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

济南市部分地区已育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调查

李传松 粱 粟

山东省济南市妇幼保健院(250000)

摘 要 目的：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已育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法，选取济南市4个区县800名已育一孩女性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简单问卷调查法结合半结构式个案调查法调查济南市已育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并分析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结果：有效回收问卷785份，其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82个，其中，237名(30.19%)有二胎生育意愿，548名(69.81%)无二胎生育意愿。单因素结合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第一胎高危妊娠、第一胎产式、第一胎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常住区域及家庭类型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P <0.05)，而文化程度、一胎性别、就业情况、户籍性质对其影响不显著(P >0.05)。结论：全面二孩政策下已育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年龄、一胎生育状况、经济因素、社会背景及家庭情况是影响已育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二孩政策；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二孩意愿

我国2016年提出了“全面二孩”人口政策^[1]。该政策的实施不仅是生育政策的变革，同时也是影响一系列配套政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将增加二孩家庭在社会生活、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本研究调查分析了800名已育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全面二孩”政策下保障女性权益并推进政策的执行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法，于2018年1月1日—9月1日从济南市4个区县，每个区县随机选择4个街道或乡镇作为调查点，随机抽取16个调查点×50人/调查点=800户籍人口、已育一孩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9～49岁；②已婚(包括再婚)或未婚、已育有一孩；③既往身体健康；④认知功能、语言沟通交流能力正常，能够独立完整量表的填写；⑤自愿参与本次调查研究，能够配合研究与评估。排除标准：①因身体原因、男方因素不宜生育女性；②与现配偶已经生育二孩、离异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女性；③具有精神神经系统疾病病史者；④不愿或难以配合临床研究者。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工具 根据调查目的结合相关文献，自行设计自填式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一般人口学资料(年龄、文化程度、一胎性别、一胎分娩方式、一胎高危妊娠、一胎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就业情况、常住区域、户籍性质及家庭类型等)、“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是否愿意生二胎、意愿二胎性别结构、二胎生育时间、无意愿二胎的原因)、可能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年龄、经济压力、头胎分娩情况、父母意愿等)。

1.2.2调查方法 由经专业系统培训的调查人员与管理人员配合，对抽样对象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问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部分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补充调查，包括一本人口学资料问卷、二孩生育意愿问卷，并了解可能影响因素。问卷均当场填写并回收，无效问卷经询问受试者核对后回收。

1.2.3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均严格按照设计原则设计，确保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根据研究设计的纳入与排除标准严格筛选受试对象，并严格检查回收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针对性地进行访谈，以确保访谈对象客观、真实地填写问卷。

体育彩票自1994年发行以来，在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奥运战略及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对于体育彩票领域的研究较多是体育彩票产业现状、社会效应、政策解读等方面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更多的是从彩票购买者角度为出发点的实证研究。李凌(2015)等初步探讨了消费者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影响因素[1]，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消费者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偏好路径[2]，最后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探讨体育赛事观赏与竞猜型体育彩票的影响效果[3]。

1.3统计学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第一胎性别、第一胎高危妊娠、第一胎产式、第一胎年龄、家庭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就业情况、常住区域、户籍性质、夫妻关系及家庭功能对已育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具有影响(P <0.05)。见表2。

2结果

2.1二胎生育意愿分布

本研究中一胎性别对已育女性是否愿意生育二胎并无影响，但第一胎为高危妊娠妇女的二胎意愿更低，可能为这类女性更容易担忧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担忧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由于有剖宫产史女性二次妊娠分娩的风险远远高于无剖宫产史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制约作用^[11]。本研究中，第一胎为剖宫产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明显低于第一胎自然分娩女，证实过高的剖宫产率将影响“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是随着社会发展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女性生育观念也发生改变，身体健康状况成为女性计划二胎的首要考虑因素，这也是相关二孩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当前我国剖宫产率仍居高不下，社会因素是导致剖宫产升高的主要因素之一，故强化育龄女性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均显示一胎年龄对二胎生育意愿影响较大，随着一胎年龄的升高其生育意愿呈反向递减关系，这也与高龄生产风险有关。

盐胁迫下，植物体内离子失衡，盐离子在细胞内的大量积累会对生物膜造成损害，进一步影响细胞的正常代谢，进而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Na＋是盐胁迫的主要毒害离子，高盐浓度下，Na＋与K＋竞争从而引起植物体内K＋的亏缺［16］。因此，提高植物体内的K＋／Na＋比，对提高植物耐盐性至关重要。植物主要通过钾离子运输系统和离子区隔化来调节K＋／Na＋比。

