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人品与他“经”、“子”研究的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与他论文,人品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物议蜂起，利弊如何？
文革中红卫兵高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与传统的一切观念彻底决裂。既然是“一切”，那么就不仅只怀疑人类有史以来的“剥削阶级”的文化成果——而是要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一切”之内的。于是，世界变得虚无起来，既没有可信的、值得继承借鉴的过去，也没有可信的值得肯定的现在和未来。物质毁坏与精神毁坏变成神圣的革命行动。中国一场空前劫难便在劫难逃了。“怀疑一切”从根本上毁坏了人们的“信仰”本性。这种“信仰”本性的泯灭，其实也为“四人帮”制造了潜在的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乃至他们想树立一尊“一句顶一万句”的神来代替“怀疑”一切后的信仰真空，最终不能获得效果。当“大树特树”的红色恐怖解除以后，人们从幕后毫不惊奇地看到了许多不该有的痛心之事和遗憾。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怀疑一切”的口号，当然是没人再提了。但是，在新形势下，虽不再怀疑一切，却又似乎对“一切”都要反思了。“反思”不同于“怀疑”。反思之后，该肯定的得肯定、该否定的则否定。“反思”者，回过头去重新思考也。
在新的反思浪潮中，中国受益大焉。政治上检讨了个人崇拜的弊病，改变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取掉了集权垄断型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这一经济模式上附加的光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从贫困走向温饱，走向小康，走向有希望的未来。廿年来的“反思”思潮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收获。笔者由衷地赞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反思。只要是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用科学精神去反思，那种反思就会给人以启迪。
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反思中打破了许多禁区，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凡粉饰或污化越多的地方，人们反思的力度越强。中国政界、学界名人的本色逐渐崭露于人们面前。比如领袖人物富于人情味的常人之情的一面。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长女杨月花终被找到，却在文革背景下无缘与亲身父母相认。朱德独女在纳粹集中营的遭遇，邓小平美丽的革命伴侣前妻张锡瑗，周恩来初恋恋人“被历史尘封的留法女博士”张若名（见《名人传记》总第139期）等。过去， 这些珍贵史料都属禁区。
面对广泛的深层次的反思现象，人们的反应总体说是良好的欣慰的。但是，确实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人将反思看成文革中的“怀疑一切”的翻版。叹惜中国除了崇洋之外已没有什么被公认的神圣事物，形成了新的信仰真空。这个“真空”被勉强地用“崇洋”来加以自我填充。这种忧虑偏激了。但是并非毫无道理。第二个问题是：确有一批年轻气盛或者并不年轻而却气盛的人“反思”过头，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游戏规则，将“反思”变成贬刺人，非议人的代用语。尽管有这两大弊病，但反思本身的有益却也是有目共睹的。
笔者认为在对名人（包括文化名人）的追怀，反思时，要注意的是回到实事求是的游戏规则上来。“实事求是”也要分清主次轻重。只要主要方面，重要方面的追述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就应看成遵守了游戏规则。次要方面，相对较轻的“细节”有误，总体评价无误也算基本符合实事求是的规则。唯独从总体评价上伤人，再找个别细节印证，这就有些违规了。
在名人反思中受到物议者已非止1人。文化名人中胡适、鲁迅、 茅盾、林徽音、郁达夫等在个人私生活品质上都有不足。胡适“圣人”留美时在有妻室后还移情别恋，但适可而止。鲁迅不仅名媒正娶了朱安夫人，而且在未离婚前提下又与许广平恋爱同居。茅盾往日本疗疾时有一位同居恋人秦德君。郁达夫停妻再娶王映霞，后来竟至又通过发表日记，公布了郁王之间不宜与外人道的恋爱隐私。林徽音一代女杰，才貌双全，倾城倾国，以她为核心形成了三位奇男子绅士风度的“三角”关系。梁思成是其夫，徐志摩是其留学时有过一段情愫的知友，林已成梁妻后，徐仍迷恋于林。而梁思成好友金岳霖发誓：今生将爱情许与林徽音否则终身不娶。如此这般的婚姻恋爱私生活，披露之后，并未引起啧啧非议。像林徽音为核心的“三角”反而使人看到了那一时代读书人在爱情上的挚着、认真和纯洁，大可感召如今商品潮中视婚恋如商品的渺小鄙俗的灵魂。
