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文化：青年研究未来发展的进路探寻——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前沿报告(2008～201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文化论文,未来发展论文,青少年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青年研究史上，帕森斯式的“文化的世代”(Generation of Culture)研究模式曾经统领了主流话语近三十年。结构功能主义者将正在发展中的“同辈群体文化”视为“有更宽泛基础的世代意识”的表达，将“世代”视为标识不同年龄群体间文化差异的符号[1]，认为“世代继替”会超越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变迁的发动机，作为新的价值观、文化模式等构建媒介的青年则将代替无产阶级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2]。 “文化的世代”研究模式赋予了战后青年研究以极大的启发：首先，把“青年”放在“社会变迁”和“代际延续”中去理解，强调“青年”是通过代与代之间的承继得以建构的，有助于研究者解答“青年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其次，把“青年问题”放在与其他年龄阶梯之间的团结与冲突、代差与代同等关系中去呈现，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其特殊性[3]；再次，代际视角还有助于研究者在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发展史之间建立联系、在不同年龄群体和社会结构之间建立桥梁，从而分析社会变动对特定世代的诸多规定以及特定世代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在这一视域和路径之下，涌现出了诸如M.米德的《文化与承诺》、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等以描绘和分析文化上的代际更替为主题的力作，青少年文化研究成为显势，青年研究整体上被激活。 然而，这种强调年龄区分的优先性而将社会不平等视为细枝末节的观点，也给青年研究涂上了一层“无阶级的神话”色彩[4]。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福利社会终结，各阶层围绕经济资源和生活机会的斗争日益激烈，青年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甚至区隔事实在不断拉大，学界开始质疑上述研究模式，布迪厄《青年只是个词》(Youth is Just a Word)的论文使这类反思达到顶点[5]。在粉碎“青年”的虚假共性、避免将青年过度简单化等方面，这类批评是非常成功的，让人们去关注，除了亚文化以外，这一年龄群体内还真实地存在着社会差异和阶层再生产等。但不幸的是，当年的大讨论在质疑、颠覆之后没能在新领域中重建关于“青年”的问题群，青少年文化现象弱化为阶级矛盾的注脚，青年问题始终难以从社会问题中剥离出来，“青年”失去了独立性；这对发展青年研究无疑是不利的，因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和问题域一旦被取消、掏空，整个研究领域的有效性就会遭到质疑。 中国的青年研究自恢复学科建设以来也走过了一条由“激情”到“冷静”的道路[6]：20世纪80年代，青年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青少年文化作为了解青年的最佳途径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90年代，青年问题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取而代之，青年不再是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青少年文化研究被遮蔽在青年群体研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青年组织研究等身后若隐若现。但是，在认真阅读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近年来，在《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国内青年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直接对青少年文化做社会学研究或对青少年社会做文化解释的成果。为什么会这样?这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一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动力。我们致力于通过梳理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的议题、内容、方法和观点，借此把握青少年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以及青年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进路。 一、青少年文化研究的主题及其结论 乍一看去，直接考察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获得了青少年群体的认可，以及如何使他们“同意”将权威加诸自身的文献，占据了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极大的比重。