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新困境：从本土性、国际性、全球性到世界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性论文,世界性论文,国际性论文,全球性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12-0026-09
一、中国经济运行环境：本土性、国际性、全球性与世界性
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在保证中国开放型经济高速、稳定和健康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的艰难程度和长期绩效的争论也引起了对中国宏观调控更深入的争论：为什么此轮宏观调控如此艰难？
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问题。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国经济和外国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联系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全球经济。但是，中国经济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中国宏观调控能够自主地发挥作用，并长期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环境和基本性质也在悄悄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不仅在市场空间上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而且在经济体制上也逐步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接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经济正像全球各国经济一样感受到了某种共同的增长压力，这个增长压力是什么呢？是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的压力。中国宏观调控从一个经济运行的本土性问题变为一个经济运行的国际性和经济运行的全球性问题之后，又面临着一个经济运行的世界性问题。
长期以来，学者们通常把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世界化（世界市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就是指经济全球化[1]，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性意味着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为：“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2]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化系统里，中国宏观调控不仅受制于自身的经济目标和经济状况，而且也越来越受制于其它国家的经济运行以及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但是，中国宏观调控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独立性。世界性则意味着各国经济中的共性，只有当经济全球化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各国经济高度融合而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各国经济基本上按照同一规律运行，各国经济运行的共性才会显现出来。世界性是对各国经济运行中的共性的一种抽象，它并不排斥各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性。马克思在论及世界市场时更多的是强调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世界性），而不是国际经济中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全球性），它是从世界整体出发来考察各个国家经济关系的，因为马克思的任务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在何种程度上才会最终自我消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3]。相比之下，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则较多地强调了世界市场中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全球性），他说：“当资产阶级的生产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的范围：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并为自己寻找大量推销产品的国外市场。”[4]
从本土性到国际性，从全球性到世界性，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变化中，中国宏观调控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而是世界经济中的宏观调控问题。任何沿袭传统分析思路的宏观调控，无论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必将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形势。
二、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问题
学术界有关宏观调控问题的争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的协调运用，特别是开放条件下的宏观政策的协调运用问题；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的绩效；以及若干具体领域的宏观调控问题等。由于世界经济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世界经济的整体规律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昭然若揭的，因此，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开放条件下的因素分析层面上。
在开放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受到了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涉及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5]、居民储蓄率[6]、金融信贷环境、政府驱动模式[7]等等。仿照西方经济理论，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即真实经济周期、货币信贷周期[8]、政治经济周期、投资周期[9]。外部因素则主要强调出口需求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
相应地，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较多地沿袭了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方法。西方宏观调控经历了三个阶段：总需求管理（强调财政政策）；总供给管理（强调货币政策）；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结合的宏观经济管理（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但无论是哪个阶段，其基本分析框架仍是延续了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思想，强调总供求的平衡。例如，李扬(2007)认为，讨论中国投资是否过热，不应只局限于投资指标本身，而应该在总供求平衡框架下看消费、投资、出口之间此长彼消的关系，在低消费、高储蓄的条件下，要保持经济平稳高速增长就必须依靠投资和出口[10]。然而这些变量之间真的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吗？如果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成熟性，那么内需和外需之间往往具有共同的趋势特征，而投资和消费之间也存在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制约关系。因此，供求分析框架实际上是一种适用于开放条件下主权国家的静态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世界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当然，也有另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中国宏观调控应该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具有中国特色。例如，庞明川(2008)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应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而应与经济转轨的体制基础相适应，注重与相应的体制基础相协调和配合[11]。黄伯平(2008)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应该采用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亦即“宏观目标、微观手段”[12]。王诚(2007)认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要兼顾稳定与增长、发展与改革、开放与转型等多各方面问题[13]。然而，中国特色是什么呢？是经济发展条件还是经济发展目标？如果是经济发展条件，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条件因素早已经面目全非了。显然，这个条件更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个问题则更多地涉及微观结构和经济制度，一般情况下微观结构的结构调整仅仅是作为政府经济职能，而不是宏观调控问题。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所强调的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其核心实质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制度性本质。时至今日，这种分析方法由于现实条件的成熟而重新焕发了活力，它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宏观调控提供了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视角。
三、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宏观调控的问题
