究者享有和创作者几乎同样的想象自由。从根本上，完全有权力说，一切研究，哪怕是最学院式或学究式的，也不外是研究者的生存意志与生存方式的一种表现。
根据这样的理解，可见像易文那样，把外国文学研究限定为对外国文化或文学的传播与介绍，说成是对国外文学状态的知识性了解，至少是一种片面性。何况从接受的角度看，从来就没有不加选择的传播，也从来没有不经形态改变的文本译介。韦勒克早就指出，在传播过程中，“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与影响的总和，它是一种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溶为一体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这里根据新的审美结构而进行的选择、改变，无一不体现着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因此易文怀疑外国文学研究等于是舶来品的“推销”，即使在学术上，也是十分粗疏而立不住脚的。
为了进一步澄清问题，不妨回顾一下中华民族引进外国文化与外国文学的实际情况。远的不说，从五四开始，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就未曾局限在文化知识的传播上。鲁迅《摩罗诗力说》对欧洲叛逆诗人的介绍，及以后对异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的译介，都是为了唤醒国民去争取民族的自立。左翼作家对普罗文学的移译，也是根据救亡的需要。甚至新月派对英美自由主义文学的介绍，也同样立足在他们所设想的建国方略上。难道冯至先生对里尔克的译介，不正是出自他自己生命的沉思和存在的决断？难道傅雷先生对《贝多芬传》的翻译，不正是由于他本人身处污浊环境而对英雄风范的向往？难首季羡林先生在尚未“解放”的困难条件下开始翻译七卷巨著《罗摩衍那》，不正是他视学术为第一生命的光辉人品的结晶？
即使是80年代对西方思潮和西方文学的引进热潮，也不是简单的赶时髦。文革结束以后，民族的意识痛切地感受到极左路线对思想的束缚，迫切要求开拓思路吸收全人类的优秀精神成果，因而多少有点饥不择食地通过刚刚敞开的国门，把自然科学新方法论和20世纪人文科学各种流派各个主义都拿了过来。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导的倾向和效果都是好的。今天我们思想得以解放，观念得以更新，方法得以多样化，都与这一场新方法新思维的引进运动分不开。
在这方面，应该充分肯定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功绩。无论当时对过去因政治偏见而无故遭禁的文学流派如象征主义、荒诞派等的译介和从形式主义到存在主义再到结构主义的引进，还是今天对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介绍，都有助于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范围内文学艺术和思想潮流发展的趋势，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博采众长，以养成本民族灿烂文化的广阔空间。有没有这样一个空间是不一样的，有了它才有了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大家都熟知，只有吸收人类各个时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外国文学研究，做的正是向全民族介绍人类各个时代优秀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工作，作为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与桥梁，它应该进一步发挥这种优势，而不是相反地自我关闭自我隔绝。
就是在眼下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学术的形势下，一个严肃的有责任心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也不会不问自己研究工作的社会效益，把它当作一种纯知识纯学术的消遣，更不会把它当作单纯糊口的饭碗或晋职的敲门砖。外国文学研究者是人民的普通一员，他们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同样感应着每一个炎黄子孙迫切关心的问题，同样向往着祖国的富强与民族的腾飞，这一切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在他们的学术追求、审美情趣与理论取向中反映出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平凡工作不仅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也融入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也正是大多数学者坚持在学术领域第一线的精神力量之所在。当然不容否认，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有缺乏敬业精神的现象，但那不是主流。单凭个别现象就否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积极作用，并靠一个成问题的概念预设贬之为“殖民文学”的推销商，且不提论者本人是否在自轻自虐，对学界前辈和同行们来说，岂非太过刻薄有失公允？
（二）话语结构和阐释视界
为了证实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扮演了“殖民文学”的不光彩角色，易文除了预设一个文化载体式的文学概念作为出发点，还论及外国文学研究中运用的话语结构（易文用的是“话语体系”，但这样说不够妥当，理由详下）。他认为，此领域中采用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几乎都来自外国，所用的术语不论在老派文章中还是新潮名词轰炸里也都出自西方，这一点进一步加深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危机，似乎陷身牢笼永远无法超脱。
