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理关注长沙国企改制 中央调查组指点迷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组论文,指点迷津论文,长沙论文,中央论文,国企改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此时此刻，湖南长沙市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子敬仍在为公司的6000万利润如何分配犯愁。
这6000万是公司去年获得的纯利。按理说，公司去年从国有企业转变为职工持大股的企业之后，这些钱毫无疑问可以“按股分红”。如果这样做，胡子敬理所当然成为公司改制后最大的受益者：在友谊阿波罗8000万总股本中，胡占了500万股，可以分到375万元。
出乎意料，胡子敬明确表示不拿这375万，并呼吁其他职工也不要分光这6000万。他说，当初公司改制的初衷是为了寻求发展，一有赢利就分掉，显然不利于企业的下一步发展。
胡子敬的理由是，公司现在仍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所谓“内忧”，就是本土连锁商业企业不断涌现，在友谊阿波罗改制前的一年里，长沙便冒出20多家这样的企业，新增网点230个，单店营业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达5家。“外患”指的是家乐福、麦德龙、沃尔玛等跨国巨头先后进驻长沙。
友谊阿波罗“变身”
长沙市副市长向力力说，在“内外”两种力量夹击下，长沙旧有的商业格局完全被打破。素有“长沙商界五虎”之称的中山、东塘、晓园、友谊、阿波罗，只有友谊和阿波罗合并撑到今天。中山和晓园百货大楼则早已负债累累，东塘百货大楼也在这场裂变中被迫收缩战线。
胡子敬说，友谊阿波罗如果按原有的机制继续发展下去，到他退休时估计经营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尤其是入世之后会有更多外资企业涌入的危机，不得不让胡重新掂量一番“大动手术”的必要性。
长沙市经委副主任罗放良说，作为百年老字号，中山百货败下阵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改制太晚。当长沙市有关政府部门得知中山负债5亿的惊人事实后，曾多次催促其尽快改革，但由于管理层犹豫不快，失去了最好时机。
不过友谊阿波罗早在1999年底2000年初，就迈出了改制第一步。当时长沙市政府在同一时期先后出台两个正式文件，即被社会广泛流传的“29号和3号文件”推动长沙市众多国有企业加快以“两个置换”为中心的改制步伐。当时长沙市选取了湘江涂料、通大、友谊阿波罗这三家“优质国企”作为改革试点。其中，友谊阿波罗是一家超大型国有商业企业，员工5000多人，1999年公司销售额18亿元，居全国第六位，经济效益5000多万元，居全国第七位：通大是国家1000户重点企业、全国最大500家机械工业、长沙市重点扶持10户优势企业之一；湘江涂料则连年被列入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位居长沙市前列。
根据长沙市29号和3号文件精神，长沙市财政局、经贸委、国资局、体改委等10多个部门经过核对企业原始资料，确定友谊阿波罗进行资产界定和核小、核转、核销后，总股本8000万股，其中剔除土地使用权后的经营性国有净资产2900万元，按1:1的比例折为国有股投入，内部职工出资认购2600万股，由总经理胡子敬、公司领导层成员及外来股东出资购买个人股2500万股。
通大和湘江涂料的资产运作方式也颇为相似：通大1999年末净资产评估值为42225万元，减去土地资产32850万元、非经营性资产883万元、五项提留2224万元，进入股改后的企业净资产为6267万元，其中界定为国有资产1800万元，集体资产为4467万元，所占比例分别为29%和71%。
湘江涂料被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为7000多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1500多万元。按照29号文件“集体资产可以量化到人”的规定，“湘江涂料”将绝大部分集体资产按“1:1.88的比例配售到人。国有资产有1/3（约500万元）转入新公司股本，余下1000万元左右，按照“对竞争性领域和一般行业，职工可将国有产权一次性买断；一次付款的，可实行50%的优惠”的规定，由职工用500万元“买断”。改制后，公司总股本6000万元，国有股占6%左右；社团法人股（集团资产未量化的部分，由工会持有）占11%，社会法人股（通大等三家企业各购股60万）占3%，职工个人股占80%。
与此同时，三家企业通过“两个文件”精神把职工的身份置换过来。另外，通过改制，3家企业和经营者都持了大股：通大总经理吴京生，购股100万，按1:1.45的配送后实际持有245万股；湘江涂料总经理许荣怀，购股100万，按1:1.88配送后实际持有288万股；友谊阿波罗总经理胡子敬，认购个人股500万，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
罗放良说，尽管“两个置换”在中小企业已不新鲜，但将其延伸到国有大中型企业，长沙市三家试点企业当时还是很费了些踌躇。按1999年期末会计报表，三家企业剔除土地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后的账面净资产均超过1亿元，“置换”难度可想而知。
“总经理年薪72万”
友谊阿波罗党委副书记廖小明认为，友谊阿波罗尽管从1984年以来国企改革的各种形式都尝试过，发展势头尚可，但每一次改革基本上是“换牌子不换机制”，企业用工机制不活、分配机制不公等问题，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企业的发展。“只有这一次改革，算是最为彻底”。
友谊阿波罗新闻中心经理万海红的一番话，勾勒出了公司改制后胡子敬想在湖南乃至全国商业圈做一番事业的雄心。万海红介绍公司改制后的调整一单接一单：经营班子由13人减到3人，干的事却胜过以往几年。
新公司的扩张力度也相当“激进”：先是在9月28日搞了一家“家润多”朝阳区超市，接着车站店、芙蓉店、衡阳店和高桥物资中心陆续开业。公司还计划5年内在全国设立15家分店，销售目标50亿元。另外，新公司在2000年还果断“触网”，建立"9448"网站，公司经营的6万多种商品、6000多家供货厂家均在网上实现交易。万海红透露，这一业务新公司正在筹划打包上市。