虽然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已经逐步显现，但是，当前中国宏观调控问题仍然是基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那些本土性、国际性和全球性问题。中国经济首先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中国宏观调控经历了一个从“宏观调节”到“宏观控制”再到“宏观调控”的变化过程[12]。但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不完全和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深度有限，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和竞争动力不足，不具有充分的自我调节机制，中国调控又不得不继续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始终在宏观与微观、总量与结构、经济与社会之间反复挣扎。从经济活动空间范围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宏观调控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市场和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制约，例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一个重要机制。当然，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也促进了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在西方理论的影响越来越技术化和复杂化。
但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不是简单的市场化，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三者的有机结合。因此，中国宏观调控具有其不同于西方宏观调控的特点：第一，从调控目标来看，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它是多重目标的。第二，从调控方式和调控手段来看，中国宏观调控不仅包括总量性调控措施，而且包括结构性调控措施，不仅包括经济间接手段，而且包括行政直接手段，所谓“宏观目标、微观手段”[15]。并且每一政策工具都具备多重目标。第三，从政策传导途径来看，由于市场的不完全和不完善，微观主体薄弱，地方政府是宏观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同时，地方政府又以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主体身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这种体制环境使得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具有明显的二重分裂性，即中央层面的间接宏观经济调控很容易演变成地方层面的直接行政干预，形成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相互协调共同主导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信用约束软化，投资冲动膨胀，微观主体对价格信号的敏感性大大降低。第四，从调控过程与调控效果来看，由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均衡方式并不是传统的瓦尔拉斯均衡，在这种方式下，微观主体受利益驱动与中央宏观政策进行数量博弈，这种弱化过程反过来进一步促使中央宏观调控具有一种“政策膨胀倾向”，使宏观调控的成本大大提高。
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对中国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危机影响加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例如2008年9-12月，央行在4个月内五次下调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初步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国家发改委从2009年1月14日到2月25日，用40多天的时间，又先后出台了包括汽车、钢铁在内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从随后的两个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来看，这些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9年一、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6.1%和7.9%。但是很显然，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宏观调控并没有能够完全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而且宏观调控还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首先，由于对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的把握不够透彻，宏观调控方向多变（2008年一年三变），使市场预期极不稳定，加剧了市场政策博弈，导致股市波动频繁。其次，宏观调控目标长期化和宏观调控行为短期化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宏观调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压力，在地方政府的晋升机制作用下，宏观调控行为短期化，一些地方继续延续过去的粗放增长方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不是通过创造岗位的方法促进就业，而是采取政治手段要求企业保持用工规模，进一步增加企业结构更新和调整的难度；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饥饿症”而从发达地区承接被淘汰的企业；政府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工程，加剧了产能过剩和公共资金的“挤出效应”和腐败问题，使得总需求变化呈现出不确定性。再者，政府驱动模式往往使经济决策出自少数几个专家手中，甚至出自领导人个人的主观判断，这就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而政府“经济人”角色往往使得宏观政策不是服务于宏观经济而是服务于利益集团，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曾经用过的轮番挖马路和修马路这种貌似聪明、实是荒谬的调控措施可能在中国重新上演。
宏观调控的这些新问题与经济全球化有什么关联呢？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趋势加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比以往来得更大，压力越大，宏观调控就越注重短期效果；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竞争程度的提高，竞争的手段必然趋向非市场化，所以，宏观政策微观化和行政化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无法通过市场手段实现其目标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再一个方面，全球生产体系注定了各国经济联系中的相互依附关系而不是依赖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决定了结构调整刚性，宏观调控很难通过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增长。
四、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宏观调控的困境
中国宏观调控的问题不啻因为中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和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且根源于中国经济中日益增加的世界性。如前所述，世界性不同于全球性，世界性不仅仅意味着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意味着世界经济整体运动规律成为各国经济运行中越来越显著的共性，世界经济整体内在的矛盾发展成为各国经济运行共同的、无法转嫁的障碍。如果说全球性使得中国宏观调控更加复杂，那么，世界性将使得中国宏观调控面临更多的矛盾。复杂性可以通过增强技术性加以克服，而矛盾性则意味着宏观调控存在难以协调的体制性矛盾，中国宏观调控越来越难以突破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束缚。
1.内生性增长和外生性调控之间的矛盾
经济增长内生机制与外生性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外生性宏观调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发育。例如，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里，如果消费需求的增加，主要地并不是基于收入结构的调整，而是通过鼓励消费的政策实现的，那么，这种短期消费冲动将会减少后期消费潜力，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群体来说，过度消费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样的调控无疑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发育。投资需求的增长也是如此，如果它不是基于企业技术创新领域，而是基于大量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那么，这些巨大投资将会加剧业已存在的供求矛盾并导致了危机背景下的结构性通胀压力。对货币政策而言，在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大量资金不是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虚拟经济中盘桓，投机性信贷活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再度抬头。第二个层次是指外生性宏观调控对市场机制的破坏。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驱动模式有可能导致微观主体自主性进一步降低，而大量政府公共投资，一方面推动（公共）投资需求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却有着“挤出”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倾向。第三个层次是指外生性宏观调控加剧了市场固有的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长期累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一方面与市场失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宏观调控有关。