表 1调查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分布

2.2影响二胎生育意愿单因素分析

采用EpiData软件录入问卷数据，采取双录入并核对的方式录入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9.0版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比较经(χ ²)检验，多因素分析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2影响调查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单因素分析[例(%)]

2.3影响调查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多因素分析

本研究完成调查的785名已育女性中，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前提下，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82个，略高于陈建平等^[3]单独二孩政策下调查的1.75个。庄亚儿等^[4]针对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城乡居民理想子女数平均1.93个，在二孩政策地区为2.01，均高于本次研究调查结果，推测政策对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有限。本研究还显示，30.2%表示有二胎生育意愿，低于杨晓畅等^[5]报道的50.9%，可能由于本研究对象为已育有一孩的女性，在抉择二胎生育时更易受到大龄生育风险、育儿成本等因素影响。在理想二孩性别方面，传统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已非主要生育目的，普遍存在 “儿女双全”愿望，这对缓解出生性别失衡现状有一定的缓和，但鉴于“全面二孩”政策落实时部分女性因年龄过大难以再生育。意愿二孩生育时间越早越明确，则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本次调查的女性60.8%意愿生育二胎时间≥3年，生育目标并不明确。在生育目的方面，教育观念(独生子女教育具有一定弊端)居首位，其次为精神需求，这反映了当代已育女性的生育观念已趋于现代化。另外，11.2%的调查女性在养老保障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需求，这反映了当前基本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不完善。9.3%的女性表示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如长辈对二胎的期许等，这也是传统观念影响的体现。另有少数女性因维持家庭(避免失独风险)等因素而考虑二胎，但占比较低。在不愿生育二胎女性中，35.0%考虑为直接经济成本限制，主要为当前社会的育儿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及时间成本等越来越高昂所致。29.0%的女性考虑为生理健康限制，主要是由于部分女性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自身或配偶身体条件限制而不打算生育二胎。程雅馨等^[6]研究影响女性生育二胎意愿的因素显示，身体状况与经济是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最主要因素。此外，17.9%的女性表示“没人帮忙带孩子”、“生二胎影响个人事业发展”等，主要是现代社会中育龄期女性的社会工作参与度较高，生育二胎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就业及职业生涯。还有10.0%的女性表示养育二胎会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生育意愿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直接决定或支配生育行为，考察生育意愿对社会实际生育水平的考察及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衡量具有重要作用^[2]。本研究立足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通过问卷调查法结合访谈等形式分析已育一胎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探索其可能影响因素。

表 3变量定义与赋值

表 4影响调查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但在此之前，他要跨过一个坎——迁都。南京很好，山水优美，风物宜人，自古便是龙脉蜿蜒、王气鼎盛之地。可是，温山润水散人心志，太过舒适的环境容易消磨人的意志，更何况，朱棣曾经的封地——燕京之域，从来就不是一块太平地。那里风沙蔓延，气候寒冷，而且蒙古族时刻虎视眈眈，企图南下掠夺土地和粮食，如果不迁都，不构筑牢固的北方防线，蒙古族一旦长驱直入，则家国危矣。

二胎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以年龄、文化程度、一胎性别、一胎是否高危妊娠、一胎产式、一胎年龄、家庭人均收入、就业情况、常住区域、户籍性质及家庭类型为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定义及赋值见表3。结果显示，年龄、第一胎高危妊娠、第一胎产式、第一胎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常住区域及家庭类型是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P <0.05)，而文化程度、一胎性别、就业情况、户籍性质对其未见影响(P >0.05)。见表4。

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在受理条件以及后续审查方式与标准等方面，相关规定过于宽泛和原则。在前期审查与后续强制执行中，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强制执行实施方案编制、执行和解、强制方式的变通等方面，缺乏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制度化的分工与沟通协作机制，实践中极易产生扯皮和推诿现象。