在文化名人品节与个人生活“反思”之潮中郭沫若独享特殊：“反思”几成非议的代语。物议纷纷。一时之间仿佛郭氏政治品行、私人品格、学术品格都不佳得很，简直就是“流氓加才子”。有些非议太过了，失去了“实事求是”精神，变成了随意性很大的乱说。每临这种情况，笔者便有些困惑：有些人评价郭沫若仿佛不重在学术探讨本身，而重在针对郭沫若成为“党剌叭”的背景。欲直刺这个强大背景有些不敢或不便，于是就指着郭沫若这棵“桑树”狠骂，其意似不止在剌桑、而更在剌槐也。
郭沫若显然是自觉忠诚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路线的一位大知识分子。他之特别挨骂固然有他本身处人待事上的弱点和失误，但肯定不止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他个人得以失误的社会背景。其实，现在已快到21世纪了，中国思想言论环境已有极大的进步，有话明白说，实事求是地说的条件是具备的。郭沫若也有权享受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 郭沫若的政治品行
郭沫若一生追求进步，追随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事业。在这一个基本立场上他可以说是“从一而终”。这究竟该肯定，还是否定？郭沫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由李一氓、周恩来介绍入党。在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后，遭到通辑。然后按党的安排流亡日本避难。避难10年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研究。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抛妻别子支身冒死潜回祖国抗日。这种革命立场和民族大义为重的品格该肯定，还是否定？郭沫若对蒋介石有过“反戈一击”，然而他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过“反戈一击”。在国际共运出现毛病，需要反思之时，郭沫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该如何评价？
共和国建立之初，陈寅恪，吴宓等先生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而采取远离北京居停的作法。今天，人们反思那些伤人整人甚多的政治运动时不能不佩服陈，吴等先生的高明。在与陈、吴等先生对比之下，郭沫若却是运动的拥护者和党喇叭。很多运动都搞错了，郭沫若当时的表态当然也错了。这是否便是郭沫若个人政治品行上的“污点”？郭沫若当时不表那些态行不行？很多大人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做过违心的事，是该从体制改革上去考虑问题，还是将怨气、怒气发泄在郭沫若等几个文人身上？文人（即使像郭沫若这样的文人）在当时体制下，有多少自主权和发言权？是的，1955年4月1日郭氏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同年5月又主持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 讨论“胡风集团”问题。1954年12月郭氏主持过《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1957年7月14 日“郭沫若答记者问”，表示要“彻底反击右派”。这些都是他处在“在朝”地位，被动地作出的表态。配合每次重大政治运动表态，这是郭沫若所处位置不得不做的“功课”。除了政治性表态之外，似乎还找不出郭沫若趁政治运动以逞私欲，以泄私忿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郭沫若主张战国封建说，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说，二人都敢坚持己见，但绝未因学术见解相左而反目成仇。在1961年国家处于相对宽容和解的社会气氛时，尽管物资匮乏，郭沫若于当年3 月和范文澜、翦伯赞、尹达等一道就中国历史编写问题从容交换意见。后来由郭沫若领衔，由尹达主编的《中国史稿》与范文澜主撰的《中国通史简编》并行于世。在陈寅恪最后廿年时间里，郭沫若与陈曾经会面，相谈甚欢。陈向郭索要稿笺纸，郭回京后如约奉寄，二人之间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尊重与友情。这些都可证实郭沫若本人并不是一位嗜好政治运动的人，更无借“运动”以营私的劣迹。1966年9 月郭沫若列席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活动，这并不表示他内心赞成文革。同年四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听了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即兴发言表态：“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检讨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表示“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又从领会工农兵方向角度，赞扬了小说《欧阳海之歌》和大型泥塑《收租院》。消息传出，有人将讲话记录“润色”加工后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发表”。一篇文人即兴讲话，被政治家看中，在党报一发表便成为令全国全世界震惊的政治炸弹。郭沫若果真是在严肃地全盘否定自己吗？有学者发过专文剖析过这个问题。
