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状况与宏观政策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状况论文,宏观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般宏观经济分析的短期、总量、面上和波动分析的思路来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不错的。不过，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出台，不仅要适应和调整当前的宏观形势，还要为这些政策的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效应着想。因此，笔者主张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需要注意宏观格局形成的较为深层的原因，以便于形成正确和有良性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9.5％，如果把这一宏观经济数据与年初国家预期的增长指标8％进行对比，则高出了1.5个百分点，但是却与去年9.5％和前年9.3％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大体相当。这一总体经济增长率是否太高了？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分歧。由于增长率过高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就需要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而如果不是太高则无需此担忧。因此，宏观经济调控在出台新政策之前必须回答当前的增长是否过快这一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对中国经济的三个层面状况如何进行判断。
如何看待中国市场上的总需求规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拉动力量就是总需求。一般经济学原理认为，只要是市场上出现的需求，总是合理的或理性的，生产者出于获取利润的动机就会对此给予满足。然而最近，关于中国市场上的需求是否理性和合理的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在这里先不急于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提出一个事实，即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发生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人们困惑不已。许多争论就是由这些困惑所引发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统计标准即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需求分为三个部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国2005年一季度的消费增长是13.7％，大于2003年的9.1％和2004年的13.3％。消费增长的加快对于多年受困于难以启动消费的中国经济，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季度相应的CPI（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为2.8％。投资的增长今年一季度是22.8％，明显高于16％的全年预期目标，但是相比老年同期投资增长43％的畸高情况，已经大有改善了。相应的PPI（生产价格指数）为5.6％，由于它代表经济链中上游产品的价格，所以构成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成本推进式通胀的一个隐忧。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过去人们十分熟悉的消费由消费者承担，投资由投资者承担，净出口由外国人承担的状况发生了改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三种经济主体出现的“错位交易”情况越来越严重。不仅投资者出于避税等原因将大宗和大量的消费品打入投资品的账户，外国投资者也为了避税和将收入转换成本国货币等原因，将潜在的国内消费品和投资品购买转移为净出口的购买，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者除了传统的消费支出以外，还大规模地进行投资，如购买住宅（实物投资）。对于国内消费者身份和行为发生变化的这后一种情况，有种观点认为，大多数购买住宅的动机与购买服装的动机是一样的——为了消费。因此住宅购买不应该算入投资，而应该算入消费，住宅价格的上涨也应该算入CPI，而非PPI的上升。然而，在SNA体系中，凡是其价值一次性全部算入NDP（国内生产净值）的东西，被视为消费品；凡是其价值需要经过多年消耗和多年补偿而逐年算入NDP的东西，则被视为投资品。就像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划分一样，虽然理论上边界模糊，但在统计上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房地产的购买，按照SNA的标准应被划入投资需求中。此外，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社会中下层的居住消费需求主要是通过租房和福利补贴房租的方式解决，而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才购买自己的住房或房产。所以，把购房算作投资，在西方国家确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
也许，像中国这样大规模、高速度的住房改革和住宅私有化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未曾发生过的。人们因而难以理解，为了解决基本的居住生存需求而四处设法甚至节衣缩食来购买住房，怎么也成了那种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以后追求财产收益的“投资”性质的行为。中国最近出台的调控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即2005年5月国务院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其实是把调整目标对准5类房地产投资行为（属于SNA体系中的投资定义），即一是借助银行贷款入房地产市场进行牟利性的投资，二是个人拥有自住房后利用优惠政策进行炒房性的投资，三是房地产公司自炒房产以抬高房价的投资，四是外来热钱为投机人民币汇率的住宅投资，五是消费者过度追求超出自身经济实力的住房投资。所以，调控政策的旨意很明显，就是保护“基本消费性”的购房投资，而抑制“营利性”的购房投资。
真正合理的投资，不仅要有追求盈利的权利，而且还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和亏损责任。这一点，不仅对于房地产投资是如此，对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如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也是如此。这种投资权利和责任对称的市场制度，是防止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一种相当有效的制衡机制。然而，从近年来投资领域的情况看，这种权责对称的投资制度并没有很好建立。一方面政府以公共权力向银行担保进行贷款和投资的现象在各地大量存在，一旦贷款投资失败政府又不能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以行政权力为地方经济的扩张出力，出手支持本来就没有投资风险承受能力的企业进行过度投资。例如，人们熟知的“铁本事件”，该公司的老总事后就明言，即使中央没有查处他们，他们也难以最终做成营利项目，因为如此庞大的投资建设项目，在管理上早已混乱不堪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今年早期22.8％的投资增长率仍然存在过高的因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要承认，中国存在着投资可能受到压抑的因素。如果中国市场的监管和政府服务进一步规范和合理化，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宽准入，以及民间融资渠道进一步通畅，民间资本的主动投资（非政府行政在后面推动的被动投资）将可能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不过似乎可以预期，即使去掉虚的“变动性投资”和加上实的“主动性投资”，总的投资率可能也没有目前这么高。
从总体上看，总需求存在结构调整的问题，即要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扩大农村地区人口的消费需求，同时扩大真正民间投资的潜力和规模，压缩虚假的地方企业投资和消费品购买性投资，把政府投资从服从于个人形象目标和营利目标转变为不与民争利的真正的社会公共目标。此外，出口的需求增长虽然在今年一季度高达34.9％，比进口增长率高出22.7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由WTO在年初放开纺织品配额限制所引起的。随着欧美国家纷纷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的外部条件调整和中国产业升级需要的内部条件调整，中国的出口需求也不得不进行结构和规模上的调整。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或潜在经济增长率