市场机制本身就具有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内在机制[16]，加剧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格局，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三个层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使得劳动分配系数逐步降低，1992-2003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从22.6%下降到18.1%，而企业储蓄率从11.55%上升到15.47%，政府储蓄率上升幅度更快，从6.55%提高到9.39%，2003年，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36%，政府储蓄占总储蓄的比率为21.7%[6]。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垄断力量不断加强，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只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竞争，而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政府集中了大量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却极有可能通过公共开支服务于高收入群体，或通过公共工程等途径直接流向少数利益群体。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仅抑制了消费需求，降低了宏观调控在消费领域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中国的就业问题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口多，而且更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战略是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并大量承接出口加工行业的国际转移。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制造业发生转移的条件是，这些产品都已经进入标准化的成熟阶段，并且只有通过大规模生产才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因此，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些行业的就业容量必然会不断下降。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全球性相对过剩是在所难免的，从而加剧失业问题。最后，创新问题除了与政府主导模式密切相关之外，也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中国的市场结构是一个由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垄断的状态，甚至由于特殊的国情，还具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市场垄断使得中小企业面临很多发展困境，其中包括融资条件恶化、税收负担过重、技术创新内在动力不足、政策不平衡待遇等等，从而导致无效供给大量增加。但垄断的市场结构并不是中国传统体制所特有的，而是与市场机制自身密切相关，当世界经济充分发展时，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垄断不仅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持续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一国范围内”的内生性，而且是指世界经济体系的内生性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那些原先作为外部因素的因素现在正作为统一市场的内部因素发挥作用。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不仅在世界经济联系中通过不平衡机制对中国经济产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冲击，而且会直接在中国经济内部通过市场分化机制体现出来。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宏观调控将会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根本原因。
2.总量增长与结构性调整之间的矛盾
西方宏观经济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在不否定传统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情况下，研究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西方宏观调控并不涉及其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问题，因而又称为“内生性宏观调控”，故不存在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经济总量增长等同于有效需求的增长，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总量性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等国家又在四大目标中又逐步去除了“平衡国际收支”一项，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市场稳定”[13]）。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其宏观调控既要进行总量调控，又要进行结构调整，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确保经济增长。但经济结构决定于特定的经济制度，政府作为这种经济制度的缔造者，并不能轻易地改变经济制度，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就更是如此。也正是由于结构调整的困难，操作中的宏观调控往往放弃结构调整，而追求单一的增长目标。所谓“发展是第一要务”，在操作层面上往往蜕变成增长是第一要务，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难以兼顾。不但不能兼顾，总量增长往往是以牺牲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目标为代价的。以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为例。储蓄和消费从根本上说，不是决定于利率水平，而是如罗宾逊夫人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收入分配，但收入分配关系又决定于特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水平全球排名100名之后）、特殊的人口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低成本的国际竞争策略、转轨过程中薄弱的公共福利体系、非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市场的分化机制等多种原因，资本取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并获取了绝对高额的要素报酬，而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很低，从而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出口需求增长空间有限，刺激需求的唯一办法就是大规模扩大政府投资。反过来，大规模扩大政府投资的后果是进一步挤压民间资金，并继续延续过去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可见，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体制环境下，总量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内在性的矛盾，总量增长牺牲了结构调整。
政府投资挤压民间投资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缘何政府投资一定会导致粗放式增长呢？过去，大量文献从中国经济内部寻找原因，试图用短缺经济、赶超战略、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解释中国粗放式增长方式的形成，也有学者从国际经济角度，用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理论来进行解释。王诚(2007)[13]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但这些研究并不能解释这种粗放式增长方式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直能够延续下来，并且还有继续延续下去的趋势。实际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垄断，一方面，垄断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处于竞争劣势，垄断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力量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渗透力，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垄断资本，它们都试图对政府部门进行渗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个行政层级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再一个方面，垄断也迫使那些发展中国家采用政府干预形式对抗不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政府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垄断行为，官僚结构和垄断利润是抑制创新活动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性因素，从而使得转型国家的总量增长与结构性调整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这种矛盾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剧，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3.世界经济体系中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困境