对郭沫若“跟风”的若干次政治表态该如何评价？若就此诛评郭沫若政治上投机取巧是不公平的，也是有违实事求是的游戏规则的。那么郭沫若主观上是否就不该负责，只该由客观环境承担后果呢？笔者认为也不能以客观代替主观塞责。从郭沫若主观政治素质看，笔者以为一系列“运动”表态跟风，反映出郭氏三大弱点，这些弱点表现在郭沫若身上，却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第一，郭沫若尽管受了将近廿年的新式教育，又留学多年，由于中国忠孝气节文化传统影响和在日本这个特殊资本主义环境中留学，他的意识深处除了现代科技素养外，还有着中日两国根深蒂固的“愚忠”情结。对领袖的错误和治国路线的错误不敢去想，更不敢说。第二，郭沫若从政多年，政界的利害冲突，云雨反覆，他见得多了，历得多了，于是，练就了一种普鲁士国中歌德式的政活庸俗性。有些事情未必毫无察觉。但居于上流社会的荣华光环笼罩下，他的视线往往是向上的，下层实情，他未必深知，怕也不愿深知，以求眼不见心不烦式的平安。第三，郭沫若自知只是一介装点风光的文人，实质上并无多大的发言权，便也自知之明地求取回避应世一途。这是郭沫若政活品格上的弱点。这种弱点与通常的政客技俩根本是两码事。再看茅盾、巴金、曹禺、老舍，那一位不是被运动得时时表错态？到底该怎样来科学地解剖这些文人政治上的弱点并通过解剖他们而清楚地观照我们自己呢？
三 郭沫若的伦常品格
郭沫若事父母有孝，但并不愚孝。在《我的童年》中真挚地赞扬了郭父善于经商的优点，同时又毫无遮掩地坦露了郭父所营运之商品烟土的不合道德。祖父疏财仗义，却是铜河上的袍哥土豪。母亲贤淑慈爱，出身书香门弟，但却是“庶出”。凡触及乡梓、父母、兄弟、姊妹的笔墨都极理性而富有浓浓的挚情。郭沫若敦笃伦常，这一点与胡适、鲁迅大体相似。不能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而责备鲁迅无手足之情，也不能因郭沫若违父母之命在日本自主婚姻而责备郭氏有背伦常。
郭沫若在伦常品格上受指责最多的是他对待婚姻恋爱的态度。他在老家明媒正娶张琼华。又自主事实婚姻两次。“五四”以后“新派”人物往往在婚姻上表现浪漫，这形成一种时代特点。这一特点延续至国共两党的若干要人。梁衡先生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中赞颂周总理的人品风范时说：“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见《读者》1998年5 期）郭沫若属于那个时代未能免俗的一位文人，因此，在他那三次婚姻生活上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指责之处。
郭沫若与张琼华的婚姻是一种草率的包办婚姻。郭氏结婚五天后离家赴日，婚姻破裂。郭张的婚姻有似于鲁迅与朱安的婚姻，都只徒具婚姻的空壳。张琼华、朱安都是牺牲于礼教与习俗的祭品。郭沫若对张琼华的处理，缺失之处是不应该公开发表《黑猫》，不该写“看见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纵使是包办婚姻，对这婚姻受害最深的另一方是不应以“猩猩”比之的。这样比喻有伤厚道。尤其写作《黑猫》之1930年郭沫若已经39岁，与安娜之间儿女成行，张琼华并未妨碍他们的生活，不应当再伤害张氏若此。
郭沫若与安娜的婚姻在抗日战争前已发生过两次危机。一次是1927年北伐途次时期，这有著名情诗《瓶》为证。郭沫若在安娜询问下承认过这次婚外恋。安娜再问：既然相爱，为什么不结婚？郭回答：正因为相爱，所以不要结婚。这大概是由于爱情适宜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只存情感交流。而婚姻则必然进入实实在在的、烦琐的生活。吃喝拉撒睡，养儿育女缺少不了俗务麻烦。第二次婚姻危机反映在流亡日本时期研究甲骨文那一段枯燥生活状况中。但这两次危机，安娜都宽恕了郭氏。垫居日本一隅之时郭沫若与安娜的婚姻处于和谐平安状态。一旦打破“封闭”状态，受到外界因素“诱惑”，郭沫若与郭安娜的婚姻，悲剧结局的可能性大。在处理这一庄婚姻上郭沫若的缺憾，并不在于有了再婚对象，而是共和国建立以后，他位高荣华，有能力妥善安抚安娜，却未作更好安排。这又是郭氏秉性中优柔寡断的弱点使然。
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婚姻，算是白头到老。文革初期，郭、 于所生1位爱子生命处于造反派威胁之中，于要求郭求告周总理而郭最终未向总理反映此事，致使这位儿子惨死于非命。于立群、郭沫若精神受到重大打击。“四人邦”垮台以后，郭老衰病去世，不久后于立群亦突然去世。这一组婚姻晚景中似乎也有着苦果。人们常说，一位巨人的背后常常依靠着一位或几位伟大的女性。郭沫若生活中这先后三位女性或替郭孝养父母，或伴郭激发诗才，或陪郭渡过悠悠岁月。她们既都自愿牺牲。旁人又何必过多追究郭沫若是否辜负了她们的牺牲。更不必去多事地指斥郭沫若“人品”有何污点。有人据郭沫若的婚姻恋爱状况，而沿用鲁迅当年与创造社打笔仗的讽刺话“流氓加才子”来诛贬郭沫若，显然不恰当。当年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仁骂鲁迅是封建余孽，绍兴师爷，其生活是有闲、有闲、有闲。鲁迅用《三闲集》的书名调侃了这种讽刺。我们今天总不能又沿用“三闲师爷”的笔仗偏激用语来诛贬鲁迅吧。