在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学术辑刊、报纸、国内外会议、硕博士学位论文7大资源库中，以2008~2015年为时间域，以“青年”或“学生”为篇名关键词，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篇名关键词进行交叉搜索时，获得了506篇文章；以“传统文化”为篇名关键词进行交叉搜索时，获得了269篇文章；和其他主流意识形态，如当前热门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等相关的文献正与日俱增。学界热衷于讨论这类议题的背后，存在的是国家和社会对其与青年之权利关系的不确定，甚至担忧。可见，发掘由文化再现(Representation)的权利关系，或理解文化对权利的维护、制约、破坏，是青少年文化研究根本的问题意识。 1.青少年的文化抵抗 青少年文化中表现出的抵抗品格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 (1)风格抵抗 不少文献借用“拼贴”、“同构”、“表意实践”等概念对“粉丝/迷”、“萌”、“御宅族”、“萝莉”、“伪娘”、“腐女”、“小清新”、“杀马特”等青少年风格化或仪式性的活动进行了内容分析，认为这些在符号层面表达对主流文化的抵抗，进而建立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的文化方式，是社会结构矛盾、阶级问题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化矛盾的产物，目的是为了解决主流文化中仍然存在的结构性冲突，为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象征性的解决方案”[7]。 (2)意义再造和命名权的篡夺 如果说上述现象还仅仅是“闲暇领域的斗争”[8]，那么，更引起研究者注目的是青少年越来越强地使用互联网等技术或平台创造符像(Icon)的能力。例如，有人研究了“屌丝”这类原本的贬降标签是如何被青年借口由网络进行“意义再造”，成为底层以及不少中下阶层年轻人认同的符码，进而对现实做出消解乃至颠覆的[9]。又如对网络造词、造句、造节的研究，从“神马”、“给力”、“Hold住”、“囧”等热词到“淘宝体”、“元芳体”、“凡客体”、“咆哮体”、“甄嬛体”、“Duang体”，从自创“女生节”(阳历3月7日)、“男生节”(阳历3月9日、8月3日、11月12日)到“光棍节”(阳历11月11日)等[10]，曾经单单停留在线上的青年娱乐文化活动如今越来越能轻易地泛化为社会性的文化事件。这背后隐含着的是对“命名权”的争夺，当年轻人对经历或未经历的事实和历程进行重新书写变得异常流行时，青年群体的支配性权力就在实质上得到了提升[11]。 (3)政治意识表达 还有研究者对青年通过微博书写“围观”、翻墙等文化行为进行直接的政治意愿表达做了分析。有人认为，这类文化实践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积极的，部分弥补了线下政治表达的“贫困”状态，并推动了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水平[12]。当然，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霸权”，“疏离”、“逃离”、“冷漠”是当下青少年更为常见的文化实践，例如对青少年微信朋友圈文化的研究发现[13]，“微信”作为一种注重私人化体验的自媒体产品，与微博、电视、报刊上充满了意见领袖和大V们的宣称不同，青少年通过“晒”照片、“晒”签到、“晒”心情等个人化表达实现对私人社交圈的主宰，并借此远离权力的支配和规训，将“不跟”主流社会“你玩”正当化。 总的看来，国内学者在分析青少年文化抵抗时援用得最多的理论框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也有不少人会取“文化的世代”研究模式，把抵抗目标指向泛化的父辈文化；大众传媒常常更乐于转述这类研究，“80后”、“90后”、“00后”等世代词汇成了解释年轻人文化时流行而方便的概念。 2.青少年的文化依附 当然，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类似街头政治的“无组织、无结构”或“有组织、无结构”的青少年亚文化到底有多少的政治成分?年轻人对自身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有多少的观念自觉和抵抗可能[14]?青少年的抵抗文化更像是一种媒体式的虚假抵抗[15]，或者是文化上的妥协和依附。 (1)资本收编 王璐对淘宝网站2009~2013年“双十一”当天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描述了电商的“网购狂欢节”取代年轻人自创的“光棍节”的全过程，分析了商业如何通过对亚文化风格的利用和对符号意义的转化来“收编”青少年亚文化的[16]。商业力量介入之后，以消费者为导向、以市场为准则、以盈利为目的文化消解了青少年亚文化中叛逆、抵抗、游离的部分，削弱了它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最终使其变成商品或“标签”进而丧失了“本真”[17]。其实，青少年本身的劳动力、消费力和发展力，就是各种力量最重视的竞争资源、牟利对象和获利手段。例如，孟蕾通过考察品牌资本主义的时尚启蒙策略、被消费的奢侈品类型、不同阶层的消费实践等，分析了中国广大青年为什么在经济收入水平与奢侈品高昂的价格明显不匹配的情况下，仍热衷于奢侈品消费的原因[18]。另外，从关于以“青春”为主要元素的电影作品(《致青春》、《匆匆那年》、《同桌的你》、《万物生长》、《左耳》等)解读中会发现：“年轻的”形象、“青春的”体验、“成长的”记忆等如今也被纳入了商品生产、资本循环中。 (2)家庭依附 从对年轻人购房“啃老”，婚育上被动或者主动地接受父母的介入和代办、如“白发相亲”、“隔代抚育”等的研究来看，青年看似追求“自决”的意愿与动力特别强劲，但实际上他们即使在参加工作后也难以真正的“自立”。这首先与现实压力有关，消费主义文化愈演愈烈，车、房某种程度上成了刚性需求[19]；而国家及各级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对于年龄阶梯维度往往是选择性失效的，年轻人非但不会因为与其年龄阶段相关的无业、低收入、无婚姻家庭等特殊情况而获得社会照顾，还可能受到排斥[20]；以致当下年轻人建立和维系日常生活时，实际上只能依靠父母家庭的支持。