外国文学研究中运用的话语结构有特殊性是事实。正象黑格尔所说，对象决定了方法。由于以外国文学为研究对象，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和翻译介绍，都不得不更多地接受和应用外来的方法论及在一定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话语结构。不过需要指出，这一对外来话语结构的接受和应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照搬。易文在这方面的失误，是再一次忽略了接受主体的能动作用，没有看到当我们应用某个话语时，实际已把它纳入一定的阐释视界。因此，话语应用(Anwendung)也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掌握”（Aneignung，英译作appropriation，国内学界多根据英译移译为“占有”，但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Aneignung通常译为“掌握”，笔者认为后一译法较准确）。正如法国当代哲学家利科尔在关于“掌握”的专题论文中所说的：“掌握意味着原来异在的东西被‘当作自己的看待’。”
在这里，不必要回顾汉唐两代的佛经译述是如何加入了中土文化的阐释的，也无须探讨马克思主义被用来说明中国问题时如何结合了本民族的理解，我们只想指出，一些西方文学的范畴术语在传入国内的过程中，经常会在阐释视界中发生变更与衍异。远的如Romanticism，国内从五四以来所说的“浪漫主义”和西方对这一术语的界说并非一回事，所以我们的外国文学教科书不接受国外把马克·吐温列为浪漫主义作家的提法。近的如Modernism，与此对应的“现代主义”或“现代派”长时期里在我国是颓废、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的同义词。即使单纯译成中文，也绝不就是对等的替换。试问，当有人以清代诗人翁方纲标榜的“肌理”来翻译美国新批评家兰瑟姆所说的texture时，能说这里仅仅是换用了中文的问题吗？
还应该看到，话语结构永远无法和话语操作割裂开来，话语结构只能存在于话语行为中，并只能在话语行为中发挥作用。威廉·冯·洪堡早就说过，话语是有限手段之无限运用。话语首先以更大范围的、同时也是无形的语言体系为前提，在此范围内它作为具体的、可感的言语，经常随着不同的交际场合和不同目的的运作而发生变化，它的边际因而是模糊的，不象语言体系那样相对稳定。举例来说，五四以后现代汉语的体系基本没有变动，但具体到政、经、哲、文等话语，变化有目共睹，仅近十年来的变化就相当急剧。正因为话语和语言体系的以上不同，把“话语”(discourse)也看成“体系”并不妥当。
在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话语的运作必然是在一种多元化的语境中进行的。在和异质的话语结构进行双向交流的情况下，话语结构的原有边界只会更加模糊，但同时也增加了活力。道理实际很浅显。只要不拒绝接触外国的文化与文学，西方的理论、方法、概念和术语自然而然会进入、影响并丰富我们的话语方式。其实何止学术领域，看一看今天的现实生活，单说商品标牌的“洋文”化，外国文化的话语结构或话语方式的印迹不是比比皆是吗？
需要指出，易文是用静态的观点看待话语的，似乎存在着两种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话语结构，一种是本土的，一种是外来的，一旦选用了其中的一种，就等于舍弃了另一种，非此即彼，没有别的可能。这也是易文把话语结构截然区分为“他们的”和“我们的”的根据。正是由于这一点，易文一再流露出“失语证”式的恐惧，既愤慨西方的话语结构大规模进入我们学术领域造成的“殖民化”，又忧虑放弃现在正应用的话语会导致学术工作的中断。这种尴尬，反而令人深思。
事实上，一切话语结构，包括学术领域的话语结构的形成，都有深刻的内在原因。正如作家王安忆通俗地表达的：“语言和文字是不负责任的。”（《纪实与虚构》）某一话语方式被规划出来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不取决于人为的愿望，它就这样进入了交际领域，如果你想参加对话，就必须遵从它，否则你只会被排除在对话之外，从而丧失发言和聆听的权利。人们不可能另外构想一种东西，来取代正在运作中的话语结构。象易文所设想的，“彻底放弃我们当下所使用的一切话语体系，转而回到没有‘殖民色彩’的、传统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上去”，实际是根本做不到的。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早就在中西文化的对话过程里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到底想回溯到什么样的传统话语或传统方法，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难道还能回到汉儒注释六经的方法，用三家村的冬烘话语来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吗？最具讽剌意味的恰恰在于，易文用于分析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现状的主题关键词“殖民主义”，并无例外也来自西方，来自美国学者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理论。请问为什么不就在这里进行作者所主张的“话语的超越”呢？就象古希腊一则寓言里对夸口在罗德岛跳得最远的人说的：“这里就是罗德岛，请你就在这里跳跃吧！”
（三）虚弱的文化立场和政治化倾向