四 朱自清评郭沫若的学术品格
闻一多对郭沫若学术成就与学术品格的评价，现在知悉的人较多。朱自清对郭沫若学术品格的评价已经许久没有人提道了。近年来非议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某书者有之。不凭证据地“揭发”郭沫若关于李白出生地在碎叶是“窃夺”他人科研成果者有之。反正郭沫若已经没有发言的可能了。仿佛骂骂他没甚要紧，说不定还能顺收使自己引人注目之效。若指斥某人剽窃，这不仅是人品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是必须要摆出切实可信的证据才合适说的。郭氏李白出生碎叶说是否为剽窃，我们没看到真实的证据何在。
1947年，治学极为严谨的朱自清曾经在《大公报》上载文高度品价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此文后来以《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为题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在这套文集（以下简称“朱文”）上下册中得到朱先生作序的学者只有两人，为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序，肖望卿著《陶渊明批评》序。得到朱自清专题加以评介的学者只有7位。依次为郭沫若、郭绍虞、罗根泽、 朱东润、黎锦熙、古直、石遗老人（陈衍）。朱自清论郭着重评介《十批判书》而兼及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评价。朱文首先评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转换立场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第一部系统的著作”。此书问世，“不但博得了很多的读者，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抗战以来的许多新史学家，似乎多少都曾受到这部书的启示”。按常理，一部论著能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和划时代成就，应该永垂不朽了。可是郭沫若却严于律己，具有深刻的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学术批判气质。朱自清对郭沫若不以已有的巨大成就沾沾自喜，而是勇于自我批判钦佩不已。朱文在赞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巨大成就之后，笔锋一转写道：“但是郭先生在《十批判书》里，首先就批判这部书，批判他自己”。朱文引述郭氏本人自我批判的语言道：“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朱自清认为郭沫若的这段话是“他的诚实的自白”。“诚实”，这是科学家和学者最可贵也最难能的品格。朱自清对郭氏的“诚实”极表钦佩。郭沫若这“诚实”不仅表现在敢于否定自己既得的成就，而且还表现在敢于肯定自己的新水平。朱自清对此又是百分之百的认同和赞赏。朱文引述郭氏的话肯定郭著《十批判书》是一部各方面都比《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更为成熟的书。即“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我前后费了将近十五年的工夫，现在是能达到了能够作自我批判的时候，也就是说能够作出比较可以安心的序说的时候。”朱自清又赞赏道：“我们也相信这是他（郭氏）的诚实的自白”。从朱自清的分析中，我们分明看到一位大学问家治学的“诚实”朴素的品格和无所隐藏的坦白开朗的大无畏精神。该批判纠正的，连自己也不放过。该肯定自信的也敢告白于天下人。做到公开否定自我与肯定自我都需要“诚实”品格和大无畏勇气。而这二者郭沫若都齐具备。郭沫若绝不是那种鼠窃狗偷之辈，他在治学上是一位具有阳刚品格的天才。
朱自清对《十批判书》，给以极高评价。朱氏至少从五个方面归纳了《十批判书》的学术风格。
第一《十批》是作者转换到现代人民立场来认识古代，评价古代的又一佳作。朱文认为笼统地提“释古”是不够的。“释古”之时总得有个立场，否则就是罗列资料，而不是“释”。“我们讨论现实，讨论历史，总有一个立场”。“立场大概可别为传统的和现代的；或此或彼，总得取一个立场，才有话可说。就是听人家说话，读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总有一个立场。立场其实就是生活的态度”。朱自清认为《十批》是明确采取“现代立场”来释古和评古的著作。朱文完全认同郭沫若称述的“人民本位”的思想，《十批》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战”中“试验着转换立场来认识古代，评价古代”上有启示意义的著作。朱文从“立场”角度将《十批》作为“现代的研究”手段和成果的范例，这显然与钱穆《诸子系年》尚处于“传统的”方式的研究方向炯然不同。二者可能不约而同使用某些原始资料，但不可能存在谁抄袭谁的关系。