本次共发放800份问卷，有效回收785份，回收率为98.1%。完成785例二胎生育意愿见表1。

大量研究文献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现有子女情况、社会背景、家庭因素、社会保障等对女性是否计划生育二胎的影响差异较大^[7-8]。本研究中二胎生育意愿女性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且以30岁以内占比最高。多因素分析显示，已育女性的年龄对二胎生育意愿影响显著，考虑为30～40岁女性正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且多已具备较为稳定的经济状态，如何有效解决二胎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提高青壮年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关键，也是促进全面二孩政策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随着学历升高生育意愿逐步升高，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明显较高，这与部分一线城市调查结论相符^[9]。曾珈智等^[10]认为由于学历较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度、支持度较高，职业选择自由权更大，且对生育知识或信息的获取途径更多，在二胎生育抉择时较少受到物质经济因素的制约。但本研究中分析并未显示出学历对已育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认为文化程度可能并非影响已育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既往研究表明，经济承受能力对已育家庭二胎生育意愿具有明显影响，大部分家庭表示在不考虑经济和时间成本的基础上愿意生育二胎^[12]。但近年来社会压力日益加剧，教育成本、育儿成本急剧升高，加之医疗负担、养老负担等因素的影响，诸多家庭对二胎养育力有不足。谭雪萍等^[13]从成本-效用视角分析中国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显示，育儿效用较低时生育意愿将明显降低。

本研究亦显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女性生育意愿更高，在月收入>20000万元女性中高达41.7%。但在就业情况分析显示，无业或失业女性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可能是由于这类女性更多承担家照顾庭责任，不受职业发展的限制。在已就业女性中，事业单位就业、非农就业者的生育意愿相对更高，而在企业单位就业者中生育意愿最低，这与职业稳定性、工作时间有关，这与前述“时间与机会成本限制”结论一致。提示经济因素仍是已育女性二胎计划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可能是由于在当前经济压力较大的社会大环境下，经济收入较高、职业稳定性较好、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可能具有更高的二胎生育意愿，这类家庭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或条件以满足二胎妊娠及育儿的需求；而经济收入较差者则更多担心分娩及育儿成本等。但多因素分析并未见就业情况对已育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有影响，可能是由于本组并未区分对象的职业性质，其影响假设尚有待研究。

可是刘佳很快就要走了，我哪里等得走楼梯，直接从窗户上跳下去，扑通一声把刘佳压在身下，他嚎叫了一声，接着就看到地上出了血。

社会背景分析显示，常住在市辖区女性的二胎意愿更低，可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已育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更低，这与城市经济、住房与职业压力更大，生育成本更高有关。农业户籍女性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子女养育成本相对较低、社会参与度相对较低及传统生育观念、养老观念影响更深等有关。多因素分析显示，户籍性质与二胎意愿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考虑为当前大量农业户籍居民流入城镇并作为常住人口而留在城镇区域，其所面临的生育和生活成本逐步接近城镇户籍居民所致。研究还发现双独家庭表现出更高的二胎意愿。汪奕名等^[14]研究发现，家庭人口规模较小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较低，主要是由于这类女性及其配偶的生育决策更具自主性，同时其家庭可利用照料资源也更低，抚养子女的时间及经济成本更大，故限制了其二胎生育意愿。因此，有必要考虑增加或完善抚育优待、优生优育服务及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等工作。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对已育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有限，其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众多，其中，年龄、一胎生育状况、经济状况、常住区域、家庭类型等是影响其二胎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如何平衡女性“二胎生育”与“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完善二胎相关配套措施(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仍值得研究。本研究由于样本较小，难以完全避免误差问题，且调查问卷设计可能存在一定缺陷，使本研究具有一定的预测性与局限性，提出的发现和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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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influence factors on willing of the second child of women with one -child under the universal two children policy in some regions of Jinan city

LI Chuansong，LIANG Su

Jinan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Shandong Province ,25000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willing of the second-birth of women with one-child under the universal two children policy an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factors.Methods: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among 800 women with one-child from 4 areas of Jinan city based on stratified multistage sampling method.The second child intentions were explored by simple questionnaires combined with semi-structured case investigation,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second child intentions were analyzed.Results:A total of 78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The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wanted of women was 1.82.237 women (30.2%)wanted the second child,and 548 women (69.81%)had no willing to the second child.Single factor combined with Logistic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of women,high-risk pregnancy when the first child,the delivery mode of the first child,age of the first child,the family income monthly,the resident area,and the family type we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second child (P <0.05),while the educational level,the gender of first child,the employment situation,and the natur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ad no influence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second child (P >0.05).Conclusion:The willing of women with one-child want the second child is increasing to a certain extent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but it is still at a low level.The second child intention is affected by age of women,first childbearing status,economic,social background,and family situation.

Key words Two-child policy;Fertility intention;Influencing factors；Willing to have the second child

DOI: 10.3969/j.issn.1004-8189.2019.04.003

收稿日期： 2018-11-19

修回日期： 2018-12-10

[责任编辑：董 琳]

标签：二孩政策论文;  生育意愿论文;  影响因素论文;  二孩意愿论文;  山东省济南市妇幼保健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