友谊阿波罗办公室主任廖永红说，“家润多”总经理许英豪的年薪高达72万，这在旧机制下几乎不可能。但只要想一想，新开张的“家润多”超市日均营业额达70万，大家也就心服口服了。
改制第一年，友谊阿波罗取得22亿的销售收入，纯利6000多万。与友谊阿波罗同时进行改制的另外两家企业也取得了骄人业绩。其中，湘江涂料取得2000多万利润，通大也有300多万的利润。
中央派来了调查组
今年5月，中央派了一个调查组，由国家经贸委脱困办公室副主任周放生任调查组组长，对友谊阿波罗、湘江涂料、通大这三家企业进行为期10天的调查。最后，湘江涂料和通大被责令整改，友谊阿波罗的改制则得到了肯定。
调查组同时作出了一份《关于长沙市两户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长沙市经委副主任罗放良一脸平静：全国不少地方都在这样操作，长沙市只是把改制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写进了政府文件。不过，罗同时承认“长沙市走了弯路”。
这份调查报告明确地概括了长沙湘江涂料和通大两家企业改制中所走的弯路：第一是把国有资产界定为集体资产；第二是把界定的集体资产无偿量化给企业职工；第三是把国有资产打折卖给职工。
周放生解释说，长沙进行改制的国企普遍采取了上述三种典型手法，但这不是市场行为。从一开始它们就没有把国有资产拿到产权交易中心去规范操作。
其实，这已是周今年第二次下长沙调查。今年1月15日，周放生以个人的身份到长沙。周回忆说，当时是以个人名义进行调研。“我在魏杰的研究所里当副所长，对这种企业改制题材当然感兴趣”。
经过连日走访，“特别是和通大总经理吴京生和湘江涂料总经理许荣怀的一番深入交流，收获不小。”调研结束后，他首先肯定了两家企业的做法大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操作不够规范。
周放生为此打了个有趣的比喻：“这就好比一个人要到天安门去，我绝不会不让他去，但是他却往石景山的方向走，那我就会指出他的路径偏差。如果不指出这种偏差，他就永远走不到天安门。”
周放生说，长沙市政府为此还专门作了一个报告，送到省里备份。
朱总理亲作批示
回到北京之后，周放生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朱总理作了一个简短的汇报。朱总理立即作了批示，大致内容是：要正确把握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包括实行股份制在内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和发展路子；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解决倾向性问题，不能把国有企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笼统地看作是“国退民进”，不能把国有资产无偿或变相无偿量化到个人，并美其名曰改革激励机制。这些提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方针、政策，千万不能刮这个风。
随后，朱总理指示国家经贸委立即组成一个调查组，对长沙市企业改制进行调查。5月12日，调查组一行3人到了长沙市。周放生说：“我们在长沙就把结论定了出来，长沙市对这个结论没有任何异议。”
报告到了朱总理那里，朱总理给出的批示是“完全同意报告结论，建议转发全国报纸”。
包括公用事业市自来水公司在内的11家企业，本来已向长沙市政府提出了“两个置换”的改制申请。但在调查组进驻之后，这些公司的改制进程已经暂缓。
罗放良说，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精神对29号和3号文件作了相应的修改，具体来说就是取消了被调查组批评的三条内容，而且新文件已经发到要求改制的企业手里。罗透露，长沙市已经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工作组，准备对通大、湘江涂料两家企业进行整改。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湘江涂料厂门口的厂牌，已经被人用木板档住“股份”两个字，通大公司名称中也没再冠上“股份”两个字。
现实主义的选择？
改革要支付成本，这个道理人人知道。作为长沙市国有企业改革课题研究组的负责人，湖南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聂正安认为，长沙的意义，就在于它作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
长沙市副书记欧代明对这场改革所持的态度是“国有资产不动就是最大的流失，合理、正常的流动必然会增值。”而当地经贸委的统计资料披露，长沙市现在面临的情况是，410家预算内企业，停产的有一半之多，涉及4万多职工。
采访中，罗放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改革有个时机问题，错过了很难再回过头来走。比如有的企业，前两年效益还不错，认为没有改革必要，现在却陷入亏损“泥潭”。几年前，长沙市在探讨国有企业改革时，曾提出要在企业设置一条破产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就是不要等到零资产后再去破产，而要剩下一块资产使退离休的工人能有钱发，在职的工人能再就业。现在许多企业早就越过这条警戒线了，净资产都没了。
周放生认为，这正是长沙市认识上的不完备之处。他说，这次中央派调查组，为什么肯定了友谊阿波罗的做法，主要还是友谊阿波罗没有向职工配股，国有资产也没有打折转售给职工。
周放生强调，“两个置换”要量力而为，分步进行。通大和湘江涂料的职工明明没有这么多钱，就不要一门心思想着控股企业，可以用他们逐年累积的利润分红，慢慢置换出企业股份。他说，调查组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全国有40多个地方到长沙“取经”，一旦长沙的做法扩散开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一个事实是：在更早时候就开始国有企业改制尝试，并大力推行“两个置换”的部分省市官员，大都升了职。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黄钙。）