这使得年轻人很难摆脱“孩子”角色的统合、督察和评价：不少年轻人为了获得认同与赞扬以及可能获得的社会报酬、社会位置，去顺应支配者和评价者的意志，否定、放弃原本的愿望冲动，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实现向上的代际流动[21]。当然，也有学者试图跨越抵抗/依附的二元框架，从“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出发，通过观察社会急速变迁背景下家庭内部乃至宏观层面文化传承的内容、方向和形式的变化，来分析代际间权力格局的多元性[22]。但总的来说，“代际亲密性”的增加似乎已成事实，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得以植根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使之成为年轻人组织生活的经验的重要文化要件之一。 (3)阶层再生产 国内青少年研究者通过与布迪厄的《区隔》、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等文化社会学的力作对话，进而描述出的阶层再生产图景，为我们在文化与阶层范畴下理解青少年文化的依附性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资源。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等的底层再生产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周潇通过在北京对打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家庭和农民工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23]。熊易寒在上海对农民工子女的田野调查[24]，汪建华等在珠三角地区对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形成的城市帮派的质性研究[25]，指向的都是这个主题。 当然，商业文化、主流社会、阶层结构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关系在当下是复杂而多元的，似乎也不是“收编”或“反收编”，或者胜负不明的“博弈”关系能解释得清的，因而，一些研究者从彼得森(Peterson)、迪马乔(DiMaggio)等人的“文化生产/自生产”视角出发，转而关注青少年文化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谁参与其中?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文化的青年”：青年研究的一种视域和路径 通过梳理国内近年来的青少年文化研究会发现，青年和社会的关系具有抵抗与依附并存的特征，这似乎是研究者用“青少年文化”来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时必然会面临的困境。但事实上，不同学科仍不约而同地把青年现象视为文化现象、把青年研究当作文化研究来加以处理。怎么理解当下这股“文化”参与青年研究的势头?这或与以下发展趋势有关。 1.“中国青年”的角色变迁 “青年”不仅是指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年龄群体或个体，更是一个社会、历史形成的社会类别[26]。青年的年龄边界不断推后，最清楚不过地显露出这一群体的社会建构本质。各国社会的“青年”及“青年期”的出现、具体年龄的确定和变动无一不是工业革命和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产物[27]。关于青年的各种现代角色、形象、特质，更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现代性让人们相信——进步的可能性蕴藏在青年之中，未来世界归属于青年，健康、朝气蓬勃、胸怀理想、志向远大等都是在“青年”诞生后逐渐被建构和赋予的[28]。那么，“青年”类别的内在矛盾也就出来了：一方面，“青年阶段”的确定和拉长意味着人在成长中对亲代和成人社会的依附时间增加，因而，当“青春期”被普遍界定为“人在一生中从依赖、不成熟的童年与进入劳动世界、获得自主能力而成为成人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时[29]，青年就已经被放置在一个需要被成人社会启蒙、教育、规训的位置上；但另一方面，在现代学校制度和工厂制度之间的过渡性，又天然地赋予了青年与现存社会结构之间的游离性，甚至对立性[30]；再加上青年对未来社会的所有权，给了其如果对当下社会看不惯，就可以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迫使世界改变的逻辑正当性。可见，现代意义上的“青年”从一开始就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之间，成长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这两者的此消彼长所赋予的[31]；“依附—反抗”是嵌入“青年”的内生性命题。 “青年”在中国兴起的过程大体相似。不同的是，“中国青年”甫一诞生就作为再生和复兴的力量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富含着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期待。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想象和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呼唤，代表了当时精英阶层对青年角色的典型定位：打破旧秩序、创造现代新社会。