也许应该承认，贯串易文始终的，是对我们自身文化立场的一种敏感。文中一再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文化立场，其态度之严正已过到令人肃然起敬的程度。在易文看来，只要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区别和差距，它们就只有相互敌对，互不相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也是这样的关系。不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中国对西方的拒斥。这里是又一次的非此即彼，别无选择。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来说，就是因为“工作是在不同文化而且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进行”，因此逃脱不了“殖民文学中国总代理”的可恶角色，似乎我们对外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洋为中用，似乎外国的文化与文学对我们就只有恃强凌弱的凶恶一面，而不包含任何有益的养份。
思想方法论告诉我们，只看到事物的差异与对立，而忽袖它们的联系与统一，是违背辩证法的。文化史也表明，不同的文化，并非只有敌对和歧视。除了强权干预文化，有意识地把文化当作政治侵略的工具的情况外，各种文化模式，都有互相取长补短的机制。所以本尼迪克主张，人们应该“承认他者的文化也具有和本文化同等重要的意义”。（《文化模式》第二章第一节）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更证明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诞生于众多的异质的文化模式的交融和汇合之中，并且不断从这样的交融和汇合中获得活力和更新。远古时代，炎黄、东夷和苗蛮文化的混同，促成了最早的华夏文明，接下来整个先秦时期，西周和殷商、中原和四夷、齐鲁和吴楚等各个地域，都有频繁的文化交流，最终造成了足以和希腊罗马文化相媲美的先秦文化的辉煌。以后汉唐的文采炳然，也得力于向西域和东邻文化的开放。历史上，元、清两代少数民族文化进入中原，同样为中华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今天不少人引以为“国粹”的“京味”文化，就有许多满族文化的成分融汇其中。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固守某一文化的本位，只恐怕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会象有些古老文明一样，只剩下历史缅怀中往昔的光荣遗迹。
本尼迪克影响深远的研究工作揭示，文化的形成，不过是无数种可能性中某一可能性的养成。因而文化的异质，并不象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是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二元对立。两种文化的具体模式可能不同，但其实质是相通的。例如，丧葬和婚礼，在各民族那里有千差万别的形式，但其文化意义是一致的。所以两种不同的文化，即使模式有区别，本身也潜在地包含有共同的环节，这恰恰构成了二者汇合的交融点。这也启示我们，不必把文化的差异看得过分绝对化。同样这也是荷兰学者佛克玛在文化比较上采取相对主义立场的理由。
除了上述思想方法的绝对化片面化，及对文化差异的误解外，透过易文在文化立场问题上的过敏，还能发现一个更为深层的东西，那就是隐藏着的虚弱心理。表面看，易文出自民族文化存亡问题的自省和坚决捍卫民族文化的自尊；骨子里，却是意识到自身脆弱的忐忑。这令人回想起鲁迅先生同样谈到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时的妙喻：“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唯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鲁迅全集》第1卷第198页）为什么对外来的文化和文学总是畏若洪水猛兽？难道还不是因为咀嚼与消化的能力太弱，剔离不清皮毛和筋骨，分解不了膘肉和肌腱，吸收不下精髓和养份吗？
当然，产生这种心理有历史的根源。鸦片战争以来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挟裹着文化作为工具，肆虐在祖国大地上，仇恨外来的侵略，产生了文化上排外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单纯的排外毕竟无力使民族自强自救，这一点同样从鸦片战争起就为觉悟的志士们认识到了。忌食决非良策，只会积弱不振。也是鲁迅先生说得形象：“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同上引）
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再不能把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简单地混为一谈了。文化和政治是两个领域，虽然彼此有联系，但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盲目地进行类比是不妥当的。举例来说，一个国家，可能不是政治大国，但这并不妨碍它拥有悠久、丰富、精美的文化遗产；而一个政治大国，象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文化上只剩下了废墟和垃圾（托马斯·曼揭露过这一点）。我们没必要因政治上饱受欺凌而丧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以至杯弓蛇影，和外国文化稍有接触就感到蒙受了侵略。事实上，我们民族文化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海纳百川的雄阔气度，它有容量吸收乃至同化一切外来的有益的东西。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客气地说，易文关于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是“殖民文学”在中国的“推销商”或“总代理”的评价，本身就是把学术和政治搅和在一起的产物。即使我们的工作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即使我们对待外来的文化和文学的态度还有偏差，怎么就能下这样的结论呢？这不等于在扣政治帽子吗？为什么不更直截了当一些，打成“帝国主义文化的走狗”呢？人们记忆犹新，那正是广大外国文学研究者曾经遭受政治迫害的“罪名”。