第二朱自清赞赏《十批》一书在对待批判与继承上的“辩证唯物论”方法，认为辩证唯物论给了郭氏以精神上的启蒙，才使他极为流畅地写出了可信度高的《十批》。“郭先生在新的立场上批判的承认了一些传统，虽然他所依据的是新道理，但是传统的继续存在，却多少能够帮助他的批判，让人们起信。”朱文举了《十批》中对秦始皇与吕不韦的评价为例，说明郭氏在使用辩证唯物论上的成功。《十批》指出“秦始皇站在奴隶立场，要把社会扭转”，这显然在“批判”传统式的平面式的以叙述史实代替评价的方法而提出创见。《十批》说“吕不韦是代表着新兴阶层的进步观念”，“秦始皇与吕不韦，无论在思想上同政见上，完全是立于两绝端”。朱自清对此认为：“这里虽然给予了新的评价，但秦始皇的暴君身分和他对吕不韦找冲突，是传统里有的”。朱自清真是慧眼透彻，看得明白。文革中相传毛泽东写诗说“《十批》不是好文章”。或许老人家不满的就是贬了秦始皇，褒了秦相吕不韦。郭老或许也心知肚明这里边的阳秋，故尔表态说他以前写的书可以全部烧掉，再重起炉灶写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1947年朱自清撰评介《十批》之文时，不可能料到《十批》后来会有“影射现实”之嫌，倒是对其评价历史人物时对历史资料既有新见又有继承传统见解的特点十分欣赏。
第三朱自清认为《十批》是深下工夫之作。既有精深的长达15年的前期史料准备，又有系统的经史子集的融汇和积累。朱文说：“先得对古代的记录有一番辨析和整理工夫，然后下手，才能有些把握，才不至于曲解，不至于公式化。而对人民的立场，也得多少经过些实际生活的体验，才能把握得住。若是只凭空想，也只是公式化”。即是说当时旧史学方法和新史学方法的共存弊病都已有“公式化”的耕耘模式，然而《十批》却超越了一般旧史学家和新史学家的治学轨道，而成为“独见”。在通常的尊古、信古、疑古、释古之外，创了一种“新解释”与“新评价”。在方法上是先“让我们熟悉古代文化”，然后再一点一滴的将它安排在整个社会里来看。
在朱自清看来，《十批》的精深工夫和不二成绩，还在于将“传统资料”中仿佛“已经失掉的一些联环”，又“找补齐全”，让人又重有可能窥探古代文化的全貌。朱文对此极感佩服说：“郭先生的学力，给他的批判提供了充实的依据。”
第四朱自清认为《十批》对秦前古史作出了“新解释、新评价”，具有“独见”。这“独见”首先表现在对周代社会性质的认定。一般史家认为周代是封建社会，而《十批》认为周代是“奴隶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然后，在对孔子的评价上，《十批》认为“在公家腐败，私门前进的时代，孔子是扶助私门而墨子是袒护公家的”。在这种基本评价基础上，《十批》以“初税亩”作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朱文说“仔细读了郭先生的引证和解释，觉得他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即如对孔子的评价，朱自清论道：“他似乎是恢复了孔子的传统地位，但这是经过批判了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重新估定的，孔子的价值，跟从前的盲信不能相提并论”。朱文就《十批》认为“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而墨子纯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场的人”两点评论道：“这两层新史学家都持着相反的意见”。即《十批》根本不同于旧方法史学家的研究，“也不同于一般“古史辩”派新史学家的研究。朱自清也娓婉叙明《十批》是辩证唯物论和人民立场的研究——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因而，在朱自清看来，“十篇批判，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独见”。
第五朱自清认为《十批》还有一大优点：将高深的学术研究文字，明白易懂地写出来。这种工夫非真的大师是办不到的。朱文论道：“他的辩论的笔调，给读者启示不少。他‘要写得容易懂’，他写得确是比较容易懂。”写学术论著时的文字风格，往往是学力和治学方法和动机的一种直观反映。所谓以“艰深文浅陋易，而要深入浅出则难。《十批》的文风明白易懂，生动活泼，一反那种佶屈拗牙的苦难章、真是一大功德。这种文风显然与“人民本位”的立场和郭氏的诗人气质有关系。
鉴于《十批判书》的成就和特点，朱自清慎重地宣布说：“我推荐给关心中国文化的人们，请他们都读一读这一部《十批判书》”。
《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一文不仅精辟评价了《十批判书》，而且准确深刻总结了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和风范。在我们研究郭沫若人品，文品之时，朱自清的这篇文章显然胜过我们庸笔的滔滔文字。对郭沫若人文出处可以作百家争鸣的各种评价，但是不能信口诛贬郭沫若文品上抄袭，人品上是什么流氓。我们民族的文化巨人并不多，何苦如鲁迅所讥，一定要从民族内部来将巨人作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