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青年”都不仅被视为受教育对象和劳动力资源，更被当作了一种变革社会、担当时代使命的特殊的社会力量，没有几个国家的青年像中国青年这样与社会的大变革如此紧密相连。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独特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为中国青年统合内生性矛盾提供了情境和结构。不过，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世代继替依然在进行、生理上的年轻人不会消逝，但自近代诞生以来的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中国青年”角色却走向式微[32]。当代年轻人要么以“青少年”、“年轻人”(“Young People”)等教育意义上的角色类别自居，要么是以“御宅族”、“乐活族”、“小清新”、“NONO族”、“杀马特”等文化意义上的族群类别来定义，且后者越来越普遍。“青年”角色中依附和抵抗并存的内生矛盾第一次在中国真正构成了问题。 中国青年这一角色存在形态的变迁首先与社会转型加速有关，国家之外的市场空间、社会空间的出现，让青年在体制之外谋求生活有了可能、社会流动加强，青年表达意见、自我组织、社会参与有了舞台，触动了普遍意义上的“个体崛起”[33]。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跟前三十年乃至前一百五十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利、自由和自我实现慢慢地取代责任、义务和自我牺牲，成为新的标准[34]。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式的个体主义仍然把自己当成实现某一更高目的之手段[35]，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轻人有意或无意地逃避扮演富含责任、义务和自我牺牲的“政治的青年”角色时，近代以来一直想象、盼望的“新青年”才真正较为完整地嵌入了社会中，中国现代化的百年进程使年轻人在否定了“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之后，迈向了否定“只知有家不知有人”的历史性阶段。 其次，当中国和世界同步进入全球化社会、互联网社会之时，由“无限可能的互联”、“更低成本地链接”引发的文化变革就解构并再造着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神授权或人授权的“牧羊式”组织形态正逐渐“去中心化”。自组织、扁平化和碎片化等趋势让整合本身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变革压力，为年轻人挣脱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世俗化成长、自主性选择提供了契机。这一时代变量的效力是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不可比拟的，当时的年轻人本质上仍然是作为成人社会的“他者”与父辈们“谈一谈”，但今日之年轻人由于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思维的天然联系而令其主体性力量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文化建构、反哺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经济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逻辑正经历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青年化，“青年”的符像价值及内容超越了传统的年龄边界，青春的文化特质、意象和青年的劳动力、消费力、发展力一起，构成当今社会的重要资源和最易获利的消费品。如果说，农业社会是老年人的社会、工业社会是中年人的社会，那么，“互联网+”社会可能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青年+”社会。 与“个体崛起”、“青年社会”相伴随的一定首先并最终表现在文化多元性上，如前所述，年轻族群变得无比多元、无比复杂，他们既是抵抗的又是依附的，或者是超越二元对立寻求互通的；现实中，已很难找到所有人都认可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道德标准乃至生命周期。全方位的观念冲突与融合、价值竞争与并行、思想碰撞与互渗不仅构成了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观，更让任何对“青年”做一致的、明确的界定都可能被反诘或否定。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的、整体一块儿的“青年”概念和角色期待是很难界定、解释、汇聚当代年轻人的。其实，12年前，“80后”以争取文化上的自主权、发言权而进入主流社会视野中的史实已然宣告，“中国青年”的存在形态在发生着重要转变——“政治的青年”式微，“文化的青年”登场。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如果要试图准确地把握青年及青年发展的内涵及规律，就必须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有一个基本了解并设法超越，青年研究“重返”文化成为必然。 2.文化研究的转向：从“文化的社会学”到“文化社会学” 文化研究本身的发展为其“重返”青年研究提供了可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中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重新成为所有人文社会学科视野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与传统的哲学、文化史学等的文化研究不同，这一文化转向转到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上，并且，文化社会学自身的转向也在此期间随潮而至。 