不错，如前所述，“殖民文学”的提法在理论渊源上更直接地是外来的东西，来自当前西方正流行的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因而它格外涂抹上了一层新理论的色彩。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所谓后殖民主义等新理论，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策略对学术的一种渗透。它们的倡导者是政治上的边缘人物，试图通过学术实现对西方政治中心的颠覆。如同属新理论的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就不讳言，他们要把美国60年代街头的反叛引到学院的讲坛上来，他们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以政治化的批评为特征的。如果说，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新理论由于批判矛头针对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作为西方世界的自我调节机制还不失积极的作用，那么易文照搬这种政治化理论来对待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就是彻头彻尾的南辕北辙了。原因在于，这不仅把矛头转而指向了广大学者，因违背基本事实而挫伤了大家的士气，而且由于我们的实际情况是长时期极左路线的干扰使学术饱受政治化的冲击与损害，更需要让学术从类似“四人帮”的那种粗暴干涉的阴影下走出来。这方面我们刚刚开了个头，没有丝毫理由不珍惜刚刚取得的初步繁荣的局面。
（四）困境和超越之路
充分肯定外国文学研究的成绩，不同意给它安上“殖民文学”的罪名，并不意味着认定我们的研究工作已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同意易文关于外国文学研究面临困境应该予以超越的见解，只不过对这一困境的具体内涵和超越途径，我们和易文存在着根本不同的理解。
我们认为，对外国文学研究当前面临的困境，只有放在中国现代化的漫长进程中，才能更好地予以把握。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帝国主义炮舰的胁迫之下，不得已为图救亡而开始的，它本身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还不具备水到渠成的契机，相反在保留封建时代许多滞后因素的同时，仓促向前迈出了步子。因而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从开头起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每当规划现代化的蓝图时，总会发生参照系的矛盾：是以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为范本，还是以中国代代相沿的价值观念为根据？这就是从近代以来困扰了不止一代人的传统与新潮的冲突。这一冲突一次次发生，包括清末中学西学的体用之争，五四时期的国故与新知之争及随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事实表明，传统的东西实在过于衰朽，所以越来越占多数的意见是倾向于外来的参照系的。只不过就象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夜总结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先生总是欺负学生，这个具有讽刺意义而又惨痛的教训逼使我们重新选择现代化的典范，因而孙中山晚年及毛泽东都转而“以俄苏为师”，最终通过革命和权力结构确定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不管这一重新选择和转向意味着什么，在此阶段，传统一直被搁置一边，并经常受到冲击，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传统被打成“四旧”而成为扫地出门的革命对象。
然而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非常奇怪，和西方先生一样，俄苏这位教师同样也要欺负学生，而且俄苏模式并未提供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它自身都遭到了麻烦。如果说60年代的中苏论争标志着学生和第二位现代化教师的决裂，那么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的急剧涌入则象征着学生又想回到第一位教师那里去，确实有一部分人认为西方模式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真正样板。但事实很快又一次无情地教训了我们，这样做仍然行不通。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传统的思想倾向悄然抬头了。要是外来的教师谁都无法教给我们什么，为何不从自己祖上遗留下来的宝库里去寻找一些有用的东西呢？如此的思路是合情合理的。正好东亚“四小龙”的腾飞似乎验证了这一点，而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又在不遗余力地消解西方的权力中心及文化中心，东西呼应，一拍即合。这就是为什么前有“新儒学”的重来，后有当前国学的复兴的原因。回首瞻顾，国学的倡导最早还是本世纪初五四前后的陈迹。表面看去令人费解，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又发生了奇妙的循环，实质上其中有更深层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回潮，它的实际表现涉及更多的方面。