依照一般的国际惯例，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计算是以一个国家前些年的平均增长率为基础的。据此，国内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以中国前10年左右的情况估计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也有人以改革开放以来前26年的情况，估计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4％。以此作为参照系，中国去年以来的9.5％的经济增长率，仅仅略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其实，潜在经济增长率标准的提出，是为了从生产要素的可能性角度来考虑经济增长的客观边界。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就说明经济中现有的生产要素条件足以支撑当前的经济增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国近一年多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一致，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完全没有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基础并不是很牢固的。在资本要素方面，虽然国内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国外资本的大量进入给生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本条件，但是大量的国内资本存在创新能力不足而难以把货币资本转化为实物资本的问题。在劳动力要素方面，中国大量闲置劳动力的流动和市场化利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速度由于遇到教育、健康、培训、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瓶颈制约而减慢，有可能会在下一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要求。在技术和管理要素方面，在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市场活跃程度较大的地区和企业，科技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较为明显，大量的产品已经能够打入世界市场。但是，中西部地区和许多国有企业的科技开发水平和管理能力还是比较落后，把资源变成财富的能力还是很有限。此外，中国的专利技术、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的严重缺乏，也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
因此，从这个方面看，中国不宜实行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切实完善相关制度、体制和政府监管方式的同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应为培养和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创造条件，以便给上述必要的调整和改进活动留下充足的空间。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在可持续性问题上的严重程度
中国的一些人和西方的一些学者都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即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经的正常阶段，对此不必过于在意。但是，且不说中国最高决策层已决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实行科学发展观的方针，就是在发展的条件上，中国也不具备西方国家的那些历史条件。当年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不仅从国外获得了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从国外获得了廉价的资源、能源、原材料；有钱人在国内污染严重时还可以到落后的殖民地去享受清新的自然环境。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切都要靠中国人民的勤奋努力来换取。远的事例不说，就在今年初中国到巴西去购买铁矿石时，已不得不承受提价达70％左右的产品销售；中国也不得不进口超过50美元一桶的石油。使得中国今年一季度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的物价上涨率达到10.1％。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河流严重污染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这些水按标准甚至都不能用于灌溉，更别说拿来饮用了；全国的湖泊受到显著污染的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二；黄河干流的水体40％左右为劣五类，而长江干流水体的60％受到明显的污染；发生酸雨侵害的国土面积达到三分之一；重度空气污染的城市达到三分之一；已经有3亿多农村人口不能喝上卫生干净的水。另外，中国的高消耗指标也令人注目：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比例是5％左右，但是各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量却高达20％以上。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高消耗反映出在中国生产过程中的隐性成本很高。中国企业表面上生产成本虽然很低，得以保持一个低成本的出口优势，但是，大量的隐性成本却是由中国的资源、环境以及被严重亏待的劳动者甚至非正常患病的居民所承担的。在环境成本方面，有学者估计大约占GDP的10％，或者说按照绿色GDP的口径计算，实际的GDP应该在名义GDP的基础上缩水10％。此外还有生态平衡问题，生态链被人为地打断了，要恢复起来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还有，就是工作者或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成本：据报道，每一百万吨煤的矿工死亡率，中国是美国的100多倍。另据北京市统计，市区人口的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达到79.8岁，但以中关村地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寿命是53.3岁，这些代价，都是没有在市场上反映出来的隐性经济增长高成本。
在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判断的时候，有的学者曾提出应该注意三个不同的增长方式判断标准。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总量；第二个是在增长过程中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资源数量和排放污染的数量；第三个标准是这种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资源数量和排放污染数量的变化趋势。其实，应当还有第四个概念，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以人口平均消耗的资源数量或排放污染的数量。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要想不增加生产消耗的资源和不排放一点污染是不可能的。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也有平等使用资源和在世界环境问题上平等说话的权利。虽然按照世界产出比例，中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是太高了，但是，如果按照人权平等的原则，中国以人口平均的资源消耗水平却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美国的人均用水量是中国的4.8倍，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争取国际上合理生存空间的同时，一定要设法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同时控制污染排放的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国在生产和生活两方面，都要大力推进和发展循环经济。这既是为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后代生存环境着想，也是为中国在国际上的长期分工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发展前景着想。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宏观调控政策虽然需要继续完成维护经济稳定和较快增长大局的任务，但宏观调控的重点，应当放到促进、协调和保持经济增长方式稳步转型的任务上来。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机制是无法实现这种增长方式转型的。中国的宏观调控体制和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尽快从西方国家一般实行的“熨平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增长”中抽身出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调整这个真正关切中国人最大公共利益的宏观经济任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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