一直以来，社会学家通常是带着结构色镜参与文化现象研究的，因而有“从哪方面‘文化’都只是‘结构’之配角”的说法……文化社会学名目下空旷如野、形同虚设，位于边缘[36]。但是，当文化社会学经历后帕森斯时代的一系列再造后，文化与结构一致的概念日益失宠，社会学家不再固守两者之间的自主或因果等传统话语，而取文化和结构相互建构、文化差异、文化多元、文化联结松弛的全新话语[37]。今天的文化社会学“已经不再是关于不同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而是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研究”[38]。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客体)，已经从原来的人格文化、宗教、艺术、流行文化、仪式、文化变迁等文化现象，转而投向社会分层与流动、性别、生产和组织等社会问题。这一转向表明，文化社会学是囊括两种研究视角的学科：一是以社会学想象力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二是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现象的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力主建立以文化为中心概念的社会学理论架构。文化社会学将原本只做配角的被动，转换为用文化语境直接参与研讨主流社会学问题的主动[39]。近二十年来，无论是美国基于实证的文化社会学中层研究，还是欧洲基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化“高雅理论”，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想象力和穿透力。文化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地中“相对自我”的确立，迫使传统社会科学必须在一些被视为主流的研究问题上，关注一下来自文化社会学的声音和方法，并随时准备与之对话[40]。 在文化社会学得到长足发展的情况下，将“青年”作为“文化”去理解，或许能成为青年研究破除迷思的可能进路。文化，包括青年文化可以被同时理解为：(1)内在于“心”的主观结构。它可能是一个时代内的精神、一个群体内的凝聚，更是个体业已习得的或内化于心的规范、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信仰等。(2)某一特定的总体生活方式。它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共享的行为模式。(3)各种结构特征编织而成的象征符号体系。它可以是知识和智能、物质产品、用以沟通的语言及生存背景。(4)外在的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制度化体系。它可以是道德、社会伦理、习俗、制度规范及法律[41]。四种不同意义的文化概念，其实有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机理：外在的制度化文化体系一旦建立，就会通过诸如语言、仪式和文化产品等充斥符号的拟剧意义文化而得以传播、深化，成为人们内在于心的共享的主观价值观文化，最终这种共享价值或规范又引导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形成某种特定一致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即构成结构文化。如果这种结构文化再一次被制度化文化所维护，便有了文化再生产的循环。从这种联系来看，四种不同意义的文化概念，恰恰可能表达的是一种文化延续、文化运行的内在机理[42]。这一多维的“文化”处理，使得文化社会学完全超越了“文化的世代”研究模式只见所谓的“青年文化”而不见社会差别和不平等的弊病，令青年研究者得以从宏观结构主义、结构—文化主义、文化主义等多元观念框架出发，深入探索作为意识形态的、制度的、符像的或实践的、产品的青少年文化，乃至青少年本身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如文献回顾中展示出来的那样，转向后的文化社会学在文化与权力、文化与阶级阶层、文化生产与消费等多个研究议题下进行的理论积累，已经并将继续为国内的青少年研究提供丰厚的智力启发。更重要的是，文化社会学在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革新，能给国内的青少年研究以较好的导引，将青年研究从权力、权威和其他各种非学术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客观地去描述和解释年轻人的状况和问题，打破有关“青年”是不是“失败的一代”等宏大叙事和主观臆测，获得有关青年的相对精确的知识和建构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将青年研究者的角色和宣传教育者、新闻记者、文学作品编造者区分开来，使青年研究在专业化的时代获得专业地位[43]。 总的来看，“中国青年”的存在形态从“政治的青年”向“文化的青年”的重要转变，让青年研究重返文化成为必然；而“文化的社会学”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向为文化研究参与当下的青年研究提供了可能。青年文化研究的推进，不仅可以充实文化研究，更可能成为解决青年研究面临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困境的一条路径：与其从生理学角度去争论到底什么年龄区间里的算“青少年”，不如跳开传统窠臼，从“文化”出发去观照和处理“青年”的“为何”及“何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