以介绍、引入和传播国外的文学及文化，包括国外的价值观念和理论思想为主要任务的外国文学研究，同样在现代化的曲折道路和时代思潮的起伏转折中经历着自己的命运。在一定的意义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恰恰是因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参照座标的变移不定而造成的。每当对外来文化的评价发生摇摆时，外国文学研究的价值功效就会成为问题。在中国，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必要性，至今还未成为不受质疑的公设，总是免不了人们的怀疑。在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回潮，传统和国故重新得到强调的今天，外国文学研究的价值功能又一次受到考问：既然西方与俄苏的东西都证明对中国的现代化无益，那么介绍它们还有什么用处？一味应用它们的话语，岂不更是荒诞？难怪我们外国文学研究者自身的信念也容易动摇，易文就是这种动摇的集中体现。
在我们看来，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还在于学生不明白学习之道，就因成绩不够理想打算粗暴地拒绝教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至于学生尚未消化教师说的东西，一时只顾得上照本宣科，倒还在其次。杜甫的诗句说得好：“转益多师是吾师。”本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是只靠某个单一的外来模式就能奏效的，我们应该广泛了解、思考和借鉴世界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教训和经验，多方面地吸收和消化全人类创造的文明财富。如果反而因噎废食，排斥乃至取消对各国人民的文学瑰宝和精神创造的研究与学习，那绝对不会是什么超越之路，而只可能是倒退的策略。
对外国文学研究而言，应该不为潮流所动，认清中华民族的崛起和现代文明的建设终究离不开对世界文化的广采博收，继续坚持译介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最新的理论思想成果，做到洋为中用，为彻底清除封建意识的残余，为增强全民族的理论思维，为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定势，为提高民众的审美意趣而尽到我们的责任。当然，易文中个别地方也提到了“参照外国”的话头。但如果在总体评价上把近代以来逐步吸收了科学与民主的进步因素而形成的新文化看成是西方各种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易文专门提到了这一点）的样品的“仿制”，把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危言耸听地夸大成“文化战争”，并把中外话语结构的差异看成“我们的”和“他们的”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要以“我们的”取代“他们的”，那么所谓的“参照”只能是点缀性的空话。
易文一再强调“我们的”定位，这点本无疑义。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算得上是我们自己的话语结构和方法论？黑格尔早就说过，自我无法脱离他者而存在。身处全球性的文化语境，在互文性成为普遍现象的今天，不可能有一种完全摆脱“他们的”影响的“纯中国的”话语方式。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方法论和话语方式，只有立足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点上，以虚怀若谷的胸襟和明慧洞察的目光，既看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长处，不妄自菲薄，又正视它的缺陷与不足，不固步自封；既分析剔除外来观念中不切实际的内容，不人云亦云，又切实跟上世界思潮前进的步伐，不划地为牢。只有如此，我们的方法论及随之而规划的话语结构，才可能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综合与结晶，代表了学术思维的最杰出成果，才可能真正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占有举世公认的地位。这也才是参与全球范围的文化对话的唯一可行的策略。
在中西诗学的对话过程里，正好有一种互成背反的有趣现象，一种是以西方的范畴概念来整合中国的诗学体系，一种又以中国的传统概念去解释西方的诗学理论。如果说前者的做法不令人满意（责任其实不在外国文学研究者身上），那后者也不是正常对话及构建方法论的科学途径，因为同样有先入为主、自立中心、强加于人的弊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探究双方的结构组织与内涵意蕴，然后比较异同发现优劣，最后取长补短综合升华。在前两个步骤里，两种话语同时应用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到了最后阶段，才会实现超越，创造出既源于原有结构又发生质的飞跃的新话语。
总而言之，外国文学研究要走出当前的困惑，需要先从宏观上认清学习外来文化对建设现代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明确如何学习的正确途径，同时警觉重新抬头的文化保守主义，避免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避免以政治化的偏激观点去对待全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交流及话语的构建。一旦认识到了我们研究工作的社会价值与积极意义，消沉失意或自轻自贱的颓风必定一扫而空，对一时的金钱名利得失也不会再作更多计较，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肯定会一如既往，在沟通中西文化和传播国外优秀文学，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情操与理论思维方面，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责任编辑注：易丹同志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
一文请见本专题复印资料199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