宏观调控的协调包括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两种情形，内部协调主要涉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而外部协调不仅包括内外部平衡问题，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财政政策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随着国民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以及财税制度的完善，中国广义政府收入在GDP的占比已经达到30%以上[10]。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全社会的金融资产规模已达50万亿元左右，货币政策也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首先，由于财政比重过高，央行在总资产和总负债中其它项目存量必然相应减少，致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定的独立性，随着政府储蓄规模变动（例如2006年最多1.6285万亿，最少时0.8557万亿元，差距有8000亿元），货币政策又不得不被动地频繁变动[10]。财政政策挤占了货币政策空间，使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与此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信贷软约束，以及消费刚性，货币政策无法寻找它所能控制的中间变量，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变量越来越不具有“可测性”和“可控性”，控制货币供应量并不能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10][7]。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地取决于一些长期的结构性因素，特别是受世界经济的驱动和制约，因此以短期和总量性目标为特征的货币政策的效应[10]，自2003年以来不断减弱。正因为货币政策工具失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等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通胀目标制”，以捕捉更多的实体经济信息。此外，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也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周期性越来越不合拍。
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全球化背景下重要的宏观政策工具，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向全球蔓延过程中，美国主导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虽然如此，国际协调并没有能够挽救全球经济进入全面衰退。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运动规律逐渐增强，这个规律不以任何单个国家的意志，也不以这些单个国家的意志联合为转移的。
宏观政策的外部协调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传统国际经济学中所说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之间的协调问题；一层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后者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政治和全球经济秩序等涵义。在第一层含义上，从蒙代尔(1960)提出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来实现内外均衡，到斯旺支出转换与变动模型(1960)，再到各种汇率工具的运用，其核心思想都是“丁伯根法则”的推广运用，解决的重点问题是均衡。对发达国家来说，可以利用浮动汇率工具实现外部平衡，而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增长，它不仅要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而且要实现这种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的改善，因此，除了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之外，还需要利用汇率工具进行调控。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与汇率稳定之间存在冲突[16]，财政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存在冲突[17]。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之关系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亦即内、外部平衡同时受制于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经济整体运行状态而不是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全球经济的虚拟化，货币政策工具对实体经济变量的调控影响逐步减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经济不对称关系正在演化为世界经济不平衡格局。内、外部平衡的协调早已经超出了国内政策的范围，也超出了国际协调的范畴，而已经作为世界经济整体运行的逻辑存在了。除非一国改变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18]，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否则两种均衡问题都不可能实现。
五、未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变革与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类逐渐从各国经济的独立性步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的整体运动规律逐步加强，成为各国经济运行的共性，也成为各国宏观调控共同面临的新环境、新困境。在一个正在到来的成熟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运行的宏观特征主要取决于实体经济结构而不是宏观调控意志，宏观调控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如何利用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未来中国宏观调控应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何优化宏观调控体系的层级关系，约束地方政府行为。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欧盟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欧盟最高层面上负责制定并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目标限定在维护价格稳定、应对成员国共同面临的外部冲击等方面；二是财政政策由欧盟制定统一规则，由各成员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体内容，财政政策的目标是要进行结构改革、平抑经济周期波动，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同时又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三是由各成员国制定并实施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通常需要通过一定的对话机制进行协调。对中国而言，货币政策自然归属中央层面管理，但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应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中央财政政策目标应主要定位在公共产品提供、转移支付、结构性调整等方面，最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而地方财政则以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为主要目标。
其次，如何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应转变政府职能，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培育具有充分竞争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提高价格信号的调节力度以增强宏观调控的效应。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调控应该突破西方占据主流的凯恩斯宏观有效需求管理模式，从总量模式深入结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
第三，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宏观调控的民主性。宏观调控的基本出发点是用政府计划职能去解决市场不完善和市场失灵问题，但是，宏观调控的前提条件是良好的政治体制。老一辈经济学家蒋学模说得好，搞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优越的民主制度。
第四，坚持和强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建立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危机不论表现形式如何，其本质都是生产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导致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经济条件是美国社会高度的贫富分化，穷人不应该透支消费，却又不得不透支消费。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样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要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条件。
六、结语
全球经济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步入一个成熟的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外延拓展的问题，而经济世界化则是世界市场经济制度自我扬弃的一个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单个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为转移。世界经济中的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经济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如何对各国宏观调控构成根本制约的问题，世界经济体系越是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就越难以在现行体制内进行消解。当代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困境，不只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而是在世界经济整体运动规律约束下如何谋求发展的问题。
因此，未来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宏观调控工具的创新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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